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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蒙”字句的产生和发展
4.1“蒙”字句的产生
在我们通检过的先秦时期的四部古籍《诗经》、《论语》、《孟子》和《韩非子》里，未见“蒙”表被动的用法。《史记》里的动词“蒙”全带名词性宾语，尚未形成产生被动用法的条件。
动词“蒙”演变为被动标记，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蒙”的后跟成分应该是及物动词，此及物动词语义指向句子的主语，使主语成为受事。
《汉书》里动词“蒙”后跟宾语的情况远比《史记》复杂。其宾语常常是名物化的及物动词，例如：
（76）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臣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卷八九）
（77）傅喜守节不倾，亦蒙后凋之赏。（卷八二）
（78）及至青、戎，摽末之功，一言之劳，然犹皆蒙丘山之赏。（卷九九上）
“赏”是及物动词，但在“显赏”、“后凋之赏”、“丘山之赏”这些定中结构里，已经名物化。
有时，及物动词不以定中结构的形式出现，而是直接跟在“蒙”字之后，如：
（79）若此之应，殆将有解编发、削左袵，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卷六四）
此例“蒙化”似有歧义。孤立地看，似可理解作被动结构；但细读全句，“有……者”结构里共有五个动宾短语，前四个均表主动语义，其宾语都是名词性的。依照通常文理，“蒙化”似也应表主动语义，即蒙受（接受）教化，其构成应是：
动词“蒙”+名物化的及物动词“化”
尽管如此，此例似有歧义的“蒙化”的出现，以及上文所举“蒙+定中结构”一类例句的多次使用，都让我们看到“蒙”与及物动词的联系逐渐密切起来。在当时存在其他若干被动句（如“被”字句、“为”字句等）的语言环境里，人们可能受到其他被动标记（“被”、“为”等，特别是“被”，“蒙”与它的关系极其密切，见上文所述）的类推影响，（注：类推是同类化机制在两种语言现象之间所起的作用，见上文论说。） 唤起对于名物化及物动词原有的动词用法的记忆，而对“蒙化”之类的短语的语法结构及语义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诱发表被动语义的“蒙+及物动词”结构的产生。
比较《汉书》里的下面两个例子，可以把对此问题的探索再向前推进一步：
（80）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卷五四）
（81）至，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禀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卷七二）
例（80）里“其赏赐”意谓汉朝的赏赐，是个定中结构，其中“赏赐”还是名物化用法，“蒙+其赏赐”属动宾关系。但例（81）里“赏赐四时杂缯……”是个动宾结构，“赏赐”的及物动词用法终于完全显露。此例出于光禄大夫贡禹上汉元帝书，“赏赐”的施事为元帝（在书信中可省去）。这是谓语由给予类动词充当的表被动的“蒙”字句（参见下文）。在此式“蒙”字句里，谓语动词“赏赐”的宾语“四时杂缯……”系赏赐之物，句子的主语“贡禹”（书信中省去）系赏赐对象，两者均系“赏赐”的受事。在施、受关系十分明确的及物动词“赏赐”之前，“蒙”字的动词性质及其“蒙受”词义均因与“赏赐”产生冲突而有所减弱，遂而演化为被动标记。“蒙+赏赐四时杂缯……”已非动宾关系，而成了“蒙V”式被动句。
《汉书》里还有其他“蒙”字句例，如：
（82）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卷三六）
（83）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卷七五）
至此，我们可以说，至迟在《汉书》的成书时代（东汉前期），“蒙”字句已经产生并进入了书面作品。东汉时期的汉译佛经里也出现了“蒙”字句用例，可以印证上述说法，如：
（84）忧波替、拘律陀等，遥见如来相好晖光……具陈情言：“……愿蒙接纳，得充僧次。”即便许可，头发自落，皆成沙门。（《大正大藏经》，四册，《中本起经》，卷上，后汉·昙果、康孟详译）
