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如何确保改革开放稳操胜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操胜券论文,改革开放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认真总结过去22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一系列艰难曲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和深刻教训的背景下起步的；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思想观念环境下展开的；是在封闭、半封闭的条件下起始的；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环境中不断深化的。
我国在改革之前的基本历史背景是：在农村，相当一批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甚至长期与饥饿为伍；在城市，国有企业效率普遍低下。农村和城市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使社会主义优越性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内部、在人们的心理上，都产生了多方面的怀疑和严峻挑战。现实迫使我们的党、政府和人民千方百计寻求走出阴影的途径，这就是改革开放。
我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1984年9月， 即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这是改革的起步阶段。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企业扩权试点和第一、第二步利改税；实行了基本建设的“拨改贷”；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 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行了第一次机构改革。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即：从80年代初到本世纪末，前十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后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注：当时所设想的“小康”水平，即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1000美元。）。
第二阶段（1984年10月～1991年12月，即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到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前夕），这是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 1984 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全面转向城市，指出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承包制；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实行“市管县”的体制，部分城市计划单列；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带，建立了海南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区；进行了第二次机构改革；乡镇企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即从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迄今），这是改革的制度创新阶段。1992年春，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论断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92年10月，中共召开了十四大， 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宏观体制和外汇、外贸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对外开放由沿海向内地纵深推进；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继续深化；进行第三、第四次机构改革；提出了“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战略。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计划经济旧体制；那么，第三阶段的任务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从改革的进程来说，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改革的程度来说，是从简单走向复杂；从改革的方式来看，则有三种情况：一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三是上下结合的改革。
中国改革首先是农民的饥饿逼出来的，因此，农村的改革就自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农民自发创造的。农民是农村改革的真正主体和创造者，开始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的，然后是曝光。地方组织对此开始是处于或担惊受怕，或限制，或睁只眼闭只眼，或等待之中，直到党中央、国务院肯定和支持，才形成星火燎原的不可阻挡之势。
当农村经过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内容的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农民的温饱问题初步解决之后，改革就自然地从农村延伸到城市。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转移和扩展的过程，则是改革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过程。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倒不是国企职工的饥饿逼出来的，而是上上下下都感觉到效率太低，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生产不出来丰盛的、高质量的产品和应有的利润，以至于国家财政和职工钱包两头都空虚干瘪。
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相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则显然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国有企业改革的曲折，改革成效的起伏、波动，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则是这种改革复杂性的写照。从1984年10月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转向国有企业也近20年了，虽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但从其经济效益来说，从来没有像最初五年农村改革那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城市国企改革，是典型的上下结合式的改革。职工希望通过国企改革提高工资和奖金水平，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国企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则希望通过国企改革全面提高国企效率，从而提高综合国力，提高职工生产水平，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实现社会稳定。上上下下都具有改革的积极性，上上下下都在推进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举措，既有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出台的，也有企业自己制定的。改革的成果，则三方分享。
