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归庄的狂行怪性及文化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性及论文,文化论文,论归庄论文,狂行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归庄的狂行怪性主要体现为狂狷、豪放和倔强等几种形式，从不同方面折射出诗人的特殊心态。狂狷作为归庄独特文化品格之象征，包含着两重性，即行性之狂与诗文之狂，它们构成了归庄文化品格的两大支柱。其成因除了明末清初特殊的文化氛围的浸染外，与吴地文化“傲诞”流风的沾溉也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归庄 狂行怪性 文化品格 明遗民文化 吴地文化
在清初诗人中，归庄曾以其狂行怪性活跃于当时的遗民社会。归庄之狂行怪性体现为狂狷、豪放和倔强等多种形式，从不同方面折射出诗人的特殊心态，也标志着一种文化品格。归庄之狂，既是明中叶以来吴中狂士文化精神的延续，又是中国古代狂士文化传统在明末清初特殊历史环境中的独特表现。
归庄，一名祚明，字玄恭，号恒轩，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享年61岁。归庄出生时，正是晚明社会内忧外患、急剧动荡的年代。他于14岁补诸生，以后屡困场屋。17岁时与顾炎武参加了复社。1644年明朝灭亡时，他已32岁，曾参加过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明亡后一度亡命为僧，晚年多寄居僧舍，贫穷孤独，保节而终。
正是这样一个貌似平淡的人，在当时却曾以诗、书、画创作的高超技艺，以其狂行怪性及坚强不屈的节操焕发过夺目的光彩，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在有关归庄的生平资料及他本人的诗文作品中，记载最多的便是诗人的狂行怪性。但如果仔细爬梳归纳一下这些材料，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归庄的狂行怪性无非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是狂。朱彝尊《静态居诗话》载：“归恒轩庄好奇，世目为狂生。尝题其斋居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问其人嚣嚣然也。”王应奎《柳南随笔》也说：“昆山归玄恭先生，狂士也。”全祖望《题归恒轩万古愁曲子》甚至说归庄“书淫墨癖，竟以佯狂终身”[①]。类似记载很多，但多流于表面化，只注意到归庄狂态的表象，并未揭示出其狂态的实质。归庄本人对其狂行也有充分的认识，并且在诗文作品中多有反映。其《与潘用微先生书》即云：“平生岳岳，目空一世。”[②]《感怀和友人韵》其二亦云：“自多慷慨志，不为俗情牵。”归庄生平喜饮酒、赏花、谈禅，在饮酒、赏花、谈禅时均狂气十足。王德森《昆山明贤画像传赞》在肯定归庄为人豪迈尚气节的同时，对其佯狂之因似有所揭示。他说归庄“既遭家难，遂弃儒冠，浪迹江湖间。尝南渡钱塘，北涉江淮，所至遇名山川，凭吊古今，辄大哭，见者惊怪，而公不顾也”。这与归庄《自订时文序》中的观点可相互印证。归庄之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有着较为独特的原因。
其二是豪。归庄性豪迈，尚气节，仗义执言，不拘小节。清兵南下，攻占昆山城后，归庄曾鼓动士民杀死县丞阎茂才；顾炎武与叶方恒构难，归庄写信谴责叶方恒；钱谦益身后家难作，不保妻子，归庄写信责备钱曾；晚年与汪琬争校《归太仆集》，书信往还，争辩不已；金圣叹批《水浒传》、《西厢记》，归庄认为他坏风俗、惑人心，在《诛邪鬼》文中甚至说：“但恨杀之不以其罪尔”。他有时“酒后悲歌，旁若无人”，有时“谈笑风生，倾其座客”。在归庄诗文中表-+达其豪迈性情者甚多。
归庄常常以豪杰自命，追求一种英雄慷慨的豪逸气象。在他青年时的狂放不羁中，已隐含着一种英雄浪漫的本色：“我有救时策，他日献天子。”（《生日自述》）国难家祸前后及明亡以后，这种英雄气象表达得更为充分：“闻道边臣频献捷，雄心欲拟赋从军”（《元日》）、“平生壮气欲凌云，醉后频看手指纹”（《次韵和御史大夫练公解嘲》）。归庄的英雄豪气皆由“大不幸”的现实而生，绝非泛泛的功业梦想。当然，归庄青年时即喜谈兵戎之事，常登高临险，指画地理形势，“有邓艾指画营垒之意”（《列郡舆地图记》）。鼎革之后，这种抱负正好与恢复之志融会化一。据钱谦益《归玄恭恒轩集序》载，归庄与他“论文未竟，辄纵谈古今用兵方略如何，战争棋局如何，古今人才术志量如何”[③]。因此，钱氏说他“圣少狂多”，并以诗记其壮志与狂言：“韬钤经握奇，扼塞图地理。棋局画兵符，酒旗树戎垒。”[④]明亡后，归庄曾自比于中兴汉室的云台诸将，并认为自己的才能、遭际与28将之首的邓禹差相仿佛，说：“投笔杖剑之志，无日无之”（《与吴鹿友阁老书》）。在《古意》12首中，他咏豫让、荆轲，认为他们“无论事成败，千古垂英声”。显然是借古代豪杰以自喻。
