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反恐合作的前景和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反恐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事件不仅是21世纪国际格局变化的重大标志，也是中美两国关系改善和合作加深的转折点。一方面，“9·11”以来，国际恐怖主义作为一种非传统、非国家、非均衡的安全威胁冲击着现今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面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大国对抗的危险性明显下降，大国合作有了新的共同利益基础。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出现了自1989年以来的重大改善，联合反恐、打击跨境犯罪、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已成为中美关系不断改善的新基础。由于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消灭某个国家的恐怖活动基地也许很容易，但是根除所有国家的恐怖主义则需要中、美等大国的长期紧密合作。然而，随着美国将伊拉克、朝鲜等国列为新一轮的反恐打击目标，中美反恐合作也将面临新挑战。对于联合反恐过程中已经存在或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借反恐之名行单边主义和霸权扩张之实等问题，也应引起足够重视，这对于发展中美“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极为重要。
一、“9·11”事件是中美关系出现改善的契机
“9·11”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势头，其原因既不是小布什的对华强硬政策奏效，也不是中国政府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应该归因于“9·11”事件所导致的安全观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
“9·11”以前，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甚至可以说是“一团糟”和“令人啼笑皆非”。（注：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2年：全球政治与安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9页。）以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为首的强硬派认为中国是新崛起的战略对手，主张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以国务卿鲍威尔为首的温和派认识到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看到中国在区域性和国际组织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主张缓和两国因撞机事件造成的敌对情绪，加强双边合作和交流。正如鲍威尔所说，“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潜在的地区对手，但也是贸易伙伴”。“中国不是敌人，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面临的挑战就是努力保持一种有建设性、符合美国利益的对华关系”。（注：《人民日报》2001年1月18日。）然而，“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需要立即同各大国进行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美国的对华强硬派难以动员更多的资源用于遏制中国，保守势力的视线暂时被集中在如何对付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上。相反，中美之间在联合反恐问题上寻求到了新的共同利益后，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被冲淡，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也力求保持稳定，使得中国崛起问题被暂时搁置。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战略评估将恐怖主义作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甚至在近期内，恐怖主义将列为第一威胁。由于对美国本土威胁明显上升，以及大规模杀伤武器即核与生化武器与恐怖主义相结合，使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成为美国安全中更为紧迫的议程。因此，根据形势的变化，美国全球战略重点的第一层次是中近东地区，第二层次是亚太地区，中国不对美国构成直接的、现实的威胁。中美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已成为美国决策层多数人的共识，这也为中美合作准备了条件。美国这种安全战略反思，其中包括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定位，将使中美关系出现由紧张的战略磨合期变为协商合作的战略缓冲期。正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在“9·11事件”之后不久指出的那样，布什政府外交战略思维已经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不再局限于NMD、人权等方面的分歧，而有了更多共同的战略利益。
中国早在“9·11”之前就已饱受恐怖主义活动的危害，反对一切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1998年以来上海合作组织的历次会议都将铲除中亚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作为主题，为此还在比什凯克成立了反恐怖中心。“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表示要与美国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大国之一，江泽民主席还和布什总统多次通过电话热线进行磋商。中国在联合国给予美国以政治和外交支持，并提供了有关恐怖活动的重要情报，派遣高级外交官前往伊斯兰堡帮助美国说服巴基斯坦同美国合作，同华盛顿交换和分享反恐怖主义方面的情报，在总体上支持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正是由于有了中、俄等大国对美国反恐联盟的积极配合，才使美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的打击得以顺利结束，客观上缓和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9·11”客观上提升了美国在稳定美中关系问题上的热情。2001年10月，布什总统出席APEC上海峰会期间，中美领导人在首次首脑会晤中就提出要加强两国高层的战略对话。2002年里，中美两国的高层接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频繁”。2002年2月，布什总统访问北京，4月底和5月初，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应美国副总统切尼的邀请访问了美国。10月下旬，江泽民主席再度访问美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两国领导人举行密切的首脑会晤，显示了两国政府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视。频繁的高层对话机制，是两国关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美国助理国务卿罗德曼、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副国务卿博尔顿、助理国务卿凯利等一批高级官员先后访问中国，就导弹防御、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武器、人权、台湾、贸易和恐怖主义、毒品和跨国犯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双方举行了人权对话，因撞机事件而中断了一年半的两国军事交流也得以恢复。
二、中美在反恐领域的合作
