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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 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8)03-0131-07
在晚清历史中，徐桐是一位复杂、重要、众说纷纭的人物。有人誉之为“雅负时望”的“端人”，“宋学宗师”，有人斥之为极端守旧派首领。本文不想对徐桐进行全面评论，只拟就其自强观略作剖析，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徐桐“以汉军起家翰林”[1](P313)，同光两朝，深受慈禧倚重，“邀不次迁擢，直跻崇阶”[2](上卷)，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感涕交集，时思“何以报高厚耶”[2](下卷)。
徐桐早年“取宋儒之书读之，熹曰：‘此吾人立身之根本也。’自是研究宋学勤恁”[3](P70)，终成“一时宋学宗师”[4](P247)。徐桐既伏愿皇上以理学治国，“由修齐以进求治平”[5]；又崇尚气节，廉介自恃，“取与不少苟，是以官愈贵而家愈贫，尝谓门人曰：“人为贫而仕，我为仕而贫。”[3](P70)
时人说：徐桐“固近世之端人也，亭亭以名教纲常自负，然一间未明，遂致身死族亡名败，为天下万国訾议，呜呼可悲矣”[3](P70)。这里所谓“端人”系指徐桐正直、清廉、忠于清廷、维护纲常名教。所谓“一间未明”系指徐桐参预己亥立储和支持义和团“灭洋”斗争。己亥立储实乃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义和团“灭洋”斗争，虽然带有“笼统排外主义”色彩，但其实质却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
徐桐支持义和团“灭洋”斗争并非偶然，而是其“攘夷”思想的必然结果。时人说：徐桐“雅负时望，主攘夷”[6](P359)。所谓“主攘夷”就是基于宋儒“夷夏之辨”而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清朝统治。正因为“主攘夷”而促使徐桐萌发了自强观念。揆诸史实，徐桐的自强观念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即同治十二年和光绪二十一—二十三年。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二十日徐桐在《敬陈安危大计折》中，首次请求皇上“专意修攘为自强计”[7]，而徐桐之所以提出这种请求，缘于外国殖民侵略所引起的忧患意识，意在防止外患，谋求自立。他说：
窃维中国之有外患，犹人身之有疢疾，疢疾已深而不治，外患已伏而不防，未有不致颠危者也。我皇上御极以来，削平发捻，底定中原，内外臣民莫不延颈望治，独有夷人久居腹地，十余年来维持和局，百计羁縻，中外无事为福，而夷人固无日忘情中国也，肆意要求，糜所底止，请觐之举，固彼所深心熟计于数年之前者，今皆各遂所欲。臣亦知成事不说，顾仍不甘缄默，必欲披沥以陈者，盖以和局终不可恃，愿皇上专意修攘为自强计耳。
夫夷情桀骜狡猾，本属难制，若狎而驯之，必至餍夷人之欲而止，万一事机叵测，断难曲从，不得已而势将用武，孰为皇上折冲御侮者，此臣所为日夜寒心而不能已于言者也。[7]
众所周知，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势力业已从中国沿海深入到长江流域，虽然中外维持和局十有余年，但外国侵略势力却“无日忘情于中国”，内则“因传教而召党类”，导致教案频仍，并有“请觐之举”，外则蚕食中国四邻，窥伺中国边疆，俄国公然乘阿古柏侵扰新疆，出兵占领伊犁。徐桐认为“夷情桀骜狡猾”，欲壑难填，“万一事机叵测，断难曲从，不得已而势将用武”，因而“和局终不可恃”，必须绸缪自强，内修政事，外御强敌。“治国如治疾，然元气既固，则寒暑不得侵陵，要在迪简才能，固结民心，厚裕度支，亟修边备，以为缓急不虞之用而已。”[7]
