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地缘理论的发展与嬗变——学理依据、研究框架与后现代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地缘论文,后现代论文,战后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1-0073-07
地缘理论与空间地理的区划密切相关，它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1](P1)20世纪初期，受弗雷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政治地理学》一书的影响，瑞典人约翰·契伦(Johan R.Kjellén)首次提出了“地缘政治”概念。此后，地缘理论既经历了卡尔·豪斯浩弗(Karl E.Haushofer)的“生存空间论”的挫折，也在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等学者的推展之下见证了辉煌。冷战结束后，地缘学说步入到理论范畴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认知视角不断深入的新阶段。传统地缘理论与新地缘理论共时发展的现状，既勾勒了冷战后地缘研究的新主线，也开创了地缘研究的新局面。
一、学理依据的变迭：冷战后地缘理论变迁的新背景
冷战结束后，世界市场的加快建立和日臻完善，推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促进了资本和产品的全球性流动；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跨越国界的沟通更加方便快捷，提升了不同人群与社会之间的互信程度；多极力量的发展趋势，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和民主的国际社会，增进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也面临着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生存方面的共同压力，遭受到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等共同威胁。因应时代背景的更迭和世界格局的变迁，地缘理论的学理依据亦发生着变化。
(一)全球化与地缘理论发展
全球化意味着政治、经济和社会联系日趋网格化与密集化，从而使“世界规模”的距离趋于缩小和变短。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并编织起规模更加宏大、体系更趋一体的跨国金融网络，塑造了更加透明和高效的国际机制，见证了更加快速便捷的交通物流体系。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G)三大平台为核心，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汹涌浪潮湮没了民族国家的自然地理边界，这为进一步丰富地缘理论提供了新的背景。首先，民族国家地缘关系从传统的冲突性转向了新型的合作性。在一个地缘实体更不稳定、更加动态、更不单纯的世界，坚持认为地缘实体处于“永久性冲突”的观点显然不切实际。[2](P40)人们认识到“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共同应对面临的挑战”。[3]其次，国际社会的“去国家中心化”与“去领土化”的趋势加强。民族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正不断创新和超越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当代世界出现了“地缘政治眩晕”的局面，全球空间难以透视且混色浓厚，在主权国家之上以复合多样并偏离中心的脚步不时摇摆。[2](P43)最后，国家权力与资本运作的离心力增大，这在欠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多欠发达国家希望融入全球化进程，以便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但它们因此遭受金融风险或合法性危机的概率亦不断升高。这使得部分非西方国家民众开始抵制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更加强调民族或地区的“本土特色”。
(二)信息化与地缘理论发展
冷战结束后，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面貌，进一步压缩了地缘空间与时间，大众传媒、冲突战争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为地缘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书写了新的背景。首先，大众传媒在影响国家外交决策、塑造国家间地缘关系方面获得了巨大权力。某些持续性的影像信息可以制造强迫的责任和义务，[4](P172)广大网民甚至通过互联网来影响国家意志。地缘关系在信息化的进程中发展为技术、传媒和领土相结合的稳定态势。[2](P48)其次，当代战争日趋依赖于由通信技术为支持的精确制导武器和遥感武器系统，辅以渗透、干扰、压制敌方通信系统。伴随信息化的发展，现代战争正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最后，通信技术的腾飞建立在实力不均衡的基础上，地缘整合的表层下掩藏着极大的信任危机。在传媒领域，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话语霸权、佩戴有色眼镜，将由全球化和信息化拉近的地缘距离再次拉大。在军事领域，一国武装力量的强弱，由其信息化程度的高低所决定，这必然会加剧国际力量对比的不均衡化。
(三)多极化与地缘理论发展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大国的权力不断向外转移和分散，多极化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由此，国际社会的“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不断增多，这也为地缘理论勾勒了新的背景。首先，由于东亚经济在冷战结束后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速和活力，从而促使全球地缘政治中心不断“东移”，美国最终将太平洋地区锁定为新的地缘战略着眼点。其次，世界地缘政治版图更加复杂。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留下一个巨大的“黑洞”，[5]其边缘范围辐射到了中东、北非和阿富汗。生化武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专家也克服了地缘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扩散。最后，多极化进程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为地缘理论的发展渲染了新的底色。随着国际关系的研究视角不再限于政治与军事领域，地缘理论与之相应，经济与文化等因素成为影响地缘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研究框架的丰实：传统地缘理论与现代地缘理论的分歧和共鸣
按照理论的兴起时间、研究范畴和哲学基础，地缘理论可分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大类。传统地缘理论是指地缘政治理论，现代地缘理论是指地缘经济理论和地缘文明理论，后现代地缘理论则是一种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其中，传统与现代地缘理论在冷战后的发展进一步丰实了地缘研究的基本框架。
