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住时代脉搏——马尔罗的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搏论文,把握住论文,马尔论文,时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是法国20世纪上半期的重要作家。他的小说创作量数不多，然而别树一帜，主要原因在于他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风云突变中的重大事件，成为在这方面独一无二的作家。
一、小说的内容和价值
马尔罗在文学上的地位是由小说奠定的。他的小说创作包括《与天使的斗争》第一部《阿滕堡的胡桃树》，总共也只有6部，而且篇幅都不长。但是，从50年代开始，他却被公认为20世纪的一位重要作家。原因何在？
首先，马尔罗的小说描绘了20世纪的重大事件，这在法国乃至欧美作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莫里斯·布朗肖指出：“他看到并描写最重要的事件，亦即反映他的时代和决定未来的事件。”（转自《马尔罗自评》第185页）。他的小说涉及到这样几个重大问题：殖民地的政策、中国革命、西班牙内战、反法西斯战争。在20世纪20至40年代，这是世界范围最引人注目和影响最大的问题和事件。《王家大道》、《征服者》接触到殖民地问题。前者以大量篇幅指责法国殖民当局对不服从管辖的毛伊族部落的无情镇压，以及修筑铁路通往边远地区的行动。尽管马尔罗的立场不是站在反殖民政策一边，但是他的描写却反映了法国殖民当局与柬埔寨少数民族和地方势力的矛盾与斗争。20年代是法国在东南亚地区力图扩大势力范围、巩固殖民统治的时期，同时，东南亚的爱国力量和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对法国殖民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东南亚问题成为法国，乃至世界瞩目的中心之一。《王家大道》虽以窃取石雕为线索，但它描绘的内容已明显超越了冒险小说的范围，而成为一部半政治小说。因此，它能引起反响就不是偶然的了。《征服者》描写的省港大罢工，矛头是直接指向英帝国主义的，这场罢工危及英国在它的殖民地的利益，因此，地方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罢工工人和革命政府发动了进攻。毫无疑问，20年代初，马尔罗远涉重洋，来到东南亚，最先接触到的是殖民地问题。他创办《印度支那报》和《锁链中的印度支那》，目的也在于抨击法国在东南亚的某些政策。因而在他回到法国，重新投入文学创作时，首先就以殖民地问题作为自己小说的重要内容。
《征服者》更重要的内容是描写中国革命。省港大罢工是北伐之前革命力量与地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第一次较量。马尔罗反映了这场大罢工的全过程：罢工爆发、广州政府下令抵制英国商品、香港工人破坏机器、第三国际和共产党人在广州政府中的重要作用、罢工遇到的困难、国民党右翼势力的阻挠、英帝国主义支持陈炯明反扑、10万香港工人撤回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活动，等等。具有政治作用的罢工，在文学史上，或许只有高尔基的《母亲》描写的1905年的示威游行才有类似的描写。可以说，像《征服者》这样描写政治性罢工的作品不是独一无二，也是风毛麟角。《征服者》的篇幅稍为小了一点，马尔罗未能深入地展开对人物的塑造和思想的阐发。5年之后发表的《人的状况》则完全改变了这种缺陷。这部小说同样描写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的全过程：共产党指挥的工人纠察队利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发动总罢工，北伐军没有马上攻入上海，蒋介石同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勾结，勒令工人纠察队和起义者交出武器，共产党员与党的领导层和第三国际代表的妥协政策进行斗争，最后遭致蒋介石的血腥镇压。小说的后半部分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共产党员和起义者英勇就义的场面，充分表现了中国大革命汹涌澎湃的群众斗争、复杂多变的阶级矛盾、力量对比和斗争形势、在政治舞台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从而展现了中国这头睡狮苏醒过来以后，足以震惊世界的雄姿。