何谓“迪简才能”？徐桐认为“自古郅治保邦之要，首在得人，当非常之原，尤必待非常之士”。中国怀忠抱义，留心国计，“孰知外夷情形”和“久在行间，枕戈待旦，思得尺寸，以建功业者”所在多有，“乏才之说”并无根据。问题在于要为“用才”而注意“储才”。
应请密谕中外大臣，申明此意，各举所知，无论中外文武以及布衣之士，均令调取来京，恭候简用。果其才识优长，绰有建白，或志行纯笃，不为威怵，不为利疚者，历试以验之，特擢以任之，并请谕知各督抚，于久在军营立功之文武大员，酌保数员，饬令来京恭候召对。既广旁求之路，又杜倖进之阶，冀得忠义豪杰之士，为国家干济艰难。倘荷圣明垂询，俾得各抒所蕴，必当感激恩遇乎自濯磨以求有所建立，而知人善任，是又在圣主之权衡矣。[7]
何谓“固结民心”？徐桐认为“民心之向背，治乱安危之所系也”。现今影响民心的有两大因素：一、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教民狼狈为奸，鱼肉乡里，官府“袒教以抑民，徇夷而废法”，必然激起人民抗争，“始则不附教民，继且不服官长，法令所不能及，势不得不临以兵戎，愚民无知，谓国家以教民之故，陷民于不法，群情愈惑，众志愈离，此尤不可不先虑也。不但此也，夷情狡谲，变态万端，有设利以诱蚩氓者，有恃强以欺商贾者，借端生事，起伏自由，无非挟官以虐民，民气不伸，民心安能自固”。解决之道“惟有予官吏以控制之权，凡遇民教交涉事件，务持情法之平，勿袒教以抑民，勿徇夷而废法，显行董戒之条，隐弭勾结之患，是惟在良有司之尽心民事耳”。二、民生困苦。“夫小民之穷苦垫隘无所控告久矣，伏愿皇上处宫廷安乐长思闾阎疾苦，敕下各省督抚，实力筹备教养之方，农桑树畜培其养命之原，劫夺豪强去其剥肤之痛，然后广行教化，养其廉耻，庶外夷饵民之术无可施，而奸民揭衅之谋无可逞矣。”[7]
何谓“厚裕度支”？徐桐认为“自来国势之强弱，每视库藏之盈虚，况将为长驾远驭之谋，尤当有耕九余—之积，度支所在，诚不可不熟计也”。而近年“库款所存，犹时有竭蹶之虑”，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保障军国所需，必须解决下列问题：
(一)整顿钱粮
“钱粮为天下正供”，“内乱”业已平定，而额征正杂钱粮尚未复旧，“应请敕下各该省督抚，认真清厘，严定复额期限，其垦荒分数务令随时报闻，毋任吏胥欺隐，开财赋之源计孰有重于此者”。[7]
(二)整顿盐务
盐务国家大利所在，各省情形不同，而亏课则一，地方大吏不求整顿之方，只以纲疲商累等词巧为推卸，国用何所赖乎。川淮引课尤居利之大半，现在川淮争销，纷纷未已，两淮因欲收复引地，屡请禁止川私，不知川私禁而淮私尤不可不禁。闻数年前川私税厘岁收一百余万，早经化私为官。淮私则官视商为利薮，商借官为护符，百弊丛生，亏课益甚，非尽由川私浸灌也。总之，为淮为川在疆吏有彼此之分，在国课无彼此之别，应请敕下两江督臣，破除情面，认真办理，务使引地复回之后，不致川厘已成之巨款统归无著，斯为尽善耳。[7](三)整顿厘金
至协济之项以厘金为大宗。近闻各省报部专款，迥不如前，名为量加裁损，而商民实未受轻减厘金之益。盖一耗于防军之虚冒，一归于蠹吏之中饱，而尤莫甚于无端之滥用，视同外府，百事取给于是。今即未能遽议裁撤，惟有覆实报销，以杜侵渔等弊，应请敕下各省督抚，于厘金出入数目，随时据实专奏，并严革滥支滥用之习，但使涓滴归公，帑藏岁有赢余，饷需无虞匮乏，此项厘金尽可议罢。[7]
(四)皇上节俭
伏愿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一切起居服御悉遵先朝旧制，时防溢额，力杜漏厄，庶几宫庭少一分费用，即军国多一分补益，此中消息盈虚，当早在圣明之洞鉴矣。[7]
何谓“亟修边备”？