22年前，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改革”二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时，同时也把“开放”二字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改革开放”，四个字紧紧凝结在一起，互相促进，不可分割。“开放”二字，有时候比“改革”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总体上说，改革引导着、促进着开放，开放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当改革处于“胶着”的时候，开放对改革又起着“倒逼”的作用。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五大经济特区的设立发展，沿海十四座城市和几个成片地区的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崛起，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的成就，为中国内地的扩大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对外经贸体制实行改革，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建立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外经贸体制，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把开放也作为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那么，这种改革的基本方式，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为无论是经济特区的建立，还是中国加入WTO的谈判，都是先由中央政府决策， 然后再从上到下贯彻实施的。
22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受了严峻考验，在破解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历史性难题中交出了优异的答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 ）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的直接调控体制，已经转向分层次的、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制；（2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调控体系已初步建立；（3 ）国民经济市场化已基本形成，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初步实现；（4）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5）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6）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化事业都得到较大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成功是一场前无古人、规模空前的探索和实践。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改革的历史。然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在当时都失败了。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新政，从海瑞上书到戊戌变法，都酿成了一场又一场历史悲剧。历史上的改革只是扭曲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中国历史上一个个大无畏的改革家，都是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只是在身后历史学家的笔下才得到崇高的评价，惟有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就获得了巨大成功。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稳操胜券，并取得巨大的成效？这是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把握住了“四个坚持”：（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制定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前提；（2 ）坚持把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见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坚实基础；（3）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 从而坚定不移地坚持“三个有利于”，这是把改革开放大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可靠保证；（4）坚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解放思想， 打破僵化的理论教条，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理论结晶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科学指南。
中国成功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并不是改革一开始就先知先觉具备的，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积累起来的，在此过程中，经常是高一脚低一脚、进两步退一步，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和代价。改革开放22年的过程，是不断地从不成熟向成熟的逼进过程，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发展过程。今日，改革的“薄冰”已经履过，旧体制的“坚冰”已经打破，新体制的构架已经初步形成。经过22年之探索，今日之改革，与改革的早中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其一，从改革的宽度和幅度看，已经从过去的单项突破发展到整体推进；
其二，从改革的深度来看，已经从过去的机制转换发展到制度创新；
其三，从改革的操作方式来看，已经从过去的政策推进发展到法律规范；
其四，从改革的指导思想来看，已经从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发展到“划着船过河”或“顺着桥过河”；
其五，从改革的理论认识水平来看，正在不断地从改革的“必然王国”向改革的“自由王国”迈进。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向世界昭示：中国已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在具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和不宽松的国际环境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二、新的世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就必须克服“左”的和右的思想认识倾向
怀疑改革开放、否定改革开放的错误思想理论观点。一种重要的倾向是，不能够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负面问题，把改革开放的过程看得一团漆黑，从而对改革开放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特别是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怀疑和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并时不时地浮出水面。
在改革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有违于改革初衷、不如人愿的种种问题，例如：
第一，收入差距不合理地拉大和分配关系不规范的问题。由于各部门改革的进展和程度不一，部门垄断和行业垄断严重存在，导致行业和部门之间的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收入的货币化还未完全形成。随着市场的放开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些部门、行业和岗位还存在严重的灰色收入，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和少数千万富翁，而大多数工薪阶层和普通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随着东西部差距的拉大和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的增加，一部分农民和城镇居民家庭出现返贫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引起了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严重不满。