美国在“9·11”后对反恐斗争的基本认识是：国际恐怖主义是当前对美国最直接、最紧迫的安全威胁，“9·11”事件表明，恐怖分子已经有了以前只有主权国家才具备的进行大规模攻击能力，而且他们可能拥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在这种非传统的、非国家的、非均衡的安全威胁面前，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是一种隐蔽的全球恐怖网络，美国有限的力量和资源是无法同时在几条战线展开反恐斗争，需要世界上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合作，进行长期的、连续的有效打击。这基本上与中国对“9·11”后国际形势的判断相一致，而且国际恐怖主义有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根源，更不是单纯的军事打击所能解决的，需要标本兼治、采取长期、综合的措施，更需要建立大国合作的反恐机制。很显然，中美在其他领域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两国在反恐斗争中进行合作，因为双方存在着共同威胁和共同利益，而且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反对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中美之间新的共同利益基础。在布什总统2002年2月访华期间，江泽民主席提出了在“双向互利”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的新目标。
“9·11”恐怖袭击和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开战后，中国在各个方面都给予美国积极支持和紧密配合。外交方面，“9·11”发生之后，中国马上做出外交反应，江主席立刻派外交部王毅副部长出使巴基斯坦，说服穆沙拉夫总统与美国合作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2001年APEC峰会期间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都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决议。军事方面，派兵封锁阿富汗——中国边境，防止基地分子流窜，同时，对难民提供了人道主义救援。情报配合方面，同华盛顿交换和分享反恐怖主义方面的情报；许诺摧毁任何同“基地”组织有关的在华活动的组织，金融配合方面，协助侦察和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查封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合作机制方面，中美双方举行了第一次反恐磋商，主要就国际和地区形势、双边反恐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看法。其他方面，向美国引渡2名在香港贩卖军火和毒品的恐怖嫌犯，对运往北美的集装箱进行反恐安全检查等等，中国对美国的反恐战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根除国际恐怖主义是一场长时间、多目标、反复进行的特殊战争，军事行动尽管很重要，但不是解决恐怖主义的惟一办法。经过一系列涉及金融、执法、情报、交通安全等领域的专家级讨论，中美双方一致认为要限制恐怖集团和恐怖分子的活动，还须利用金融工具中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通过情报交换在恐怖分子行动之前就进行预防。因此，中美反恐合作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展开。
首先，双方反恐部门建立起定期的工作磋商机制。在2001年12月和2002年6月中美举行了两次双边反恐磋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还成立了金融反恐工作组，双方均对磋商结果感到满意。今年中美第三次反恐磋商和中美金融反恐工作组第二次磋商分别于2月18日和19日在北京举行，双方跨部门代表团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中美在金融等领域的反恐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并达成广泛共识，并计划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中美反恐第四次磋商和中美金融反恐工作组第三次磋商将在美国举行。
其次，切断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双方在金融领域的反恐合作取得成效。众所周知，大规模恐怖活动不是随便一个人或国家都有实力从事的，这些活动都需要雄厚的资金来源，比如研制购买武器、训练恐怖分子。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恐怖活动根本无法进行，因此，全世界在金融反恐领域加强合作非常必要。（注：《北京青年报》2003年2月21日。）在冻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资金方面，美国政府表现出了配合的态度。美国政府已将“东突”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通过该决议，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实行资产冻结后，美国将冻结该组织资金来源列为工作重点，禁止美国金融市场、美国金融机构与其有业务往来。
再次，为了加强反恐情报交流和沟通，两国还建立情报交流机制。2002年2月，中美两国经过磋商，中国同意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美驻华使馆内部设立临时办公室，中方保留在美设相应机构的权利。这是中美双方从中美反恐合作的大局出发采取的积极行动。美方上述机构的设立，将有助于中美两国在双向和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反恐合作与交流。中美反恐合作又取得了一项积极成果，因为共享情报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至关重要。总之，两国在反恐领域加强合作，有助于推动国际反恐活动和双边关系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反恐合作。正如李肇星所说，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这已成为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美继续反恐合作的前景和问题
（一）继续反恐合作的前景
2002年9月布什政府公布的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现在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是全球无所不在的恐怖主义网络和以及那些“无赖国家”手中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美国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列为美国安全利益的首要考虑之一。而对于有可能向恐怖组织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如伊拉克），美国将在多边机制下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如果必要也可能采取单边行动。具体地说，为了保障美国的安全利益，使其免受恐怖活动威胁，美国开始将打击恐怖主义的目标指向伊拉克、朝鲜等几个所谓的“无赖国家”头上。面对美国发动的新一轮反恐战争，国际社会对此次打击的目标和范围存在明显分歧，（注：倪世雄、刘永涛主编：《美国问题研究》第二辑，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这也将毫无疑问地使中美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前景呈现出更加复杂和不确定性。尽管如此，中国仍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解决中东和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问题等方面，努力寻找与美国进行反恐合作的有效途径，因为这对维护和保障世界和平极为重要。
1.在伊拉克问题上
