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符研究20年：理论探讨、实验证据和加工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据论文,模型论文,理论论文,加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2 文字学的研究显示，形声字在7000常用汉字中占81％(Li & Kang,1993)。形声字由提示语义的义符和指示语音的声符构成。义符(semantic radicals)又称意符、形符或形旁，是与被构字在意义上有联系的部件。从部件功能的角度讲，形声字的两个部分被称为“义符”和“声符”；从部件构形的角度讲，这个两部分被称为“形旁”和“声旁”。汉字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唐兰，1934)。汉字研究既要关注整字的性质，也要关注构成要素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作为汉字的重要的“一半”，义符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成为汉字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义符不仅为汉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也为考察汉字认知提供了良好的素材。无论是在语言学领域，还是在认知心理学领域，义符研究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1 语言学的义符研究 语言学关注义符肇始于对形声字的界定。义符出现与形声字的发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文字由图画发展而来，早期文字的字形由独体象形和合体象形组成，后来转变为“六书”的象形、指事和会意，其共同特点是利用文字记录的词义信息来直接绘形。在象形字发展到一定数量之后，汉字便以原有的象形字为基础原件，采用相互组合和层层组合的方式创造出新形，汉字的构形也就不断地得到了调整和完善，通过同化、类化的手段由平面组合发展为层次组合，由象形结构转化为音义、会义结构；由构件的表形功能发展为表音、表义功能；由象形的形体转化成音义符号(王贵元，1999)。由此，有表义功能的义符才伴随着早期形声字的产生而出现。因此，自汉代开始，就有学者针对汉字的构造提出了“意符”的概念。 语言学对于义符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溯源特点。语言学家对古文字体系的义符进行再分析，发现在汉字发展的初期就出现了义符的雏形。濮茅左(2000)认为，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着相对固定的以同类义符为基础的宽符号系统，反映我国最早的事物分类的痕迹。他将同类义符归纳为人体类、植物类、动物类、器皿类、建筑类和其他类。赵诚(1993)将甲骨文的形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形符，一类是声符，形符按功能进一步区分为象形、示意、类别、关系和文饰。李国英(1996a，1996b)对9421个正篆中的8233个形声字进行了字源结构分析，归纳出小篆字系形声字的义符共378个，将义符的功能区分为示意和类化。示意功能分为同义性义符(与形声字同义)、类别义符(形声字的上位概念)和标记性义符(形声字所表示词的特征标记)三大类。王贵元(1999)认为，在隶书阶段，汉字构件的形体由象形转化为音义符号，这既是隶变的实质，也是古今文字差异之所在。 自近现代起，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传入了中国，给汉字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形声字的研究也取得较大的发展，其中不乏对义符的研究。陈兆年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形声缘起》、《形声释例》和《形声字之字义与形旁之关系》，甄尚灵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了《说文形声字分析》、《论汉字意符之范围》和《论形声字意符之部位》，这些文献均属于较为系统的义符研究(李国英，1996b)。改革开放以来，汉字研究出现繁荣景象。研究者多从质的角度或计算层面关注义符的种类、表意性、表义度和构字频率。 1.1 义符的种类和表意性 自20世纪80年代起，形声字构件的功能获得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李国英(1996a)认为，义符具有示意与类化的功能，声符具有示源与示音的功能。形声字的区别手段在义符与声符的组合中得以实现：同声者以义别，同义者以声别，同类者以源别，同源者以类别。义符的区别功能是指在由同一声符组成的形声字中，不同的义符使得形声字的形体产生了差异，把它们的记词功能区别开来。王宁(2001)认为，形声字靠表示义类的义符和提示声音的声符构成。与意义联系的是义符，声符只提示字的读音，帮助人们找到该字记录的词。也有研究者通过“右文说”来厘清义符与声符的表义特性的差异。“右文说”是宋代王圣美对形声字声中兼义现象加以概括而形成的学说，有两个要点：(1)形声字的义符表类，声符表义；(2)声符相同的一组字，具有共同的意义(苏振华，2009；党怀兴，2007)。 表义类型分析是义符表义性研究的重点。向多林(1987)根据形符在形声字中的表意功能，把形符分成标类形符(表明事物类别)、相关形符(只与形声字本义相关)、比况形符(起表比喻意义作用)和标义形符(形符义等于形声字之本义)四类。施正宇(1994)，分析了2500常用汉字中167个形符的表义特点。根据形符表义的直接性，将表义级类划分为直接表义、间接表义和不表义。形符与被构字有“见字而知义类”的关系，称为直接表义。例如，用“艹”作形符的汉字：“草”、“菇”指植物与农作物：“芽”、“茎”表示植物的部分；“芬”、“芳”形容植物散发的气味；“荒”、“萌”描述植物的生长状态与生长行为；“芯”指草制品，这些均属于直接表义的类型。形符与被构字不存在直接的意义联系，但可以通过中介对被构字的意义有所提示，称为间接表义形符。例如，用“纟(糸)”作形符的字都与丝织物有关，“纸”不是丝织物，但“丝”与“纸”的原料“纤维”有联系，引起“纸”的意义联想。无论是直接表义还是间接表义，都可以看作为有效表义。形符与被构字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意义联系，如“艹”与“笑”，“虫”与“闽”等，属于形符不表义类型。 李国英(1996a)，认为，义符示意有三种类型：(1)义符与形声字同义，称为同义性义符，如“船”、“黝”、“眼”等。这一类义符与形声字的意义关系最为密切，但缺乏概括性，难以通过类化形成构形系统。这一类义符的数量少，是特殊现象。f2)义符是形声字的上位概念，称为类别性义符，如“桃”、“梅”等，义符提示的实质是形声字所记词的类义素。类义素提高了义符的类化程度，还使义符系统与词的义类、义场形成系统的对应关系，此为最理想的义符示意方式，在义符中占有很大的比例。(3)义符是形声字所表词的特征标记，称作标记性义符，又可以分为多种情况：①用形状、行为主体作为标记，如“群”、“驰”、“精”等。②用行为工具作为标记，如“输”、“剖”、“耕”等。③用物品材料作为标记，如“桌”、“磨”、“镰”等。第三类标记性义符与形声字的相关往往带有文化性，如“群”以“羊”为义符，“精”以“米”为义符，都不属于必然、唯一的联系，而是受特殊的文化生活、文化心理所制约。这一类义符与形声字的意义关系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只是类别性义符的补充。 丁秀菊(2004)认为，义符的意义大致规定了所属字的类别。例如，从“足”的字多与脚有关，从“手”的字多与手有关，从“草”、“木”的字多与植物有关，从“虫”、“鱼”的字多与动物有关，从“金”的字多与金属有关。一个部类就是一个义场，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意义圈。