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意识：哈维城市化建构的双重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维论文,维度论文,资本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哈维对城市化理解的思想脉络 解读哈维关于城市化的相关著作及思想，就如同开始一场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之下的知识旅程一样。这场旅程告诉我们，在新古典经济学占主流的城市研究中，哈维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核心优势，以展现他“走向对于资本主义城市进程的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解读”(Harvey,1985a,p.xi)的抱负。这种抱负最早出现在1973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中。这本书没有陷入一种反启蒙主义者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话语(这一话语曾让早期的卡斯特尔及其追随者对城市相关问题的分析令人费解)，而且与那个时期出版的大多数法国、英国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著作相比，少了些还原论和决定论色彩。卡斯特尔是在1968年前后的法国开始出版城市相关研究的，1972年《城市问题》在法国出版，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在法国一夜之间大获全胜。哈维则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尤其是在美国最早理解这一新趋势潜在力量的人之一。在这本著作中他探讨了自然的本质，空间、社会正义、城市化的问题，揭示了城市空间的布局安排与社会正义问题紧密交织和不可分割的特点，他试图确立新城市地理学范式的努力使得本书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主要动力。 经历了大约十年的前所未有的成功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社会学中的地位逐渐减弱。对那些仍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学者们来说，最痛苦的挫败感莫过于卡斯特尔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叛离”。(Harvey,1985b,p.125)卡斯特尔反对城市和空间能够依照资本逻辑来理解，并且承认自己之前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知识矩阵从我们进入不确定的城市社会运动那一刻起就帮助甚微了。(cf.Castells,pp.296－300)卡斯特尔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寻求对历史、城市和社会解读的努力，反映了城市研究者尤其是一些政治左翼们逐渐脱离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趋势。哈维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和抱负，试图恢复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的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地理维度。他的策略并不是拒斥或超越被认为过时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式，而是简单地将马克思自身的方法恰当应用，使马克思对地理和空间的“零散、随意地勾勒并且缺乏系统性”(Harvey,1985b,p.33)的阐述适用于历史地理的分析，由此为更深刻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空间动力学奠定理论基础，并且帮助澄清和解释实际的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凭借着这种努力，哈维也一跃成为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领军人物，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哈维就一直在下述三大相关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建立在空间维度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理论化的城市地理学的建立以及对传统城市社会科学的批判。 在1982年的《资本的局限》中，哈维继续了他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对现代西方城市中导致城市危机和困境的内在根源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房地产和建筑的繁荣与萧条，以及马克思《资本论》的局限进行了批判性考察。他对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以及资本主义空间动力学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释，凸显了地理学家对空间及其占用、布展的关注，目的旨在帮助确定积累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力图用成熟的资本主义城市化理论来填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盒子。哈维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应该成为理论化的目标，在分析和理解空间中的资本主义时，应该充分考虑空间如何被生产以及如何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的动力及其矛盾之中。1985年的《资本城市化》和《意识与城市经验》是沿着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关历史和城市理论进行更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解释”(Harvey,1985b,p.xi)这一学术抱负继续前进的标记。 哈维认为，城市化的研究是对通过自然和社会景观的生产以及意识的生产而呈现出来的过程的研究，对城市化的分析既应该有理论与概念框架的建立，同时也需要有经验的阐述，需要另外的想象，因为“理论构建不会抽象地产生，而是在经验、行动、概念形成和辩证法的理论化之中蕴含着一个连续的对话”。(ibid,p.xiv)理解城市化首先需要将城市作为分析的框架，因为城市是空间和政治意识得以生产并且有可能被探查得到的空间单元。