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和中华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中华文明论文,区域论文,民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就是历史上繁衍垦殖于中华大地上的许多民族，在特定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下创造的，民族活动、区域经济和历史文化互为一致的社会文化体系。绚丽多彩的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汇成了恢宏博大、形式迥然的中华文明，反映和推动了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发展。
学者们关于中华文明的鸿篇巨制可说是屡见不绝。就中华文明起源上的多元或一元来说，恐怕某种意义上是对区域、民族和文化的不同认识而言。与中华文明最相关的乃是区域和民族、文化，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实际上只是一个学术概念。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叙述，区域“是通过选择与特定问题相关的特征，并排除不相关的特征而划定的……区域的界限却是由地球表面的这个部分的同质性和内聚性决定的。区域也可以由单个或几个特征来划定。”〔1〕所以，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是一个有内聚力的地区民族文化。
建国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表明，在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中央王朝出现之前，业已形成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华夏农业文化、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南方山地民族的游耕区域文化以及北方和西部民族的游牧区域文化。本文浅述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的钩连交融，以冀窥视其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谬误不当之处，祈大家赐正。
一、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林·丹尼尔（G·Daniel）著《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的起源的考古研究》指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六大文明是：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唯独中国的中华文明是从未中断、绵延至今的人类古老的文明。在论及文明之时，我们也不免想到美国学者摩尔根（Lewis·H·Mongan）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一书，他按生活资料来源的开拓将人类社会分成蒙味、野蛮和文明三个阶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称赞摩尔根发现了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文明过程，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史前基础。进而，恩格斯提出人类是“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2〕， 明确了人类文明的两个主要标志，还论述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原始氏族制度就被国家所替代。于是，中国学者多以文字的发明和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之始。或者，就如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的注那样，认为文明“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于商代。不过，从商代甲骨文和卜辞的成熟程度来看，预示着商代之前的夏代似应有文字的出现。夏鼐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便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是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夏末商初”〔3〕，指出至少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是能称为文明的， 而且又具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比二里头更早的文化，似乎都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就这清楚地区分了中国文明时代和史前时代的界线。关于夏代的记载是比较多的，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之第一个朝代，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从文字的发明和国家的出现来判定，中华文明源始于约五千年前的夏代，庶几是无出其右的了。
过去，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多认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华夏，是中华文明肇源所在。如今的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遗址，无可置疑地展示了中华文明源头的区域特征。美国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也注意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区域性特征。他说：“中国境内有许多区域性文化，它们自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形成之后，一直都具有区域性的特征。三代文明比较集中地形成于黄河流域，但同时的南方、东方等等，各区域的文化也属于中国文明”。〔4〕事实上也正是受自然和地理环境影响， 以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资源攫取方式为基础形成的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即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以及北方和西部民族游区域文化，汇成了中华文明累世不竭的源头活水。
二、古代农耕文化鼎居中华文明主流
一般说来，古代农耕文化是人类走出原始时期的狩猎、采集或以驯养动物为生之后，才形成的社会文化。中国古代农耕文化起源于传说时代，由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及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构成。鼎足而立的农耕区域文化，不仅汇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主流，而且还给中华文明铸上了不同的深邃内涵。
1.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维系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