王贵元(2005)以《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7000字为材料，根据义符义与整字义的关系，将义符的表义类型分为11种：(1)同义关系：义符与被构字同义，如“爸”；(2)种属关系：义符表示属，被构字表示种，如“说”；(3)整体与部分关系：义符表示整体，被构字表示部分，如“奶”；(4)人、物与动作的关系：义符表示人、物，被构字表示动作，如“吐”；(5)人、物与状态的关系：义符表示人、物，被构字表示状态，如“汹”；(6)物体与材料的关系：义符表示材料，被构字表示物体，如“杖”；(7)动作与材料的关系：义符表示材料，被构字表示动作，如“锢”；(8)动作与动作对象的关系：义符表示动作对象，被构字表示动作，如“汲”：(9)状态与表示物的关系：义符为表示物，被构字表示状态，如“纤”；(10)状态与处所的关系：义符表示处所，被构字表示状态，如“沉”；(11)动作与处所的关系：义符表示处所，被构字表示动作，如“渡”。张翔(2010)考查现代汉字的7000个通用字，按照形声字与义符的关系将义符的表义功能分为种属关系、事物与事物发出动作的关系、事物与事物状态的关系、同义关系、物品与所用材料的关系、动作与所凭借工具的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事物与所造成状态的关系、产生与被产生的关系、动作与动作对象的关系以及其他类型。 总的来看，向多林(1987)、施正宇(1994)的分类比较概括，王贵元(2005)和张翔(2010)的分类比较细致，揭示了义符表义的本质—义符与被构字的关系。李国英(1996a)的分类比较系统，既有概括性，又不过于繁杂，体现了层次性，较好地反映义符表义的类型和本质。 1.2 义符的表义度 义符的表义程度如何？文武(1987)根据形旁义与整字义的联系程度不同，将形声字分为6种类型，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确定了各自对字义的预示力。他分析4000个形声字的形旁预示力，平均数约为0.51，形旁与字义的6种关系以及各自的预示力见表1。 费锦昌和孙曼均(1988)对形声字形旁的表义度进行了分析。先将形旁对字的表义度定为0～10。凡形旁义与整字义相符或基本相关的表义赋值为10，如“洋”字的形旁“氵”；凡形旁义与整字义不相关，表义值为0，如“淑”的形旁“氵”。形旁义与整字义虽无直接的联系，但整字义由形旁义引申发展而来，定为半表义，表义值为0.5，如“泥”的形旁“氵”。测查表明，形声字的形旁只能提供笼统、粗疏的字义信息(语素或词义)；表义具体的形旁，表义度低于表义抽象的形旁；形旁的表义作用一是提示，二是与其他字相互区别。施正宇(1994)对3500现代汉语常用字中的2522个形声字的形符进行了测查，发现现代汉字形符的有效表义率为83％。张翔(2010)以现代汉字7000个通用字为依据，将义符有表义作用的形声字，按照义符与被构字的关系归类，发现义符的表义性很强，在5400余个形声字中，4800余字的义符具有表义功能，约占全部形声字的89％。在义符有效表义的形声字中，义符与被构字的关系类型以“种属关系”最重要，占42.9％，“种属关系”、“事物与事物所发出的动作的关系”、“事物与事物状态的关系”、“物品与所用材料的关系”占81.8％，其余的关系占18.2％。这表明，虽然义符表义的类型繁多，但是，对大多数形声字而言，义符表义的类型非常集中。邵敬敏(2001)认为，义符的平均表义率为40％～50％。
总的来看，对于义符的表义度，目前尚无一致的结论。计算的方法不同、分析形声字的数量不同是主要原因。与计算总表义度的研究比，文武(1987)既计算总表义度，又具体分析不同表义类型的表义度的做法，更为合理和客观，但所分析的形声字数量偏少。 1.3 义符的构字频度 义符用来构字。有相同义符的汉字构成义符家族。义符家族成员之间具有相似性。受“字形邻近词”(字形邻近词是指改变原词的一个字母所得到的单词)研究和“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启发，语言学家也关注义符家族。义符的构字频度就受到了关注，因为它是衡量义符家族大小和义符类化能力的重要指标。 李国英(1996a)采用义符的构字频度来界定义符的家族大小。义符的构字频度是指义符构成的形声字量与形声字总量的比值。构字频度是标志义符构字能力与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义符的构字频度不同，决定了在义符系统中地位不同。他分析378个义符构成的8233个形声字，平均构字量为21.78，平均构字频度为0.26％。他将高于平均构字频度的义符称为高频义符，将低于平均构字频度的义符称为低频义符。统计发现，小篆字系的形声字义符系统中各个义符之间的构字频度差异很大。72个高频义符占义符总数的19％，构字量为7151个，占形声字总数的86.86％；306个低频义符占义符总数的81％，构字量为1082个，占形声字总数的13.14％。高频义符的平均构字量为99.32个，低频义符的平均构字量为3.54个。这说明，72个高频义符已经达到很高的类化程度，构成了义符系统的基础。低频义符的数量多，构字能力却弱、存在着进一步类化的余地。从义符的示意功能的分布看，高频义符示意的概括性强、范围大、方式多，不像低频义符的示意功能那样具体而单纯。高频义符作为一个整体，示意范围几乎覆盖了义符系统分类义场中的大部分义类。李国英总结了高频义符的语义分布状况，见表2。 在表2中，72个高频义符的义类分布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义符大部分也是古今一贯的常用字和高频构件，在单独使用时一般也是记录古今相对稳定的语素或基本词汇，它们在古今汉字的构形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李国英(1996a)还从义符与声符分工的角度考察了高频义符的功能。在72个高频义符中，19个义符不作声符，占25％；11个义符作声符时构字量仅为1，占15.28％；7个义符作声符时构字量仅为2，占9.72％。这37个高频义符，作声符时的累计构字量只有25个，占8233个形声字总数的0.3％，作义符时的累计构字量为3901个，占形声字总数的47.37％。全部72个高频义符作声符时的累计构字量只有253个，占形声字总数的0.31％。作义符时的累计构字量高达7151个，占形声字总数的86.86％。因此，尽管多数的义符也能够作声符，但高频义符具有单一化的趋势，它们以充当义符作为主要功能。 总的来看，语言学的研究多从质的角度和计算层面分析义符承担的表意功能，揭示义符与被构字的关系，关心义符的表义能力，侧重于静态和结构的分析，使人们对义符的表义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 认知心理学的义符研究 作为重要的亚词汇构件，义符一直是汉字认知心理研究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通过笔画和部件在空间的组合及位置变化形成平面图形。从记录语言的方式看，汉字的最小构形单元是笔画。汉字认知加工的基本单元也是笔画(彭聃龄，王春茂，1997；张积家，王惠萍，张萌，张厚粲，2002；王惠萍，张积家，张厚粲，2003)，但是，笔画并不记录语言的任何成分，更大的构形单元—部件通常与整字记录的语音和意义联系。对汉字形声字而言，对汉字的自然切分首先指向了义符和声符。受多词素词在心理词典中组织和通达研究的影响(Bentin & Frost,1995; Feldman,1995; Forster,1994; Taft,1979,2003; Taft & Forster,1976; Taft,