城市化进程不仅仅是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学中的积极过程，也是其自身的政治意识寓意不断形成、凸显的过程。所以，资本和意识经验是理解哈维对完整全面城市化进行理论建构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的重要维度。如果说对城市化的理论与概念建构是《资本的城市化》的主旨，那么经验的、想象的、推测的和历史的解释则是《意识与城市经验》的希望。换句话说，在哈维看来，城市化既是“资本的”城市化，它关涉的是资本流通过程，劳动力、商品和货币资本流的转换，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转换，信息流动和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等等。城市化同时也是“意识的”城市化，它关涉的是城市政治的本质和可能性，试图探究社会主体的建构即形塑人们政治认同的集体意识和信仰，在意识的维度下，货币、时间和空间成为现代经验的构成要素，它们转变了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动物以及人类本质的理解。因为，“意识的城市化”在哈维看来本身就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真实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cf.ibid,p.xviii) 二、资本的城市化 资本的城市化，在哈维看来，主要回答“资本如何变得城市化，以及这种城市化之后是什么”。(ibid,p.186)这一问题不仅仅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未来，而且对于某些替代性生产方式转变的前景具有深远的意义。现代城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联，资本主义结构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决定因素，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分配、消费和各种社会流动的整合等主要进程都是产生、发展在城市之中。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通过研究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定律、城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具体联系，来挖掘城市化的无限复杂内涵，不仅有利于把握城市变迁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中，构想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城市化，这是任何一项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必须面对的革命实践。 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进程，积累和阶级斗争是审视和理解资本主义活动总体性的相互关联且内在统一的两大主题，城市化的进程就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互动交织的过程。这种理解显然是拓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立的资本积累理论。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特征在于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支配，即资本家为了生产利润掌控劳动者的工作，资本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利润展开，利润产生于资本主导和控制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建立在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生产而生产这一原则之上，充分表现了积累动力学及其矛盾特征的展开过程，这在马克思那儿表现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哈维认为我们需要记住，“积累是资产阶级再生产自身并且实现对劳动力支配的手段”，因此“积累是不可能孤立于阶级斗争的”。(Harvey,1985b,p.2)积累与阶级斗争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资本积累如何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如何形成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公开的确定无疑的阶级斗争，是分析资本主义城市化历史必须考虑的因素。哈维采取类似“功能主义”的方法，从勾勒生产和价值实现体系中资本流动的结构分析开始，总结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三次循环产生过度积累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处于矛盾与对抗之中，指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主要不稳定来源在于“单个资本家与一般资本之间的矛盾”。(ibid,p.10)资本主义城市进程与积累虽然是两个全然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但它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并且对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一方面是人造环境不断被生产出来，它同时也以一种作为使用价值复杂系统的方式来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是消费即资产阶级的收入消费与再生产劳动力的需要，影响着城市化进程。比如“资本流，只有在它们将资本流动描绘成人造环境(对于生产和消费)，而且为劳动力再生产安排社会支出时，才会提供我们需要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进程的结构性联系”。(ibid,p.15)过度积累和人造环境投资具有长期性和矛盾性特点，成本、速度和运输系统的承载能力直接与资本积累相关，因为它们都对资本周转时间产生影响，结果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消灭空间”。而因为要获得交换价值，所以一直会有争取空间平衡、空间和谐的努力，为了积累而进行的积累则同样也产生克服空间障碍的持久斗争，这对于任何现存的空间配置都具有破坏性。