（85）世尊所领，不可称道，教授众生，无不蒙度。（同上）
4.2 “蒙”字句的发展
“蒙”字句产生后，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和频繁使用的过程，下文拟从四个方面予以简要介绍。
4.2.1“蒙V”之间插入施事N
“蒙”字句产生初期，表现为“蒙V”格式，上文所举《汉书》《中本起经》诸例即是如此。V的施事N虽未在句中出现，但通过上下文，一般是可以知道的。既然如此，它就可能出现于句中。下面数例出自三国和西晋时候的文献，“蒙”字句里都出现了N：
（86）时彼水牛……寻自观察，知在世间，受水牛身，蒙佛化度，得来生天。（《大正大藏经》，四册，《撰集百缘经》，卷六，吴·支谦译）
（87）一切诸会蒙众菩萨光明所照，皆得安乐。（同上书，十四册，《贤劫经》，卷一，西晋·竺法护译）
（88）（刘）琰与（诸葛）亮笺谢曰：“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来，纷纭之论，殆将倾覆。颇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国，原其身中秽垢，扶持全济，致其禄位，以至今日。”（《三国志》，卷四○，西晋·陈寿撰）
“蒙NV”式的使用表明“蒙”字句有了重要的发展。由于汉语缺少印欧语那样的语法形态变化，“蒙V”在许多情况下是个歧义结构：
附图
文言文中的及物动词常有名物化的用法，所以汉魏时期文献里的“蒙V”，有时很难判定它是a结构，还是b结构。“蒙”字引入施事N，则基本上消除了这种歧义。“蒙NV”式的出现，丰富了“蒙”字句的句型，增强了“蒙”字的被动标记功能，使“蒙”字句可以更加清楚地表达被动语义。
上引例（88）《三国志》蒙NV一例，是该书仅有的例子。该书内共约有20个“蒙”字句，可见此时“蒙NV”的使用率较低。敦煌变文共有“蒙”字句102例，其中“蒙NV”式47例，使用率为46％。《水浒全传》此项使用率为62％（68:110）。可见随着时代的推进，“蒙NV”式从无到有，由少至多的演进趋势。
4.2.2“蒙”字句里谓语动词带宾语
“蒙”字句里的谓语动词所带宾语常见如下四种情形。
1）宾语属于句子的主语S，如：
（89）行者垂泪再拜道：“……自蒙菩萨解脱天灾，秉教沙门，保护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经，我弟子舍身拚命，救解他魔障。”（《西游记》，五七回）
宾语“天灾”属于主语“行者”（对话中省略）。
2）宾语是主语S的某种身份，如：
（90）子胥曰：“……更蒙举立为臣，死罪终当不敢！”（《敦煌变文校注》，卷一，伍子胥变文）
（91）今蒙国太招为女婿，此平生之际遇也。（《三国演义》，五四回）
3）谓语为给予类动词，后跟宾语系给予之物，句子的主语系给予对象。如：
（92）目连蒙佛赐威光，依教虔诚救阿孃。（《敦煌变文校注》，卷六，目连缘起）
（93）王公道：“恩主如常觑老汉，又蒙与终身寿具。”（《水浒全传》，二一回）
此类“蒙”字句可以转换成双宾语句。
4）宾语是受事，例如：
（94）今者蒙居士巧施方便，接引吾曹。（《敦煌变文校注》，卷五，维摩诘经讲经文（二））
（95）沙僧道：“……自蒙师父收了我，又承教诲，跟着师父还不上两月。”（《西游记》，二三回）
（96）自当年在两界山蒙师父大德救脱弟子，秉教沙门，一向西来，虽不曾重报师恩，却也曾渡水登山，竭尽心力。（同上书，八八回）
（97）林冲躬身禀道：“恩相，恰才蒙两个承局呼唤林冲，将刀来比看。”（《水浒全传》，七回）
“蒙”字句作为被动句，其谓语动词的受事本应是句子的主语。上述1）、2）、3）三种情况，谓语虽带宾语，但三种宾语均与主语有一定关联，并不排斥受事主语。但此处情况不同，谓语的受事既然已完整地出现在宾语位置上，那么就无需受事主语了。也就是说，此类受事宾语排斥受事主语，使句子处于无主语状态，可以称之为零主语“蒙”字句。此类句子一般不能补上主语，补上的话，句子就不通了。
4.2.3“蒙”字句的宽松化、复杂化和自由化
1）“蒙V”之间的宽松化
早期“蒙”字句里“蒙”与V直接相连，后来“蒙”字可引入施事N，显示了“蒙V”之间的宽松化。到了后世，施事N也复杂起来，例如：
（98）武松答道：“一言难尽，自从与你相别之后，到得牢城营里，得蒙施管营儿子，唤作金眼彪施恩，一见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顾我。”（《水浒全传》，三一回）
对这个N“施恩”，句中又是介绍他与施管营之关系，又是介绍其诨号，可以看出“蒙V”之间的宽松程度。
此外，V的复杂状语也扩展了“蒙V”之间的宽松度，例如：
