论西方国家虚拟资本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国家论文,新发展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进入90年代以后，各国货币本身的虚拟性和证券业的迅速膨胀结合在一起，不断造成泡沫经济、过度投机等等，它们对正常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越来越大。特别是近年来金融衍生物的迅速发展，使许多世界性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卷入了国际性的投机活动，并造成了一些大银行的倒闭。一些西方经济界人士已经在探讨国际货币体系崩溃的可能性。实际上，发达国家银行业近年来的过度投机倾向，只是国际货币体系基础不稳的一个表层原因，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当代各国货币的虚拟性发展与虚拟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对各国经济正在产生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因此而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从本质上认识虚拟资本和货币虚拟性的新发展，研究这二者怎样结合在一起对经济发生影响，对我们制定政策，控制经济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虚拟资本的新形式——“三类”和“四类”虚拟资本
1.虚拟资本的定义及其传统类型。马克思在使用“虚拟资本”一词时，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一笔资本（包括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双重存在，第二种情况则是指一笔资本的双重以上的存在，即三重、四重等等的存在。几乎所有可交易的证券（包括可转让储蓄存单）都符合上述第一种情况，它是虚拟资本概念的基本含义。因此，我们将虚拟资本定义为：同实际资产相分离的，本身无价值却可被作为“商品”交易的各种凭证。为了研究虚拟资本与实际经济活动的关系，有必要按其虚拟程度的大小进行分类。我们对虚拟资本进行分类的标准是判断证券与实际运行资本相关的密切程度。
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都直接代表一笔实际资本（或货币资本，或商品资本，或生产资本），我们将它们称为“一类虚拟的资本”。一类虚拟资本是直接代表实际资产并始终与实际资本共存的各种证券，包括：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和公司的短期商业票据。
政府债券与公司债券不同，它直接代表一笔货币资金，但这笔资金却因用途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政府开支，属上述的“一类虚拟资本”；第二类是用于非生产性的政府开支，它不是自行增殖的资本。它将成为总需求的一部分被花掉，不进入价值增殖的实际生产过程。这部分资金被政府花掉后就不再存在了，但政府债券却依然存在，并仍保持着价值增殖的外衣。这时，政府债券连同它的增殖就纯粹是一种虚构，政府债券比公司债券有更大的虚拟性。我们将这种最初代表一笔资金，尔后这笔资金进入非生产性领域被花掉的证券称为“二类虚拟资本”，它包括政府债券的绝大部分和其他以非生产性开支为目的发行的证券。
2.虚拟资本的新形式。在西方国家证券化和衍生物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发展了的虚拟资本形式。例如资产证券化中的“重新打包”（repackaging）业务，将一些低信用等级的证券组成一组，加入新的较高信用等级的证券并用其做为抵押发行新的债券，新债券的发行不但可以改变证券的期限，而且可以通过对原有证券的买卖随时调整证券组内的证券种类和数量。新发行的证券是在原有证券的基础上发行的，它们是虚拟资本的虚拟资本。我们将这种虚拟资本的虚拟资本称为“三类虚拟资本”，它们与原有的证券一起代表同一笔货币资金。这样，一笔资产就有了三重存在。一是实际资产，它可能是生产性的也可能是非生产性的；二是被捆成一组的证券；三是以这组证券为抵押发行的新证券。在证券化的过程中，许多收入流（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抵押贷款和信用卡贷款等）都被证券化了。贷款已经被用掉，买了房屋、汽车或其他消费品，借者将用其收入分期偿还贷款。以这种收入流为抵押的证券并不代表任何实际资产，既不代表物化的资本也不代表一笔投入生产的货币资本。它们同政府债券一样，是纯粹幻想的。即使对住房、汽车抵押债券也是一样，这种资产抵押债券并不代表物化资产，而是间接代表一笔贷出的资金。物化资产是用这笔贷款购得的，且已进入借款人的消费。物化资产的价值会逐年减少，而据此发行的债券却保持着价值增殖的外衣，这一增殖与实际资产无关，只与借款人的收入或还款能力有关。
在衍生物出现以后，虚拟资本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首先是金融期货。股票和债券的期货合同不仅是虚拟资本的虚拟资本，而且是“无中生有”的虚拟资本。因为在期货交易中，多数交易（98%左右）是根据金融资产的价格涨落支付其差额。无论是买者还是卖者，绝大多数不必真的拥有合同中规定数额的证券，也不必在交易清算时真的买入或卖出这种证券。因此，这类投资被称为杠杆投资（leveage investment），也是一种投机性的投资。交易双方不过是为证券的涨落打赌。其次是衍生物的发展了的形式：指数期货、期权等交易。交易双方甚至抛弃了金融期货那种纯粹“幻想的交易”的外壳，就股票指数等等的涨、落打赌。交易的东西本身是什么已经不重要的，甚至有无东西交易都无关紧要。我们将这种无交易物的交易合同或凭证称为“四类虚拟资本”。它们是始终无任何对应交易物的虚拟资本。
