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挥笔洒墨——维尔纳#183;科夫勒的小说《写字台前——阿尔卑斯传说、游记和报复行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尔卑斯论文,台前论文,维尔论文,科夫论文,游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12)03-0072-06
作家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历史进行反思，乃是当代西方文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文学已经逐渐摆脱了过去那种单一歌颂自然、弘扬美善的传统表现模式，进而遵循一种新的真实性审美原则，真正履行起了反映现实、表现真理和反思历史的现代使命。尤其是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奇迹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了便利，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人对世界的认识。然而，人类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和文明进步的结果到了发人深思的地步：人类对大自然的不合理开发致使环境遭到破坏，而生态失衡的后果又反过来威胁人类本身的生存；当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加速了世界文化的融合；经济社会又给快节奏的文明与进步抹上了一层商业色彩……基于以上种种现象的影响，文学艺术这一传统意义上反映现实的工具，必然要有符合时代精神的表现形式。于是，反思文学便应时登上了艺术舞台。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地利文坛上日益增多的现实批判性作品表明了作家创作倾向的新变化。②此类作品大多结构复杂，内涵丰富，语言冷漠尖刻；有的风格近乎怪诞，令人费解，但同时也激发读者参与思考，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聂军2011)。这一方面表现异常突出的作家之一是奥地利当代著名作家维尔纳·科夫勒(Werner Kofler)。科夫勒于1947年生于奥地利南部菲拉赫城，大学毕业后一直生活在维也纳，于2011年12月8日因病辞世。科夫勒素来以爱憎分明的观世态度和冷漠、怪诞的创作风格著称于文坛。虽然他的作品构思奇异，风格怪诞，内容艰深晦涩，但是他那擅长于讽刺和荒诞的艺术手法为其作品赋予了浓重的表现力，他也因此成为奥地利当代文坛的“叛逆者”而备受关注。科夫勒的长篇小说《写字台前》(1988)艺术构思别具一格，展现了作家独特的创作角度和表现技法。小说主人公以一个文化旅行者的身份让思想在写字台前旅行，又在旅行中写作，多次变换视角，放眼社会，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挥笔洒墨，任意褒贬评说，嬉笑怒骂见诸笔端，颇有怪诞之处，常常带给读者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显而易见，科夫勒采用怪诞的创作手法，正是要揭露当代文明社会阴暗和虚伪的一面，表现他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本文拟以这部作品的表现主题和艺术风格为着眼点，着重探讨作家的现实批判与文化反思创作的艺术特色，进而揭示奥地利当代反思文学倾向的社会和时代背景。
1.自然感受作为社会批判的支点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凝结出深刻的思想，是本部作品的表现主题之一。科夫勒把人的自然感受作为社会批判的支点，反映了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在作品前几个章节，作家运用了幽默风趣，且又不乏讥讽的叙事手法描写了一段登山故事情节。他塑造了一个文化旅行者形象作为小说主人公。这位登山旅行者雇佣了一位山民作向导，攀缘在崎岖险峻的山崖之间。两人身份不同，心态各异，分别从城市与乡村文化的角度折射出截然不同的自然感受。旅行者沉浸于秀美的自然风光，却又对险恶的悬崖峭壁充满恐惧；而山民向导则不平于城乡之间的不公平，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一气之下将身后的雇主推下深渊。