尽管战争一触即发，中国仍在为避免战争作最大努力。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对联合国新决议投了赞成票，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今年2月7日，在和布什总统的通话中，江泽民主席强调指出联合国有两个机构负责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伊拉克方面有义务主动、积极地与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配合，必须认真、切实、全面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必须及时并严肃对待核查中发现的问题，伊拉克应真正做到不拥有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同联合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等有关各方进行磋商和交流后，江泽民希望美国在处理像伊拉克这样的重大问题时，能够维护安理会的权威。2月5日和14日唐家璇又两次就伊拉克问题赴纽约联合国总部与会，就伊拉克问题阐述了中方的主张，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对寻求解决方案的高度重视。2月23日至24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问中国时，中国再次强调了要尽力避免战争，继续寻求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的立场，并对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抱有极大期望。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和平解决的愿望能够得到重视，这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符合各方利益。
2.在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
中国历来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奉行不支持、不鼓励、不帮助别国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政策，坚决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中国政府近年来相继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出口控制机制，对核、生物、化学、导弹领域的出口严格管理。今后，中国政府将加大对防扩散相关政策、法律的宣称力度和执法力度，确保现行的防扩散法律得到不折不扣的全面落实，同时还将根据需要并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和可行的经验，继续完善现有的出口控制机制。
3.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中美两国对朝鲜半岛的局势都非常关注，并希望就如何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美国非常担心朝鲜的核武计划，明确反对朝鲜半岛成为拥有核武的地区。布什在与江主席会晤时说，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的过程，将为中美两国提供一个密切合作的机会，希望中国为解决朝鲜核武器危机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明确表态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并认为美国与朝鲜直接会谈是打破僵局的最好办法。唐家璇说：“我们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主张朝核问题应通过对话与协商和平解决。中方为此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同时，中方希望美朝尽快开始平等对话。这是打破僵局、缓和目前紧张局势的最有效途径。”（注：《中国青年报》2003年2月25日。）
（二）反恐合作中中方需要注意的问题
“9·11”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是积极的，双方在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进行了有效合作，发展两国之间“建设性合作关系”已成双方共识。可是，“9·11事件”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一是美国在反恐进程中的军事渗透问题；二是白宫的保守派人士在中国政策中依然过多地侧重于中国崛起可能对美国形成的消极影响，在反恐和反扩散的战略安排中，含有钳制中国的战略考虑。
首先，美国借助于反恐战争，在中亚、西亚、南亚甚至东南亚实行渗透并扩大其力量存在，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其中尤其以美军进入中亚这个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制高点，（注：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极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对于整个欧亚大陆的均势将产生长远影响。美国在反恐的名义下，逐步实现其欧、亚两端的盟国体系向中间联结，力图建立一个从远东到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反华军事和政治包围圈。（注：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2年：全球政治与安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日本向印度洋派遣作战部队，俄罗斯同北约建立紧密关系，是这种连接的两大象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与此相适应的是，美国军事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在中亚、南亚、东南亚建立起美军准入基地网络；在东北亚建立以导弹防御体系为核心的军事一体化机制，并且把台湾囊括在内；最后是以防扩散和透明度等机制，把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降到最低限度。
其次，“9·11”以来的反恐怖主义战争又强化了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倾向。 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对世界各国进行划线，提出“邪恶轴心”、“无赖国家”、“失败国家”、“具有潜在威胁的大国”等概念，企图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借口恐怖主义可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武器，重新制定其核战略，准备对某些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从根本上改变核安全政策。
第三，“9·11”事件以及其后中美的反恐合作并没有能够消除两国之间的所有分歧，同时也没有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就在布什2002年2月访问中国后不久，美国媒体公布《核态势评估报告》，该报告把中国列入了7个潜在的核打击对象之中，并认为台海危机将是一种适用于使用核武的“紧急情况”。7月12日和15日，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会“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则分别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和《美中安全评论报告》，严重背离中国的现实情况，大肆渲染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
第四，“9·11”事件并没有改变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就开始推动的美台军事合作活跃化的进程。美国一再强调中美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不会影响美国对台政策。2002年3月，美国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会见了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这是23年以来美台之间最高级别的会晤。9月初，美国又正式宣布将给予台湾“副国防部长”康宁祥以访问五角大楼的正式签证。一些美国人甚至想把美台关系提高到1979年以前的水平，因此中国对美台军事关系扩大感到非常担忧。
总之，联合反恐为1989年来中美关系的改善奠定了新基础，中美反恐合作是国际反恐斗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要内容。然而，随着美国开始新一轮的反恐战争，宣布它有权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中美在伊拉克和朝鲜问题上的合作将面临新的考验。国际社会也将面临既要维护反恐合作，又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双重任务，国际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注：倪世雄、刘永涛主编：《美国问题研究》第二辑，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中美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