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和合作：新形势下的亚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新形势下论文,亚洲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都逐步放宽了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范围和控制程度。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跨国投资的突飞猛进，贸易和资本的自由化，企业大量的兼并、重组，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各种经济同盟的层出不穷，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并已对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指资本、商品、劳务及信息等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由于信息技术与大众媒介（包括印刷、通讯、电视、广播等）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大大提高全球的生产效率，而且国家与地区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使人们的消费偏好产生全球性的趋同现象，这些都对世界经济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70年代以来，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农业比重下降，工业和制造业比重有升有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却是不断地上升。其中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工业和制造业比重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相同指标却上升。从1970年到1995年，世界工业产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17.5％，高收入国家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下降了24％，中等收入国家工业产值（增加值）所占比重从80年代开始也呈下降趋势，而低收入国家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却显上升运动并有发展趋势。特别是到了2002年，低收入国家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全世界工业产值的平均值。
同时，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逐步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全球工业化的重心正由西半球向东半球（包括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如亚洲“四小龙”）转移。据统计和联合国工发组织的估计，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总量的份额，由1970年的86％降至1995年的76％，预计到2005年，将进一步降至67.6％；而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则从1970年的10.3％上升至1995年的21.3％，预计到2005年，将继续上升至30.6％，其中东亚与东南亚国家将占19.2％。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中，制造业所占份额，由1960年的28.8％下降至1990年的22.2％。北美下降10个百分点，仅为18.5％；西欧下降5.7个百分点，降到23.7％；日本下降5.5个百分点，达到29.1％。
在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之下，大企业加快了兼并与重组，这是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特点。跨国公司成为生产、投资、贸易全球化的主角，出现了“减层”与寻求“合理规模”的新现象，即为了保持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把原来在企业内进行的部分服务性活动分离出去，或对外分包，使企业的主业更加突出，效益明显提高，并由此大大减少雇员。
二、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力促进了对外贸易扩大和国际资本流动，但同时也增加了金融风险。
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加速形成，多数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各国广泛参与世界贸易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加快。2002年，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已达144个，占全球贸易额的90％以上。世界贸易自由化的领域不断扩大，正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信息技术和产品贸易领域延伸。
而亚洲各国经济主要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生产要素投入型经济，以不断扩大再生产为前提。这些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没有自身的产品研发能力，本国的建设资金也非常有限，为了扩大再生产，就要不断从国外借入资金来购买技术设备和零配件，于是这些国家的经常对外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同时，金融市场（包括货币、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一体化也在加快。资本跨境流动的加速与扩大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但也蕴含了巨大的金融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迅速蔓延到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由于历史、经济、文化及地域等原因的驱动，出现了一些具有相对经济独立性的区域合作性组织，这是全球化的重要经济基础和前提，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从欧盟“制度机制导向型”的深度一体化，到北美自由贸易区“增长互补和贸易开放型”的适度一体化，再到亚太经合组织在非正式首脑会议承诺和自愿行动原则下，“促进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型”的松散一体化，都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信息、人才、资源和市场等日趋全球化，使各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以市场化为取向。
目前经济结构大调整已波及世界各国，其基本特征是，在资本和技术仍是推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的同时，信息产业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发展迅速，服务业正成为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欧美各国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仍占主导地位，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更重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亚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竞争的时代，各国都把调整本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目标与形式作为其在21世纪争取竞争优势的重大战略调整。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多数情况下都以低工资为武器参与其中。东亚各国更是如此，中国台湾省、韩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70年代曾实现了6％的平均增长速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各国的经济也开始抬头，90年代初更获得了急剧增长。我国自90年代以来，通过引进外资，经济也取得了喜人发展，近年来，菲律宾、越南和印度也进入了发展的行列，整个亚洲经济增长势不可挡。但与此同时，亚洲国家经济结构的相对落后性也进一步地显现出来。
一、东亚经济体的“雁行模式”导致亚洲各国经济的趋同性。