科夫勒没有像自然主义那样以拷贝方式来描写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自然景色，而是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来描写人对自然的真实体验。他利用变换角度的方式让人物自叙，对自然环境发表议论，进而折射出当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此，他借用主人公之口描写山区的险恶景象，通过突出自然的另一面——即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一面——表现了人与自然在当代现实文化背景下的矛盾关系：
走在我前面的是向导，他认识路；一旦我失去支撑或平衡，他就会救我；一旦我坠入山谷，他也会救我。为了不出意外，他走在我前面。［……］雪中行走和攀越悬崖峭壁，我都不在行。右面，冰溜子坠下深谷令人毛骨悚然。(7，此为原著页码，下同)
登山者并不是因爬山而筋骨劳累，而是折服于险恶的山势而内心恐惧。另一方面，山民讲述自己的家庭在恶劣环境下所遭遇的不幸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心理。显然，作家从这一侧面反映了人既要征服自然，却又受自然威胁的双重矛盾关系，并且表明了一个事实：人类初始对大自然的敬畏心理随着文明的进程逐渐淡漠，但是实际上人类并没有真正认识自然，更没有善待自然，只不过把当代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所导致的怀旧心理当成了所谓“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由头。随着城市文化逐渐趋于“水泥化”，人与自然之间的不谐和日趋明显，于是回归自然、眷恋乡村就变成了当代社会的一种时尚。这实际上是一种肤浅、平庸和虚伪的自然观。
在科夫勒看来，人与自然之间的不谐和关系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而造成这种不和谐关系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的技术化和商业化。当代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创造就业机会提供了便利，也由此产生了盲目乐观的生存意识。如向导所言：“这滚滚洪流，全然无用地流进黑海，在东方堡垒中干涸枯竭。［……］这一切简直令人无法置信。我们需要就业！”(9)。“周围山谷里所有的冰川溪流被夺去毫无意义的美景，又被纳入有意义的自然利用。”(11)不难看出，这里的“开发、利用、就业”之类的词语不免带有讽刺含义。作家利用词组“有意义的利用”和“无意义的美景”音同义异的特征来嘲讽当代人对于自然的轻蔑态度，无疑针砭了当代“经济与生态和谐并存”(11)这种最时髦的口号。为此，科夫勒尖锐抨击政界唯利是图的做法，如作品中所言：“追求利润任何时候都有一种犯罪动机。”(15)他利用“全景影视”这一概念影射始于美国、后在奥地利膨胀起来的旅游业政策，即使面对权势阶层也毫不退却：“一切都变成了全景电影，一切都淹没在独一无二的、美妙的和无可比拟的全景画面之中。让这种全景画面安然地在全景大街或者全景大道上运动！”(15)“更为丑陋的是，［……］那些卑鄙的平原强盗在寻找所谓的乡土风情，还有这位总理站在大威尼斯人山峰上，［……］”(17)。这里，作家以自然画面为背景，让一系列平行物进入主人公的思绪，形成了自然与技术之间的鲜明对照：一方面，主人公饱览“阿尔卑斯山东部最大的冰川地带、清晨雾霭中的水晶崖壁、奔泻的流水、深不可测的陶恩山谷和肥沃的高山牧场、那落叶松林和五针松林”(17)，秀丽壮观的自然风光美不胜收；另一方面，主人公又不免遭遇蓄水坝、封锁山谷、高压管道、爆破装置、电锯、推土机、尘土、垃圾、噪音、直升飞机和混凝土搅拌机等技术化产物，其心理反差无疑影射了当代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
在作家笔下，旅游业正能说明当代人的自然意识的双重性：人既热爱自然又破坏自然。仅“登山向导”这一职业名称就意味着乡村文化随着商业化旅游的发展失去了本身固有的含义。经历了当代文明辉煌的西方人，迫切希望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原始形式，同时却不愿意放弃技术与文明带来的现代化物质条件。为此，科夫勒对日常社会生活中人对待自然的各种狂热现象发出了抨击：他讽刺那种“一切皆自然”的非现实思想，因为这样的口号正意味着自然的丧失。所谓“绿色食品”、“天然面包”、“不含防腐剂”、“纯天然产品”等等之类的装饰物应运而生，成为商业界巧取利润所惯用的噱头，同时也迎合了当代人的普遍心理。因此，科夫勒借山区向导一番愤世嫉俗的发泄对当代人类肤浅的自然意识进行了辛辣嘲讽：