第二，腐败问题。少数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理论联系实际”演化为“理论联系实惠”，“为人民服务”演化为“为人民币服务”，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利“设租”、“寻租”、谋私、贪污受贿的犯罪面越来越大，犯罪额度越来越大，犯罪官员的位置越来越高，50年代震惊全国、警示全党的大贪污犯张子善、刘青山与现在相比，早已是小巫见大巫。同时，渎职犯罪、不作为犯罪、草菅人命问题，也越来越多，后果越来越严重。这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尤为愤慨和不满的问题。
第三，社会经济秩序混乱问题。市场交易中的信誉度下降，欺行霸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缺斤少两问题，文化出版中的盗版和制造精神垃圾问题，医疗行业的乱开药、乱涨价问题，都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同时，社会治安质量下降，刑事犯罪案件上升，使人民群众的不安全感增加。
第四，社会丑恶现象。卖淫、嫖娼、赌博、贩毒、吸毒现象死灰复燃，严重毒化社会风气。
由于以上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中滋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严重损害了改革开放的声誉，以至成了一部分人怀疑改革开放、否定改革开放的证据和口实。
一是怀疑改革开放的市场化方向。认为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与资本主义分不开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见了，剩下的就只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滋生“三恶”（罪恶、邪恶、丑恶）的“潘多拉盒子”。
二是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建立的基本经济制度。认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本质是大量非公有制经济即私有经济的发展，而私有经济则是万恶之源。
三是怀疑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私有经济的发展，腐败问题的严重，社会风气的恶化，表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已经在中国严重存在。
四是怀疑我们党和政府对改革开放的控制和引导能力。认为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对改革开放失去了控制能力和引导能力的表现。
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负面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影响也是十分恶劣的。但我们对这些问题，必须给予科学、理智、冷静地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弘扬改革的主旋律。“主旋律”是指改革开放总体的、主流的、占主导地位的方面。
（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整体上有了较大的增长， 这是主旋律，而收入差距过大则是支流。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收入差距是比较小的。但那个时期是在普遍贫穷基础上的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打破了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使经济效率得到普遍提高。今后我国任何时候都不能再搞平均主义。同时，近几年来，政府也在采取各种措施抑制收入差距过分拉大。例如：实行个人收入调节税；实行存款实名制，并开征存款利息税；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关注低收入阶层，如实施“两个确保”（确保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发放，确保下岗人员的生活费发放）；反对和治理部门垄断和行业垄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等。在不久的将来，我国还将实行遗产税。这些政策和举措，都正在而且必将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从而使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逐步得到缓解和缩小。
（2）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涌现出了一大批焦裕禄、 孔繁森式的优秀干部，各条战线的优秀工作者也层出不穷，这是主旋律。腐败分子虽是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但害群之马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因此，党和国家对其查处、制裁和打击从来就毫不心慈手软，以维护党员、干部队伍整体健康良好的社会形象。
（3）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生活越来越活跃， 民主空气越来越浓，人民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越来越大，这是社会的主旋律。另一方面，违法犯罪问题确实是增加了，社会秩序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和政府一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决打击违法犯罪分子，改善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整个综合治理在不断加强，见义勇为的先进事迹不断涌现，维护和引导着社会向健康、有序的方面发展。
（4）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事业蓬勃发展，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这是社会的主旋律。当然，不健康、不光彩，甚至丑恶的社会现象也滋生蔓延起来，但党和政府对这些一直采取限制、查处和取缔的政策，我们一直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改革开放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
其次，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能看作是改革开放自身造成的，而是改革还不彻底的过渡性症状。例如，我国政企分开的改革还不到位，一些微观经济活动还在政府手中，以至出现政府和市场职能错位，这给一些意识不坚定者提供了腐败的条件。我国的法制以及其它一些监察制度还不健全，以致对腐败问题还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和威慑力；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还不健全，对个人收入分配还缺乏一个全面、细致的调节体系。
第三，我们不能把党和政府一直坚持抓的问题看作是党和政府放纵和疏于管理的问题，更不能看作是党和政府无能的表现。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直都常抓不懈。
第四，我们不能把世界各国都存在的问题，例如腐败、赌博、色情等古老的问题，看成中国特有的问题。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赌博、色情、贩毒、吸毒泛滥成灾，这必将对中国产生示范效应和影响。不能把什么问题都与改革开放挂钩，视为与改革开放有因果关系。
第五，我们必须正确看待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意见和“骂声”。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在某种情况下存在着群众的意见和“骂声”。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和评价这种怨气、不满、怀旧情绪和“骂声”。首先，人民群众能够宣泄自己的怨气和不满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的民主气氛增强了；其次，人民群众的理性预期发生深刻变化，对改革目标和期望值越来越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强大动力。