lvarez,& Carreiras,2007; Taft & Nguyen-Hoan,2010)，汉字认知研究自然地就围绕着汉字的亚词汇部件的表征和加工过程展开(韩布新，1994，1998)，但也有研究将汉字的部件细化为义符和声符，针对义符和声符的功能展开探讨。既往关于义符的认知心理研究主要从义符对词汇识别、语义提取、语法分类和汉字知觉的影响以及义符家族效应这5个角度展开。 2.1 义符影响形声字的词汇识别 大量的研究发现，汉字的阅读过程包含对汉字部件的加工(Lai & Huang,1988; Li & Chen,1999; Peng,Yang,& Chen,1994; Taft & Zhu,1997; Taft,Zhu,& Peng,1999; Zhang,Perfetti,& Yang,1999; Zhou & Marslen-Wilson,1999)。在汉字识别中，存在着构件的频率效应和位置效应(韩布新，1998；Taft,Huang,& Zhu,1994; Taft & Zhu,1997; Taft,Zhu,& Ding,2000; Taft et al.,1999)。Feldman和Siok(1999)采用启动范式研究发现，当SOA＝243ms时，启动字与目标字共享义符、义符位置相同且与整字语义相关时，启动字对目标字的识别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启动字与目标字共享义符但语义不相关时，启动字会抑制对于目标字的识别。词形相似但语义无关的启动字对目标字识别的抑制效应在SOA＝43 ms时转变为促进效应。这表明，词形激活发生在词汇加工的早期，语义激活发生在词汇加工的晚期(Weekes,Chen,& Lin,1998)。Ding,Peng和Taft(2004)采用启动范式考察部件启动和包含部件的整字启动对目标字识别的影响，发现当启动字与目标字共享部件且部件处于相同的位置时，启动字对目标字识别的促进效应显著；当启动字与目标字共享部件且部件处于不同的位置时，启动字对目标字识别抑制效应显著。Wu,Mo,Tsang和Chen(2012)采用ERPs技术和词汇判断任务考察位置普遍性(position-general)部件与位置特异性(position-specific)部件在汉字加工中的作用和相对时间进程。结果发现，在P150、P200以及N400指标上，均存在部件位置特异性效应，在P200指标上发现了部件位置普遍性效应和频率效应。这说明，位置普遍性部件和位置特异性部件都影响汉字加工，但位置特异性部件效应出现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这一发现反映了汉字亚词汇成分的特殊的正字法性质。 佘贤君和张必隐(1997)发现，形声字心理词典按照义符、声符的维度来组织。他们采用义符或声符为启动刺激，探讨义符和声符对高、低频形声字识别的作用，发现对高频字，启动条件的反应时和错误率与基线比无显著差异，对低频字，无论义符启动还是声符启动，启动条件的反应时和错误率均低于基线。义符、声符对低频字反应时的启动量显著大于对高频字，义符、声符的反应时启动量差异不显著。在高、低频形声字的心理词典中同样存在着义符线索和声符线索，义符线索和声符线索对低频字的影响比对高频字大。方燕红和张积家(2009)发现，义符对汉字词和图片的命名与分类具有不对称的影响：对汉字词加工有重要影响，对图片加工无影响；对汉字词分类有重要影响，对图片分类无影响。对有标示类别的义符的词的分类显著快于对无标示类别的义符的词的分类，甚至快于对图片的分类。崔占玲和张积家(2009)以汉字义符和英文词后缀为对象，考察汉—英双语者的语码切换机制及切换代价的来源，发现义符对汉字词认知具有重要影响，对有标记的汉字词的反应显著快于对无标记的汉字词，义符加速对有标记的汉字词的反应。陈新葵和张积家(2008)采用启动词汇判断范式考察义符的主观熟悉性对高频形声字词汇通达的影响，发现了“义符熟悉性效应”。义符加工与整字加工存在着动态的交互作用：在加工的早期，整字的语义就出现了激活，义符只表现出词形启动效应；在加工的中期，整字语义激活仍然很明显，义符的语义开始起作用；在加工的晚期，整字的语义启动仍然显著，义符的语义启动作用消失，表明目标字的整合过程已经完成。义符的熟悉性高，对汉字识别的词形启动作用发生得早，在整字的语义激活发生之后，义符仍然有明显的语义启动作用。义符的熟悉性低，在词汇加工的早期，义符的词形启动作用不明显，在加工的中期，义符的语义启动作用明显。陈新葵和张积家(2012)探讨了义符熟悉性对低频形声字词汇通达的影响。结果表明，义符加工与整字加工也存在着动态的交互作用：在加工的早期，低频形声字的整字语义并未激活，高熟悉的义符出现了语义启动。在加工的晚期，低频形声字的整字语义得到了激活，高、低熟悉的义符均出现了语义激活，但整字通达与义符通达之间存在着竞争。在整字语义通达之后，义符的词形信息也会激活。这两个研究均表明，义符的熟悉性和整字的频率是影响形声字加工的重要因素，不仅影响整字语义通达的速度，也影响亚词汇成分的加工。周晓林、鲁学明和舒华(2000)采用启动命名技术探讨形旁的语音激活，启动字是含有成字形旁的合体字(如“躲”)，与形旁同音的字(如“深”)作为目标字，发现低频字合体字的命名速度显著加快，高频合体字则无此效应。上述实验表明，在汉字识别中，存在着自下而上的义符的词形、语音和语义激活，并同自上而下的整字的语音、语义激活相互作用。 2.2 义符影响形声字的语义提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讨义符在汉字词语义提取中的作用是研究重点。张积家、张厚粲和彭聃龄(1990)，张积家、彭聃龄和张厚粲(1991)考察了义符在汉字词类别语义提取中的作用，发现在汉字单字词中，有、无标类属的义符对汉字形声字的语义提取有重要影响：当义符标明词的类属时起促进作用，如“姐”；当义符与词的类属不一致时起干扰作用，如“婿”。在汉字双字词中，有、无标类属的义符在类别语义提取中有重要作用，但义符的数目和位置无显著影响。张积家和彭聃龄(1993)发现，义符影响汉字词特征语义的提取。义符促进汉字词的定义特征语义(如鸟类的“有羽毛”和植物的“有叶子”)的提取，对汉字词的特有特征语义(如鸟类的“会唱歌”)的提取无显著影响。张积家和陈新葵(2005)考察了义符在汉语动作动词意义认知中的作用。汉语动作动词的词形用义符标记动作靠什么器官或工具完成的信息。义符或者标明动作由什么器官发出，或者标明动作靠什么工具完成，前者如“打”、“吃”，后者如“割”、“培”。这是汉语动作动词区别于拼音语言动作动词的重要特点。但汉语动作动词的这一结构特点也不十分规则。有一些汉语动作动词(如“笑”、“写”)没有这种标记，还有一些汉语动作动词的义符标记与动作器官或动作工具不一致(如“听”、“嗅”)。研究发现，当义符与动作动词的动作器官或工具一致时。会促进对动作器官或动作工具语义的认知；当义符与动作器官或动作工具无关或义符不标示动作器官或动作工具时，不利于对动作器官或动作工具的意义的认知。 刘燕妮、舒华和轩月(2002)采用语义相关判断法探讨儿童和成人在汉字加工中是否存在着形旁的语义激活。目标汉字为语义透明的合体字(如“姐”)，启动字选用两种与目标字语义无关的字，一种是具有共同形旁但语义不透明的字(如“始”)，一种是频率、笔画与共同形旁字匹配的无关控制字(如“收”)。结果发现，与控制字相比，儿童和成人在否定共用形旁的字时出现了延迟，说明形旁被分解加工，语义被激活。儿童和成人的效应量不同。研究者认为，形旁的自动分解和语义激活存在着从非自动化到自动化的过程。 2.3 义符影响形声字的语法分类 拼音文字在词形结构中往往具有词类标记。英文的名词和动词在结构上具有明显的区分，存在着明显的“语法块”，如“-tion”、“-sion”、“-ment”等名词后缀，“-ed”、“-ate”等动词后缀。传统的看法认为，中文词没有专一的、在词形结构上指明语法种类的标记。张积家、方燕红和陈新葵(2006)认为，中文词在词形结构上存在着标明语法种类的标记，这就是汉字形声字的义符。但是，过去人们只看到了义符的标记词的类别或意义的功能，未看到义符的标记词类的功能。中文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许多词在语法上兼类。但是，虽然许多汉字兼类，但它们表示不同句法种类的功能是不同的，或者更多地表示名词，或者更多地表示动词。同时，汉字的主体是形声字。形声字虽然无表示名词或动词的词缀，却有表义的义符。中文的名词和动词也有自身的结构规律。名词大多用义符标记事物属于某一类别或者与某一事物有关，如表示女性或与女性有关的词大多从“女”，如“妈”、“姐”、“婿”，表示鱼类的词大多从“鱼”，如“鲤”、“鲑”、“鱽”；或者用义符标记事物的物质组成，如凡表征用木做成的事物的名词大多从“木”，如“桌”、“椅”等；凡表征用金属组成事物的名词大多从“钅”，如“铲”、“锤”等。中文动词大多用义符标记动作发出的器官或完成动作的工具，如表征由手发出动作的动词多从“扌”，如“折”、“抓”；凡表征用脚完成动作的动词多从“足”或从“辶”，如“跑”、“迈”；凡表征用刀完成动作的动词从“刀”或“刂”，如“切”、“削”。这一类字占了全部形声字的大多数。