于是，“为了克服空间障碍，并用时间消灭空间，空间结构被创造出来，但它们自身却成为进一步积累的障碍”。(ibid,p.26)这种悖论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永远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得不在保持人造环境投资中旧资本的交换价值，与为了新的积累而开辟新的空间而对这些投资进行毁坏之间进行协商。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理解人造环境投资在时间上和地理上的衰落和兴盛，更好地理解“意味着为生产、流通、交换、消费创造一个物质材料基础设施”(ibid,p.15)的城市进程。 城市化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空间生产内部的矛盾，它必然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不平衡的危机，“空间修复”是解决危机的重要地理学实践。在哈维看来，只有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空间生产内部矛盾的基本主张，并且运用它们”，才能了解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如何具有自身特殊和独特的品质，并且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才能够开始重建诸如城市化，区域发展和不平稳地理发展的地缘政治这些现象的更详细的理论理解”。(ibid,p.63)城市化需要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下，需要在资本积累的空间动力学与生产、交换、消费的新的空间配置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基础上才能被理解。空间关系和地理现象，本身就存在于资本主义矛盾动力学之中，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它们明确地引入到马克思理论的主要文本中。在哈维看来，马克思所揭示的一些大型城市中生产的集聚，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厂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趋势，说明了城市化的过程是在城市中心有限制的空间中劳动者不断集聚，人口不断集中的过程，表现了人类和资本的大量集中以及加强的趋势。城市化创造了强大的资本积累力量，这些力量也是寻求消除空间障碍和时间消灭空间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地理因素的综合，对城市化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就不可能完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可以通过空间修复来解决，但这为资本主义将其矛盾转移至更广阔的领域，并且为矛盾的存在提供更大空间。资本的过度积累和劳动力可以通过地域性扩张被吸收，但这必然需要在新的地理环境和空间中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尽管资本主义可以在它征服的空间之外买回时间，但它不但不能无限期地这么做，而且也不能避免在更宽广的领域传播危机形成的条件。因而资本主义越是为其内在矛盾拼命地寻求空间修复，通过空间生产来克服空间的张力就越紧张。以此，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中受资本积累及利润驱使的地域性扩张、城市建筑景观的不断转换、运输公路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被创造出来这些寻求高效合理空间运行结构的行为，以及资本主义为了发展不得不增加自我毁灭的水平、摧毁部分增长的资本，以便为新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地理空间配置创造条件的破坏性行为。这是对马克思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势不可挡地努力实现的普遍性遭遇了自身的障碍”所包含的地理和空间维度的拓展与深化。 城市的政治维度是城市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相对自治的城市社区及其独特的政治，“不仅仅与资本积累进程相协调并且对资本积累进程而言也是必要的”。(Harvey,1985b,p.126)列菲伏尔(又译勒菲弗)早就指出了空间的政治性，它“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勒菲弗，第46页)哈维所理解的城市政治，就是城市空间的政治，是“在一个流畅地界定但不管如何是明确的空间中正在进行着的城市进程这个广泛意义上”(ibid,p.128)的城市政治，是一些重要进程产生于其中的固定空间的政治。城市首先可以看作是一个地理上连续的劳动力市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动力学可以在空间资本积累的分析中进一步被推进。马克思资本积累的一般法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城市劳动力市场如何发挥作用，盈余的劳动力或劳动素质未开发的储备如何被生产出来并且得到维护。资本家的掠夺策略往往采取竞争的强制法则，但如果城市劳动力市场剩余劳动力被耗竭的话，资本家就会采取诸如迁移到别的地方、组织从其它地方批发进口剩余劳动力的策略。这些策略威胁到劳动安全，所以必然会引发反抗与斗争。“劳动力的价值和社会生活中其它重要方面的价值，比如工作日长度，应该被看作不仅仅是受阶级束缚进程的结果，更是积极的阶级斗争的产物”。(ibid,p.135)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阶级斗争在特定的城市和区域空间产生的情况。其他的比如约翰·福斯特(1974)对于奥尔德姆、北安普顿和南希尔兹这些地区的阶级结构、斗争和劳动进程演进的比较研究，也是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作为基本的空间与层级分析单元，以及“阶级斗争和劳动力演化的基本领域”(ibid,p.136)的说明。国家调控有可能在一些少数部门集中，因此对劳动力市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除法律、法规和集体谈判之外，还有更多阶级斗争和演变的动力，它们被整合到与社会能够进行互动的整体文化中，形成“宗教、教育、传统、个人动机以及集中动员模式与劳动者生存本能相结合”(ibid)的城市区域政治。城市区域经济具有“结构化一致性”的趋向，这种一致性“包括生活标准，生活品质和类型，工作满足度(或缺乏)，社会阶层(工作场所的权威结构，消费的状态系统)，以及对于工作、生活、享受、娱乐等等的一整套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态度”。