归庄的英雄豪气曾得到不少朋友的认可。顾炎武曾把他比作善将兵的韩信：“世无汉高帝，饿杀韩王孙……时人未识男儿面，如君安得常贫贱！读书万卷佐帝王，传檄一纸定四方。”[⑤]阎尔梅则以马援、霍去病比归庄，叹其“一生谈剑不封侯，床头笑煞《阴符经》”[⑥]。这种陪伴归庄一生的豪逸之气反映到他的诗作中，自然形成了极富特色的英雄气象：“击楫非无志，揭竿但有身”（《哭陆幼余秀才》）、“中华七万里，何地无人杰”（《古意》）、“已见几人击楫去，乘风不怕楚江深”（《口号四首》其一）。而这种英雄气象又与诗人“发愤著述”、“诗穷而后工”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其《张公路先生诗集序》曰：“豪杰之士，抱用世之略，不幸遭时不造，槁项衡门，不得已而以诗自现”，并在《咸大咸诗序》、《费仲雪诗序》等文中对这一观点反复申述。可见，组成归庄狂行怪性的豪逸之气，不仅使归庄诗论自觉地追求英雄气象，而且进一步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
其三为倔强。徐坊《居易堂集·与吴瓶庵书》说：“玄老性素倔强”。徐坊为归庄好友，他对归庄个性的揭示，可谓一针见血。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⑦]于“康熙七年”条下载，归庄曾与季振宜商刻《归太仆集》，后见季氏富而不礼，决然离去。他对自己的怪行、倔性、狂言曾有充分的认识：“有口自须言，非过何由改。”（《顾宁人去冬寄诗次韵答之》）这是一个倔强不屈的灵魂，他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争强好胜，而且在明代灭亡后固守气节，贫而弥坚，至死不屈。诗人的行性与生存环境有着尖锐的矛盾。据乾隆《昆新志》载，归庄“生平最善顾炎武，以博雅独行相推许，而俱不谐于俗。里中有归奇顾怪之目”。钮琇《觚腾续编》曾说归庄结庐于墓旁，自题其草堂曰：“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这尽管是对眼前处境的写实，但又何尝不是诗人生存的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呢？归庄在《闻诅》中尽管是以调侃的口吻写一种误传，但从乡人多次认为他已死去的传闻，可见他与这个环境是多么不协调。不难看出，狂行怪性掩盖着的竟然是一颗矛盾痛苦的心。
归庄的狂行怪性，首先是时代对诗人人格的扭曲。归庄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也即所谓“先王道丧”、“天崩地解”的时代。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传统知识分子看来，清之代明，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标志着传统文明的沦丧。军事的征服只是表层现象，而最深层次的征服则是文化的征服。所以，明亡之后，许多知识分子毅然肩负起汉文化救亡图存的重任，首先在人格上树起一座永不屈服的丰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初遗民正是汉族文化人格最典型也是最优秀的代表。而清兵下江南时的残酷暴行的确令人触目惊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尤其是昆山血战，给归庄他们的心灵留下了永远难以弥合的创伤。象征着民族同化与征服的“剃发令”，在宋明理学，尤其是东林气节有着深厚积淀的清初遗民身上，实在太难推行了。
清兵下江南时，归庄一家5人死亡，4人下落不明。作于明亡前后的诗文中，归庄一再说：“兄女没兵间，门户多伤残”（《述感诗》），“男女五人皆离散”、“先君衰年遭家祸，愁痛得疾，亦以九月壬子捐馆”（《二烈妇传》），“三世存一身，形影渺孤单”（《述感诗》）。国祸家难的重创，归庄实以一身承之，而老友殉难的消息又时时传来。现实留给诗人的并不是二难抉择，而是很自然地把他推向了一条不合作的道路。
