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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楚简孔子《诗论》对古代诗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诗论》的出土填补了中国诗学史最重要的一环。以前我们只能从《论语》等典籍了解诸子诗学的一鳞半爪，现在读到《诗论》，才知道战国诗学达到的实际水平。正是因为有了《诗论》，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中国诗学的发展脉络，从而可以将汉以及汉代以前的中国诗学划分为四个时期，一、商代以前。是中国诗歌以及诗学的起源及形成阶段，以《虞书》“诗言志”为代表。二、商周。是诗歌发展的鼎盛期，此时的诗学以采诗、用诗、编《诗》为特征。三、战国。这时《诗》已式微，然而此时在诗学上则达到了最高水平，以《诗论》为代表。四、汉代。诗学大致以《诗序》、毛传、郑笺为代表。
有原始诗歌而后有“诗言志”的表述，有商周诗之盛而后有《诗论》的理论阐发。汉以后则是《诗》作为经学的解释阶段，于《诗》之本体训诂有成就，于诗学之阐释则因《诗论》的缺失而极为艰难。
虽说商代以前的诗歌还比较原始，但《虞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似乎显得中国的诗学有些早熟。此时的“诗”还不一定就是后世的诗，《诗谱序》疏云：“《皋陶谟》说皋陶与舜相答为歌，即是诗也。”然此“诗”毕竟与《诗》有别。不过“诗言志”作为中国诗歌“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序》），则是十分确实的。
商代诗歌“不风不雅”（《诗谱序》），一是因为当时即令有风有雅，恐不为统治者认可；二是朝代更替，诗有缺佚。《国语·鲁语下》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今《商颂》仅存五篇。箕子尝作《麦秀之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与《风》相类。周代诗歌创作最为兴盛，于诗学尤可述者有二，一为采诗以观民风，二为贵族应酬之赋诗。
春秋末至战国已无《诗》的创作。《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班固《两都赋序》：“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正是因为《诗》已成为历史，于是有孔子编《诗》，有孔门弟子述先师之说而成《诗论》。
其次，《诗论》的最大特点是以儒家思想解《诗》。对此我们可以藉《诗论》中的思想用语作一简要说明。《诗论》中的思想用语可以分为三类，一、以性、情为中心，有性、情爱、爱、爱妇、悦、喜、美与恶、好与恶等；二、以礼为中心，有本、反其本、情与志、情与礼、情与独、情与善、敬与礼、贵与贱等；三、以天命、知为中心，有命、天命、受命、命与德、时、逢时、成与信、信、知、知恒、知礼、知人、知行、知难、知言、忧与思、用心、始与终等。所有这些用语全都见于郭店楚简，当然也是先秦儒家经典中的常用语。仅就情爱、爱妇而言，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从而儒家“仁”的思想可以凭借《扬之水》《采葛》等诗得到更为形象生动的理解。
《诗论》解诗构思严密。例如评《关雎》等七首诗，所包含的思想模式就与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有关。《关雎》之“改”与“礼”，《汉广》之“知”，《鹊巢》之“归”与“离”，《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与“独”，很明显是始之于“性”与“礼”，而终之以“情”与“独”，“时”、“知”、“归”、“保”、“思”则在礼与独的范畴之中。《诗论》解诗，深刻透彻而又奔放洒脱，充满了圣知的光照，体现了形象与思辨的完美结合，前无古人，后继者亦难以望其项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说，《诗论》是真正的诗的哲学。
由春秋末至战国，是《易》、《书》、《诗》、《礼》、《乐》、《春秋》的最初阐释阶段。孔门先师与七十子阐释《经典》，大都是为了依据经典完成各自思想的构建。孔子修《春秋》，微言大义在其中，已使《春秋》超越了史官记史的王官史学。《易传》的产生，则使《易》从此具有卜筮与哲学的双重意义。《礼记》乃诸子所述之“礼”，瓶子是先王留下的，里面的酒则是缙绅先生新酿的。《乐记》述乐而又释之以礼，乐与礼一内一外，从此音乐之“乐”与思想之“乐”血肉相依，不可分离。至于《书》，春秋以降，天子也好，诸侯也好，无新作之礼，亦无新创之例。若视诸子著述为《书》之变异，有如汉儒谓孔子学说为素王法，要当不诬。《诗论》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思想解诗的特征，与当时儒家解经的风气是完全吻合的。
《诗论》的这一特点，既区别于王官之采诗用诗，亦区别于《诗序》。
再次，《诗论》为《诗序》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契机。《诗序》究竟产生于何时，是诗学研究的难题。在《诗论》之前是否有更早的《诗序》？其一、官学背景可以排除学人自作“诗序”的可能。其二、如果王官学作有《诗序》，那就只能理解为由国家颁布的有关《诗》的定评。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春秋赋诗断章，对诗的理解是可以带有个人主观性的，看来并不受某种定评的限制。王官学定乐歌是合情合理的，定《诗序》则很难给予合理的解释。“诗序”的流传与《诗序》的编定不是一回事，看来有必要把这二者区别开。窃以为“诗序”最初是口传的，诗歌的流传客观上会将某些诗的作诗缘起与本事同时传下来。《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歌曰”以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候人歌》之序。若《候人歌》被孔子编进《诗》三百，那么这一段文字将成为《诗序》之所本。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这类口传“诗序”在孔子的时代尚未成编，七十子至孟、荀，是否有人将其编之成册，无从实证。至汉代则实实在在地将口传“诗序”编定，并为毛、郑解《诗》之所本。
《诗论》与《诗序》的传承应该看作是并列的两条线，而不宜理解为一条线的先后相继关系。《诗序》尤其是《诗大序》纵横捭阖，超凡脱俗，其立意必有受之于先师者。然而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体例看，《诗序》均与《诗论》有别。是作《诗序》者受之于子夏而有新创欤？拟或“儒分为八”而各得“性与天道”之精髓欤？是有待于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