(ibid,p.141)在哈维看来，这个一致性后来“也产生一个独特的城市政治”。(ibid)经济的结构化一致性倾向同时也为城市地区阶级联盟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阶级联盟的目的是保存或加强已获得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它通常是不稳定的，并且在空间上是不确定的和分散的，但它同样能够与其它城市地区的政治力量结成联盟，以此建立区域或国家政治权力的配置。因而可以说，“资本积累的产物以及地理空间中展开的阶级斗争，反过来从根本上塑造了它们的动力学”。(ibid,p.149)阶级联盟的行动是阶级关系和资本积累在空间展开的必要的和特殊的表现方式，它天生是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但其混乱性和不稳定性“创造了一个相对自治的城市政治能够产生的政治空间”。(ibid,p.153)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联盟，能够适应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基本逻辑，其政治进程必然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资本主义的进程和矛盾相协调。因为城市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生产而生产的迫切要求相一致，并且城市本身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和政治创新的中心，城市的生活方式、政治形式不断演化直到与资本积累动力学相符合。在某种意义上，城市空间政治折射出个体如何行动和斗争以建立和控制他们的生活，如何参与其中集合对他们统治的真正力量。对城市政治空间意义的关注，是理解资本的城市化的关键条件，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是政治行动的中心。 资本的城市化若放到更广阔的视野中，则是寻找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所遭遇到的全部复杂问题的一部分，或是像列菲伏尔所说的工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迈进的“总体转变”的过程。它旨在通过革命的实践力量，来实现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城市化模式，即“适宜人类的城市性”。(Harvey,1973,p.314)哈维将城市性看作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内在机制的结构(cf.ibid,pp.303－304,p.311,231,239)，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联，反映着资本主义社会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占有的空间控制活动，以及以城市为基础的阶级联盟执掌垄断控制的能力。如果没有资本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地理和空间的权威控制，显然不会有统治工业社会的城市性。这种空间控制反映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基本统治阶级关系再生产的驱动，因此城市性也强化了以城市为载体的政治效应。城市性可以视为伴随着工业革命产生的城市空间重组和城市变化，并且是导致城市革命的前奏。在这一点上哈维与列菲伏尔具有某种共识，但哈维认为“列菲伏尔并没有明确地对城市革命这一总体变革进行解释，也没有解释资本主义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变革”(Harvey,1985b,p.63)，而他试图对列菲伏尔的基本论断进行反思，通过对“地租尤其是垄断阶级地租是如何在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产生”(ibid)的详细分析，为促进向真正人道的城市性转变的城市革命提供内在的理解逻辑。 三、意识的城市化 哈维对意识和城市经验的探讨，驱散了我们对包围在资本主义下城市转型问题上认识的迷雾。意识与经验的城市化，仍旧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城市进程进行解释的重要任务。哈维对于经验、行动、概念形成及辩证的理论化的探讨，与马克思传统中的讨论所形成的两个极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与汤普森是不同的。哈维并不认为存在着一种不经过想象就能得到的经验，在他看来，我们通常用一些非常好的经过打磨的概念工具以及我们的智力资本来理解世界，然后以这些术语宽泛地解释世界。然而“有一些瞬间、事件、人物以及经验，它们以一种无法被预测的方式影响到想象，对思考及行为所公认的方式造成振动和冲击，因此需要某些另外的想象力飞跃来赋予它们以意义”。(Harvey,1985a,p.xv)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分析，对于那些不可预测的碰撞经验以及想象是敞开大门的，而经验与想象通常是新洞见的根源。要成为对城市生活及进程的积极观察者，需要对无数事件和经历，包括好的和坏的保持足够的敏锐性。也就是说，城市处于意识、经验、想象的洪流之中，离开经验与想象，就不可能对城市以及城市中充满意义的政治行动产生正确的理解。而且对于城市的情感、信仰，也是我们思考城市生活、感受城市意义与价值的重要前提。就象列菲伏尔对城市的解读一样，城市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地方。 哈维认为，经验通常伪装成多种形式出现。(cf.ibid)当地的政治行动，比如罢工的支持工作、房租管制运动、政治行动中心的建立等，以及国际政治合作，赋予经验更为集体的维度，即一种集体的意识或经验。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文学性的。它具有一种漫无边际的、不规则的、多样的，有时候带有纯粹华丽夸张的、争议的特点，而在其它时候则表现为令人乏味的科学。要理解城市化，也应该识别出上述这些经验的多种表现，努力思考这些思想和信息。文学不是纯粹学术性的，像小说、戏剧、诗歌、歌曲、绘画、涂鸦、摄影、建筑图纸和规划这些，都会给出一些提示，可能会出现令人惊喜的情形。当然哈维承认，自己对城市化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作家和小说家的影响，比如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吉辛，同样也受到一些城市历史学家的影响。但对自己思想产生最深刻和重要影响的还是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绝妙的作品。