明朝灭亡时，士大夫们所面临的抉择是多样的。归庄他们的上一辈人，生命本已濒临尽头，选择死亡、以身殉国似乎是情理中的事。如刘宗周等人明亡后绝食而亡，便是非常容易的选择。而归庄的下一辈人明亡时年纪尚小，亡国之痛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多深的体现，因此，选择出仕也无可非议。这样一来，在出处抉择中最困难的便是归庄这一辈人了。在他们面前摆着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向任何一条道路迈出一步都会决定其终生的命运，甚至成为一种人格类型的代表。要么做贰臣，要么做遗民。然而，严酷的现实根本没有给归庄留下考虑的余地。
合作已无可能，反抗又无力，也不现实，诗人只能怀着一颗矛盾痛苦的心，借品酒、赏花、谈禅，靠歌哭无端、高谈阔论来排遣胸中的郁闷与不平。打开《归庄集》，饮酒、赏花、谈禅诗文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归庄643首诗歌中，咏花之作多达107首，占创作总数的1／6，在清初诗人中首屈一指。而饮酒之作更是随处可见。一方面桀傲不驯、郁愤难平，另一方面又歌哭不已、狂怪异常，这是当时遗民社会文化人格的另一种类型。
对于自己的心性，归庄曾有过清醒的认识。他在《答梁公狄》中说：“弟向来猖狂自恣，大言欺人，中实无有；近殆追悔昨非，略思究竟实学。”其中尽管不乏自谦之意，但说自己“猖狂自恣”，却是实情。归庄还创作过14首《病中杂诗》，分别以老、病、迂、呆、狂、怪、顽、药、酒、棋、书、画、诗、字为题揭示自己的心态与生存状况。这组绝句今存7首，诗人既描述了“忽惊镜里素丝垂，迟暮难禁烈士悲”（《老》）的凄凉晚境，又表达了“塞儿坠马宁非福，扶杖看云且放怀”（《病》）的旷达胸襟；既有“看来耳目尽聪明，不道痴呆自性生”（《呆》）的反驳，又有“豪气已让少年乐，酡颜差慰垂暮龄”（《酒》）的慰藉。其中《顽》诗更是诗人品性与心态的绝妙展示。诗云：“自命顽夫不复疑，平生举止任人嗤。只今老迈依古冠，不异儿童俎豆嬉。苦恋还磨三尺剑，雄心漫寄一枰棋。千年羞杀马长乐，谁许嘉名伴尔痴？”雄心寄托在狂放的举止里，壮志消磨在奕棋饮酒中。宁可隐居乡僻，寄食僧舍，闭门枯守笔砚，无所作为，自甘老死于野泽，也不肯退让半步。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心境？人生价值的消解与人格价值的实现是同步的。归庄在《与蒋路然书》中曾写道：“初夏偕万年少北渡，千里授经，豪士短气！所幸主人是我辈人，可与共商天下事耳。”“豪士短气”四字，触目惊心。它所揭示的难道不正是诗人郁勃不平而又凄楚苍凉的心境吗？环境造就了诗人狂放的人格，而狂放的人格又与生存环境格格不入。这究竟是诗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但无论如何，归庄狂怪行为及其所蕴含的狂狷矛盾而又愤懑痛苦心态的形成，与晚清易代之际的时代氛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家庭环境的熏陶与友朋的影响也是诗人狂行怪性滋生的温床。归庄一族，自归有光以来虽未有显赫之声名，但均豁达大度，工于诗文。他的祖父归子骏自为太学生后，“屡应举不中，遂绝意进取，以书史自娱。贫而好施，喜宾客，又不事家人生产，以故贫益甚，鬻城中故宅，居于江村。老屋数椽，修竹千挺，闲居课孙其中，自乐也。晚年尤好书，手不释卷，勤于采辑”[⑧]。他的父亲归昌世“十岁能为诗歌，与李流芳、王志坚称三才子。屡困诸生，遂弃举业，发愤为古文词；中年益放意于诗。善草收，更精墨竹。风流儒雅，易直近人”[⑨]。归庄在《先妣行状》中也说父亲“生平落拓”，《噫嘻》其二又说：“我父素高达，任运而乐天。翰墨自娱悦，诗酒颇流连。”正是这样一个家庭，才培育了归庄的艺术天才，工诗文，善草书，精墨竹，与父辈一脉相承而又青胜于蓝。但也正是这样一个家庭，先辈们的直爽大度、风流儒雅深深浸染着归庄；甚至连嗜酒的爱好也遗传下来。
这是一个充满艺术氛围但又日渐衰败的家庭，热衷功名但又屡困场屋的悲剧始终是笼罩着这个家庭的一层阴影。尽管前辈们在一次次失败的打击下“绝意进取”、“遂弃举业”，但他们对归庄一辈仍抱有热望。然而，归庄自14岁补诸生后，仍屡困场屋。特别是清军南下之后，在归庄“三世一身”的情况下，这种悲剧的成分就更浓厚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正常年代里，要让他们放弃科举功名，的确太困难了。但在明清易代之际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里，绝意仕进对归庄他们来说似乎无须过多地考虑。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总使诗人念念不忘。他在《与集勋二篇》中写道：“功名终未肯灰心，尚有一路可走，岂能安坐？”又将自己过去所作时文整理编选，以教学生，还在《自订时文序》中一再申述时文的作用，足见其对功名的热望。然而，说归说，诗人终究没有行动。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只好借狂态来遣散胸中的郁闷。