(一)冷战后传统地缘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后冷战时代，围绕国家领土和自然资源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不会因为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一项主要思考治国之术的研究，传统地缘理论对国家关系的现实关注决定了其继续存在的重要价值。虽然地缘理论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理论的基本概念——“地缘”与“政治”依然是核心变量和关键要素。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是坚持将地缘政治作为分析视角的佼佼者，两人的代表作《大棋局》和《大国政治的悲剧》在冷战后相继出版。他们继承了传统的“冷战思维”，把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影响政府的战略制定作为其地缘理论的研究目的。布氏认为欧亚大陆在世界地缘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地缘政治的规模再清楚不过了，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对峙，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胜利者将真正地控制全球”。[5](7-8)由此，他将法、德、俄、中、印视为“地缘战略棋手”，视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米氏也继承了传统的“空间思维”，回归陆地—海洋逻辑，在批判海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陆权更重要的观点。他认为“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庞大的陆军”。[6](P120)美国应当发挥“离岸平衡手”的作用，防止任何地区霸权的出现。米氏反对中美接触的政策，坚持“遏制”和“围堵”中国的立场，具有鲜明的“中国威胁论”色彩。
冷战结束后的地缘政治理论继承了20世纪早期由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Mahan)和麦金德等人发展完善的传统理论。当前，地缘政治的“扩张性”、“对抗性”和“霸权性”依然存在，[3]地理因素仍然十分重要，民族国家仍然为了争取权力和领土而斗争，军事权力依然胜过经济实力。[7]同时，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理论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首先，全球化推动地缘政治理论跳出了“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察国际体系，改变了传统地缘理论的空间视野。其次，信息化开辟了新的空间领域，存在未知空间的可能性提高，对新空间控制权的争夺随之展开。最后，多极化代替了冷战式的两极局面，地缘政治理论也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关注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和新兴发展中国家。
(二)地缘经济理论的勃兴及其主要观点
地缘经济理论(Geo-economics)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 N.Luttwak)在《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1990)一文中提出。他认为“随着海外投资替代军火，民间创新替代军事科技进步，市场渗透代替驻军和基地，现在每个人都同意商业工具正代替军事工具推动国际社会的发展”。[8](P17)他指出，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导致的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贸易争端等问题在世界范围的扩散，只有以共同利益和战略合作为工具的地缘经济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H.Solomon)与斯蒂芬·柯亨(Stephen S.Cohen)等人在探寻美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也涉及了地缘经济。他们认为，地缘经济理论就是研究如何在固定的地理环境下通过经济互动来实现国家利益。
地缘经济理论与传统地缘理论既有分歧又有共鸣。分歧在两种理论中普遍存在：第一，在地缘经济的世界中，民族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经济优势，占领市场比扩张领土更重要，这与侧重政治和军事领域竞争的传统地缘理论不同；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地缘经济理论的关注重点，合作与协调是地缘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改变了传统地缘理论对霸权性和冲突性的强调；第三，地缘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超越了民族国家范畴，[9]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个人均可以影响到地缘经济发展；第四，地缘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是美、日、欧等世界市场的中心地区，“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另外，这两种理论也引发了多种共鸣。比如：地缘经济理论作为现代地缘理论，其与传统地缘理论有相同的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地缘经济理论依然把地缘因素作为理论的重要基石，开展经济合作时往往首先考虑地缘的邻接性；地缘经济理论认识到政治冲突的弱化趋势，但其注意到这种“非暴力性”也具有对抗性和残酷性；[10]地缘经济理论强调非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但它仍把民族国家视为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可见，地缘经济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并非取代了传统地缘理论。[11]
(三)地缘文明理论的突起与持续性论争
“地缘文明”(Geo-civilization)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术语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较少出现，但从文明的角度审视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一直存在。冷战结束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如春风野火般突起，迅速席卷各国朝野。他认为，随着两极格局瓦解、全球化进程加快，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下降，建构于地缘空间之上的“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决定吸引和排斥的磁石。[12](P145)总体来看，“地缘文明”是对一个地缘体系中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所处空间位置和自然环境的综合考量，它更加注重特定地缘——自然环境对“文明”或历史文化共同体所产生的长时段和结构性的影响。[13](P14)