我们已经将虚拟资本分为四类。其中，前两类是旧有的虚拟资本形式，后两类是虚拟资本的新发展，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二、第三类虚拟资本
我们将根据一组证券抵押而发行的新证券归为第三类虚拟资本，它们是虚拟资本的虚拟资本，是一笔货币资金的第三重存在。在80年代兴起的证券化过程中，一切较稳定的收入流都可以被证券化，包括将各种抵押货款（住房、汽车等）证券化和银行、企业各类应收款证券化。在资产证券化ABS（Assets－Backed Securities）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将一些有价证券作抵押发行新证券，这是典型的“虚拟资本的虚拟资本”。另一种是将不可转让的金融资产证券化。例如住房低押贷款的证券化。借款人与金融机构签订一份合同，金融机构贷款给借款人购买房屋，借款人以所购房屋作抵押承诺分期偿还贷款。房屋抵押贷款机构根据此项合同便可得到不断流回的（包括本、息）还款。对于经营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来说，它贷出的资金将被长期占压。如果以抵押贷款合同再作为抵押发行债券，就可以在贷款到期前就收回这笔资金，避免资金的长期占压。抵押贷款合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可转让证券，但它们仍然是虚拟资本。因为：第一，该合同虽无价值增殖的内容，却有价值增值的形式；第二，虽然有房屋作抵押，抵押贷款合同却不代表住房（它由房契代表）这一物化的资产，而是直接代表一笔贷出的资金；第三，这笔资金已经用掉，还款的实际保证（亦即价值增殖的形式）不是所抵押房屋的价值增殖，而是借款人持续不断的收入流。根据抵押贷款合同发行的证券实际上是间接代表一笔被用掉的、不存在的资金。对于那些直接以收入为担保的贷款的证券化就更明显。例如，信用卡贷款的证券化，作为抵押的贷款合同并无实际资产作抵押。其他ABS也是如此。可以说，80年代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实际是虚拟资本创造虚拟资本的过程。
1.第三类虚拟资本与实际资产的关系。先考察ABS中与生产活动有关的资产证券化。例如，银行将一些长期贷款（银行应收款）组成一组抵押资产发行新的债券，假定银行用作抵押的这些长期贷款合同是同生产性企业签订的。这就是说，这些新证券只是间接代表投入生产领域的一笔资金。所谓间接，第一是说它是那一批贷款合同的代表，而不是贷款的代表（贷款的代表是贷款合同）；第二是说它并不代表某一笔贷款合同，而是代表一批贷款合同，是贷款的某种集体组合的代表。从技术上说，这是减少风险的一种金融技术，从本质上说，这是借贷关系社会化在证券业上的进步。与普通的企业债券不同，普通的企业债券是直接代表一笔进入生产领域的资金。它的偿还与该企业的经营直接相关。而上述的这种ABS则代表许多进入生产领域的资金，这种新债券与许多企业，甚至与许多行业的经营相关联。这是证券业的进一步社会化。过去是一个企业面对社会通过证券筹资。现在是许多企业共同对社会筹资。
同传统的银行贷款相比，上述这种ABS也代表着借贷关系的进一步社会化。银行一方面面向社会吸收存款，另一方面也面向社会贷款。它已经具备社会化的特征。但是，由于储蓄大部分是不可转让的，这就限制了筹资的社会性。证券是可以转让的，这就使筹资更具社会性。持有证券的并不始终是一个投资者，只要证券被持有，就意味着社会上始终有投资者。证券的二级市场为这种借贷关系的进一步社会化提供了途径。银行发行的定期可转让存单和银行各种应收款的证券化都是一种社会化的进步。当然，这种进步还伴随着资本的进一步虚拟化。
让我们再来考察与生产资本无关的ABS与实际资本的关系。例如，信用卡贷款抵押证券和汽车抵押证券。这两种证券都间接代表一笔贷出的资金。而这笔资金进入的是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只不过前者大多进入一般消费领域，后者进入耐用消费品领域。从本质上说，这类证券的增加，意味着消费的增加。它并不增加社会的资本存量，因此也不具有价值增值的内涵。借款人可能是医生、律师、警察、工人和其他职业者。他们的收入不但与他们的工作业绩有关，还与他们行业的景气状况有关。将这些人的贷款合同组成一组来发行债券，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债券的偿还与整个经济状况更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贷款已经被花掉，借款人凭收入还钱。当把许多借款人组成一组时，偿还就与这些人从事的各种活动有关，这是这组贷款合同的实际内涵，依据这组贷款合同发行的债券也就间接地依赖于这组借款人的经济活动。
80年代的证券化，使虚拟资本进一步发展了它的虚拟性，它距离个别实际资本越来越远，却与整个经济活动的距离越来越近。按马克思的用语，就是与“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可以说，80年代的证券化过程既是虚拟资本创造虚拟资本的过程，也是虚拟资本运动进一步社会化的过程。
2.第三类虚拟资本的虚拟性。在ABS的发展中，我们已经分不清新发行的证券代表哪一个企业，或哪一个行业；也分不清它与哪一类职业的收入更密切，当我们按照传统，把证券与个别实际资本的关系看作其虚拟的衡量标准时，这种虚拟性是日益增大了，这种增大的虚拟性来源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第三类虚拟资本间接代表一笔贷出的资金，而货币连同货币金融机构的经营资本都带有相当大的虚拟性。因此，虚拟资本在当代的虚拟性增长，有很大一部分与当代货币金融体系的虚拟性有关。这使得有价证券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的货币政策及各种金融管理措施有比过去更密切的关系。第二，第三类虚拟资本与贷出资金的间接关系使它与个别实际资本的关系更疏远。它与传统企业股票、债券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它不再与某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相关，而是与许多企业的平均经营状况相关。