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推动下兴起的。北伐战争是中国国内革命战争中轰轰烈烈的一幕，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又构成惨绝人寰的一个重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的进程出现了曲折。这悲惨的结局完全是由于党的领导层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执行错误政策而造成的。马尔罗相当正确地描写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他深深地领会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以此来表现中国革命，应当说是表现得十分准确的。在马尔罗笔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仅仅是充满妓女、抽大烟、女人裹小脚的中国，如同洛蒂的《菊子夫人》所描写的那样。马尔罗以政治家的眼光去观察中国，他把住了中国革命的脉搏，意识到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几次重大事件的意义。他的小说不是以往那些描写异国情调，或者风土人情为唯一题材的作品，这是反映世界风云变幻的政治小说，而且是西方人描写远东这类题材不可多得的政治小说。
《希望》和《阿滕堡的胡桃树》则属于反法西斯题材的小说。《希望》写的是西班牙共和政府和法西斯军队的搏斗。西班牙内战是欧洲人民与法西斯殊死斗争的先声，也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在反映西班牙内战的作品中，《希望》是较早、也较出色的一部。小说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即以飞行中队的战斗作为主体，反映这场战争。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激昂斗志、共和国军队的英勇战斗、人民对军队的支持、德意法西斯的公然干涉、麦德林战役、马德里战役，等等，都一一得到了再现。马尔罗显然没有把西班牙内战仅仅看作关系到一个国家命运的事件，而是认为这场内战是欧洲民主力量与反民主势力的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因此，事情虽然发生在西班牙，却牵动了欧洲各国热爱民主共和的人们，他们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参加共和政府的队伍，浴血奋战。共和政府的军队包括飞行中队，虽然武器处于劣势，但由于是正义的一方，得到人民的支持，往往以弱胜强，取得许多辉煌的战果。例如飞行中队在一个农民的报信和带领下，摧毁了敌人的一批飞机，胜利返航，就是最出色的一次战斗。30年代后半期，德意法西斯的日益猖獗像乌云一样笼罩在欧洲上空。马尔罗坚决站在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一边。他应法共要求，前往德国，呼吁释放季米特洛夫和台尔曼，就是一个明证。他参加西班牙内战，为飞行中队筹集飞机和武器，又是一例。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入伍参战，义无反顾。《阿滕堡的胡桃树》是第一部写集中营的小说，当时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还鲜为人知。马尔罗的小说激怒了盖世太保，小说遭到了查封。
马尔罗是个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作家。可以说，反动势力对民主力量的迫害和进攻从30年代初已经有所表现。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是一个重要标志。在欧洲历史上，这也是一个转折点。法西斯势力咄咄逼人，得寸进尺，直到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可以发现，《人的状况》描写的对共产党人的叛卖和屠杀，使人联想起法西斯对民主力量和共产党的迫害。马尔罗很有可能以1927年的中国现实去折射欧洲现实。