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发展最早、水平最高的部分。《庄子·盗跖》记载的传说：“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耕而食”。反映了原始时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中原华夏先民，尚未脱离与畜兽共处的狩猎生活，便开始了以耕而食的农业文化。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文化遗址，也证明公元前5 千多年的中原华夏区域，在种粟、窖藏和驯养家禽的经济基础上，初具安土重迁的文化特点。
传说时代的华夏始祖炎帝和黄帝，以及唐尧、虞舜、夏禹为代表的华夏先民部族，不断地在中原创造以农业文化为主的中华文明。《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楺，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书·周书·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反映了从炎帝神农氏到夏禹和周人先祖，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连续发展。尤其是夏禹平水土、治洪水，推动了水利灌溉技术及与农耕生产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水平提高，对中华文明的稳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古代华夏的圣人孔子积极主张“行夏时”，而且古代匈奴西羌的游牧文化、百越的稻作文化，也都将文化渊源追溯到夏禹的肇启。
商人先祖契因助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徙掌管教化。契兴起于商，传至汤时历14世，其间迁徙8次，反映了商人半农半牧的游徙痕迹。 商人将中原华夏农业文化连接到了东海之滨。商人注重祭祀和占卜，记录卜辞的甲骨文正式开始了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为中华文明的绵延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功绩。商人的嫡庶制度和史巫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也闪烁着中原华夏农业文化独特的光彩。
需要一提的是被尊为古代华夏农神的后稷。《史记·周本纪》说：“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后稷卒，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于是他的后代便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周道之兴是由于在戎狄之间，发展农耕而得以复修的。周人不仅使中原华夏农业文化与西部戎狄游牧文化交融，形成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还将华夏先民在长期农耕生产中产生的父系血缘世系与游牧民族文化固有的、随畜牧游徙中产生的血亲观念结合起来，形成周人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宗法制度。周人的家族宗法制度与封建礼仪制度、姻亲关系和世袭特权等结合在一起，为中华文明烙上了封建社会家权、王权和家天下的印记，也是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在封建统治的支持和宣染之下，不断向东南百越稻作文化、南方山地民族游耕文化进行传播和实行封建礼仪化的重要内容。
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向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的发展，在泰汉时就基本完成了与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的交融。汉唐以来的中国农耕文化，在展示中华文明灿烂辉煌的同时，更呈现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迥然的不同风格。于是，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以其安土重迁的稳持性和逐步向周边拓展的凝聚性，历经久远地维系着中国农耕文化和中华文明。对于中国古代的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文化来说，中原华夏农业文化的昌盛，更具深邃的吸附力和互补性。所以，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通常代表着现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维系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
2.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地域色彩
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另一重要部分，就是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先泰时期的中原华夏，对其东南地区百越稻作文化已有认识，这种认识到汉唐时期又进一步深化。从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及其他稻作文化遗址的发现来看，东南沿海百越地区不仅是目前所知亚洲最古老的稻作文化策源地，是中华文明另一个农业区域文化所在，而且还应该区分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之间的百越稻作区域文化的地域差别。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抛开疑谲又有争议的世系，反映给我们的确实是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渊源关系。越侯传国三十余代，历殷商到周敬王时，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称为子，号于越。周代的东南沿海于越稻作文化，已成为与中原华夏农业文化合为一体的区域文化了。于越既毗近中原华夏，成为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一部，也与其他越人稻作文化有别。于越之南有东瓯和和闽越，岭南还有南越、西瓯、骆越等。《禹贡》所指岱舆、员峤等东南沿海岛屿，也应属于百越种姓创造的稻作区域文化。
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不同的是，稻作文化由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所创造，并形成了显明的区域性特征。《逸周书·职方氏》说南方的长江流域，“其谷宜稻。”《史记·货殖列传》称，“楚越之地，饭稻羹鱼”。因为于越多葛稀，所以春秋时越王就“使越女织治葛布”。《越绝书》还记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等以及百越地区普遍存在的干栏式建筑，这就构成了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基本的地域特点。
《战国策·赵策》提到：“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文身披发和跣行是百越在特定自然和地理环境下，与衣食住行一起形成的区域文化特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亲巡天下至会稽刻石立法：“夫为寄，杀之无罪”，反映古代百越不同于华夏的入赘婚俗流行之盛。这种被民族学家称作“不落夫家”的婚俗，带有原始氏族社会的残遗，不仅在《后汉书·循吏列传》仍有“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的记述，还以对偶婚的残存形式长期流行于古代稻作区域文化之中，而且直到近代仍在中国南方壮侗语族的百越后裔中，仍有或多或少的反映。