西洋各国海岛相距或远或近，然非航海则不能至，是重洋之险天所以限中外也。而惟俄罗斯一国与中华陆路相通，逼处尤近，该夷处心积虑亦视各夷，与我接壤者万六七千里，而蒙古当三分之二。蒙古劲兵良马处也，我朝龙兴以来，内外扎萨克各蒙古涵仁浃义已数百年，犷悍渐消，势成积弱。说者或置之以为不可复用，不知风气犹昔，特未开其先耳。粤逆方炽之时，湘淮各勇无非山泽编氓，经曾国藩、胡林翼等开其风气，简练有年，猛将强兵，胥于是出，成效未远，可为明征。诚于此时关内肃清以后，特遣练习兵事之大臣，以经略关外回务为名，视各部可用者量为征调，申以兵法，训练既成……数年以后，能富能强，可战可守，使之足自卫者，即还为我卫，内而秦陇关内外各处回患悄再萌芽，无须重资南勇，外而俄夷谋力所及，无论言和言战，必不敢再有蚕食之心，藩篱既固，庭户自安，备边之计，未有便于此者。否则因循日久，俄夷筹计日熟，必有时以重币饵诸蒙古俾附从以窥我者，借寇兵而贻隐患，尤不可不深虑也。至滨海防务，如闽、浙、两广各省，其风土习尚与各夷不甚悬殊，夷人长技亦皆往往能之，收其魁桀励以忠义，是在各疆吏未雨以绸缪之，以视临时之张皇修缮，孰得孰失，固不待辨而知，则与西北边防情事不必同，而机宜又未始不同也。应请密谕边臣，悉心筹议，毋以畏难而忽远谋，果其戮力同心大修边备，则声威远播，固已戢夷人窥伺之心矣。[7]
徐桐认为中国能否“转危为安，易弱为强”，关键在于皇上“圣心先定，锐意勤求”：“方今时势投艰遗大在皇上一身，而奋发有为则恃乎皇上一心，志愿既定，则精神所注，智虑亦因之而生，凡有血气谁敢不竭忠尽力，共济时艰。”[7]他恳请皇上不要在所谓“人材兵饷两乏”面前怯步，应效法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发奋图强，“果能振作一分，即国势盛强一分[7]。
徐桐上奏之时，正值同治帝亲政和徐桐“奉懿旨仍照常入值弘德殿辅导圣学”[2](上卷)不久。年轻的同治帝急于有所作为，重振朝纲，对弘德殿师傅徐桐的自强建言，自然格外重视，硃批“谕军机大臣该衙门议奏。”同治十二年闰六月二十二日以奕訢为首的总理衙门遵旨议奏说：“臣等查该侍郎原奏，以中国之有外患犹人身之有疾疢，因是求自强之本，期元气之固，以迪简才能、固结民心、厚裕度支、亟修边备为首务，而于四者畅陈其说，诚属济时之经要，尤为驭外之根源。”[8]
总署既肯定徐桐“求自强之本，期元气之固”，意在防止“外患”；又肯定其四项建言“诚属济时之经要，尤为驭外之根源”，并在此基础上，除厚裕度支一节由户部议复外，就“迪简才能”、“固结民心”、“亟修边备”三个问题表明见解，认为“该侍郎所陈各节，实为今日切要之图，亦臣等十余年来日夜筹维之计”。
窃维行政在于用人，和局未可深恃，臣奕等于咸丰十年抚局初就，即密折陈请训练兵丁，添习枪炮，并遴保身经行阵知兵将弁督率，以期有备无患，复以外国用兵情形非发捻技俩可比，其制胜长技在轮船军械之利，而制器要领又在天文、算学之精，自设立衙门于今十有余年，臣等历与在事各疆臣往返筹商开办，于上海、天津创设机器局，于闽、沪请立轮船厂，于臣衙门同文馆增置天文、算学，近复议由南北洋大臣遴派学生赴外洋肄习诸艺，原以绸缪未雨，广植人才，苟能得其所长，或可夺其所恃，招来既广，则就地可以取材，肄习渐精，则在我亦堪自立。正与该侍郎储材未事及就闽、浙、两广各省期得洋人长技备用之意，两相符合。为今之计，惟有搜罗俊杰之才，鼓舞忠义之气，广集久在行间立功之文武大臣，无事借以自固，有恃可防不虞，庶可有备无患。
至天主教弛禁后，外国传教士护庇教民最为人心之患，而法国为尤甚。臣等于同治元年与法国使臣百计晓辨，议给传教士谕单，不准丝毫干预公事，奏准通行各省，遇有外国教士搀越词讼，即执此谕单所载以折其焰，而弱其势。屡经奏奉谕旨饬令各督抚切诫地方官，遇有民教交涉事件，务须一律秉公持平办理，正系予地方官吏以控制之权，即原奏所陈，凡遇民教事件，务持情法之平也。
各国之患唯俄国最为切近，东界与三姓、宁古塔等处相接，西北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各城所属壤土相比，该国蓄意侵占，虽经臣等遇事力争，并密致各将军大臣悉虑防维，无如该国狡计百出，且有勾引扎萨克等众迫之以为彼用者。各蒙古身受我国家厚恩，苟有以奋兴而鼓励之，自不难转弱为强，共作干城之卫。如该侍郎所称关内肃清以后，特遣练习兵事之大臣出关经略训练，固当气象一新，即现在边事孔棘，措置良非易易，亦应由在事各大臣就事图维，期固藩篱，以杜窥伺，庶几得有凭借，较易经营。