雁形经济发展理论源于欧美成于日本。早期这一理论认为，某一产品在先进国家开发出来，先在国内独家企业垄断生产赚取高额利润，随着多家企业的进入，竞争日趋激烈，价格逐步降低，直至在国内生产无利可图，迫使企业把生产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就某一特定产品而言，任何特定的生产国都终将会失去成本优势，不得不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去生产，变为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这一产品，这样就逐步形成一个从先进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的雁形发展链条。该模式的本质是各国基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而建立在垂直分工基础上的一种相似（相同）产业在区域内部梯次传递的过程或趋势，是比较优势随时间推移在各国间不断转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FDI作为主导因素把某一母国丧失优势的产业或经济活动向外转移到区域内其他在该种产业或经济活动中具有优势的东道国。这样，一方面使低层次的东道国得到了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也为母国国内的结构调整让渡新的空间。
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在亚洲推行“雁行模式”，通过梯度产业转移，使东亚各国经济得以起飞，对东亚各国经济的现代化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雁行模式”的发展过程中，日本依靠从中获得的技术垄断和巨额的收益，登上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而亚洲“四小龙”也在经济上日益腾飞，步入准先进国家行列，处于“雁尾”地位的东盟和中国也步入经济的起飞阶段。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为了保持自己的“头雁”地位，一直实行技术垄断，在贸易上封闭国内市场，大力输出国内产品，经济摩擦不断。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缩小同日本的差距，在达到一定经济发展程度之后，又把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成熟型行业转移到东盟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自从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到来，技术的生命周期明显缩短。日本由于技术更新的先天不足及与国外技术交流的保守，加上经济的泡沫化与政策失误，造成了长期经济衰退，对东亚各国的产业转移进入了停滞状态，同时由于国内经济困难也失去了对东亚国家资金方面支撑的实力，使“雁行模式”在发展中陷入困境。这充分暴露了“雁行模式”的致命弊端，即在施行雁行模式的各国之间产生“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内分工不清”的问题。亚洲其他国家由于过分强调出口导向和依赖日本，造成“出口加工部门畸形发展，内部市场扩大缓慢”。这不仅对日本经济发展不利，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亚洲国家国际分工的发展。日本充当亚洲经济发展领头羊的“雁型结构”发展态势已经被打破，亚洲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已迫在眉睫，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亚洲已进入真正的竞争时代。
二、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相对较慢。
亚洲各国要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就必须对本地区各国的经济与金融状况、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其潜在风险与该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及其将要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等达成广泛的共识，加强相互合作和监督。但由于亚洲各国在文化、政治与宗教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而这就意味着在促进本地区经济合作方面会面临较大的困难，事实上，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速度也确实要比其他地区慢得多。
同时，“9·11”事件也对亚洲经济合作的进程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由于在短时间内对于恐怖事件的预期上升，人们会本能地减少长途旅行，减少跨境交往，也就减少了跨国的商务活动。恐怖袭击还打击了海外投资的信心和意愿，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向亚洲国家的投资缩减了近三分之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的恢复，这种预期最终会回到比较合理的水平，人们为商务活动进行的跨境旅游也就会恢复到正常水平。更重要的是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使然，走到今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不会因为恐怖袭击事件而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是它会在一定阶段内影响发展进程的快慢。
然而，随着亚洲各国国际分工进程的必然加快与日益增长的资本流动，各国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也将日益扩大与加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已经形成了共识，这对防止可能产生的其他贸易壁垒，加速制造业出口，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在亚洲国家在全球中的竞争能力，都会有积极的作用，并将有效地促进本地区经济合作和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正常稳定增长。
三、亚洲各国能源趋同性困扰着亚洲经济的发展。
亚洲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内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产业、工艺、技术同构性强，无法形成紧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关系。亚洲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多以委托加工制造业为主，自身的新产品开发能力差，产品的升级换代不得不主要依靠从先进国家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而自己往往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利润的绝大部分被拥有产品和设备知识产权的先进地区的企业拿走，而最终生产地区只能得到廉价劳动力的报酬。这些地区增加收入的惟一途径就只有靠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品的生产数量。但由于亚洲各地区普遍资源短缺，能源开发无整体性，且缺乏基础的开发设施，而它们的经济成长又只是依赖于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造成亚洲各地对石油等自然资源的进口量不断增大。一旦中东等资源输出国发生政治或经济的动荡，亚洲各国经济将受到极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的不断扩大，加上对排污管理的不善，亚洲各国的废水、废气、废物的排放量普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统计数字表明，现在中国和日本等东亚11个国家和地区每平方公里的二氧化碳的平均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此外，由于发展工业，引起工业用水与城市居民用水、农业灌溉用水之间的冲突，由于过量用水导致地下水位的下降、土地不断沙化等问题也一直在困扰着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阻碍了其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
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对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一、亚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具有必要性。