亨廷顿在1993年率先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根源主要是文明而非政治和经济的。该理论的分析逻辑是地缘建构文明，而文明差异导致国际冲突。亨廷顿从地域的角度谈论文明，将当今世界文明分为八种，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及非洲文明。不同文明在断层线上的冲突与碰撞，构成了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要模式。所谓断层线，是指地理空间和文化环境有着较大差异的交汇处。在欧洲，这条线从北开始，沿着芬兰、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最后到达前南斯拉夫境内。[12](P171)该理论提出后，引来了众多争议并持续至今。有学者认为，文明区分对政治的影响并不关键；有学者提出，该理论忽视了市场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影响；还有学者指责亨廷顿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美国政界人士也在多个不同场合批评了这一观点，声明不会把“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预设为潜在对手。
不过，地缘文明理论为研究地缘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其强调的文明在国际格局和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成为它与传统地缘理论的主要分歧。由于文明受制于无法改变和不可复制的地缘环境，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也造就了“地缘文明”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这对人们和决策者理解国际发展与冲突具有极大的影响效力。不过，由于地缘文明理论尚未形成独立规范的理论体系，它与传统地缘理论的共鸣更为普遍。首先，地缘文明理论与地缘经济理论一样，属于现代地缘理论，其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等哲学基础并未超越传统地缘理论。其次，地缘文明理论依然强调冷战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这在“文明冲突论”中有所表现。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载体是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间接强调了国家行为主体的关键地位。最后，地缘文明理论具有显著的地理性。不同文明区域的形成是由核心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等能量，把自己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凝聚成一个具有高度集团效能或“合力”的地缘共同体。
三、后现代转向：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建构及问题
质疑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后现代地缘理论——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Critical Geopolitics)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直到90年代初期才开始引起地缘理论学界的重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全球化、信息化压缩了时间与空间，扭曲了社会与文化的结构，把人类引入混乱的后现代社会。在这种新的背景下，尽管地缘理论形成了政治、经济与文明等多种视角，拥有了丰实的理论框架，但它对“什么是地缘政治”和“如何认识地缘政治”的回答仍有问题。由此，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在批判传统地缘理论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一)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
面对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的理论背景，批判性地缘政治研究不断质疑传统地缘理论的方法论、本体论与认识论，通过批判来解构传统地缘理论，重新对地缘理论进行解读。
从方法论看，传统地缘理论坚持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从民族国家出发，按照理性的逻辑选择，解释和说明地缘战略选择的事实与规律。而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反对使用这种高度科学主义化的研究思路。在《后现代主义的条件》一书中，让·弗朗索瓦·列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将后现代世界视为知识主导的历史阶段。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者认为，建构地缘理论的重要方法是掌握“看到”全球政治地图的技术，注意力应当集中在创造地缘知识与对应类型知识的组织和个人。[14](P97)他们运用后实证主义的方法，使“理解”成为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认知地缘分布的重要途径。
从本体论看，传统地缘理论坚持物质本体论，独立于人的话语与观念之外，强调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领土国界对国家行为的重要影响。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则赋予了论述与实践以本体的地位，指出地缘理论是关于空间与政治的论述(discourse)、再呈现(representation)与实践(practice)的复合体。[15]一些学者还尝试从地理、技术、媒体与历史等方面，重读传统地缘政治文本并转换传统地缘论述，进而挖掘其埋藏于文字和语言之中的发展轨迹与意识形态，最终探索地缘政治的本质规律。事实上，地理空间所反映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性和民族性所反映的精神景观已经结合成一个整体，因此它的研究对象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表述性的。[16]
从认识论看，原有的地缘理论坚持价值中立的认识方法，认为主体与客体可以完全分离。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者质疑这种认识方法，认为所有知识均反映了此前即已存在的社会目标和利益，研究者无法做到价值中立。以麦金德的“陆心说”和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为例，其目的均是建立和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在批判学者看来，地缘政治研究“并没有纯洁的、无意向的、非时间性、非地点性的研究者存在，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知识或绝对的信息，人的所有认知都是人基于其预设的观念对世界的一种反映”。[17](P11)研究者们不可能超然于国家、民族、个人利益之上，因此理解地缘政治必须考虑研究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主观因素。
(二)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观点