臣等公同核拟凡该侍郎所陈各节，实为今日切要之图，亦即臣等十余年来日夜筹维之计，应请密饬督抚将军大臣查照该侍郎原奏及臣等此次复奏，实心筹办，共事维持，必能植基于不拔，而大局于以有裨矣。[8]
将徐桐奏折和以奕訢为首的总署复奏加以比较研究，就不难发现双方见解是异同并存的。在办理民教冲突、亟修边备防俄窥伺方面，双方观点大体一致。但在储才和“师夷长技”方面，双方存在明显分歧。徐桐属意的人才，是传统的“忠义豪杰之士”，而总署希冀的人才，不仅怀忠抱义，而且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武器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能得其所长”、“夺其所恃”之人。至于“师夷长技”问题，徐桐在谈及滨海防务时，表示“闽、浙、两广各省，其风土习尚与各夷不甚悬殊，夷人长技亦皆往往能之。”总署由此推断徐桐内心含有“期得洋人长技备用之意”。但徐桐只是“期得洋人长技备用”，而总署却创设了机器局、轮船厂，筹议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并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由此可见，总署的自强观属于洋务派“中体西用”范畴，而徐桐的自强观则基本上沿袭了传统儒术经常之规。之所以说是基本上而不是纯然的儒术经常之规，因为其中含有“期得洋人长技备用之意”。
总署在复奏中建议将徐桐奏折和总署复奏密饬各省督抚将军大臣“实心筹办，共事维持”。同治帝硃批“依议”[8]。总署遵旨分别知照四十一位督抚将军大臣，但是复信总署表态的却只有十五位。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督中只有两广总督瑞麟、湖广总督李瀚章表态，而直隷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李宗羲、闽浙总督李鹤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云贵总督刘嶽昭、四川总督吴棠却均漠然置之。在表态的督抚将军中，山西巡抚鲍源深、江西巡抚刘坤一、盛京将军都兴阿、贵州巡抚曾璧光、山东巡抚丁宝祯未作评论，只说“领悉”或“祗聆种切”等；河南巡抚钱鼎铭、吉林将军奕榕、黑龙江将军德英未作评论，或声称“钦遵查照”、“遵照办理”，或表示“益当勤奋”[9]；云南巡抚岑毓英表态有所不同：避开徐桐奏疏，称项同治帝“宸谟广远之中，仍寓问耕问织之意”，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图末宜先固本”，而固本之法在于整饬吏治、营伍、国用[10](P128～129)；只有两广总督瑞麟、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郭柏荫、湖南巡抚王文韶、广州将军长善、江苏巡抚张树声作了肯定评价。瑞麟函称：“谨核徐少宗伯所陈洵属今时要务，而贵署议复事理尤为识大虑周，钦佩之至。”[9]张树声函称：“查徐侍郎原奏，绸缪国本，思患预防，凡有血气心知熟不思发愤自强，共维至计。伏读大疏，行政在乎用人，和局未可常恃，指陈至为痛切，而以简才能、结民心、修边备数大端责成疆吏，共事维持，诚今日当务之急。”[9]王文韶、李瀚章、长善、郭柏荫称赞徐桐奏折和总署复奏“深谋远虑”，“洞见事机”，“安内攘外，莫急于兹”[9]。由此可见，徐桐自强观虽然受到同治帝、总署和部分督抚将军的赏识，但却没有获得多数督抚将军的有力支持。