(ibid)这部著作在哈维看来既是文学的，也是社会科学的；既是历史的，同时也是当代的评论。而且正是这一重要著作，不仅仅为哈维对巴尔的摩的住房研究提供了框架，在《资本的局限》中实现了对马克思思想的拓展延伸，也为其思考1850年之后巴黎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反思和推测这两个重要的进程，对于理解意识的城市化，协调经验的历史和地理基础与严格的理论构建至关重要。推测指的是对于概念工具的询问，通过这个概念工具经验得以传递，以及概念过滤的调整和各种不同视角的运用；这种意义上的推测能够为我们解释世界创造一个新的窗口和维度。哈维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一推测过程的最好的例证。每一个卓越的理论家，都会诉诸一些特殊的概念工具，试图用它们来解释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形成结构化的系统和对社会变迁的具有优势地位的理解，并且使这些理解固定下来，马克思也不例外。比如，资本的地理生产了复杂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景观，这一景观不仅仅包括商品本身，而且还包括焦虑、混乱、不安全感等内在心境。资本市场培育了人们无法想象的交换关系，不断变化的商品流重新定义了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体系，城市化也只有在社会再生产物质过程中才能得到理解，它与价值创造、权力关系、记忆场所、精神认同这些要素不可分割，资本主义的时空性是物质地和历史地建构的。这也是马克思阐述和发展他最有力的概念之一“商品拜物教”所面对的真实情境。哈维认为马克思试图用商品拜物教这个术语来“捕捉市场掩盖社会的(我们还应该加上地理的)信息和关系的那种方式”(Harvey,1996,p.232)，如果不揭开商品拜物教的面纱，我们就无法透过商品生产和交换来理解社会再生产，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物质实践如何定义出资本主义的时间和空间，以及更深层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此外还有资本积累也是马克思批判性研究的重要概念工具。资本主义积累定义了时空实践的霸权体系，使货币、身体、时空、价值、想象力相互缠绕在一起，对制度建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自我定义产生重要影响。资本积累创造了时空与资本主义实践之间紧密的关联，也证明了作为资本主义物质表现和精神结构最突出空间单元——城市，其融合了各种空间化的永恒性的特质，城市化的过程与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处在一致之中。持续的资本积累生产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在某种寻求解放、平等和生态上敏感的政治体制下的实现的城市形式”。(ibid,p.420)换句话说，资本积累加剧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也孕育了自主和解放得以生发的可能空间。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果可能会强化城市的政治行动能力，从而创造一种异质性的城市政治，造就当代城市化生活较为丰富的多元时空特性。 反思则是对经验的评价，它也是一个概括性的总结，能够指明一个新的方向，提出新的问题，为历史和理论探索提供新的领域。哈维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看作是反思这一过程的典型。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描绘了想象与作为政治行动重要环节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在这儿马克思运用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明显地希望使用语言和命名的力量来达到政治目的”(Harvey,1996,p.94)，阐述最为核心和深刻的主题，即资本主义的矛盾、循环和积累的破坏性逻辑，是导致社会关系革命的根本原因，变革性的物质实践不仅仅存在于话语和信仰领域，也存在于人与物质世界的感性互动之中。我们必须解构商品和利润的货币化语言，才能真正打破由话语灌输、意识形态强化以及制度安排所产生的霸权统治，使行动的政治学真正现实化。这既定位了反思在某种具有新特质的决定性方向中的作用，也演示了反思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积累逻辑学之中的内在张力。 反思和推测两个进程，为城市化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也为能够对这一理论化的结论进行开放和流畅的评价定义了一个范围领域。因为推测和反思具有一种开放的和富于成效的品质，这种品质是与政治的、基于阶级的行动相关的。哈维在《意识与城市经验》中所讨论的一些问题，比如货币、时间、空间和城市，劳动力、资本和团结人造环境而产生的阶级斗争以及意识的城市化，在方法论上旨在把推测与反思两者结合起来，既告诉我们关于巴黎和巴尔的摩研究的更为历史性的基础，同时也要评价在资本的城市化和资本的局限中更为严格地推导出来的结论。关于城市化的理论建构，并不是能够独立于反思、推测以及历史地理经验而产生的。但它是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并且表现了特定生产方式历史的和地理的动力学。不同的理论视角的建构能够帮助我们更为精确地测绘出生产方式的丰富复杂性，比如在《资本论》第1卷中，生产方式视角下的资本主义与第2卷中循环视角下的资本主义就是截然不同的。哈维认为我们应该将两种视角结合起来，从而可以得到关于生产方式结构及其内在矛盾更为完整的图景，但这一点似乎马克思也未曾做到。(cf.Harvey,1985a,p.xvii)相对于资本的城市化而言，意识的城市化包含大量的历史，以及更为推测性的研究。但资本的城市化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城市化，资本的城市化是客观化的景观。这一景观是由资本投资生产性驱动力量与日益城市化的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之间的互动产生的。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那一进程的政治意识的含义。对于意识和城市经验的研究，因此更具有推测性，更多地依赖于对历史地理经验的详细的拷问，我们需要在金融资本、国家机器、不平衡地理发展领域中抓住连续的解决方案和那些张力的内在化。这一理论论证的合法性取决于连续的评价，这种评价是与政治行动和通过积极的、开放的反思和推测而得到的历史经验的重建相关的。 哈维从资本主义如何生产了自身的地理学以及资本主义如何货币化公共时间来确保其对社会生产的控制开始的分析开始(ibid,p.xiii)，考察了通过特定的个体、阶级、社区、国家和家庭之间关系模式产生的意识如何影响着资本主义城市化的道路和特点，并且反过来改变了那些作为意识城市化基础的关系模式。