第六，我们绝不能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人们切身体会到，越是向市场靠拢，经济越活，市场上的商品越是丰富；越是向市场靠拢，人们自由选择的空间越大；越是向市场靠拢，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是提高。人们心里都明白一个道理：丰盛的餐桌，漂亮的衣服，宽敞的住房，并不是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恩赐，而是改革开放市场的产物。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基本结论，不能因为在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非主流问题，而否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第七，我们绝不能怀疑和否定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绝不能怀疑和否定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正确决策。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力军，市场上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地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人民的就业和收入越来越多地依赖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创新不能退，只能进。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思想，这是历史的趋势。但这一趋势并不影响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非公有制经济固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那是发展过程中的管理和规范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发展问题。
第八，我们必须用历史辩证法分析和评价改革开放中的负面问题。改革过程中，有进步和成就，也必定有坎坷、曲折和代价。我们只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改革开放过程出现的负面问题，是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旧体制改革还不彻底、新体制还不健全的伴生现象，这些负面问题的解决，只能靠坚持和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而倒退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三、新世纪的改革开放要稳操胜券，就必须对新的时空条件有一个理智清醒的认识
我们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与改革起始时期相比，固然是宽松多了；但从另一些角度来看，恐怕又要复杂得多、严峻得多、苛刻得多。
首先，从国内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从外围到内核的方式推进的，经过22年的改革，好改的、容易改的， 差不多都改过了。 留给21世纪的改革任务，大都是难度较大的环节和问题，是打攻坚战，是啃硬骨头。例如：（1）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经营困难， 即使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三年解困的目标基本实现了，也不等于所有的国企都走出了困境，更不等于走出困境的国企不再发生困难；（2 ）在今后的一个较长时期，一方面继续面临着城镇就业的严重压力，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找工作的严重压力；（3 ）金融监管不够健全，金融秩序在某些方面比较混乱，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例较高，要使我国的国有专业银行走上市场化的道路，金融企业真正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心，则还有更长的路要走；（4）社会保障、 公费医疗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任务还非常艰巨，我国过去空缺了几十年的“社会安全阀”制度要完备地建立起来，起码需要一两代人、数届政府的努力和社会财富的积累。
第二，我国当前和今后改革的对象和内容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地“破旧立新”过程，每一改革时点建立的新体制因素，都存在着对这种新体制的不断实践检验。其检验过程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就会继续保存和积累下来；第二种情况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马上就会成为新的改革对象；第三种情况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符合了一阵子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后来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因素时，客观上则要求再革除这种“新体制”因素。随着改革程度的加深，“旧的旧体制”逐步减少了，而“新的旧体制”则不断增加。我们今后继续推进改革的对象，大量的则是“新的旧体制”。这就要求在今后的改革中，不断探索对“新的旧体制”改革的途径、方法和举措。
第三，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理性预期发生深刻变化，对改革目标和期望值也会越来越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人们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未来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因而，人民群众不仅关注即期利益，也越来越关注未来利益。某项改革举措的实施，人们不仅希望得到较大的即期收益，也希望有一个理想的未来前景。这些，都使人民群众的理性预期发生深刻变化，对改革目标和期望值也会越来越高。在理性预期增强和期望值提高情况下，人民对政府可能不象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和贫穷条件下那样“听话”了，会根据自己的理性预期决定和选择自己的行为。当改革举措可能对自己有利，就积极参加和支持；可能对自己不利或不太有利，就不参加和不支持，甚至还可能提意见或发难。所有这些，都使得未来的改革面临更大的难度。
第四，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也还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例如：（1）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特别是东西部差距还比较严重； （2）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进入平台期，买方市场和微利时代逐步到来， 投资者积极性下降；（3）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不合理， 经济增长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粗放经营的影响，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还相当艰巨；（4）科技总体水平还不高， 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较弱。
其次，从国际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尽管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继续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存在，继续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些发达国家仍不断地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经济信息化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使经济竞争日益成为突破国界的全面竞争，成为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这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在日趋激烈的竞争和较量中，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具有巨大优势，并在技术转让和传播上搞封锁和附加条件，给我们造成很大压力；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的不断发生，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和新课题。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大大促进了世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推动世界财富的生产和增殖；另一方面，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毕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矛盾以经济手段向全球的扩张，从政治上来说，又是资本主义世界对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秋后算帐”和逆向报复，是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进一步侵害和“和平讨伐”。中国加入WTO之后， 势必越来越深入经济全球化之中。我国在新世纪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如何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又避免其对中国的负效应，则是我们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四、把各方面的工作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必须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解决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温饱为起点的。经过22年的改革开放，温饱问题从大面积上是基本解决了，其中一部分人口也达到小康水平，人民群众的理性预期增强了，对改革开放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新世纪的改革开放，就要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作为目标。