究其缘由，固然与某些督抚将军浑浑噩噩不无关系，但关键却在于徐桐自强观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儒术经常之规，虽然迪简才能、固结民心、厚裕度支、亟修边备四大端“洵为今日急务”，但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却大多为老生常谈，缺乏时代精神。当时正值洋务运动进入“富强相因”阶段，洋务派自强观早已超越儒家传统治略轨道，企图以儒家治平之道为主，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徐桐昧于时势，坚持儒家治平之道，不能正确对待西方富强之术，只有师法西方武器装备之意，而无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之心，受到以洋务派为主体的地方督抚的冷落，就势所必然了。
徐桐关于“和局终不可恃”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窥伺中国。“时廷议和战久不决，桐陈管见一折，意在主战。”[11](P4984)徐桐恳请清廷“勿谓兵力尚无把握，而但求和局之无伤，勿谓定约可以息兵，而不计约中之害”[12](P42～44)。经过中法战争，法国不胜而胜，霸占越南，深深刺痛国人之心。徐桐“每言及越南、琉球事，咬牙切齿憾之”[3](P70)。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徐桐不仅奏请严惩辜恩祸国的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以振军威[13](P109～110)，而且奏请启用罢官赋闲的恭亲王奕訢协赞戎机[2](下卷)。及至得知马关之约，则顿足曰：“如此中国亡矣。”[3](P70)正是这种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促使徐桐再次提出自强问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徐桐疏陈大计说：
自与倭夷议款以来，后患何堪设想，备预不虞，自以练兵制械为急。至将领不得其人，其故有二：一则中兴宿将多酣豢于声色货利之中，有生之乐无死之心；一则军法不严，去年丧师失律之臣，或悻免行诛，或逍遥法外。夫折衡御侮必激励而始奋，无严刑峻法以随其后，则虽才有可造，亦相率安于委靡，习于欺侮而已耳。况乎士气不振，邪说潜兴，凡荒唐无稽之徒，皆得逞其浮游不根之论，夤缘干进，以希诡遇，而言自强变法尤其揣摩之秘钥。臣窃揆今日时势，自以固结民心，振奋士气为出治之原，尤必以劝廉惩贪综核名实为整饬纪纲之具。伏愿皇上明以察几，健以致决，勿以新奇淆视听，勿以姑息纵奸邪，并请敕下各督抚破除积习，共济艰难，先之以简拔廉吏，保卫民生，重之以训练军旅，制造兵械。简拔廉吏，当考之实事，勿使盗臣游士得遂其钻谋之私。保卫民生，当行之以实政，勿使瘝官墨吏敢施其苛虐之术。训练军旅当责之实效，勿使骄兵窳卒狃安于偷生惜死之常。制造兵械，当核之实用，勿使市侩局员大肆其罔利营私之计，其有训练不实制械不精侵吞官项以饱私橐者，立予严惩，则人人懔法纪之严，孰敢不争自濯磨，一洗委靡欺伪之习。如是则不必矜言变法而自强之本立矣。[5]
这份奏疏表明，乙未年间徐桐的自强观，比之同治十二年的自强观，虽然基本内容一脉相承，但强调“不必矜言变法而自强之本立矣”，首次把变法与自强对立起来。显然，这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甲午战争日本以一个蕞小国打败向来以天朝自居的中国，迫使清廷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把中国进一步推向半殖民地深渊。巨大的耻辱和深重的灾难，促使中华民族在悲愤中觉醒，在觉醒中抗争。