事实上，这部小说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这中间所能引起人们的联想是显而易见的。“他所描写的中国，好像是欧洲的预兆。”（雅克·布雷奈《法国文学史：1940年至今日》第134页，法亚尔出版社，1978）。《人的状况》的现实意义从它当年获得龚古尔奖便可以得到证明。再说，马尔罗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态度是颇耐人寻味的。马尔罗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虽然他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赞赏马克思具有清晰的思想，只是他不同意把“阶级斗争看成唯一的钥匙”。（《马尔罗自评》第94页）在他看来，比之其他学说，马克思主义具有无可辩驳的优势，“至少想成为思想和行动的科学的现实主义——一种经济结构的科学和意识，同时，当经济结构不好时，就进行斗争，改变这些结构，创造新的结构。”（波尔·加伊亚《马尔罗》第175—176页）马尔罗在现实中看到，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在为社会进步而奋斗。在西班牙内战中，最勇敢的人中大部分是共产党人。在中国，尽管共产党人分裂了，共产国际的决定使人深深失望，但希望是同共产党人联在一起的。无论东方和西方，共产党人都是社会进步和争取民主的中坚力量。因此，共产党人首先受到希特勒的镇压。马尔罗同共产党人长期战斗在一起；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以前，马尔罗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共产党人和苏联。他曾经劝说纪德不要马上发表《从苏联归来》，而且最好“批评和赞成兼而有之，使资本家无法利用它”。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对付纳粹的威胁和出于反法西斯联盟的需要。总之，马尔罗的行动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都体现了20—30年代的时代精神。
其次，马尔罗的小说对当代人的状况、人的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哲理思考，这使他的小说超出了一般社会小说的内容，具有哲理的深度。他的小说不仅仅描绘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从历史事件中抽取出哲理。马尔罗在1925年从亚洲返回法国后所发表的作品中，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作了比较，他认为尽管西方文明对东方人有诱惑力，但是东方文明对西方人也同样有吸引力。对于年轻的中国人来说，由于西方思想的传入，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中国人要摆脱自身和文化的束缚；但未来会是怎样的呢？而对年轻的法国人来说，西方的解体同样令人痛心。希腊和基督教缓慢地铸造了关于人的坚实思想。如今，西方人抛弃了自罗马以来的世界，上帝死了，但他们不是还留下科学、进步、尤其是19世纪引以自豪的关于人的伟大观念吗？更重要的是，马尔罗认识到，西方文明正经历着危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道德沦丧日益严重：“我们的文明自从失去了在科学中找到世界的意义以后，便丧失了一切精神目标。”（《论一代欧洲青年》）他认为“在上帝死了以后，人也死了。……你认为在所谓人的概念中还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存在吗？”（《西方的诱惑》第158页和174页）马尔罗提出人是什么的诘问，回答是人没有存在的理由。在绝望中他提出：“人类的什么观念能够把孤独的文明从苦闷中解救出来？”（《论欧洲青年》）从欧洲文明的危机出发，他进一步思索人类的状况和命运。他在《西方的诱惑》中，认为欧洲是“一座大坟场，整个世界处于阴风怒号的沉沉黑幕之中”，而人类眼见主宰着生活的是“一种本质的荒诞”。《阿滕堡的胡桃树》援引了17世纪散文家、哲学家帕斯卡尔的一段话来说明人类的状况：“请设想一大群戴着锁链的人，他们都被判处了死刑，其中一些人每天让别人看到被扼死，剩下的人从他们同类的结局中看到自己的状况……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图景。”这段话是马尔罗对人的状况进行思索的主导思想，贯穿于他的全部小说创作中。帕斯卡尔这段话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人生始终要忍受苦刑，后死的人在观看先死的人如何经历死亡的痛苦情景；凡是人都对于人的这种状况无能为力。马尔罗认为，帕斯卡尔在这里阐述了人的生存的荒诞性。应该说，马尔罗并非完全赞成帕斯卡尔的观点。他认为面对这种人的状况和生存的荒诞性，人应该采取对抗的行动，冒险、革命、艺术创造都是有效的行动，足以对抗荒诞性，战胜荒诞性。