第一，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在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突破了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传统路径。它在方法论上突出了人在创造与理解知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本体论上强调研究对象的物质性与表述性并存，在认识论上坚持考虑研究主体的非中立性。人的意义与作用被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者纳入其中。奥特瓦塞尔(Gearóid 
Tuathail)认为，地缘政治为官员与领导者所引用和使用，以他们的构成地点、关键剧本、主要角色来建构并再现世界事务。[18](P607)除了关注领导人、决策者等政治精英外，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还关注大众与媒体对地缘政治自下而上的塑造。
第二，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深入探讨了“地缘政治想象”的过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发展，电视和互联网塑造大众认知的作用不断提升。以CNN、BBC、ITN为代表的国际传媒力量不断壮大，依赖其舆论监督的地位和影像信息的力量，大众传媒占领了道德判断的至高点。由此，他们不断推动甚至强迫着外交政策的决策者采取相应的行动。[19](P719)借助高科技的信息化载体，文学、电影、音乐等通俗文化，也在重新建构人们对地缘政治的理解。“地缘政治想象”的过程随之在人类社会中推展开来。
第三，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尝试解构原有地缘理论使用的文本和论述。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思想对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影响很大。在此，“解构”是指通过对理论当中修辞方法的分析来破坏其哲学基础。德里达希望借此使人们从木已成舟的观念中解脱出来，指出写作和阅读中的偏差与事实永远存在。与德里达的思路相类似，奥特瓦塞尔认为地缘政治研究受到了原有理论“论述”的限定与规范，从而陷入从地理条件出发考察国家战略与安全的定式思维。为突破传统理论的话语体系，他强烈质疑大国在地缘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并把地缘政治解构成“地缘—政治”，把“地理学”(geography)解构为“地理图”(geo-graph)。
第四，地缘政治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这从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者进行的理论分类中可见一斑。奥特瓦塞尔将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划分为四种类型：学术的地缘政治(formal geopolitics)，主要研究学术界的认识和观点；实践的地缘政治(practical geopolitics)，主要研究决策者的具体战略和行动；通俗的地缘政治(popular geopolitics)，主要研究大众文化对国家认同与地缘理解的建构；结构的地缘政治(structural geopolitics)，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对地缘政治的深刻影响。[20](P111)可见，学者、政府、群众和国际社会现状均是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构成要素，其研究对象是多元化而非单一性的。
(三)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问题
首先，批判理论渊深艰涩。理查德·阿希利(Richard Ashley)、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等批判理论家的著作晦涩难懂，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者也有类似的问题。虽然新术语和新思维的引入丰富了研究框架，但也造成了理论过于抽象等新问题。人类建构理论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实并预知未来，如果理论家在描述事实之初就陷入玄妙的思辨中，那么这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势必会受到严重的阻碍。
其次，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范畴过于广泛，话语体系庞杂，其中有些概念随着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混乱。该理论在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过于强调话语、文本、观念的作用。这导致该理论忽视了“地理性”，对传统地缘的理论认知造成了巨大冲击。学术概念的多元混乱与理论范畴的过分扩大，给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带来了认同危机，容易使其向着更加边缘化的方向发展。
最后，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对传统地缘政治的解构令人费解，亦与现实脱离。马克·巴森(Mark Bassin)指出，当前的地缘政治发展呈现两大方向，一是回归传统的“新古典地缘政治”，二是批判性地缘政治。[21](P620-626)传统地缘理论的回归能够更好地指导政策、适应现实的发展，这会阻碍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可见，虽然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展示了新的研究天地，但现实支撑和科学论证的缺乏，使其依然没有占据主流的理论地位。
四、结语
地缘理论在冷战后的发展与嬗变，为人们理解地理要素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视角，其理论范畴也得到了丰富。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并未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地缘理论的发展而失去其理论意义，陆地—海洋、时间—空间依然是地缘理论的基本范畴。现代地缘理论顺应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历史潮流，试图改变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冲突性”和“扩张性”的政治底色，进而探索出经济与文明的新的研究视角，倡导立足于地缘基础之上的经济合作与社会交流。但是，现代地缘理论并未从根本上挑战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这一任务由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进行了落实。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者希望通过对原有理论进行文本上的再认知，解构与重塑地缘理论。最终，伴随冷战后形成的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大背景，地缘理论向着内容更加多元和认知更加深入的方向不断前行。
标签：政治论文; 地缘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全球化论文; 地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