（99）我本郓城小吏，身犯大罪，蒙众兄弟于千枪万刃之中，九死一生之内，屡次舍着性命，救出我来。（《水浒全传》，九三回）
2）“蒙”字句和其他句式的混合句型
a.“蒙”字句与使令式混合，组成“（S）蒙N教/着/令/命V”式的混合句型。例如：
（100）文殊启白慈悲主：蒙佛会中尽告语，教往毗耶问净名，自惭词浅如何去。（《敦煌变文校注》，卷五，维摩诘经讲经文（七））
（101）彼时蒙兄长着小弟同张清往高平疗治他。（《水浒全传》，九八回）
（102）蒙恩相令小人伺候听用。（同上） （103）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同上书，一二○回）
例中“教，着，令，命”等既充当“蒙”字句的谓语动词（N是其施事，S是其受事），又是使令式里的使令动词，后带目的动词V（问，疗治，伺候听用，守，S是其施事）。
有的混合句例里甚至有两个使令小句，如：
（104）行者道：“……今蒙观音菩萨劝善，着唐朝驾下真僧救出我来，教我跟他做徒弟，往西天去拜佛求经。”（《西游记》，一五回）
其语法结构和语义关系就更加复杂了。
b.“蒙”字句还可以和处置式结合，组成另一种混合句型“蒙N将/把……V”，例如：
（105）（元微之上云）小官元稹。前者江南采访回来，面奏圣人，说白居易无罪远谪。蒙圣人可怜，已将他宣唤回朝，仍复旧职。（《元曲选》，青衫泪，四折）
（106）蒙本院防哨官兵将承芳等拿获。（《王阳明全集》，顺生录之四，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
（107）到了这里，又蒙安老爷、安太太把他配给随缘儿，成了夫妇。（《儿女英雄传》，二二回）
“蒙”字句作为被动式，其谓语动词语义指向主语S，它代表的动作行为是施加于S的，因此，这个谓语多由动作性较强的及物动词充当，常具有使令或处置等语义。而使令动词和处置式里的谓语动词正是动作性较强的及物动词，且具有使令和处置语义（使令和处置的对象处于被动地位）。这就是“蒙”字句常能与使令式、处置式组成混合句型的内在原因。
3）多小句的“蒙”字句
简单的“蒙”字句里只有一个谓语动词，复杂的“蒙”字句里可以有两个或三个谓语动词。这些谓语动词所代表的动作行为均由N发出，并均作用于S，它们往往前有施事N或状语，后有宾语或补语，成为“蒙”字句内部的两个或三个小句。本文将这种复杂的“蒙”字句称作多小句“蒙”字句，它实质上是“蒙”字句与复句的混合句型。例如：
（108）适蒙慈悲圣主，会上宣阳（扬）；大觉牟尼，筵中告语。（《敦煌变文校注》，卷五，维摩诘经讲经文（七）。“大觉牟尼”与“慈悲圣主”均指释迦牟尼佛）
（109）今蒙齐天大圣相邀，我天尊符召，到此捕你这妖精。（《西游记》，六六回）
（110）及至雷音寺参如来，蒙珍楼赐宴，宝阁传经。（同上书，九九回）
（111）今日幸蒙天子宽仁厚德，特降诏敕，赦免本罪，招安归降，朝暮朝觐，无以酬谢，就本身买市十日。（《水浒全传》，八二回）
例（108）里一个“蒙”字管住了两个小句，“慈悲圣主会上宣扬”和“大觉牟尼筵中告语”（两个施事实为一人），例（109）的“蒙”字也管两个小句（两个施事并非一人），例（110）为“蒙V”式，两个小句的施事“如来”均省略，例（111）的“蒙”字管三个小句“特降诏敕”、“赦免本罪”、“招安归降”。
多小句“蒙”字句的使用，既反映了“蒙”字句的复杂化程度，也表明“蒙”字作为语法标记，其表被动语义的功能及其组织句子的功能都有了进一步的增强。
4）“（S）蒙（N）V”被动结构可以充当句子的多种成分
上面1）-3）三条描述了“蒙”字句的宽松化和复杂化现象，此条则描述表被动的“（S）蒙（N）V”结构可以自由地进入句子的多种语法位置，充当某种成分或者复句里的分句。
（112）宋某自蒙朝廷差遣到边，上托天子洪福齐天，得了四个大郡。（《水浒全传》，八八回）
（113）柴某自蒙兄长高唐州救命已来，一向累蒙仁兄错爱，坐享荣华。（同上书，一一四回）
（114）若堂堂县宰为民请命，岂有一念之诚不蒙鉴察之理？（《拍案惊奇》，卷三九）
（115）体道行仁，咸使黎民蒙庇。（《水浒全传》，八二回）
（116）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同上书，二三回）
（117）林冲再要让时，晁盖、吴用、公孙胜都不肯。三人俱道：“适蒙头领所说，鼎足三分，以此不敢违命，我三人占上。头领再要让人时，晁盖等只得告退。”（同上书，二0回）
（118）今蒙圣上宽恤收录，大敷旷荡之恩，得蒙赦免本罪。（同上书，八三回）
（119）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这场，却又蒙赐酒相待，实是不当。（同上书，四四回）