哈维对1848年巴黎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进行了个案分析。在奥斯曼的统治下，空间如何为了金融资本的利益而对巴黎进行了重组。资本以这种方式解决了剩余的问题，而且开始着手在最适宜的条件下进行自身的再生产。最后，阶级、社区、个人以及国家成为形成社会和城市意识中的关键因素。在他看来，意识的城市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任何想理解资本主义并且努力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个体、阶级、社会、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关系这五种主要的意识形式，一方面存在于相互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需要，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又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构建。对城市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解释，就是要考察意识如何通过这五种关系的特定模式而被创造出来，并且反过来改变了对于意识的城市化起基础作用的关系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作为可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资本主义，理解其存活的社会经济和地理政治动力学。资本的城市化与意识的城市化，对于资本主义的永存和经验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因为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正在它们中表现出来，所以除了将城市革命置于政治策略的中心之外没有其它选择。在哈维看来，有充足的理由来解释上述选择。任何一种政治行动，需要将其自身嵌入到城市进程之中，需要在城市进程之中强化其力量，并且能够为消除现代城市生活的多种异化提供思路，需要植根于人类行动得以展开的具体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并且有能力改造它们，否则它注定会失败，也不能为资本主义的革命转型提供坚强的支撑。因此意识的城市化，可以看作某种意义上城市化世界“必要诗学”的建构，它需要想象力、政治勇气与革命热情来激活其潜在的创造性力量。 四、批判性反思 以列菲伏尔、哈维、卡斯特尔、索亚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者，试图从空间视角分析资本主义城市化中社会关系的建构、资本积累之历史动力的矛盾、金融危机的城市根源、资本主义变革的原因及替代方案，实质是对全球化时代资本积累方式和空间政治的反思，彰显了激进批判与解放政治的逻辑。在全球化视域中立足于批判资本形式的空间霸权，构想摆脱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案，能够开启以激进方式建立新的空间秩序的可能性。面对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严重危机，我们仍旧需要从马克思有关自由资本主义批判的空间思想中获取更多资源，保持发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鲜活批判力。 毫无疑问，21世纪已成为城市化的世纪，人类自身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未来从未像现在这个时代一样如此紧密地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不平衡空间发展的全球过程，资本积累的强大力量，对城市组织、构成、秩序、生活和精神产生重要影响，产生了城市危机和灾难。这一问题早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并且产生了许多带着热情去寻求大城市问题解决的理性的、人性的、激进的城市美化方案。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把握隐藏在资本主义独特历史地理背后的原理和机制，同时也要根据全球资本积累动态的内在矛盾来反思城市化进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仍是必需的，从这一视角出发，以下几点颇为重要：城市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物，它是城市化的过程的产物，城市过程中的社会运动如何能够动员起来成为一种更普遍的反资本主义政治，决定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全球化主宰着城市及其未来，但城市具有强大的政治行动的能力，以及创造新的城市生活的潜力。反资本主义斗争存在于城市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与环节之中，它的目标是寻求真正人道的、社会的城市化。 中国在世界上令人瞩目的成就，是通过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实现的，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已通过空间的功能，也就是资本扩张、权力运用、社会控制、文化统治，深深地渗透到城市发展之中。所以，今天中国城市发展及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世界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危机、城市困境都是更大范围内全球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哈维的城市化思想，对于我们批判性地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资本空间扩张的新内涵，借鉴其空间视角、问题意识及未来构想，对于我们在今天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结合愈加紧密的现实中，在全球空间理想与中国问题深层交织的复杂背景中，能动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动，探索空间冲突、空间不平衡、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解决方案，保障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价值。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论文; 地理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