另外，归庄的朋友中，狂狷之士甚多，这不能不对归庄有所影响。以“归奇顾怪”而闻名的顾炎武，是归庄的挚友，当他在山东章丘桑家庄听到归庄去世的消息后，有《哭归高士》四首，其次章云：“峻节冠吾侪，危言惊世俗。常为扣角歌，不作穷途哭。生耽一壶酒，没无半间屋。惟存孤竹心，庶比黔娄躅。”[⑩]顾炎武不仅理解归庄的狂行，而且更理解他那颗孤傲的心。归庄在《蒋路然诗序》中写道：“丑、寅之岁，余舍馆虞山陈氏，始识梁溪蒋路然，风流倜傥，有拔俗之韵。余素以孤傲得狂名，路然之狂，不减于余，一见知心，引为同调。”蒋路然，名遵路，无锡人，他与归庄一见如故，完全是因为两人狂气相投。慈溪潘用微，寓居昆山以训蒙为业，其人性情怪诞，但归庄见后却初拜为师，继叙为友，最终反目。归庄曾写《叙过》记述这件事：“邑中友人见余平生岳岳，忽师一寻常无为之人，皆以为怪”。另外像“为诗具有奇气，嗜酒，每剧饮必醉，穷困以卒”（《锡金县志》）的顾景文、“性傲嗜酒，善写竹”的左国圻（《昆新合志》）等都与归庄友善。只有在与这些狂狷之士交往时，诗人的狂态怪相才能被理解、被接受，也正是在这个狂士群中，诗人的个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再次，归庄的狂狷与怪诞，除时代重创造成心理失衡进而体现为一种变相发泄外，还与明中叶以来整个社会特殊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吴地文化的“傲诞”流风的沾溉有密切关系。
众所周知，明中叶以来，尤其是晚明以来，整个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孕化和王学左派思想的浸染下，在狂禅之风盛行的文士阶层，狂诞不经之士层出不穷。而在这种特有文化现象散播的各个区域中，吴地无疑具有更加特殊的地位。
明代中后期，吴地经济的发展与吴文化的繁荣是同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文艺思潮、士人心态的变迁。明中叶以来吴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大批极具个性，知识广博，多才多艺而又不乏狂气、痴情的文士大量涌现。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及“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时，已注意到唐寅、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桑悦等吴中才士“傲诞”的共同习尚和个性特征。这些才子型的文士，大多是缙绅社会价值的背叛者。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弱居庠序，漫负狂名”[(11)]，早年已具狂诞的性格；他自己也说：“此生甘分老吴阊，宠辱都无剩有狂。”[(12)]有关祝允明狂诞的记载更多，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四库全书提要》等多有谈及。他自己也承认：“枝山老子鬓苍浪，万事遗来剩得狂。”[(13)]徐祯卿在《复文温州书》中说：“某质本污浊，无干阶之阶；重以迂劣，不谐时态。所以不敢求哀贵卿之门，蹑足营进之途，退自放浪，纵情所如，南山之樗，任其卷曲。”[(14)]文征明也说他年盛气锐时“亦时时窃为古文词，一时曹耦莫不非笑之，以为狂”[(15)]。可见，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吴中文人在当时颇负狂名。
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吴中文士这种狂放不羁的行径对后来吴中文人显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明史·唐寅传》就曾指出：“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轻艳之文才仅仅是一个方面，而放诞不羁的品性的蔓延则更为突出。从归庄的狂怪之行、疯痴之性中，我们不难窥见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吴中士大夫狂狷之风对归庄文化品格的影响。也就是说，狂狷作为归庄独特文化品格之象征，除了明末清初独特文化氛围的浸染外，吴中狂狷文化传统的孕化无疑是较为重要的。
另外，中国古代狂狷之士及其所代表的狂怪浪漫的文化品格对归庄狂行怪性的形成无疑有着涵孕化育之功。