不要进步，不要舒适，不要什么高产单一种植，更不要化学肥料！不要养猪业，不要便携电池，更不要金钱！［……］像我身后那样的登山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只是为了寻找无用的东西；寻找享受，寻找没有被利用的大自然开心；他们还拿贫穷开心，拿山区农民的封闭耕作方式开心。竟还想劝告我们，要保持这种状况，保留中世纪的风貌。(12)
同时，科夫勒还把矛头指向古典文学，用以讽刺那种空洞乏味的自然癖式的思想。他引用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
lderlin,1770－1843)的名诗《夜晚的想象》中的诗句：“茅屋檐阴凉下静静地坐着犁地人，/那快乐人家的炊烟缭绕。”在他看来，尽管传统文学中所描写的工业化前的原始自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其中所表现的那种陈旧的自然观依然影响着当代人的思想观念。这种影响的潜移默化作用迷惑人的思想，使人不自觉地沿袭旧的观念而忽略了当今文明时代自然的真实状况。荷尔德林笔下那种静谧的“炊烟缭绕”的田园景象，历来被看做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典范，然而在当代条件下却显得不合时宜了。这里，经过作家的一番嘲讽，这些诗句更显出其矫饰和虚幻的一面。科夫勒表现自然感受的笔法除了戏谑和讥讽，也还见出其细微和深入。他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和描写渗透出一种灵性，一种细腻的美感，超越了传统文学的景物描写。但这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真实意图在于全盘托出一切美景背后的丑陋，表明他的反思和批判态度。他在登山情节的描写中揭示了传统自然观的虚伪性与当代现实之间的反差，表现出他对当代经济文化的失望和批评态度。这种反思创作方式也反映了奥地利当代文学中一种重要的创作倾向。
2.嘲讽历史与自然等同的谬误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不朽著作《诗学》中指出，模仿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一大快乐。③这一著名观点成为西方文艺理论史上最为经典的学说之一。然而这位哲人不曾想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模仿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范畴。热爱自然、赞美自然、模仿自然，这本是人类无可非议的善性，但是这种善性的极端化则演绎出了人类占有自然，破坏自然，进而面临丧失生存环境的危险。因此，在当今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人类普遍追求“回归自然”的怀旧心理被全球化经济的后果忽然唤醒，希冀在原始自然中获得满足。如果说旅游业的兴起促进了西方社会商业化发展的话，那么自然便首当其冲地成了商业化社会的牺牲品。在这种背景下，模仿自然已经不仅仅意味着为追求美善而模仿，而是转向了为经济利益而服务的一种现象。在西方国家，那些所谓的“原始村落”和“天然公园”的兴起，均可追溯到模仿自然的思想背景。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商业化，这种模仿自然之风愈演愈烈。简言之，只要能获得利润，一切皆为模仿的对象。于是，模仿自然之风也波及到了历史领域：即利用现代化高技术手段再现历史原貌，使历史以“自然”状态重现，以满足旅游业的需要，实现赢利之目的。