马尔罗是较早提出“荒诞”观念的作家。他在《西方的诱惑》中认为：我们最大胆的探索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导向“荒诞的金属般的王国”。《征服者》中的加林认识到人类“被荒诞的力量所驱使”，在病重的时候，感到“荒诞又找到了它的权利”。他把一切与人类生存相悖的各种社会问题都归于荒诞。“我不认为社会是坏的，是不能够改善的，我认为它是荒诞的。”马尔罗对这个人物作过一番解释：“对加林来说，根本问题不是在于要了解人们是怎样参加革命的，而在于要了解人们怎样才能逃避所谓荒诞。……我只想简单地说，加林是这样一个人：这种荒诞是人面对的最具有悲剧性的东西，人在逃脱这种荒诞的情况下，作出了某种表率。”（《关于〈征服者〉的演讲》，《文集》，1929年10月15日）马尔罗将加林投身于革命理解为逃避荒诞的行动，他在广州政府中任职，是为了“同人类的荒诞性作斗争”，这就是马尔罗所谓的“表率”作用。
在《王家大道》中，小说人物被生与死的问题所困扰，他们认为生命没有任何意义构成了“人生荒诞的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明”，而且，“反对这一切（指森林、黑夜、世界），你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吗？为反对死而生，这是同一回事。”他们又说：“衰老，衰老。尤其在同他人分离的时候。体力衰退。压在我身上的是，——怎么说呢？我的人的状况：我衰老了，这是很残酷的：时间在我身上像癌症一样无可挽救地发展着。”他们认为，冒险是对死亡的抗拒：“这种对未知事物的追求，也就是被不甚了了的人们称之为冒险的举动，如果不是对死的抵御，又能是什么呢？”小说结尾描写了佩尔康受伤感染，与疼痛和死亡作斗争。这些描写初看似乎与小说情节有点游离，其实紧密相关：这是主人公与人生的荒诞性作斗争。他要“创造一种力量”，在人间留下一点什么。马尔罗认为“这个冒险家在自我逃避，也就是说他在逃避死亡的困扰，同时又奔向死亡。”（《马尔罗访问记》，《天真汉》，1930年11月13日）佩尔康表现了人与命运斗争，与人生荒诞性斗争的“可怕的失败”。
在《人的状况》中，1927年的中国革命只是一个框架，马尔罗的本意是通过这个框架表达他的哲理。他在1934年的一封信中说：“[《人的状况》]的框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帕斯卡尔的基本概念；但框架也是很少有的。我相信一个时代很少有这样的地方：作出大无畏行动的条件都集中在一起。”马尔罗在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看到了人对抗生存荒诞性的最好例证。小说中的各种各样人物对人生有着不同的理解。吉佐尔认为鸦片可解除人对命运的一切恐惧，他以吸鸦片来麻醉自己，寻求对命运的解脱。费拉尔认为人的欲望就是强制别人，无限的权力能摆脱人的状况。葛拉比克则采取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梅认为两性关系是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陈追求冒险性的恐怖活动，认为这才是人生的真谛，暗杀行动能否定死亡，否定人的状况。只有乔要建立“人的尊严”，抗拒“人的耻辱”。在他看来，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是对死亡的胜利，对人的状况的否定。他在牺牲时这样想：“死可以变成一种激昂的行为，成为人生的最高表现，这种死完全可以与生相媲美”。卡托夫也同样视死如归，他觉得，探险家令人神往的，不是他们的发现，而是他们经历的千辛万苦。他在死前想到人的尊严，于是把毒药给了别人，自己去忍受被活活烧死的痛苦，他服刑时“满屋子的人无不怀着满腔的爱”，“翘首仰望”他。由此看来，在《人的状况》中，马尔罗只不过是从帕斯卡尔的哲学命题出发，而他的落脚点倒是反帕斯卡尔命题的，也就是说认为人可以反抗人生的荒诞性，人可以反命运。投身革命斗争，视死如归，就是对荒诞人生的一种抗议，就是人生的最高表现。