顾炎武曾在归庄身上看到了阮籍的影子。归庄本人不仅多次在《寓言》、《懒梅》等诗中称赞阮籍、嵇康的狂怪行性，而且常常以嵇、阮等狂士自喻。《噫嘻》云：“步兵懒执杯，中散绝抚弦。”《董榕庵招集郊居，同洮侯、得仲、卢文子、沈雪峰用难字》又云：“高朋樽酒慰羁栖，宾主忘形尽阮嵇。”嵇、阮饮酒的狂态、不合流俗的狂行与归庄一脉相承。
在中国历史上，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狂过，李白狂过，“吴中四士”及李贽也狂过。他们的狂行大都是因为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而对现存秩序进行的一种挑战。归庄之狂的确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叛逆，但如果联系他的一生的遭际和所处时代的氛围来看，便可发现更为实质性的东西：比起一般清狂名士，归庄的心境更为沉重。这里有两则材料，若稍加比较，便不难体会到归庄之狂所代表的独特的文化精神。王德森在《昆山明贤画像传赞》里引张应麟赞曰：“草圣张颠，酒狂阮籍，野服终身，嗜奇成癖。”从归庄身上的确不难发现魏晋名士那种蔑视礼法的狂态来，归庄也无疑是中国古代狂士中的一员。叶虑澄在《昆山人物传》卷四中写道：“玄恭胸中甚不得已，假诗文以发之。昔司马迁谓屈平《离骚》之作，盖自怨生。怨者忠孝之至，非怼怒愤激者比。故曰：《小雅》怨诽而不怒，《离骚》略得其遗。嗟乎！士生今日，莫不以忌讳为嫌，即知怨为忠孝所发，而卒不敢怨。乃玄恭坦然言之，此玄恭之所以为狂也。”归庄之狂，不仅在于其行为的不合规范，更主要的是他身处特殊时代而能放言无羁，即言语之狂。叶虑澄认为由于特殊的个人遭际和时代氛围，归庄胸中甚不得已，只好借诗文以发之，所以归庄之狂含有二重性，即行性之狂与诗文之狂。而正是这样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却成了归庄文化品格的两大支柱。
不过，读归庄诗文，我们从诗人的狂行怪性中所体会到的更多的则是诗人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态以及虽生犹死的心境。其《与大鸿》写道：“生平胸怀极旷，志气极锐，意兴极豪，遭遇至此，遂觉三者无一焉。然今心已呆，气已尽，却不复知有所谓愁闷也。终日伏枕，如醉梦中耳！”《与红云》又说：“仆二十余年来，虽貌为头陀，犹难忘世，今则己矣，才既不展，身又不死，如在阱之虎；既耻同流俗，又不能长往，如触藩之羊。”国亡家破与文化大厦的倾覆，再加上功业梦想的幻灭，使归庄如在阱之虎、触藩之羊，身虽不死，但心已呆、气已尽，完全处在一种虽生犹死的境地中。
明清之际，是一个死亡相藉的时代。士大夫除忠义而死，与明朝同归于尽者之外，以遗民自居者多处在一种虽生犹死的境况之中，普遍在延续一种漫长的死亡仪式。徐坊是归庄的朋友，叶燮《徐俟斋先生墓志铭》[(16)]曾记载徐坊“以死志未遂，于是形存而志等于死，生平戚友俱绝，操作勤苦”。钱仪吉纂辑之《碑传集》卷一二四载沈德潜《李逸春墓志铭》，也说李“死志未遂，故身虽存心等于死”。这绝不是遗民社会的风尚，但却最能体现遗民人格。如果说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的话，那么，在王纲解体、文明沦丧、价值颠倒的时代，遗民大部分人的存在的确虽生犹死。然而，正是这些虽生犹死的人生，标指着一种文化人格。以传统狂士形象出现的归庄，在其狂行怪性中显然蕴含着更深刻的文化意义。
注释：
① 《鲒
亭集外编》卷三十一。
② 见《归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新1版。以下所引归庄诗文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标注。
③ ④ 《有学集》卷十九、二十一，四部丛刊本。
⑤ 《吴兴行赠归高士祚明》，见《顾亭诗集汇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⑥ 《鏖鏊歌为昆山归玄恭作》，见《徐州二遗民集》卷七。
⑦ 1925年昆山赵氏刊“又满楼丛书”本。
⑧ 归庄《先王考太学府君权厝志》。
⑨ 同治《苏州府志》。
⑩ 《顾亭林诗集汇注》卷五。
(11) 顾璘《国宝新编·唐寅传》。
(12) 《漫兴十首》之二，见《六如居士全集》卷二。
(13) 《口号三首》之一，见《祝氏集略》卷六。
(14) 《徐昌谷全集》卷十四。
(15) 《上守溪先生书》，见《甫田集》卷二十五。
(16) 收入罗振玉辑《徐俟斋先生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