“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清廷认识到要“图自强而弭祸患”，就必须“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14](P97)。如果说“以筹饷练兵为急务”是老调重弹，那么“以恤商惠工为本源”则是传统“重农抑商”的对立物，是清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从抑制到倡导转变的标志。正在这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乘势登上政治舞台，“摄力胜人”，强力宣扬“变法维新”。他们不仅主张引进西方富强之术，而且执意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政治经济制度，政治上要求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经济上要求在保存封建土地制度的前提下求得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政局，徐桐固守封建主义立场，坚持传统的儒术经常之规，支持清廷通过自强而弭祸患的主张，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维新：当今“士气不振，邪说潜兴，凡荒唐无稽之徒，皆得逞其浮游不根之论，夤缘干进，以希诡遇，而言自强变法尤其揣摩之秘钥。”他明确指出自强应“以固结民心，振奋士气为出治之源，尤必以劝廉惩贪综核名实为整饬纪纲之具。”纵观乙未以来徐桐奏疏，不难看出徐桐自强观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简拔廉吏，保卫民生”。徐桐认为“简拔廉吏，当考之实事，勿使盗臣游士得遂其钻谋之私。保卫民生，当行之以实政，勿使瘝官墨吏敢施其苛虐之术”。
“训练军旅，制造兵械”。徐桐认为外患日亟，“备预不虞，自以练兵制械为急”，而“训练军旅当责之实效，勿使骄兵窳卒狃安于偷生惜死之常。”在他看来，“练兵非难，选取将为难，将得其人，虽疲弱之卒可使变成精锐，否则未有不因循猾怯久而无用者也。”所谓优秀将领应是“贞廉诚朴之将”，“先有贞廉诚朴之将，然后可以激其勇往之忱，生其忠愤之气。”现今各将领中，“求其忠勇沉毅堪当大任者，尤必以董福祥为称首，而湘军之余虎恩可为之亚。”“恳请皇上鉴其朴勇大加委用，使之拱卫畿辅，必能为国尽力，勉效驰驱”[15]。他还请饬沿海沿江各督抚“激励忠义，将备之疲软者，速即更换，营伍之缺弱者，赶紧募补，朝夕淬厉，如临大敌，其各省将官，有老于兵事缓急可恃者，准其一律奏调，密速布置”[5]。
徐桐认为练兵必须制械，“制造兵械当核之实用，勿使市侩局员大肆其罔利营私之计。”他请饬各省制造局，按照统一式样，仿造外洋最先进的枪炮，应自力更生，避免依赖外洋。他说：
枪炮利器为行军所必需，外洋用兵专恃火器，以能命中及远者为长。近年以来，我之购求西洋各国者已不遗余力，然各国创造日异月新，制用法各有不同……所以中国讲求火器多年，而率未收实效者此也。……拟请饬下南北洋大臣及各督抚，各省所有制造局新铸枪炮改为归一，一律取现在军械中第一快利合用之式为准，彼此仿造勿许歧异，并责令将军以各厂认真整顿，实力扩充，务期制造之数足敷各营应用，以后不必再向外洋购买。[16]
“兴利裁费”。面对“时势艰难，国用匮乏”的窘境，徐桐认为“为今之计，惟有就现有之款力加整顿，剔除中饱，节省糜费，尽力归公而已。”他提出八条建议：“请补抽洋货以广利源”、“请清查海关以增公项”、“请整顿招商局以收利权”、“请稽核电报局以清官款”、“请酌收纱布捐以益公帑”、“请裁汰冗员以省浮费”、“请钩稽军饷以归实用、”“请停止贡献以核浮报”。“以上八条，皆就利之可兴，费之可裁，敬抒所见，以备圣明采择”[17]。值得注意的是：1、徐桐主张抽收洋货厘金，系向转运洋货华商抽之，并“不与洋商争利”；2、徐桐主张“清查海关”，意在防止官吏贪污税款，并非禁绝中外贸易；3、徐桐主张“整顿招商局”、“稽核电报局”、“酌收沙布捐”，是在承认既有的招商局、电报局和沙布各局的基础上，或防止官吏“化公为私”，或“酌量收捐”，借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4、徐桐主张“裁汰冗员”、“钩稽军饷”、“停止贡献”，意在“裁不急之务，以留备有用之需”。