三、第四类虚拟资本
各种金融衍生物，期货、期权等交易合同称为第四类虚拟资本，它们的买卖大多是支付价格差额，而不是进行全额交易。其中最突出的是指数期货交易，它们是虚拟资本的最高级形式。作为投资，它具有盈亏的外表，却没有实际投资，甚至间接投资那种盈亏的内容；作为交易，它有买卖的幻想形式，却没有买卖的内容。它把投资和交易高度简化了，贱买贵卖的商业原则在这里简化成了纯粹的差额支付，只要盈亏而不是买卖，只要投资的结果而不要与实际经营活动有任何牵连。对于投资者来说，衍生物交易是一场高风险、高收益的赌博；而对风险避免者来说，它又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衍生物把冒险者和风险避免者拉到一起，这使得经营各类金融衍生物的金融机构增加了一项新的职能，它们不仅是借者和贷者的中介，也是风险避免者和冒险者的中介。这种新的中介作用，不仅存在于外汇市场上，而且已经被扩展到了一切证券以及其他存在价格波动的领域。
衍生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资产的期货、期权合同，这是一种初级衍生物，它们还保持着个别金融资产交易的形式；另一种是各类指数期货、期权合同。它们在形式上也不再保留与任何个别资产的联系，是一种高级衍生物。
1.衍生物的初级形式与实际资产。在80年代以前，期货市场中的商品期货占压倒优势。80年代，金融期货迅速扩大，到80年代中期，金融期货已占期货市场的压倒优势。例如，在美国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1974年金融期货只占其交易总额的4%，到1986年，猛增到85%。金融期货与商品期货不同，它们距离实际资产更远，虚拟性更强。
首先，一份某种股票或债券的期货合同或远期买卖合同只是对未来买卖一定量该种金融资产的承诺。这一合同并不直接与股票或债券代表的实际资产发生关系，它只是间接与某种实际资产发生关系。就这一性质看，远期合同首先是虚拟资本的虚拟资本。其次，这种间接代表实际资产的性质也是虚拟的。因为它只是名义上代表某种金融资产或名义上间接代表某种实际资产。无论期货还是远期合同多数并不实际交割。那些远期合同多数在到期前就以相反的远期合同抵偿前一份合同，以实现其盈利或避免进一步损失。在一份最初订立的远期合同到期以前会有若干次方向相反的合同订立，以期相互抵消后取得差额。实际交割的数量只占合同总量的大约2%，98%的远期合同是为了取得价格差额。期货合同则更是如此，在一份期货合同订立之后，不但可以在其到期前订立相反的期货合同，而且可以在二级市场随时买卖以实现其盈利或减少损失。
但是，期货还保持着与个别实际资产的最后一点联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期货交易起着“尽快暴露现货价格”的作用。期货价格由于受到更多的个别实际资产以外因素的影响而有相对独立的价格决定过程。对于金融期货，即各种证券的期货合同来说，证券本身已经有相对独立的价格决定过程，这就使它们与实际资产的联系进一步削弱，对于商品期货，这种联系就要密切一些。因为商品期货交易只是商品现货交易的第一步虚拟化。因此，上述分析只适用于金融期货，当然也包括外汇期货。
股票和债券的价值增殖和价格决定已经相对独立于实际资产的价值增殖运动。它们的期货交易又相对独立于它们的现货交易。在股票债券等虚拟的价值增殖运动中已经加入了大量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因素，使这种运动只是部分地与个别实际资产相关，更多地与整个经济状况和金融状况相关，期货则进一步加入了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使它的运动更依赖于社会的和整体经济的状况。期货和期权交易是金融资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它们的运动更依赖于整个经济的状况。它们本身也起着平衡现在与未来，减少现货价格波动幅度等社会性的职能。
2.高级衍生物与实际资产。80年代以后出现的利息率期货，股票指数期货和物价指数期货交易是衍生物的高级形式，也是虚拟资本的最高级形式，它们根本割断了与任何个别实际资产的联系。
指数期货的价格是将价格指数一个点乘以一个规定的系数。例如每一个点规定为500美元，当该指数由200变为201时，它的价格就由100000美元变为100500美元，在指数为200时买入指数期货的投资者就有500美元的盈利。显然，它只是将价格指数扩大若干倍假想为期货的价格。指数期货实际上没有价格，也没有相对独立的价格决定过程。它的价格决定因素是决定价格指数的所有因素。指数期货和利息率期货是彻底摆脱了实际资产而只与整个经济状况有关的虚拟资本。与股票和债券不同，指数期货的资金自始至终滞留在金融市场，而股票和债券至少在发行时会有相应的资金进入实际生产或商业流通领域，指数期货则与实际资产无关。