因此，汉字可以“见字知类”，不仅可以知语义的类，还可以知语法的类。张积家和刘红艳对2500常用汉字的义符进行了调查，发现不同的义符具有不同的句法范畴倾向，如“扌”、“刂”是有明显动词倾向的义符，在汉字中凡有这些义符的字中只有少数是名词；“钅”、“木”是有明显名词倾向的义符，在汉字中凡有这些义符的字中只有少数是动词。虽然某些义符的句法范畴倾向不明显，但在汉字中有明显句法范畴倾向的义符还是占了绝大多数。在他们调查的145个义符中，句法倾向明显的有130个，约占90％(参见：张积家等，2006)。 张积家等(2006)发现，义符在中文名词和动词分类中具有重要作用。义符提供了词的语法种类信息。当义符与整字的词类信息一致时，会促进对词的语法意义的认知；当义符与整字的词类信息相反时，会干扰对词的语法意义的认知。义符对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分类都有影响，但对动词分类的影响更大。义符对低频字的语法分类影响更大。这些研究拓宽了对汉字义符功能的认知，丰富了关于汉字和汉字认知的理论。 2.4 义符影响汉字形声字的知觉 文字学的研究显示，在汉字形声字中，左右结构的形声字占2/3。其中，90％为左形右声(用“SP”表示，如“校”)，10％为左声右形(用“PS”表示，如“效”)，SP汉字与PS汉字的数量比约为9∶1。由于不同结构的汉字的使用频率不同，在加权词频以后，SP汉字和PS汉字在心理词典的分布比例约为5.5∶1(Hsiao & Shillcock,2006)。因此，汉字基本上是以SP结构形声字为主体的文字系统。张积家、王娟和印丛(2014)采用眼动技术记录了汉语使用者在形声字的语音和语义提取中对义符和声符的知觉规律。实验1采用60个形声字，SP汉字与PS汉字各有30个，词频和笔画数平衡，要求被试判断出现在屏幕中央的目标刺激的可读性(属于语音提取任务)。结果发现，SP汉字的反应时显著短于PS汉字。眼动指标(包括注视点个数、注视时长、首注视点序数)表明，右部件区是SP汉字的优先关注区域，左部件区是PS汉字的优先关注区域，说明在汉字的语音提取中，被试倾向于对声符部件给予更多的、优先的关注。虽然声符在两类材料中均为优先关注区域，但SP汉字很早(15 ms)就确定了首注视点的位置，落在声符部件的中心偏右处；PS汉字在较晚时候(90 ms)才确定了首注视点的位置，同样落在声符部件的中心偏右处。在时间上，两类汉字的首注视点确定的早晚与反应时的长短差异相符；在空间上，两类材料的首注视点的位置在相应兴趣区的水平方向偏移趋势一致，与汉语阅读者的“右侧表音”的正字法意识相符。实验2采用不同结构的形声字，包含SP汉字与PS汉字，设置了4个合成语义类别：(1)人称(汉字具有“亻”义符)或地名(汉字具有“阝”义符)；(2)女性(汉字具有“女”义符)或鸟类(汉字具有“鸟”义符)；(3)以火或刀为工具的动作(汉字具有“火”义符或“刂”义符)；(4)由眼或嘴发出的动作(汉字具有“目”义符或“口”义符)。要求被试判断目标词属于两个语义类别中的哪一类(属于语义提取任务)。结果发现，SP汉字在语义提取中具有反应优势，表明义符、声符的位置影响形声字的语义提取。从眼动的数据看，被试更多、更早地关注右部件，存在着右部件的注意优势效应。然而，无论是对SP汉字还是对PS汉字，声符获取的注视时间均更长，注视点数更多，首注视点更多地落在声符区域。这说明，在语义提取中，被试也倾向于对声符而非某一空间位置的部件给予更多的、优先的关注。而且，SP汉字比PS汉字更早确定了首注视点的位置；两种材料的首注视点都落在声符部件区中心的左侧，与被试具有的“左侧释义”的正字法意识相符。研究显示，形声字的声符“表义”与义符“表义”具有不同的特点：声符表示事物的隐含的、具体的、特异的词源意义，义符表示事物的类属的、一般的意义，或者只表明与什么事物有关的意义(如“婿”、“娃”)。隐含的、具体的、特异的意义比类属的、一般的、相关的意义需要花费更多的注意资源来加工。 2.5 义符的家族效应 家族效应(the orthographic neighborhood effect)源于拼音文字的研究。在呈现一个单词时，字形相似的其他单词也被部分地激活，从而影响目标词的通达(Andrews,1989,1992,1997; Grainger,1990; Grainger & Segui,1990; Huntsman & Lima,1996; Perea & Pollatsek,1998)。家族效应是指在拼音文字中，字形邻近词多的词的阅读速度快于字形邻近词少的词。受此启发，人们对义符的家族效应进行了研究。义符的家族大小(orthographic neighborhood size)描述义符的构字能力，即义符的构字频度。义符的构字频度越高，家族就越大，反之，家族就越小。研究表明，义符的家族大小影响对形声字的加工，这被称为义符的家族效应(orthographic neighborhood size effect)，即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前提下，大义符家族能够促进对形声字的加工，小义符家族的形声字则不具有此优势。 2.5.1 词汇识别中的义符家族效应 早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就开始考察汉字部件的家族效应，即共享某一部件的汉字数目的多少对汉字认知加工有影响。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识别中的部件家族效应，但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Taft和Zhu(1997)发现，右侧部件的结合度影响汉字识别，左侧部件的结合度未对汉字识别产生影响。作者将部件的位置作为考察指标而忽略了部件的功能，部件为义符还是声符不明确。Feldman和Siok(1999)认为，部件的位置和功能的混淆可能影响义符的结合度效应。他们发现，当义符在左侧时，构字数多的汉字判断得更快更准；当义符在右侧时，构字数的促进作用消失。这一结果与Taft和Zhu(1997)的研究发现不一致。 Chen和Weekes(2004)考察在词汇判断中汉字类型、部件一致性和部件构字数对形声字认知的影响。汉字类型是指汉字的语义透明度，即义符表示整字意义的程度。语义透明的汉字是指义符义与整字义具有直接联系(如“枝”)，语义不透明的汉字是指义符表示整字意义的程度弱(如“校”)。部件一致性是指义符集中地表示某个特定意义的程度。部件构字数是指由相同义符组成的汉字的个数。实验结果表明，在词汇判断中，均未发现汉字类型效应、形旁一致性效应和形旁构字数效应。但在假字上发现了形旁一致性和构字数的交互作用。Yang和Wu(2005)发现，当启动字和目标字在相同位置上具有相同义符时，会抑制对目标词识别。即使启动字和目标字具有语义联系，义符相同的汉字作为启动字的抑制效应虽然小却也显著。Yang和Wu(2006)使用词汇判断任务考察义符构字数和启动类型对低频字识别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相同的启动条件下，当SOA＝34 ms时，相同义符的邻近字数目越多，反应就越慢。但当SOA＝250ms时，义符构字数对目标字识别的抑制作用消失。这表明，义符构字数多的汉字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搜索和鉴别。研究者未在低频字上发现字形相近字的启动作用，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Grainger & Ferrand,1994)。这是因为当目标字为低频字时，启动字的频率高于目标字，因此不需要选择加工来抑制频率较低的字形相似的目标字。Yang和Wu(2006)还考察了字形相近字对高频字的启动作用。启动字有三种类型：(1)与目标字义符相同或声符相同，而且义符和声符的位置也与目标字相同；(2)与目标字在相同位置上有相同部件，但部件功能不同于目标字(功能是指部件是充当义符还是充当声符)；(3)控制条件，启动字和目标字没有相同部件。结果发现，当SOA＝250 ms时，不管相同部件的功能是否相同，启动字和目标字在相同位置上拥有相同部件时，对目标字的反应要慢于对控制条件。当相同位置的相同部件承担不同功能时，对目标字的抑制作用比有相同位置、相同功能的部件时更大。Fan和Weekes (2007)使用ERP技术和词汇判断任务考察义符的构字数效应，发现了义符构字数的促进效应，义符的构字数越多，判断就越快，这种促进作用对低频字更加明显。