科夫勒以嘲弄的手法对这种商业化的历史仿作进行了表现，意在揭示这种平庸化的历史观在当代社会中的潜在危害。他在作品中虚构了一个特殊的德国历史博物馆，让小说主人公经过漫长的德国旅行之后，落脚于这座“把历史当做体验空间”的仿真博物馆，随后演绎了一出历史与自然等同的谬剧。如这里的负责人所声称，博物馆的艺术宗旨是“原模原样地”再现历史。但是在科夫勒看来，这种做法是脱离现实、淡化历史、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行为。事实上，科夫勒的艺术虚构并不是没有现实依据。早在德国统一之前，原西德政府就曾经构想过利用现代化技术建造一座仿真历史博物馆，以符合自然的原则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原貌。后因东西德合并，此构想便不了了之。科夫勒则因此而获得启示，凭借作家敏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艺术构思，让这座仿真历史博物馆在小说中变成了现实，表现了他对历史与自然的深刻反思。
博物馆负责人亲自为参观者介绍这座仿真博物馆的神奇之处：“浏览德国历史宛如漫游北美洲的大草原。”(137)这一比喻似乎把历史与自然等同了起来。主人公为之发出惊叹：“这可能吗？”其实是对此提出了质疑。这座博物馆被称为“德国音乐艺术的荣誉之林”(128)，不禁使人联想到坐落在德国南部多瑙河畔的瓦尔哈拉神殿——一座富丽堂皇的古希腊风格建筑，陈列大厅里林立着历代德国名人的大理石半身雕像，因而成为“日耳曼”血统德国人朝拜的民族圣殿。科夫勒有意对这座文化遗迹进行了歪曲，以此影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例如，参观者进入陈列大厅后，向导把食指贴在嘴上表示肃静，就像教堂神甫肃立在神像面前的姿态那样。这座陈列着德国著名音乐家和其他伟人的神殿曾在纳粹时期被希特勒奉为德意志民族的圣殿，二战结束后又被大大扩建和补充。科夫勒有感于德国这一段耻辱历史的画面史料，如希特勒站在著名音乐家安东·布鲁克纳塑像前的照片，进而将他对历史的反思表现于作品之中。
科夫勒在情节描写中频频把纳粹时期称作“石器时代”，实际上是影射德国人喜好用大理石制作纪念物的习俗，正如这座民族精英大厅里所陈列的石雕像群用“石器时代”来概括那样，在这里别有一番讽刺意味。显然，科夫勒以德国纳粹历史为思考契机，表现了当代条件下历史与自然的关系。“石器时代”的概念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人类之初未经开发的原始自然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可视为自然与历史并存的状态；其二，“石器”之义即以石器雕像暗喻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土壤；其三，正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土壤孕育了惨绝人寰的纳粹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犯下了灭绝人性的罪恶。科夫勒把自然与历史联系起来，正是为了告诫世人不能淡忘这一段残酷历史，尤其不能接受所谓“历史的自然性”的迷惑，把历史与自然混为一谈。
在作家笔下，这座仿真博物馆的主导思想是以现代化技术手段“原模原样”地再现历史，即使是恐怖的内容也能模仿得以假乱真，供游人实地体验，达到娱乐的目的。但是科夫勒认为，尽管现代高科技无所不能，但并不是任何历史情节都可供人模仿、体验和娱乐，尤其是对那一段烟火虽散、恐怖犹存的纳粹历史来说，更不能如此。否则，这一段残酷的历史将会由于所谓“忠实于自然”的复制和陈列被逐渐淡化。为了表现这一思想，他在主人公参观陈列大厅的描写中始终突出一种审视基调，从而向读者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昔日纳粹集中营的博物化究竟是再现历史还是淡化历史？淡化纳粹历史对德意志民族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深思反省。如作家所描写的，纳粹集中营里的尸体不是常用的蜡像，而是用杏仁糖果和果冻之类的材料复制的，以便让游客观赏而并不感到恐怖。然而，主人公在此貌似坦然地感受历史，内心却不无恐怖之感。例如，他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厅、存放假人的库房以及全部以实物陈列的眼镜库房时立刻毛骨悚然。尽管他承认这种现代化复制手段的高明之处，但是面对这种极端的历史自然癖现象却望而生畏。因此，他不认同这种仿真手段的客观性，忍不住从内心呐喊出来：“用杏仁糖果复制的——这不是真的！”(149)在科夫勒看来，这种仿真博物馆的客观存在，无异于虚假对世人的欺骗。那种仅从自然意义上去理解和看待历史的做法是一种片面的历史观，一种不可饶恕的偏执，因为这种做法只能在所谓求其真、求其自然的幌子下导致历史的平庸化。此类情形在西方国家不乏其例，也正和作品所表现的内容相吻合：“在集中营里冒险度假”。(149)因此，科夫勒构思了主人公参观博物馆这一情节，其目的是嘲弄那种把历史与自然等同的片面做法，并告诫社会要正视历史，反思历史，绝不可淡化当代人的历史意识。