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丰富的内容，主要包括：人们有足够的收入，从而有丰厚的生活条件；人们有较高的教育水平；社会有一个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条件；人们有较多的、供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人们能够得到较好的医疗条件；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生活安全、安定；自然环境清洁、优美、无污染；民主制度健全和发展，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没有压抑；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工作有兴趣、不乏味；人们能够自由流动，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等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景目标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生活质量的提高，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上述可见，生活质量的社会方面内容远比物质方面内容复杂得多。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这些内容的实现虽然有较大的困难，但在新的世纪，我们必须把它写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上，并一步步向前推进。
第二，必须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水平
市场经济越是发展，越是要加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手段是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是为宏观经济目标服务的。过去多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是建立在“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基础上的，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供给管理”，积累的宏观经济调控经验主要是“供给管理”的经验。而自从1996年底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在整体上逐步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初步从过去数十年的“短缺经济”转向“相对丰裕经济”（尽管这还属于较低层次的“丰裕”），市场状况也已经初步从过去数十年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尽管这还属于较低层次的“买方市场”）。同时，也出现了通货紧缩、需求不足等问题。在此形势下，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已经从“供给管理”转变为“需求管理”。而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还十分不足。因此，要积极探索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新情况、新特点，及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思路的转变：（1）从过去刺激供给、抑制需求为主， 转向双重刺激而以刺激需求为主；（2）从过去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 转向以增加就业岗位和机会为主；（3）从过去重财政政策，转向财政货币政策并用， 而以货币政策为主；（4）从过去重经济增长数量，转向重经济增长质量。
第三，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过去的22年，中国实现了对外开放的飞跃，其基本经验是：（1 ）以自力更生为主，实行全方位开放；（2）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增强综合国力；（3）实行符合国情的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面向21世纪， 关键是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和中国加入WTO的要求， 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为此，要进一步加大外贸体制改革的力度，既开又放，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大力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积极发展多边经济关系；适应经济区域化趋势，加强政府间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全面推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尤其是要把握对外开放的“度”，要谨防天真的、浪漫的对外开放。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发展中国家如果不顾实际的过度开放，其弊大于利，会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要把握好对外开放的“度”，就要实行独立自主和符合国情的对外经济政策，要善于与狼共舞和趋利避害，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
第四，必须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要有新的突破
改革开放22年的实践证明，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和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初步形成，竞争的强大机制已经较为广泛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社会公平问题则日益凸现在我们面前，当前，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公平和公平有关的问题。在这个时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应该及时地加以调整和创新，各自的正常分工要逐步归位，政府就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平、公正、法制、道德、宏观调控、社会秩序和稳定方面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就要及时向“市场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过渡。为此，我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就要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在理论上突破传统分配的局限性， 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实现多元的分配方式；（2 ）实现初次分配的货币化、明晰化，改变国有部门低工资、高福利、公开的低货币收入、隐蔽的高实物报酬的不合理分配方式；（3 ）治理部门垄断和行业垄断，加大力度解决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部门、行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平均主义问题。逐步形成比较合理的社会平均工资率；（4）要特别关注特低收入阶层和收入群体的反贫困工作， 以缓解群众的不满情绪，从而实现相对的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