义符的构字数效应出现的时间晚于词频效应。词频效应出现在300～500 ms之间，义符的构字数效应出现在500～700 ms之间，义符的构字数效应在大脑左后区域引起的激活最为明显。 张积家和姜敏敏(2008)考察在词汇判断任务中义符的家族效应。研究采用非字和假字作为干扰材料，非字由形声字经左右部件调换以后得到，假字采用符合正字法结构的左形右声的假字。结果表明，当使用非字时，不管是高频字还是低频字，义符为大家族的汉字比义符为小家族的汉字更容易识别；当使用假字时，义符的家族大小和字频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大义符家族促进高频字的识别却阻碍低频字的识别。当使用非字时，大义符家族成员的呈现会激活同一义符家族的其他成员，这些家族字结点的激活会进一步激活与目标字共有的亚词汇结点，即相同的义符，相同的义符又把激活反馈到目标字的结点上，促进对目标字识别。在使用假字时，大义符家族抑制低频字的识别很可能是由于受到目标字的高频同形旁字的影响。低频字的频率低，有着比目标字频率更高的高频同形旁字。当低频字呈现时，高频同形旁字也被激活，它们与目标字产生了竞争，从而阻碍低频字的识别。大义符家族的低频字比小义符家族的低频字更可能拥有高频同义符字，因而抑制对大义符家族的低频字的识别。 2.5.2 语义决定中的义符家族效应 在汉字识别中，义符的家族效应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相比较而言，义符的家族大小对语义决定的影响的研究结果则较为一致。Chen和Weekes(2004)考察了汉字类型、部件一致性和部件构字数对语义分类的影响，要求被试决定目标汉字所属的语义类型。研究发现了义符的构字数效应，义符构字数多的汉字有助于语义归类；也发现了汉字类型效应，语义透明的汉字的反应速度比语义不透明的汉字更快。部件一致性与其他两个因素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但在此研究中，义符的位置和汉字的结构仍然未获得完全的控制。Hsiao,Shillcock和Lavidor(2006)采用经颅磁场刺激技术(TMS)考察SP结构汉字的语义透明度、义符构字数对汉字语义判断的影响。经颅磁场刺激技术利用脉冲磁场作用于大脑，改变皮层细胞的膜电位，使之产生感应电流，影响脑内代谢和神经电活动，能够精确地控制刺激大脑的深度，准确地调整刺激强度，达到兴奋或抑制局部大脑皮层功能的目的。结果表明，大义符家族和语义透明度高的汉字在语义加工中具有促进作用。对SP结构的汉字，义符的构字数少，义符在确定汉字的语义时具有更强的信息性；义符的构字数多，声符在确定汉字的语义时更具信息性。因此，对左脑的虚拟损伤将影响SP结构汉字的声符加工，从而影响对大义符家族汉字的语义判断，对小义符家族汉字的语义判断的影响较小；对右脑的虚拟损伤将影响SP结构汉字的义符加工，从而影响对小义符家族汉字的语义判断，但对大义符家族汉字的语义判断的影响较小。对小义符家族汉字，整字语义通达将平均地依赖于汉字的左右两个部分；但对大义符家族的汉字，整字语义通达将更多地依赖于右侧部件即声符的作用。Hsiao,Shillcock和Lavidor(2007)认为，义符结合度的促进效应类似于英文词汇识别中的词形邻近词效应。与有少量邻近词的词汇相比，具有大量邻近词的词汇加工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英文与汉字中观察到的促进效应仅出现在左视野/右脑。他们使用SP结构汉字，要求被试根据汉字最常用的意义判断其语义是否透明。研究也发现了义符的构字数效应，即义符的构字数越多，判断就越快越准；研究还发现了语义透明度效应，即语义透明的汉字比语义不透明的汉字反应得更快更准。在正确率上，发现了义符的构字数和语义透明度的交互作用，构字数效应在语义透明汉字中的作用更加显著。Hsiao,Shillcock和Lee (2007)采用ERP技术考察了SP汉字与PS汉字的中央窝分离效应。要求被试无声地命名呈现在屏幕中央的汉字。结果发现，在N1指标上发现了汉字类型与半球间的显著的交互作用，与PS汉字相比，SP汉字在大脑左半球诱发了更为负性的波幅，而在右半球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这一效应与中央窝分离的观点是相一致的。Hsiao(2011)采用中央窝偏侧信号提示法考察不同义符结合度的SP汉字的语义信息分布特点，发现注视线索的位置(左右)和义符的结合度之间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当线索在左时，义符构字数少的汉字在语义判断中反应得更快、更准，义符构字数多的汉字在语义判断中反应得更慢、更不准确。单侧线索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汉字的对应侧，对这一侧的部件进行优先的加工。如果线索指向汉字的一侧包含的信息多，这个线索就有助于汉字的加工。实验表明，构字数少的义符包含的语义信息更多，因此，当左侧线索指向构字数少的义符时，有助于语义判断。构字多的义符包含的整字语义信息少，因为大量的汉字共享此形旁，了解义符的意义对了解整字的语义没有太多的帮助，声旁反而包含了更多信息。因此，在使用右边线索时，声旁构字数大的汉字判断得更快、更准。在这种情况下，声符在提取汉字意义时具有更强的信息性。上述结果与张积家等(2014)用眼动技术得到的结果有一致之处。王娟(2012)采用语义类别一致性判断任务考察义符的家族大小和字频对形声字语义加工的影响，要求被试对先后呈现的汉字的所属类别进行一致性判断。结果发现，小家族汉字和低频汉字诱发了更为负性的N1成分。义符家族大小与字频在N400成分上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与高频、大家族汉字比，高频、小家族汉字诱发了更为负性的N400，而在低频字中，大、小家族汉字诱发的N400波幅无显著差异。这体现了义符部件构字数特征和词频在语义加工任务中的综合作用。 基于义符的表形、表义、表词类的功能，王娟(2012)采用ERPs技术考察义符的系列功能对汉字认知加工的影响及时间进程。选取义符相同且在类别、词类、位置、功能和词形5种水平上存在一致和不一致关系的汉字对，要求被试分别进行类别一致性、词类一致性、位置一致性、词形一致性和功能一致性判断。结果发现，在汉字加工的早期，位置、词形、功能、词类判断均诱发了比类别判断更为负性的N1波幅，显示了早期汉字视觉加工的特点。词类判断任务诱发了更为正性的P200波幅。在N400成分上，类别和词类的平均波幅均显著负性，表明在潜伏期为300～500 ms的时间窗上，类别和词类加工获得了更大程度的激活，位置、功能和词形加工的激活较弱。研究还在450～600 ms时间窗口上发现了字形加工的更为正性的波幅，反映了字形的反馈作用以及汉字加工的后期整合。 3 义符参与形声字加工的模型 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的认知加工过程具有特异性。在既有拼音文字加工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汉字加工的性质，研究者相继提出了“汉字的经成分识别模型”(Huang & Wang,1992)、“汉字识别的多层激活模型”(Taft & Zhu,1997)、“汉字识别与命名的联结主义模型”(Chen & Peng,1994)和“汉字识别的多层次格式塔双向加工模型”(陈传锋，董小玉，2003)和“中文词汇识别的表征与加工模型”(周晓林，1997)，等等。不同的模型采取不同的角度对汉字认知加工进行模拟和解释。义符是汉字的特有构件，在汉字认知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分析汉字的认知加工过程不能忽视义符的作用。针对义符参与汉字加工的模型主要有4个，分别是“汉字认知加工的两个网络系统模型”、“汉字词与图片命名与分类的综合模型”、“义符在词汇通达中表征和加工的模型”和“义符的家族大小和一致性影响汉字形声字认知加工的调节模型”。 3.1 汉字认知加工的“两个网络系统模型” 张积家和彭聃龄(1993)在系列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汉字形声字加工的“两个网络系统模型”，这一模型成为其他关于义符参与汉字加工模型的滥觞。此模型是以Collins和Loftus(1974)的“两个网络系统”的模型为基本框架，适当地吸收联结主义的“平行分布加工模型”的“平行激活扩散”的思想(McClelland & Rumelhart,1981)，认为汉字词加工涉及两个网络系统：词汇网络系统和语义网络系统。词汇网络系统由许多加工单元组成，语义网络系统由许多概念结点组成。不同的网络系统之间亦有一定的联结通路(见图1)。