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和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渊源密切、交融频繁。通过越王勾践于周元王三年（前473）“北渡淮，与齐、 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周”，不难看出百越稻作文化向中原地区的传播。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楚威王伐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越以此散。 泰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王翦灭楚，在吴越旧地置会稽郡， 加速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的封建礼仪化，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南北不同流脉，以及中华文明地域色彩的重要基石。
秦汉封建中央王朝，一方面谪徙50万众戍岭南，一方面又在建元三年（前138），因“东瓯请举国徙中国，及悉举众来处江淮间”， 进一步扩大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及其对百越稻作文化的交融和汲取。三国孙吴完成对当时分布在浙闽、皖苏之间山越的华夏礼仪化。东晋十六国，中原华夏农业文化随着汉人南迁，进一步扩展到长江流域以南，开启唐代中国农耕文化和中华文明在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地区繁荣兴盛的先肇。沿袭并大量汲取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的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与继承中原华夏礼仪传统、不断融合北方和西部游牧文化的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南北相映地推进和遥领着古代中华文化的发展。
3.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
《左传》昭公十三年说：“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可以认为，这是春秋时长江中游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的一种写照。中国古代南方山地民族在艰辛恶劣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下创造的随山所处、“食尽一山则他徙”的游耕文化，因其独特的传承和发展，难以留下比较清晰的文化遗址。不过，从传说时代起，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就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和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鼎足互存，共铸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汇成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长河。《国语·楚语下》：“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其后之苗复九黎之德”，反映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所经历的九黎和三苗两个传说时期的情况。
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以“食沙石子”、有着“铜头铁额”，反映了冶炼和火耕文化。他们游徙至中原与华夏始祖炎帝、黄帝争衡、交融，结果在中原华夏农业文化区域里，留下了顽强的黎民和“祠黄帝，祭蚩尤”传统。《史记·五帝本纪》记九黎之后三苗，在舜时于江淮荆州地区势力滋盛，却被迫返迁三危崇山，“以变南蛮”，继承了游耕文化。其时，也有大量游耕文化融合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之中，成为江汉流域和巴楚沅湘之间巴文化和楚文化的一部分，形成了古代中华文明。
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以蛮人自居，发扬了游耕于荆楚山地的火耕传统，在江汉沅湘地区形成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荆楚文化。荆楚文化接受和继承周室旧宗带到楚国的典籍，融合当时南蛮游耕文化顽强、艰忍的精神，影响并推动了楚国和鲁国、宋国，成为当时三个文化中心，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秦汉时南蛮游耕区域文化，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述，可按其分布地域、世系传承和文化特征，大致划分为三个主要集团：长江武陵蛮、巴郡南郡蛮和板蛮。魏晋南北时是南蛮游耕文化大量融入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以及迅速封建礼仪化时期。《魏书·蛮传》记蛮“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曼，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南齐书·蛮传》也说蛮“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五州界”，反映南蛮游耕文化不断游徙至平原地区，融合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同时，也有因晋室南迁，中原华夏文化传入南蛮游耕地区，推动南蛮游耕区域文化的一部分迅速封建礼仪化；另一部分则转入更为险恶的崇山峻岭中，困难而艰辛地继承着游耕区域文化。
《隋书·地理志》载：“长沙郡又东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是为名。”这是一支承接《梁书·张缵传》始载的“湘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者，依山险而居，历政不宾服”的山地徭民。世传至今的瑶族《评皇券牌》（即《过山榜》）提到，瑶族根骨，即龙犬出身，始祖是盘王，与《后汉书·南蛮传》所述长沙武陵蛮世系可以印合。他们世代刀耕火种，这就反映南蛮游耕区域文化，除了从传说时代以来不断融合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外，还不断地艰难沿传，顽强地弘扬和发展了中华文明。
三、游牧区域文化与农耕文化辅车相依而成中华文明
中国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的游牧区域文化，与农耕文化辅车相依而成中华文明。分布辽阔的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大体上主要由肃慎族系、东胡族系、突厥族系和氐羌族系所创造。因自然和地理环境影响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社会文化特点，可将其从东向西大致划分成三个地域系统：东北兴安岭和草原之间的游猎畜牧文化、大漠南北和西部高原的畜牧农业文化、西域天山两侧的绿洲农牧文化。
东北兴安岭和草原之间的游猎畜牧文化，既有古代肃慎族系创造的，也有乐胡族系创造的。不断叠更的古代肃慎、挹娄、勿吉、女真和满洲等族游猎文化不断崛起于白水黑水的山林之间，南下平原的农耕文化地区，源源融入中原民族农业区域文化，为古老悠久的农业区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于是，历史上经常表现为兴起于东北的游猎民族，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就与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交融，或者进入草原融为充满活力的畜牧文化。