3.一位现实的摧毁者
科夫勒对自己的创作风格很坦诚，称自己的艺术是疯子的艺术，是一种报复行为，其中包含着阴谋和高级别的指桑骂槐。可以简单地把它称为骂人的艺术，但它是一种密码，在难听的话里藏着东西。为什么要骂人呢？因为艺术的任务就是要摧毁现实，而他就是擅长于此的大师。④科夫勒的创作方式随心所欲，表现素材随处拈来，并不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安排作品结构，这一点从小说杂乱无章的素材结构上便可见出。他在创作中全然受其灵感支配，其感受印象以第一人称随意落入笔端。他能随意创造一种幻境，将那种抹杀真理与现实的虚幻影象表现出来。他时常有意利用那种看似蹩脚、实则非常个性化的写作手法来表现他的创作意图，因而被誉为当代德语文坛上最能体现文学攻击性的一位怪才，成为奥地利当代著名的现实批判性作家之一。
首先，他把当代政治领域视为一个虚假表象，认为这个虚假表象是借助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才得以维持和巩固的，因而是作为一种人为的虚假现实而存在的。为此，他采用一种虚幻的语言风格来抨击这种人为的虚假现实。在作品开头的登山情节里，他把山民向导对修建蓄水发电站所表现出来的盲目乐观态度描写成一种赤裸裸的逆反心理，同时也对登山游客那种肤浅的自然意识进行了嘲讽。他鞭挞那种惟利是图、缺乏远见的政府行为，辛辣讽刺那些表面为民谋利、实则以权谋私的政客，称他们“惟独想一件事，只看重钱和权”。他让主人公口出恶言与之对应，令其丑形自现。例如，主人公在德国科布伦次旅行期间，借一卡车司机之口说道：“这帮家伙的心思就是让那玩意儿进去。”(52,132)，以此影射那些利欲熏心的政客，别有一番意味。
其次，针对当代社会商业化所导致的社会平庸化现象，科夫勒把矛头指向当代文明的头号大国——美国，对美国的商业化以及快节奏的文明方式嗤之以鼻，认为欧洲旅游业兴起的原因均来自美国，比如欧洲的原始村落、全景大道修建项目等现象均来自美国文化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同一化、战争、和平等等，无一没有美国插足。用主人公的话来说，美国是“人类的大敌”，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人类征服美国，还是美国征服全人类”的问题。在此，科夫勒以戏谑的口吻称美国人是“罪犯民族”(64)，因为美国的文明对世界来说是一种罪孽：“麦当劳”像瘟疫一样遍布全世界，“可口可乐”也像流毒一样毒害着全人类。所以，“美国的经济生活无非是有组织的犯罪勾当”。(71)如主人公发出感慨：“悲惨啊，悲惨，随处放眼望去，……现实的悲惨，文学的悲惨，重复的悲惨，文学的悲惨。”(65)于是，科夫勒还把对当代文学的失望诉诸笔端，在整个作品里镶嵌了大量对古典和当代文学的影射。在这一方面首当其冲的是已故奥地利著名作家托马斯·伯恩哈特(Thomas Bernhard,1931－1989)，被称为“上奥州最大的心理变态者”。(65)围绕伯恩哈特，科夫勒还罗列了一大批其他作家的作品片段和引语，以此影射当代文坛和评论界的功利倾向：“这里有人正为进入世界文学而创作。”其笔法颇有讽刺和幽默意味。此外，科夫勒也没有放过对通俗文学的批评，并把那种千篇一律、缺乏创造力的商业性文化消费品称为“聚斯金德综合症”，意在通过影射德国畅销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βkind,1949－)的小说《香水》(62,68)，讥讽此类通俗小说“一个内容和另一个内容没有两样”。(91)
显然，科夫勒有意通过作品结构的混乱来影射当代现实的混乱状态，尤其是针对当代文艺领域的混乱。这一点正是他把语言作为现实材料进行艺术表现的具体体现。在他看来，传统的文学形式不但起不到启迪和教化作用，反而产生了蒙蔽社会的不良影响。“当代的艺术被现实所困扰，甚至被现实所管制。［……］究竟是艺术由于粉饰现实推翻了自己，还是现实由于艺术的粉饰而被排斥？”(81)所以，新的文学是“一场消灭罪恶的斗争”。(33)不难看出，科夫勒的现实概念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界限，在更大程度上暗指受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背景所支配的现实状况，具有特定的抽象意义。例如，他把奥地利20世纪40年代上演的歌剧《魔笛》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对立起来，借用纳粹时期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暗喻当代现实条件下艺术的尴尬境地。“那种为现实服务的艺术是不足为取的，正如所谓推崇艺术的现实一样不足为取。”(81)“推崇艺术的现实”一词无疑是对现实以扶持方式奴役和管制艺术的嘲弄和讽刺，必然会激发读者去思考：艺术存在的意义何在？艺术具有何种使命？科夫勒借主人公之口回答道：