图1 汉字认知加工的“两个网络系统模型”(资料来源：张积家，彭聃龄，1993) 当有义符的汉字呈现时，最先激活词汇网络里的笔画加工单元，然后激活部件加工单元，义符就是一种重要的部件加工单元。模型假定，汉字词的词汇网络系统和语义网络系统之间存在着以义符为中介的联结。当汉字呈现时，一方面，来自义符加工单元的激活继续上行激活词汇加工单元，从而导致对词汇的识别；另一方面，激活沿着网络间的联结通路激活语义网络中代表类别的概念结点，并启动自上而下的加工，激活与它联结的类别成员概念结点和定义语义特征，降低它们的反应阈限。当词汇识别后再作语义判断时，由于类别结点、类别成员结点和定义语义特征都已处于激活状态，只需要少量的激活便可以打通语义通路，因而反应时便短。而在目标词无标明类属义符的情况下，由于在词汇识别之前不能激活类别的结点，也不能激活类别成员的结点和定义语义特征，必须待词汇识别后再做语义判断，此时，类别的结点、类别成员的结点和定义语义特征的激活值便高，需要较多的激活才能打通语义通路，决策就进行得缓慢，反应时就延长了。这一模型适合于解释义符对汉字词语义(包括类别语义、特征语义、动作器官或动作工具语义)提取的影响。而且，只要在概念网络中增加与概念或类别对应的语法结点，亦可以解释义符对中文名词和动词分类的影响。 3.2 汉字词与图片命名与分类的综合模型 方燕红和张积家(2009)发现，义符对汉字词和图片的命名与分类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根据研究结果，结合“两个网络系统模型”，提出了汉字词和图片命名与分类的综合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汉字词与图片命名与分类的综合模型(资料来源：方燕红，张积家，2009) 字词输入通达整词后产生的激活进入语义网络系统，产生分类反应；图片输入通达语义网络系统后产生的激活进入词汇网络系统，产生命名反应。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词的词汇网络系统和语义网络系统之间存在着以义符为中介的联结。正是这种联结，体现了汉字词认知加工的特点，这种特点既有利于汉字词的语义提取，也有利于对汉字词分类，使汉字词和图片的命名和分类体现出与拼音文字的图片和分类不同的特点。 3.3 义符在词汇通达中表征和加工的模型 陈新葵和张积家(2012)在“两个网络系统模型”和Ding等人(2004)的基于可独立成字部件加工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义符在汉字形声字词汇通达中的作用的模型，见图3。这一模型适合于解释义符在形声字词汇通达中的作用。
图3 义符在词汇通达中表征和加工的模型(资料来源：陈新葵，张积家，2012) 在这一模型中，特征水平、部件水平和合体字水平属于词汇网络系统里的变量，概念水平属于语义网络系统里的变量。义符联结着词汇网络系统和语义网络系统，为整字的语义通达提供了特殊的通道。但是，由于义符的语义只标明整字代表的概念的类属、动作发出的器官或动作工具、词类(动词或名词)等语义，所以，义符语义与整字语义具有关联却不完全等同。因此，在图3中以虚线示之。义符的熟悉性越高，义符通达整字语义的通道就越顺畅。但是，义符只提供相关意义，要真正通达整字的意义，仍然需其他部件(如声符)的参与。整字的频率越高，对义符通达整字语义的通道需求就越低。当义符语义与整字语义一致时，义符语义能够为整字语义的通达提供帮助，但当两者不一致时，义符通达语义的通道受阻，义符的熟悉性越高，副作用就越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义符相同、语义不同的条件下，启动字的整字频率低、义符熟悉性高时，负启动效应在加工早期(SOA＝43 ms)便已经出现，而在义符熟悉性低时，负启动效应在加工晚期(SOA＝73ms)才出现。这也可以解释当高频形声字为启动字时，义符的语义信息在整字通达的中期(SOA＝73ms)出现、晚期作用消失的实验结果。 3.4 义符的家族大小和一致性影响形声字加工的调节模型 王娟(2012)考察义符的家族大小和一致性(包括类别一致性、词类一致性、位置一致性、词形一致性)对汉字形声字认知的影响，发现义符的家族大小和整字的字频对形声字的加工有重要影响，家族效应发挥受整字频率的调节；义符的多重一致性对汉字形声字的认知加工也有重要影响。当义符信息与整字信息一致时，对形声字认知的反应时短。当义符在某一性质上的一致性程度高时，对形声字认知的反应时也短。另外，张积家、王娟和印丛(2014)的究表明，与义符比，声符在语义提取中具有注意资源分配的优势。在系列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既往的加工模型，王娟(2012)构建了义符的家族大小和一致性影响汉字形声字加工的调节模型，如图4所示。
图4 义符的家族大小和一致性影响形声字加工的调节模型(资料来源：王娟，2012) 在这一模型中，汉字认知涉及词汇网络系统和概念网络系统。词汇网络贮存词的外部特征，包括词形的结构特征(如笔画、部件、词素)和词音的韵律特征；概念网络贮存词的语义。在两个网络系统之间存在着以义符为中介的联结。该模型细化了部件层的加工机制：假定在部件加工层中，存在着一个主管资源分配的调节机制，其功能是分配资源给不同的加工路径，用来实现汉字形声字的语义或词类的通达。部件层的资源分配给三股资源流：(1)跨系统的义符路径需要的资源：义符获得的用以通达概念网络中的类别结点和词类结点的资源；(2)声符获得的用以继续上行激活词素或整词的资源；(3)义符获得的用于继续上行激活词素或整词的资源。义符和声符获得的上行资源同属于词汇网络内的加工资源，它们在词汇网络系统内合力实现词素或整词的通达，然后，激活由词汇网络进入概念网络，激活概念结点，再激活类别结点(或词类结点)。另一条义符路径则在资源分配完成以后，在部件加工层直接从词汇网络系统平行扩散到概念网络系统，激活义符所示的类别结点或词类结点，启动自上而下的加工。这样，当概念结点被来自词汇网络的整字的激活流激活后，类别结点(或词类结点)已经激活，此时，就容易打通二者之间的通路，语义决定(或词类决定)就容易多了。 这一调节机制得以形成，源自于阅读者长期的语言经验。在长期接触汉字的过程中，个体会形成关于义符的内隐知识。在相关实验任务中，这种内隐知识会自动地提取并操纵资源分配。这种调节机制包括三个部分：(1)被试长期接触汉字所形成的语言直觉。语言直觉的形成取决于义符在汉字中的呈现率和汉字的字频。义符呈现率表征义符的家族大小。正是由于义符呈现率的差异，才使得人们形成辨别汉字家族大小的语言直觉，从而影响资源分配。字频也影响调节机制。整字的频率高，调节机制倾向于分配更多的资源给整字加工路径。(2)语言知识。语言知识源自于汉字的教学与学习。在汉字教学中，使用最多的就是偏旁部首教学法。由于被试具有汉字知识，在加工与语言知识一致的汉字时，会快速准确地完成判断，对与语言知识不一致的汉字，会出现加工困难。(3)认知策略。认知策略的形成也是长期使用汉字的结果。由于被试对汉字的结构有一定了解，于是就形成了语义任务关注义符、语音任务关注声旁的策略。认知策略虽然能够帮助读者快速地完成任务，但有时亦不可靠，会出现在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劣势。在这三种调节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来自笔画层激活的资源才能够在义符和声符上自动地得到分配。 当义符为大家族义符时，调节机制并非直接地通过义符的跨系统路径实现义符的类别或词类激活，这与义符的一致性有关。义符一致性是指义符参与构成的汉字在义符所示信息的聚合程度。义符的一致性高，义符表征类别和词类的聚合程度也高，在多个可供选择的类别和词类之间，能够发现占优势的类别或词类，此时，调节机制的资源分配就会倾向于使用跨系统的义符路径；义符的一致性低，义符表征类别和词类的聚合程度也低，在多个可供选择的类别和词类之间，阅读者难以找出占优势的类别或词类。