首先，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一波三折，再次有力地证明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经济结构调整是亚洲各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化，提高经济长远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和必然趋势，是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自身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也是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因此，亚洲各国均有责任积极行动起来，实施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深化结构改革，拓展区域内市场，促进本地区和全球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其次，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亚洲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其他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亚洲经济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亚洲各国的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各经济体积极调整不适合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经济结构。
再者，亚洲经济模式过去是出口导向型，对欧美国家依赖性较强。现在由于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削弱、需求下降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亚洲国家必须越来越依靠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因而其经济结构必将被重新评估与调整。
二、亚洲国家经济合作具有必然性。
当前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发展，要和平、求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时代前进的主流。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正在兴起，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与机遇，亚洲各国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本地区的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其影响既有利也有弊。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各国优势互补和资源有效配置，有利于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有利于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整体竞争能力。各国相互依存和区域合作的加强，还将为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随着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迅速增长，国际资本流动已变得极为复杂，危机蔓延速度日益加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痛苦经历也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传染效应的风险，单凭一国央行无法确保国际金融体系的持续稳定。为了更好地履行货币政策的职责、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及防范全球范围内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进一步加强亚洲地区央行间的合作与协调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亚洲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在一些重要的国际论坛如金融稳定论坛、20国集团财政与央行行长会议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等会议上，要提高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必然要求加强经济合作，从而可以发表一致的意见，增强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
亚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策略：大力推行新的雁行模式
虽然原有雁行模式的弊端已逐步显现，但推行这一模式的条件仍然存在。这些条件包括日本与东盟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间生产要素的互补性、比较利益的长期性、产业结构的梯次性和产业升级的联动性等。应该说今后的一段时间东亚地区仍须保持雁行模式，但必须是超越既存框架的新的雁行模式。
这个新的模式应与原来的旧模式大不相同。原有的垂直分工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应被复合网络型的新型国际分工所取代，表现为一种多边互补、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交织的区域分工网络体系，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像齿轮一样相互啮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彼此互相牵动、互为补充的动态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新的模式下，各个国家都在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扶持有自主开发能力、技术路线和领先的核心技术的产业，建立产业不断升级的机制，以此跳出旧的雁行模式。也就是说，新的模式一方面强调各个经济体，如中国、日本、NIES（新兴工业国家）、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的独立性，使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某一时期、某一产业领域成为群雁中的一只头雁；另一方面又利用跨国生产体系进行资源的整合，使每一只大雁都不会脱离雁群而成为孤雁，特别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割，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销售等环节在本地区内进行优化配置。跨国公司可在全球范围内划分工种，这样可避免各国建立相同的工厂，造成无谓的重复投入和效率低下。在新的雁行模式中必须有几只头雁，相比旧的雁行模式中只有一只头雁能思考会指挥，其他雁群成员只能跟着飞的局面，在新的雁行模式中，原有头雁起的仅是局部性的引领作用，每只大雁都有相当的自主性。可以预见的是，在东亚，中国、日本、印度都可以在某一时期、某一产业领域充当头雁的角色。
应当看到的是，由于东亚各国在文化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使得他们可以在资本、技术、劳动力市场等进行全方位和更紧密的合作。尤其是使分工在各国具备了可能性，如中国在某些基础科技研究中处于世界前列，而日本正面临着某些“基础性技术”的缺乏，将扩大对中国的依存范围；东盟国家正希望“基础性技术”部门，同时也需要日本的技术转移；而中国则要致力于“中间技术”产业，并积极拓展高科技产业。以这种动态相互依存的“技术群体结构”为基础，使得东亚各国可以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合作体系。这就把旧的雁行模式中单一的垂直分工体系发展成为新的雁行模式中复合网络型的分工体系。另一方面，新的模式可以化解区域间各经济体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摩擦，实现良性的水平分工。以中国和东盟为例，两地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A和B。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前，两者都生产A、B两种产品，导致了在出口结构上的冲突。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后，中国可以按比较优势理论生产A，而东盟可以生产B。这样就化解了不利的竞争局面，A、B两种产品获得了规模经济的效应，使中国和东盟实现了贸易的双赢。这样的理论探讨是否能成为亚洲国家之间共同的政策导向，需要各国政府的努力，经济区域合作的利诱和实践发展的拉动才能达到。
经济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一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但也伴随着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风险。亚洲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积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强互补与合作，从中趋利避害，就能有效地加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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