“请端学术以崇治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初十日徐桐上奏说：
世运之纯驳，系乎人心，人心之邪正，根乎学术，未有教化不先，而能蔚起人才赞成郅治者也。晚近之士，学术多歧，杂揉诸子，剽窃百家，炫博矜奇，习非胜是。又其甚者，狃时尚变诈之谈，溺外人新奇之论，离经畔道，见异思迁，流弊所极，敢于蔑视六经，非毁先儒，斥正学为迂谈，薄名教为多事，心术既坏，行检随之，世运所以波靡，人材所以驳杂，职此之由。今欲痛除斯弊，非讲明正学，无以遏异教之猖狂，非屏斥邪说，无以救人心之陷溺。伏愿皇上万几余暇，取宋臣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朝夕观省，由修齐以进求治平，天德王道一以贯之，并请晓谕学臣，按临所属，发落士子，务以儒先性命之书，濂洛关闽之学，启迪多士，其笃学潜修躬行不怠之士，随时荐举，以示旌异，其敢有为异端邪说者，摒斥弗庸，盖超向端则邪说无自而入，志趣定则异端罔得而干，数年之间，必可转移风气，变化士习，以之立身而束修自好之儒，可资世用，以之任事，而公廉有守之士，必饬官方举贤使能之要于是乎。在今者人心不古，学术日漓，溃吾道之大防，倡异端之邪焰，臣心日夜忧之，尤冀我皇上久道化成，俾海内承学之士，咸知率循正道，笃守遗经，不至为诐邪所陷诱，人心幸甚，世道幸甚。[5]
徐桐奏疏抨击西学，捍卫中学，力主以理学治国和育人。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是建立在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鸦片战争以后，建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基础之上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构成的西方文化，挟雷霆之势涌进古老的中华，驱赶着鹅行鸭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一些有志之士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谋求社会的近代化主动向西方学习。甲午战后，他们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已经从西方文化的外在物质层面，深入到理论和制度层面。作为向西方学习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打着“起亡经，翼圣教”的旗号，请出孔子的亡灵作为自己的保护神，并且在圣经贤传的掩盖下宣扬资产阶级变法主张。徐桐之心“日夜忧之”的，正是这种所谓“人心不古，学术日漓，溃吾道之大防，倡异端之邪焰。”在他看来，“今欲痛除斯弊，非讲明正学，无以遏异教之猖狂，非屏弃邪说，无以救人心之陷溺。”因此，他既恳请皇上取祖述朱熹理学的宋臣真德秀所著《大学衍义》一书“朝夕观省，由修齐以进求治平，天德王道一以贯之”；又恳请皇上“晓谕学臣，按临所属，发落士子，务以儒先性命之书，濂洛关闽之学，启迪多士”，举荐“笃学潜修躬行不怠之士”，摒斥“敢有为异端邪说者”。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使“海内承学之士，咸知率循正道，笃守遗经，不至为诐邪所陷诱。”