《轻蔑的时代》的主人公卡斯奈是一位共产党人，但纳粹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被单独关在一个黑暗的牢房里，与外界的接触只有狱卒的闯入，看看他是否站着（他不能躺下），或者他听到同志们受刑的喊声和行刑的犯人走过的铁链锒铛声。帕斯卡尔认为，人最难忍受的状况，就是孤独和不能行动。卡斯奈就是这样无法行动，意识里空空如也，生活着却缺乏生活意趣。他本是个音乐家，他的回忆充满了音乐，音乐驱散了他胸中的狂乱，轻抚着他的肌体，“音乐不断持续他的全部往昔，把他从时间中解脱出来。”他终于找到了对抗命运的办法！
《希望》在马尔罗的小说中，调子最为明快和乐观，它写出了人对抗命运的最强音。小说结尾这样写道：“马努埃尔第一次听到比人的血更令人沉重的声音，比人存在于大地更令人不安的声音：这就是人类命运的无限可能性。”人类社会虽然充满了荒诞，但是，只要行动起来，美好的命运是可以争取的。马尔罗在小说中强调的是共和党人的理性和团结友爱的力量，认为这可以战胜恶势力和非正义强加给人们的命运。面对共同的威胁，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自由党人、天主教徒，都纷纷起来参加战斗。友爱的精神照亮了最严酷的场面：大学城的战斗、爆破手等待着坦克过来、与轰炸和马德里大火的搏斗、托莱德的溃败、马拉加的悲剧插曲（受伤的飞行员不顾车子狭小，仍然腾出地方来，收留婴儿）等等。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马尔罗重新认识到，荒诞命运的力量极为强大。“宇宙像一个年轻的生命一样充沛和神秘……今天早上，生命第一次向我显示得像黑暗和死亡一样强大。”帕斯卡尔关于人的状况的那段话在人物的脑海里浮现出来。马尔罗无法作出回答。原来的书名《与天使的斗争》，指的是雅各在黑暗中与一个陌生的人搏斗，喻示人在盲目地与命运作斗争。贝尔热这样思考：“我们知道，我们无法选择生，我们将无法选择死。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父母。我们无法对抗时间。但愿我们每人和宇宙生命之间，有一种……裂隙。当我说每个人强烈感到命运存在时，我想说——而且几乎总是悲剧性地，至少每时每刻——世界对他的独立性。”这部小说中的悲剧情调反映了马尔罗对时局的忧虑。
上面我们对马尔罗每部小说中有关荒诞的表述作了一个概述。马尔罗时而提到人的命运具有“不可克服的屈辱”，时而又提到人的命运的“无限可能性”。他笔下的英雄人物是“才干与行动、文化和明晰结合在一起的”，精力充沛、富于进取。然而，这些人物总是被生与死的问题纠缠不已，不时感叹命运的荒诞。但是，在恶势力猖獗的年代，马尔罗的调子就较为低沉。不少评论家指出，马尔罗的思想属于一种“悲剧性的人道主义”，或者叫做“绝望的人道主义”。马尔罗也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信奉“悲剧性的人道主义”。他的小说“描绘今天的人与历史的必然性和命运的严酷相搏斗”（卡斯泰等《法国文学史》第357页，阿舍特出版社，1981年）他对殖民地的不合理现象的抨击，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对西班牙人民的支持，都基于人道主义之上，但是，残酷的现实往往是非正义的一方取胜，马尔罗对此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便陷入悲观和绝望之中，形成了他的人生观。
马尔罗人生观的形成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马尔罗没有宗教信仰。他早年在《西方的诱惑》中已经借人物之口道出：“我从不接受宗教信仰，我不会等而下之，向宗教信仰要求平静，而我的弱点却向我呼吁这种平静。”1966年，他在亚眠文化宫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文明“以精神代替灵魂，不是以玄学而是以科学精神代替宗教，以世界的法则代替生活的意义。”马尔罗相信科学，相信理性：“西方得益于理性主义和科学。”（《1960年6月21日在世界以色列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爱因斯坦说：“真理就是经得起实验检验的东西。”马尔罗也说：“真理就是确实的东西。”两人的论断十分相似，相信科学，而不是神学。