四、实际经济、货币与虚拟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详细论述了商品的内在矛盾怎样孕育并发展为整个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今天的虚拟资本正是商品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在矛盾继续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指出，商品具有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发展做了极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货币的产生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品内在矛盾的外化。货币产生以后，商品的内在矛盾获得了一种外在的表现，一边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另一边是价值独立化的表现形式货币。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还是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的时代。马克思只是指出了货币向纸币这种价值符号发展的趋势。马克思指出的这一趋势在他去世以后逐渐发展成现实。先是在各国国内，贵金属退出流通，此后，在国际支付中，黄金也退出了世界货币。这后一个发展是马克思始料不及的。货币符号化以后，货币的币值决定已经摆脱了个别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不再由黄金的个别生产过程来决定，而是直接由社会总的经济关系来决定。它的价值决定不再是由（黄金的）个别生产过程决定，而是一个彻底的社会过程。它不再是先与黄金发生关系，然后再与国内的整个商品界相对立，而是直接与国内的商品界相对立。这标志着货币的社会属性大大提高了。本世纪30年代人们就已经充分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从全社会的角度对这种符号化的货币——纸币进行宏观控制。二次大战以后，它已经成了一种经济学的普通常识。人们虽然很少提到当代货币的虚拟性，但都高度重视它与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数量关系，马克思本人曾批评过货币数量论，指出货币的价值与其数量无关，但他指的是贵金属货币和可兑换的各类纸币。当贵金属从货币领域退出的时候，货币数量论在原则上就不再是谬误，而是真理。货币既然是价值独立化的产物，它就必然要摆脱个别使用价值对其执行社会职能的束缚。货币是社会的，是所有商品的对立物，摆脱贵金属的束缚，它就能更充分的体现其社会属性。货币的虚拟化是价值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一切可能产生收入的地方都会打上资本的烙印。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如股票和土地，由于能够带来收入，都被资本化了。战后，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纸币的减少和支票的使用增加，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对货币有了更宽的定义，例如广泛使用的M1概念就包括现钞和可开支票的银行存款帐户。这样，货币的符号化更纯粹了，它的绝大部分不是钞票和硬币，而是银行帐户的数字。电子设备的发展，使得支票也变得多余了，各种交易、投资等需要支付货币的地方只要在不同的帐户上转让数字就够了。而且，作为活期存款的一种，贷币的绝大部分（指支票帐户）也由于可获得一定收入而具有了价值增殖的外衣。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各种收入流都被资本化了。人们的工资、利润、利息等收入，只要其中一部分能够定期偿还购买住房、汽车等等的贷款，就可以用来发行债券，这些债权也都披上了价值增殖的外衣。银行的其他贷款、企业的各种应收款，只要还款是有保证的，都可以发行债券，取得虚拟资本的形式。衍生物的发展使我们看到赌赙、投机的活动也被资本化了。虚拟资本在当代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使它一出现就具有社会属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价值增殖的烙印。虚拟资本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脱离实际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提高对社会经济整体状况依赖程度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生产和价值增殖的二重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物质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也在外化，价值增殖过程越来越取得了独立化的表现形式——虚拟资本的价值增殖运动。在实际经济活动之外，货币从交换媒介发展成虚拟的价值符号，并成为控制整个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力量。虚拟资本也从实际经济的附属物发展成社会总资本相对独立的代表。同货币与商品和劳务之间的数量关系一样，虚拟价值增殖与实际价值增殖之间也存在着至关重要的数量关系。这两个数量关系结合在一起对实际经济产生着重大影响。如同对货币数量的控制一样，对虚拟价值增殖运动（证券和房地产的炒作）也需要有一个数量上的控制。而且这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又要求对其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精确的测定和严格的控制。这必将成为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新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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