艺术必须摧毁现实。就是这样，摧毁现实而不屈服于它，这也涉及到写作……。但是可怕的是，现实还在无休止地延续着，现实对于艺术的攻击根本不屑一顾，现实真是厚颜无耻、厚颜无耻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81)
这种愤世嫉俗的口吻不是简单地表示愤慨，而是体现着作家对现实的广义思考。为此，科夫勒把不同历史时期，甚至其他民族文化中的政治词汇叠用在一起，给他的现实批判艺术横添了一层游戏色彩。比如，他把现实概念比喻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1)，可谓一幅政治幽默画。这一词语是我国20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具有特定的政治含义。科夫勒以戏谑手法将其与奥地利当代政治与文化现实联系了起来，别有一番意味。诚然，他把这种戏谑方式转嫁到读者身上，读者自会明白他所用的类比句“走纳粹主义道路”，其用意是提醒社会警惕纳粹势力重新抬头。另一方面，他也暗喻文学与现实的矛盾关系，指出了现实不可摧毁的事实：
没有哪个现实的摧毁者比我知道得更多…我总是说：你过来，现实，现在该和你算账了。我还要折磨它，您可不知道我怎样折磨它——不过：它更是不知羞耻地延续着……，［……］像我这样一个现实的摧毁者昏厥无力地坐在写字台前。(81f.)
主人公在写字台前罗列出现实的种种弊端。他此时的无奈、悲苦和震惊的心态表现了作家本身对现实的失望：
我软弱无力地坐到写字台前开始写作，又软弱无力地离开了它。［……］我无能为力。当中午——按照我的时间是早晨——教堂钟声把我惊醒，我能做的，只有打开收音机，听听这个世界是否还存在。一天又不得不这样开始！”(133)
显然，科夫勒在以戏谑手法批判现实的同时，也从不回避艺术面对于现实的苍白无力，从而折射出当代作家写作的困境。小说主人公自诩为现实的摧毁者，也清楚地表明了作家的自省意识。
4.傲世独行的写作艺术
科夫勒强调在一种“混乱秩序”中写作，任凭思路翱翔，随意起笔，随意落笔，针砭时弊，入木三分。至于表现什么素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怎样的方式来体现作家的社会使命，以新的艺术手法促醒读者在思想上的互动。“写作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行为。”(58)主人公坐在写字台前，思想游离于德国旅行途中，精神处于迷幻状态，这恰恰表现了这样一种混乱秩序。主人公的话不仅表明了科夫勒鲜明的创作个性，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他采用这种傲世独行的艺术表现方式，正是要让他的现实批判思想自行显现。从这部小说的形式来看，作品结构杂乱，第一人称叙事、联想与情感抒发等无序地交织在一起；主人公介于现实与思想之间，恰与作家的反思创作风格相吻合，尤其是那种愤世嫉俗、冷嘲热讽的口吻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不过，若要真正领会作家的思想意图，就必须首先冲破语言迷宫，进入作家的思想世界，与之一道探求真理。因此，读者不能只愉悦于作品的故事情节，更不能沉溺于主人公的迷幻状态，而必须透过迷幻的表面，与作家一道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正由于这一点，科夫勒的作品赢得了学术界的推崇。
首先，科夫勒的迷幻游戏式写作风格是这部小说的显著特色之一。小说主人公思想的随意性和大量跳跃式的思绪片断组合构成了一个支离破碎、亦真亦幻的故事情节。显而易见，作家的创作构思随意潇洒，叙事场景变换频繁，叙事角度时远时近、时隐时现，超越了传统文学的时空概念。随着作品情节的逐渐展开，读者只能透过杂乱的重复语句和支离破碎的场景描写获得一个综合印象，即主人公极度的厌世情绪。实际上，科夫勒和普通百姓一样，对当代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耳濡目染。