北方草原上不断兴起主要由匈奴和东胡族系的乌桓、鲜卑以及柔然、奚、室韦、契丹和蒙古等古代民族所创畜牧文化，保持着“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等传统特点。同时，又始终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和趋附。通过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总是循水草南下，进入物阜民康的黄河流域，形成对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汲取和交融，并促进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中华文明的统一进程。
大漠地带和西部金山（阿尔泰山）历来活跃着的畜牧文化，主要是由突厥族系的丁零、高车、铁勒、突厥、回纥、薛延陀、黠戛斯等古代民族不断创造的。这支具有“于美草甘水则止，水尽草竭则移”特点的畜牧文化，一方面有着较高的发展水平，产生了文字、官制、刑法、税赋和金属锻冶技术，以自己的辉煌闪耀出中华文明之光，另一方面又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密切依辅，彼此影响，极大地滋润补充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
西部高原上古老的氐羌族系，历来“以畜牧为天下饶”，所创造的畜牧农业文化“毋城廓，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他们也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有着久远的渊源关系。华夏先民之中的周人，“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春秋战国时期，戎狄的畜牧农业文化徙迁至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与华夏农业文化交错相处，呈现“七戎三狄”的犬牙浸融状态。汉唐之际戎羌畜牧农业文化继续不断地融合于农耕文化，开拓了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西传通道，推动着中华文明的向外传播。
中国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里，星罗棋布于西域天山两侧的绿洲农牧文化是值得研究和提及的。浮现在古代沙漠之中的绿洲，沿西域天山两侧支持着畜牧文化的繁荣和交往，又提供了农耕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其实这是秦汉时期，天山两侧绿洲农牧文化分布的大体情况。天山两侧的绿洲农牧文化，先是借助游牧民族的游牧活动，后又依靠绿洲之间商旅的贸易和往来，形成了特有的中转和交易特性，从而吸收着各方面渗入的异域文化精萃。但是，无论从农耕文化的共同特点，还是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必然的内在联系来看，西域天山两侧绿洲农牧文化，是在连结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与匈奴、乌孙和突厥等游牧文化中，折射出自己缤纷绚丽色彩的，同时又展示出对中华文明发展和传播中的独特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从而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辅车相成伟大的中华文明。《史记·五帝本纪》记述炎黄时代，黄帝“北逐荤粥”。《匈奴传》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反映早在传说时期就已形成的游牧文化特点，及其射猎、游牧、耕田等诸种文化内涵的丰富性。
中国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受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制约要比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更大。每遇大的自然灾害或社会经济变革，不是远途迁徙或来似排山倒海、去却无影无踪地融合天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就是以消失的民族文化被新兴的民族文化所取代，或者以另一个民族文化的名称沿传下来。如匈奴文化被鲜卑文化所取代，以及匈奴文化在融合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和远徙中亚等地之后，又出现了以“悦般国”而指称的游牧文化。这就是中国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传承上的若隐若现和耐人寻味之处。
中国历史上无论在强盛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中央政权时，如汉代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与匈奴、鲜卑和西羌等民族游牧区域文化之间互相补充，唐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与突厥、回纥和吐蕃等民族游牧区域文化的彼此依辅；还是魏晋南北朝时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族游牧文化进入黄河流域融合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宋辽金西夏多民族封建政权竞立之际，契丹、女真、党项等族游牧文化的封建礼仪化和农耕化，都不断注入和丰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这既使日臻博大深邃的中华文明增添前所未有的内涵，永葆活力地屹立于世界古代文明之巅，同时也展现了依辅而成中华文明的游牧区域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不可或缺、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正是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汇融成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中华文明。在这里，以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的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为主，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及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各自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在交融、汇合成中华文明之时，又反映和推动着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进程。
注释：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册第703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4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47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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