（120）前日又蒙救了一顿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当。（同上书，二八回）
被动结构“（S）蒙（N）V”在例（112）里充当状语，在例（113）里充当“蒙”字句的状语，在例（114）里充当定语，在例（115）里充当宾语，在例（116）里充当假设复句的前分句，在例（117）里充当因果复句的前分句，在例（118）里充当因果复句的前、后分句，在例（119）里充当顺承复句的后分句，在例（120）里充当顺承复句的前、后分句。上述例句均出自明代作品，可见此时对于“蒙”字句和“蒙”字结构，已达到随意调遣、运用自如的程度了。
4.2.4 “蒙”字句使用场合的扩大
从历代文献里的用例情况来看，早期的“蒙”字句多使用于叙说与帝王或佛有关的事情。例如上文所举《汉书》《中本起经》里的“蒙”字句就是这种情况，其谓语动词的施事者虽未在句中出现，但均为帝王或佛。这种情形使得早期“蒙”字句带有一种语用特色。到了唐五代的敦煌变文里，情况有所变化。上文第3节里已介绍过，在86例顺意“蒙”字句中，施事者为帝王的17例，为佛的30例，为其他人或物的已多达39例；12例中性“蒙”字句中，施事则多系普通人物。到明代的《水浒全传》、《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作品里， “蒙”字句的使用场合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谓语动词的施事者也更显多元化和平民化。山寨武夫、房帏男女、城乡百姓、寺庵僧尼，都可以使用“蒙”字句了（从上文举例可见一斑）。
4.2.5 小结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简要地考察、论说了“蒙”字句发展演变的主要情况。须要指出的是，上述“蒙”字句前三方面的发展演变情况跟“被”字句十分相似，如“被”字句也从初始的“被V”式演变出“被NV”式，其谓语动词也可后接多种类型的宾语，也有零主语“被”字句（袁宾：2000），也经历了宽松化、复杂化的发展过程（袁宾：1989）。“被”字句也有与使令式、处置式的混合句型（袁宾：2001），也有一个“被”字兼管几个小句的多小句“被”字句（袁宾：2000），等等。还须指出，“被”字句的上述现象一般发生在前，“蒙”字句的相应现象一般发生在后，总体看来，“被”字句的发展演变影响、推动了“蒙”字句的发展演变。
“蒙”字句当然也有自己的特点。除了上文着重论述的顺意倾向以及使用场合扩大外，“蒙”字句在发展中还产生了语用、修辞等方面的其他若干特色。如“蒙”字句多半使用于人物对话中，常具表敬表谢意味，有时带有雅语、客套语色彩，等等。这些特色在明清时代尤其明显。限于篇幅，不能逐一细说了。
引例文献（包括使用过的索引，按文中引用先后顺序排列）
《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水浒全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祖堂集》，大韩民国海印寺本，日本禅文化研究所影印发行，1994年。《董解元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拍案惊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广异记》，《说郛》卷一一八，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刊本。《论衡索引》（后附原文），中华书局，1994年。《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金瓶梅》，齐鲁书社，1989年。《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诗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4年。《诗经索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韩非子索引》（后附原文），中华书局，1982年。《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儿女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