不过马尔罗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自称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面对着文明经历过的最深刻的危机之一。”评论家认为，马尔罗不接受哪一家的哲学，这与他的不可知论是联系在一起的；死亡这个问题为大多数哲学家所无法解释，基督教对之也无能为力，认为是不可理解的奥秘，马尔罗当然也解释不清。其实，马尔罗也有自己的哲学观点，正如上所述，这种观点与帕斯卡尔的观点最为接近。除了关于人的状况的观点以外，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帕斯卡尔对人世不义和恶的观点也深刻地影响了马尔罗。在帕斯卡尔看来，原罪说的不公平是“一切奥秘中最不可理解的”，马尔罗在《反回忆录》中也认为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奥秘。马尔罗将自己和贝纳诺斯、蒙泰朗并列在一起，属于一个传统，“在我眼里，帕斯卡尔是一个根本环节。”（转引自《现代作家》，A.C.G.F.1961）法国评论家指出：“马尔罗的根本所在是帕斯卡尔……他的头几部作品受到帕斯卡尔的思索的缠绕。他终于在《人的状况》、《轻蔑的时代》、《希望》中摆脱出来……在《阿滕堡的胡桃树》中，帕斯卡尔被指名道性地重新占据了整个马尔罗。”（乔治·穆南《马尔罗的道路》。《法兰西文学报》1946年6月7日）马尔罗在《人的状况》、《轻蔑的时代》、《希望》中是否摆脱了帕斯卡尔的思想，还大可商榷。应该说，帕斯卡尔对马尔罗的影响是一贯的。当然，马尔罗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有所变化，有时，他超越了帕斯卡尔绝对悲观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乐观精神。
人难以摆脱自身的命运的思想，还明显地表现在马尔罗对人物的塑造上。马尔罗说过：“在我看来，现代小说是对人的悲剧性优先的表现方式，而不是对人的一种解释。”（《马尔罗自评》第55页）所谓人的悲剧性，就是指人要面对悲剧的命运，有的人顺从这种命运，便只能消沉或者沉沦。有的人行动起来，或者投身革命，反抗命运，这是一种新人。为了表现这种新人，马尔罗的小说往往描绘人与人或人与环境的关系。用吕西安·戈德曼的话来说，马尔罗的小说提出了“文化与西方工业社会的历史最新阶段之间的关系激发出来的新问题。”（《马尔罗的小说结构研究导论》，加里玛出版社，1964）戈德曼认为《征服者》研究了个人与给人的生存以真正意义的革命之间的关系，《人的状况》研究了上海的革命者的群体（他们作为个人，在战斗和失败中最终找到了生存的真正意义）和整个革命行动（共产国际使革命者死亡和不可避免地败北）之间的关系，《轻蔑的时代》叙述了个人与革命者整体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希望》以西班牙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关系为主题。人在与人以及与环境的关系中，遇到了种种挫折，这就是他的命运所在。
马尔罗对荒诞主题的表现深刻地影响了存在主义作家和当代文学。加缪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说过，照他看来，这个奖应该颁发给马尔罗。可见马尔罗对存在主义作家影响之大。
二、小说艺术
马尔罗的创作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他明显受到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而具有自己的特色。马尔罗认为艺术与社会是相联系的，这就是他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的出发点。马尔罗强调艺术家的创造性作用。早在1934年，他就对苏联作家说过：“如果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那么别忘记创造对工程师意味着什么。”后来他又说：“艺术服从它特殊的逻辑，尤其是发现这种逻辑恰恰是天才的作用，所以这种逻辑就更难预见。”（《马尔罗自评》第105页）在他看来，艺术既不是对自然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与过去割断联系的当今的表现，它要表现“命运的无限可能性”。马尔罗强调艺术创作的特殊性、广阔性和时代性。