但是他的生活感受表现在语言风格上则给人一种桀骜不驯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科夫勒在叙事者与表现对象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感，以此为他的现实批判与文化反思创作方式提供一个思想空间。譬如，在作品开始主人公登山的情节描写中，山民向导对自己的家庭遭遇所抒发的长篇议论是通过登山游客之口转述的；反过来，游客对当代现实的一系列偏执议论也是从山民向导的角度抒发的。作家隐身其后，任凭人物随意述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议论也在所不惜。在作品另一处，距离感甚至使主人公也隐身遁去，致使读者陷入迷茫：“走在我前面的是山民向导！躺在深渊里的是游客！”(19)作家如此用笔，意在激发读者的惊异感，让读者陷于难堪境地。还有，针对政界以权谋私的种种弊端，他更是以恶语相向，让一个新的陌生角色出现，自己隐身其后，与之拉开距离。如前所述，主人公在德国旅行途中偷听一个陌生人对现实弊端大发议论，其“陌生的嗓音”实际上影射了当代叙事艺术的困境，表明了他对当代作家在现实条件下生存价值的审视态度。他引用了宗教文学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我悲伤地问候可能是我自己的他。”其义为：作家观照自身的存在。这种自我审视、自我评判的异化感受，涉及到作家自身在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中的困境，也正是小说《写字台前》的表现主题之一。⑤科夫勒在他的小说集《血光客店》(1989)中也特别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艺术表现。⑥显而易见，科夫勒在创作中不断描写自己的生活世界，把思想中的迷茫、真理、谬误、勇气、怒气等等附诸笔端，以寻求心灵净化。他写道：“重要的是回归。”(27)——归向何处？回到家中。“在家”的概念意味着安全感。他在作品中不断变换主人公的姓名，则说明了他在为自己设计一种自我观照游戏，并最终实施于主人公参观德国历史博物馆的情节描写之中。在这里，作家看到了自己的归宿。“——那儿是我的写字台！(我不清楚，难道是酒精引起的错觉？)”(142)如此戏弄般的笔法，意在影射当代作家处于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困惑状况，也从另一面表明了科夫勒自由的创作个性。
科夫勒语言艺术的另一个特色是文字游戏。作品中出现的大量文字游戏穿插于人物的叙事、联想以及内心独自之中，具有深刻的暗指和讥讽意味。例如，在登山情节中游客说道：“我付给他优厚的报酬，我看重安全，我要登向高处！”(7)表面上看这句话是指登山，但言外之意则是作为一种俗语，表示人不顾客观条件去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由此，这一句仅涉及自然条件的话实际上表达了人物内心不切实际的欲望，与主人公的自身条件相对照，更增强了语义反差。另一段颇有讽刺意味的描写出自山民向导之口：“我们对上帝虔诚万分，在电闪雷鸣时点燃蜡烛！［……］一位人类学家［……］曾作过研究，在我们的圣母和天父信仰里还保留着异教徒的、克尔特人的习俗。”(9)意指当代城市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追求古风、回归原始的肤浅的自然观。对当代城市文化来说，人类古老的原始习俗和宗教形式已经是非常遥远的历史了，而当代文明对自然的侵蚀则激发了城市人对原始古风的眷恋和渴望。在这种恋旧情感的氛围里，人们希望能在乡村领略原始风情，以求得心理满足。科夫勒正是要以此揭示当代文化中的一个事实，即当代人所谓“回归原始”的心理早已卷入了商业文化消费的大潮之中，并成为商业文化的牺牲品。尤其是旅游业导致了商业文化消费的加剧，并在西方把这种现象演绎到了极端的程度。例如，某些地区一年一度的“自然之友节”，城市人驱车郊外，身穿自制的原始服装，在“原始自然”中把玩着各种寻古游戏，然后尽情吃喝玩乐，留下一堆文明垃圾一走了之，算是还了一场自然愿。其实在作家眼里，这样的人对自然的爱心是虚假的，他们让想象中的原始生活只属于乡村人，只供他们观赏愉悦。因此，他们越是能看到穷山恶水，看到农舍里没有电灯，只有猪圈、鸡窝、泥土地、原始炉灶等，他们就越感到满足。科夫勒从山民角度对这种生活意识加以嘲讽，从中展现出新颖的叙事角度和犀利的笔锋。