第五，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一种特定的有关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而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法治的规则。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实际上是从人治规则向法治规则的转轨。人类社会其所以或早或迟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是因为看中了市场机制的效率。市场机制的核心是竞争，人类社会所需要的是有序的竞争。但这种秩序既不是竞争本身自发形成的，又不是竞争本身维护的，而是一种超竞争的力量规范和约束的。这种超竞争的力量就是法律。法律是市场经济中最权威、最统一、最公正的调控者、约束者、制裁者和保护者。任何秩序都是以法律为后盾的，市场经济秩序也是一样。市场经济秩序的核心是竞争秩序，管住了竞争秩序就从根本上管住了市场经济秩序。
我国改革开放22年以来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改革逐步从政策调整走向法律规范，并且提出了“依法治国”。我国已经制定了约800 个国家法律、7000多个地方性法规和17000多个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法规， 我们再没有理由说无法可依了；而大量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是司法腐败。江泽民总书记说：“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公民自觉守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权益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这是我们所要加大力度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重要任务。
第六，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一个系统完备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选贤任能的干部制度和高效廉洁的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我国过去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说得少，做得虚，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处于滞后状态。这是过去的条件决定的，也是历史的必然。而当我们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就要改变这种滞后的状况，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从广义上说，加强法制建设，就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范畴，但政治体制改革又具有其特定的内容，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权力结构的改革，二是吏制的改革，三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权力结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系统完备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的运作高度透明，以防止有人利用公共权力谋私腐败。世界各国政治史表明，不受监督、约束、制衡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这种监督、约束和制衡，包括机构的力量（如中纪委、人大）、法律的力量（如公检法）、舆论的力量（如新闻媒体）。这几年，为了打击和抑制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我们强调用重典，这是必要的，但不是长远、规范的办法。从长远的、规范的角度来说，是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的监督、约束和制衡问题。
吏制问题，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和淘汰问题，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关心的问题。我国这些年出现的“跑官”问题、“数字升官”问题，这主要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我国近几年在基层农村实行了民主选举，取得了积极效果，在世界上也反响很大。在今后，这一民主选举的办法应当一步一步向上一层组织推进。在政府机关里试行的领导干部公开选择考试办法，也应该逐步成为一种常规制度。领导干部的淘汰制度与选拔任用制度同等重要，这种淘汰不仅仅是淘汰犯错误者和腐败者，更重要的是要能随时淘汰低能者和不作为者。
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 ）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重新设计和设置政府机构，凡是通过市场能做到的事情，都交给市场去办，政府的主要功能转到宏观和社会管理方面来。（2 ）政府要主动搞好政企分开，在政企关系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政府自身的职能不转变，则政企永远分不开。（3 ）要建立切实可行的国有资本管理和营运体系，确保国有资本的良性运转和保值增殖。（4 ）要认真搞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划分，既要使地方政府有充分的积极性，又要使中央政府具有足够的控制实力和管理权威，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安居乐业。（5）要建立起政府自身管理约束机制， 防范和治理腐败行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以自身廉洁、高效、公正的示范表率形象影响整个社会。
一个高效的、富有权威的、强有力的政府，是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并使国内市场经济成功地进入世界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和重要保证。但这种高效的、富有权威的、强有力的政府，只是解决“市场失灵”的产物，并不是取代市场的产物，决不是要与过去一样，直接替代市场去参与微观经济活动全过程，而要从微观经济活动中坚决解脱出来并有效地转移到宏观社会经济方面来，使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各归其位，使其不应有的职能得到转变，而使其应有的职能得到强化。
第七，在改革的方式方法上要有新的突破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在具体推进的方式方法上，历来都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激进式”改革，即所谓“休克疗法”：整个经济体制或某一重要领域的体制，按照同一时间或在极短时期内转入新体制，或者一步到位地全面放开市场；另一种则是“渐进式”的办法。其具体操作方式是：新体制增量推进。具体表现是：由局部改革逐步过渡到整体配套改革；通过“双轨制”进行体制的转轨过渡；通过试点向全局推广。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实行“激进式”办法，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因此，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关注乃至肯定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道路。
但我们也不能绝对化地理解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我国在整体上、全过程中的“渐进式”改革，并不排除在某个时候、某个环节、某个方面，改革的步子大一些，比如，中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和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其速度之快，至少可视为“准激进”。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所掀起的市场化旋风，也绝不是微风细雨。在新世纪的改革中，决不能在任何问题上都僵化地拘泥于先易后难、逐步推进，面对一些影响改革发展的“瓶颈”环节，在必要的时候，应下定决心加快改革的步伐，从而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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