由此可见，反对变法，抨击西学，推崇理学，承认洋务派创办的招商局、电报局、纱布各局，构成乙未以来徐桐自强观的重要特色。当时与徐桐自强方案并存的，还有洋务派的“借法自强”方案和资产阶级“变法自强”方案。这三种类型的自强方案，虽然都是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的产物，都是为了抵御外侮，维持清朝统治，但性质却各有不同。“变法自强”方案，属于资产阶级改革性质。“借法自强”方案和徐桐“不必矜言变法而自强之本立矣”方案则属于地主阶级自救性质，区别在于“借法自强”方案带有资本主义倾向。
甲午战后，光绪帝励精图治，积极求索自强方案。检阅光绪二十一—二十三年上谕档，就可发现光绪帝对洋务派“借法自强”方案情有独钟。光绪帝十分欣赏盛宣怀“奏陈自强大计并请开设银行、设立达成馆各折片”，不仅“谕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妥议具奏”，而且对“该王大臣等悉心覆议逐条具奏”，“详加披阅”，并当即决定采纳盛宣怀有关“练兵”、“开设银行”和“添设学堂”的建议，令户部和各省将军督抚等“查照议准各节，实力举办”[18](第22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光绪帝对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奏议，并非像人们臆想的那样重视，在上谕档中几乎没有什么反映；对徐桐有关自强的奏议，也不像同治帝那样全盘接受，而是依据主观意愿有所取舍。有的置之不理，如徐桐“不必矜言变法而自强之本立矣”的主张；有的存而不论，如徐桐《奏请端学术以崇治本折》，军机处“奉旨存”，并将原折“恭呈慈览”[18](第23册)；有的赞赏并谕令筹办：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徐桐奏外省厘差、盐务、关务闲员甚多，内地腹省并无军务，借口弹压，多招勇营，安置私人，岁糜巨款，请饬痛加删汰等语。近来仕途冗杂，营谋各项差务，滥支薪水，甚或侵渔肥己，蠹国病民，此等恶习，皆由大吏瞻徇情面，不肯认真厘剔，以致浮费日多，正项转绌，亟应大加整饬。著各直省督抚即将局营各员核实裁减，毋许滥竽充数，以挽积习，而杜虚糜。钦此。[18](第21册)
军机大臣字寄户部、各直省将军督抚，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上谕：自中东罢役以来，中外诸臣矜言自强之术二年于兹矣。现在事机日迫，凡遇各国交涉之事，无不万分棘手。总缘窥我武备废弛，船炮不齐，以至强邻狡焉思启，合以谋我。目下欲图自强，自以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惟是出入两款不敷甚钜。……昨復据徐桐折奏请饬沿江沿海各督抚，激励忠义，联络乡团，将备之疲软者速即更换，营勇之缺弱者赶紧募补，减绿营无用之卒以养战士，调内地屯防之旅以固海疆，各省将官有老于兵事缓急可恃者，无论官职大小，现任退闲，准其一律奏调等语，所奏尤为当务之急。著即迅速筹办，如有知兵之员，为该将军督抚等素所深悉者，并准其保奏，以备干城之选。将此由四百里通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18](第23册)
值得注意的是，徐桐的自强方案虽然未被光绪帝全盘接受，但徐桐的政治地位却迅速攀升：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二十八日补授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十一月初五日拜授体仁阁大学士[18](第22册)。这充分表明光绪帝判定徐桐的某些主张不合时宜，并未影响慈禧对徐桐的“恩宠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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