总括地看，这部作品中穿插了大量的引语、词语重叠、语句组合、借用语、跨文本移植等现象，展示了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幽默诙谐的心性以及灵活机智的语言技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跨文本移植是奥地利当代文坛一种新的创作手法。在当代叙事艺术普遍处于困境的背景下，这种手法体现了作家的创新尝试。科夫勒堪称跨文本移植的典型作家，其创作手法涉及面广，表现内容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性，从而构成了他反思批判性创作方式的重要基础，也为他的作品赋予了深层的文化与审美品位。
5.结语
维尔纳·科夫勒的小说《写字台前》是一部文化反思意义上的现实批判性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写作本身成为情节发展的主线索，写字台成为人物活动的环境空间。作家在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以及情节安排上有意编织了一场迷幻式游戏，制造距离感，进而引发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抨击，表现出他对历史与现实文化的反思态度。此外，科夫勒把写作本身作为表现对象，也反映了奥地利当代文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倾向。透过这部作品，读者看到的是奥地利当代文坛一位桀骜不驯的怪才，一位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挥笔洒墨的作家，一位现实平庸化的挑战者。
收稿日期 2011-10-17
注释：
①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世界经济奇迹的出现，快节奏的技术与文明发展致使社会走向大众化、商业化和平庸化，尤其是相继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性的异化和分裂、传统价值扭曲等各种问题日益尖锐，使作家把目光投向现实社会。这一时期，奥地利文坛出现了大批重要作家。他们坚持真实性审美原则，以反映现实问题为宗旨，揭露社会弊端，对历史与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创作出许多现实批判与文化反思方面的作品，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倾向故在此暂把这一文学倾向称为反思文学。
②参阅：Sonnleitner,Johann:Wirklichkeiten-eine produktive Verlustgeschichte.-Zur sterr.Literatur der achtziger Jahre.In:Walter Delabar u.dies.(Hrsg.):Neue Generation-Neues Erzahlen.-Deutsche Prosa-Literatur der achtziger Jahre.Sonderdruck,Westdeutscher Verlag,Opladen 1993.S.214f.
③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页。
④转引自：詹湛：《维尔纳·科夫勒》，见：东方早报网(艺术评论)，2011-12-30。
⑤20世纪70年代初，奥地利文坛出现了以文学本身为表现对象的现象。以先锋派、实验派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作家认为，传统文学是作家主观想象的产物，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尤其是传统叙事形式在当代现实条件下更显得苍白无力。因此，有作家提出“结束叙事”的主张，可谓对传统文学的挑战。科夫勒在作品中也明显影射了文学的困境。由此可见，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本部作品的重要表现主题。
⑥本部小说原名“Hotel Mordschein”与作品中出现的“Hotel Mondschein”(月光客店)仅有一个字母不同。德文词Mord为“谋杀、谋害”之意，与作品的叙事情节相符(主人公回忆自己在月光客店杀害门卫)。科夫勒借此文字游戏之意图在于强调人们的历史意识，尤其是提醒社会不要淡忘纳粹历史。故在此译为“血光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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