此时，调节机制的资源分配就倾向于使用整字路径依靠义符和声符实现整字的通达。如果被试不考虑义符的一致性而莽撞地使用义符推理策略，就会犯错误，从而导致错误率的增加。 因此，义符发挥作用的大小，不仅与义符的家族大小有关，还与义符的一致性有关。义符的一致性制约义符家族效应作用的发挥。义符的家族大小、义符的一致性均影响着资源分配比例，这一影响通过部件层的调节机制起作用，表现为义符和声符的资源竞争，以及义符的上行通道(负责与声符共同作用激活整字)和跨系统通道(负责激活概念网络中的类别结点或词类结点)之间的资源竞争。义符的家族大小和一致性调节着义符作用的发挥。当义符为大家族义符(义符参与构成的汉字数多)时，义符的加工将更为容易，无需太多的资源，资源分配主要倾向于声符，利用声符的细化和区别功能，通达整字的词汇和语义；同时，跨系统的义符路径也会获得通达，实现类别信息或词类信息的激活，这一路径同样无需耗费更多的资源。当义符为小家族义符(义符参与构成的汉字数少)时，获得义符信息相对困难，调节机制将加大对义符的资源分配，以帮助实现义符信息的通达。但是，对已经分得的义符资源，跨系统的义符路径与系统内的义符路径将如何分配，又取决于对义符的一致性的考量。 因此，调节机制作用下的资源分配要受义符的一致性(规则化程度)影响。当义符的一致性高也即规则义符的条件下，完成类别判断或词类判断将更多地依赖于跨系统的义符路径以通达概念网络中的类别(或词类)结点，调节机制将会分配更多资源给跨系统的义符路径。当义符的一致性低也即不规则义符的条件下，跨系统的义符路径的作用减弱，调节机制将会分配更多的资源给系统内的义符路径和声符路径，以实现整词的通达进而激活概念结点，最后激活概念网络中的类别(或词类)结点。但是，无论是大家族义符还是小家族义符，也无论义符是否一致，认知资源分配都将更多地集中于声符部件。 与最初的“两个网络系统”的模型相比，“义符的家族大小和一致性影响汉字形声字加工的调节模型”能够解释义符的家族大小、义符的一致性、义符的熟悉性、声符的注意资源分配优势等诸多效应，能够解释义符对形声字识别、语义提取和语法分类的影响，是一个更为全面的义符影响汉字词认知加工的模型。 与语言学对义符的静态的、结构的研究相比，认知心理学多从义符对汉字认知加工的影响层面进行探索，发现义符不仅是汉字结构的“块”，识别的“块”，语义的“块”，还是汉字的语法的“块”，重在揭示义符在汉字加工中的作用，侧重于对义符功能的动态描述。这两种研究相得益彰，二者共同作用使得义符研究走向了深入。 4 研究展望 虽然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对义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义符研究还只是触及到义符的“冰山的一角”。义符毕竟是汉字形声字的二分之一，是汉字形声字的重要的“一半”，而形声字又是现代汉字的主体。因此，义符代表了汉字的“半壁江山”，它们集中了汉民族三千年的历史智慧，是汉民族从原始思维逐渐过渡到分析思维的反映。因此，如果说现有的义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也只是刚刚揭开了义符的神秘的面纱，离认识它的“庐山真面目”尚存在着不少的距离。义符研究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义符的产生对汉字发展的历史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义符产生是汉字发展史上的大事变。从义符产生的那一天起，汉字就开始告别了象形文字的窠臼，进入到形声字蓬勃发展的阶段。传统观点认为，文字发展是从图画文字到形意文字，再到意音文字，意音文字继续发展，形象性逐步削弱，符号性逐渐加强，以至于义符取消，声符简化，演变成音节文字，再简化为音素字母，最终演变为字母文字(周有光，1998)。由于义符和声符的出现，形声字成为汉字的主体，汉字进入到意音文字的发展阶段。义符和声符的结合使得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汉字完全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汉字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它动摇了人们对文字发展是从图画文字到形意文字到意音文字到音节文字再到字母文字的“规律”的信仰，也预示着文字的发展可以有不同的历史道路，质疑着拼音文字起源的已有结论。因为绝大多数的古形意文字已经死亡，包括古代西亚人使用的楔形文字(“钉头文字”)、古埃及人使用的圣书文字、拉丁美洲玛雅人创造的玛雅文字、中国殷商时期创造的甲骨文，仅有极少量的形意文字存活下来。例如，纳西族先民创造的东巴文就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形意文字，是形意文字和意音文字之间的中间环节。在东巴文中，就已经出现了标示类别和字义的“义符”和标示字音的声符(周有光，1994)。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发现足够的从意音文字进化为拼音文字的证据。日文是二元文字体系，虽然包含着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但日文中的意音文字(汉字)属于借源的意音文字，而非自源的意音文字(周有光，1994)。一些原来使用意音文字的国家后来使用拼音文字，往往也不是由于文字自身进化所产生的，而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产生的“突变”。例如，韩国文字中“谚文”(俗称韩文字母)是15世纪在李氏朝鲜王朝第四代君主世宗国王(1418～1450年在位)的倡导下，由一批学者创造的。在创造这些简单的音标之前，朝鲜人借用汉字来记录语言。越南人在历史上使用过汉字，10世纪以后，发明了字喃(喃字)——一种类似于汉字的方块字。从18世纪中叶起，法国殖民者侵占越南，推广拼音文字，废止了汉字。1945年越南独立后，拼音文字被定为法定文字——国语字。虽然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字拼音化是大趋势，形意文字向拼音文字转化是文字发展的基本走向，但是，在文字发展史上，文化发展程度高的意音文字(象形文字)母语国的文字，还没有自行转化为拼音文字的先例(刘桂英，2003)。陈宝亚(2002)指出，文字选择背后隐藏着一个民族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重要信息，一个民族的特殊语言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自然文字的发生发展方向。从特定民族的语言文化背景来看，决定意音文字存在的民族语言文化条件有：(1)该意音文字所记录的方言很复杂；(2)用该意音文字所书写的古代文本很丰富；(3)该意音文字是原生的；(4)该意音文字所记录的是权威语言。汉字满足了上述条件，因此进入了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因此，义符研究不仅关系到对文字发展规律的再认识，也关系到汉字的未来，即：汉字最终能否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汉字简化是否可以置汉字的规律而不顾，而一味地追求笔画的减少？类似于“听”(繁体字为“聽”，从耳，简体字从口)、“叶”(繁体字为“葉”，从草，简体字从口)之类的简化字是否具有合理性？近年来，网上有一段评论，说汉字简化以后，“親不见，愛无心，産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有雲无雨，開関无门，鄉里无郎，聖不能听也不能说，買成钩刀下有人头，輸成人下有匕首，進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这段话虽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简体字一定不如繁体字，但这些字的简化不能不说是违背了汉字的结构规律和认知规律，也反映出汉字简化后对汉字审美意蕴的消解。 (2)义符基于形声字的存在而存在。义符承载的结构、语义和词类信息对汉字认知的影响已经分别获得了探讨。但是，义符所具备的多重信息的自动激活过程尚不清楚。比如，义符既有类别义，又有联想义，又有语法义，这些不同语义的激活过程和激活顺序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了解义符所承载的各种信息的自动激活过程和加工顺序能够为揭示汉字认知加工的过程和特点提供更多的证据。 (3)义符表意具有层次性。在既往研究中，对义符表意性的考察多保留在类别层面，对义符义与整字义处于不同层次的汉字，其加工过程有无差异，还不清楚。例如，根据向多林(1987)对形符表意功能的分类，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标类形符的作用，对相关形符、比况形符和标义形符在汉字认知中的作用很少有探讨。根据李国英(1996a)对义符示意的三种类型的划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类别性义符在汉字认知中的作用，对标记性义符有所涉及，对词法同义性义符则缺乏探讨。根据王贵元(2005)对义符表义类型的11种分类，现有研究只是对种属关系类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物体与所用材料的关系，人、物与动作的关系，动作与其所用材料的关系3种类型有所涉及，而对同义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动作与动作对象的关系，人、物与其状态的关系，状态与表示物的关系，状态与处所的关系，动作与处所的关系7种类型缺乏探讨。详尽地探讨不同表义类型的义符对汉字认知加工的影响，揭示不同表义类型的义符发挥作用的机制，有利于义符参与汉字加工模型的构建。 (4)对义符的一致性还缺乏深入的探讨。义符具有多重一致性：①类别一致性：有的义符在表示类别方面比较一致，如“鼠”，凡有此义符的汉字皆与鼠科动物有关；有的义符在表示类别方面不一致，如“女”，有“婿”、“娃”、“婴”、“奴”、“妖”、“嬖”(受宠爱的人)、“拏”(妻子和儿女)等。所以如此，与义符类型有明显关系。例如，在“婿”、“娃”与“婴”中，义符“女”只是表明与女性有关义；在“奴”、“妖”中，义符“女”只是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存在强烈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在“嬖”、“拏”中，义符“女”显示了古代男性对女性的偏爱与保护意识。义符的类别一致性与义符的家族大小之间有无关系？也值得研究。一般说来，义符的家族越大，义符表义的类型就越复杂，义符的家族越小，义符表义的类型自然就要简单些，但也存在着例外。无论如何，义符的类别一致性及其对汉字认知的影响值得认真考察。②词类一致性：有些义符在表示词类方面比较一致，如“木”、“钅”多表示名词，“扌”、“或“刂”多表示动词。不同的义符具有不同的句法倾向性，有的倾向于表示名词，有的倾向于表示动词，还有的倾向于表示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多种词类。张积家等(2006)提出了义符的“句法范畴倾向”的概念。这一概念反映了义符的词类一致性。句法范畴倾向高的义符，词类一致性亦高；句法范畴倾向低的义符，词类一致性亦低。义符的词类一致性对汉字认知的影响也值得探讨。③位置一致性：义符部件具有多变的空间位置，可以置于字符的左、右、上、下、中、内和外部。处于不同位置的部件的认知加工时间不同，表现出部件认知的“位置效应”。有的义符在构成汉字时位置比较一致，如“犭”、“牜”，有的义符在构成汉字时位置不一致，如“木”，既可以置于形声字的左边，又可以置于形声字的右边、上边和下边。这种位置一致性是否影响对形声字的认知加工？④词形一致性：义符在形体上存在多种形式，包括成字义符(如“女”、“木”)和非成字义符(如“艹”、“宀”)，成字义符能够独立地体现构意，非成字义符要依附于其他构件来体现构意。一些义符有成字与不成字两种形式，如“手”与“扌”、“刀”与“刂”、“心”与“忄”、“水”与“氵”、“礻”与“示”、“衤”与“衣”、“讠”与“言”、“饣”与“食”，等等。不同形体的义符在汉字认知中的作用是否相同？成字义符与非成字义符相比，在汉字认知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义符的位置一致性与词形一致性具有明显的关系。一般说来，成字义符的位置比较灵活，非成字义符的位置比较固定。成字义符多见于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和包围结构的形声字中，它们均位于整字的左部、下部或内部，非成字义符多见于左右结构和上下结构的形声字中。 (5)对义符的表义度对形声字认知的影响，目前还较少有研究。在语言学界，对义符表义度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结果，但也存在争议。例如，文武(1987)将义符(形旁)的表义度定义为义符(形旁)预示整字义的能力，即形旁义与整字义的联系程度；费锦昌和孙曼均(1988)将义符(形旁)的表义度定义为义符(形旁)义跟整字义相符或相关程度。不同的学者对义符的表义度有不同的研究结果，义符的整体表义度被确定在0.40～0.83之间(文武，1987；施正宇，1994；邵敬敏，2001)。然而，在心理层面，不同义符的表义度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实证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具有不同表义度的义符在形声字认知加工中作用如何，也值得深入研究。 (6)在认知心理学中，义符研究的范式、方法与手段也亟须创新。从研究范式看，现有的义符研究大多采用整字启动范式和整字语义决定范式，基本假设是阅读者在加工整字时会将义符作为一个加工单元，因而对形声字认知产生影响。整字启动范式难以排除启动字的整字义对目标字加工的影响，因此很难说是纯粹的义符启动：整字语义决定范式也难以分离义符义和整字义在语义决定中的作用。如果采用部件启动范式，如先呈现“
”或“
”，间隔不同时间再补全形声字，这样做不仅可以提供义符的语义信息，还可以提供义符的位置信息，利用此范式可以研究义符的家族效应、一致性效应，还可以考察义符具有各种信息的激活过程和激活顺序，对义符影响汉字加工的认知会进一步深入。现有的义符研究主要采用行为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如果能够结合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如脑电和脑成像的技术)和眼动的技术进行研究，揭示义符影响汉字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对义符作用的考察就更为直接。 (7)义符的产生与义符在汉字词认知中的作用与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在拼音文字的词形结构中，只存在着少量的标语义的语素，如标明否定意义的语素“a-”、“dis-”、“in-”、“il-”、“im-”、“non-”、“un-”等，标明数量的语素“bi-”、“tri-”等；而在汉字词的词形结构中，具有标明语义的义符是一大特色。根据语言与认知相互影响的观点，应当探讨：究竟是汉民族的何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义符的出现并进而导致了形声字的产生？形声字的使用又对汉字使用者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也是很有希望的研究方向。 总之，义符研究还存在着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开展义符研究，深化对汉字认知过程的理解，是汉字研究者和汉字认知研究者今后需要致力解决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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