马尔罗小说的第一个艺术特色是运用采访报道式的写法。《征服者》和《人的状况》以日记体写成，《征服者》开头是：“‘广州爆发了总罢工。’这则无线电讯，昨天张贴出来，加了红笔划线，十分醒目。”就像新闻报道一样。小说好像通过一个新闻记者从印度洋出发，来到中国，以日记的形式去报道省港大罢工一样。《人的状况》从1927年3月21日写起，直至写出“四·一二”大屠杀的全过程，各章小标题写的是日期，完全像新闻报道一样。《王家大道》从船上写起，引出主人公，“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希望》也可以说是对飞行中队在西班牙内战作战的长篇报道。马尔罗的小说几乎都是以他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写成的，而且写的都是重大事件，这与他的小说具有采访报道式的写法有着必然的联系。皮孔指出：“马尔罗不停地在写他的‘回忆录’：似乎除了他自己的生平，他没有别的题材，他必须在写作之前先生活，而且为了写作而生活。”（《马尔罗自评》第14页）这句俏皮的话道出了马尔罗的小说与他的生活经历的密切关系。
其次，与采访报道式写法有关的是，马尔罗的小说具有提供材料价值的性质，这与现实主义的传统相一致，只不过马尔罗的小说更有现代特点。巴尔扎克和左拉力图让读者发现新的“环境”，他们与人物一起投身进去，然后把读者带往这些环境。马尔罗也是这样做的。尤其这些事件对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却又有现实的重大意义，充满戏剧性，所以就更吸引人。世界大战的阴影逐渐笼罩在人们的头上，马尔罗事先辨别出历史发展的进程，发人之先声。再者，马尔罗试图说服人：《希望》就被许多人看作一部宣传作品、一部主题小说。“毫无疑问，《征服者》、《人的状况》和所有随后的小说都属于最火热的、最有倾向性的材料文学作品。甚至《阿滕堡的胡桃树》“初看也像一部关于战争、战俘营、蓬蒂尼对话录的极好的精神编年史。”（波尔·加伊亚《马尔罗）第192页）《王家大道》对柬埔寨丛林和部落风俗的细致描写，都给人以极大的真实感，它留下了外国探险家对东方艺术品进行发掘和猎取的纪录。《人的状况》对上海租界和“四·一二”大屠杀的描写，可以说是关于这次事件的唯一记载，其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都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我们可以提出当时上海起义的领导者不可能是外国人的质疑。
第三、马尔罗描写人物和事件的独特手法之一，是采用了电影手法。他常常运用电影导演的视角去观照场面。例如乔的出场是这样描写的：
右边是乔·吉佐尔；灯光掠过他头顶时，有力地勾勒出他那种日本版画式的下垂嘴角；灯光晃过去时，影子也跟着移动，这张混血儿的脸几乎像是欧洲人的脸。灯光的摇弋幅度越来越小；乔的两种面孔时隐时现，分别越来越小。
这是一幅电影的特写镜头。作者没有专门描绘人物的脸的细部，而是描写在灯光的作用下主人公的脸给人的不同印象，就像有一架摄影机在拍摄现场一样。不仅人物描写有这种特点，每个场面的描写也几乎都是这样。马尔罗的每部小说开头都是一个个特写场面：《王家大道》和《征服者》发生在船上，《人的状况》的开头是陈的暗杀镜头。《希望》的开头展现了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一派紧张和繁忙的景象。每部小说的重要情节也是由一个个电影场面构成的。《王家大道》的切割浮雕和毛伊人对几个欧洲人的包围、谈判，《人的状况》中谋杀蒋介石的行动、战斗场面、监牢的场景等等，都具有“可视性”。与这种电影手法相适应的是，马尔罗往往随着场面的变换，也改变了叙述的角度：场面是随着出场人物的变换而由不同的人物的目光去观察其发展变化的。以人物的所见去展现场面是一种新的写作方法。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马尔罗企图以这种方法促使读者进入人物的意识中去。例如《人的状况》的开头，暗杀场面发生在半夜的半明半暗中，陈的感觉和心理活动被刻画得维妙维肖，读者似乎也来到了这个地方，感受到陈的紧张情绪。（见米歇尔·雷蒙《大革命以来的小说》第205页，阿尔芒·柯兰书局，1967）这种电影手法包括采访报道式的描写，受到了美国小说的影响。
与此同时，马尔罗与20世纪的许多小说家一样，逐渐放弃对典型的创造。他不认为“小说家（应该）创造人物”，而认为只须“创造一个协调的和特殊的世界”（《马尔罗自评》第38页）。他并不注意刻画人物的性格，很难说乔、卡托夫、加尔西亚、马努埃尔、万桑·贝尔热是某一类的人物典型，也许只有加林刻画得细致些。马尔罗着力描写的是人物的意识、追求和理想。克洛德和佩尔康不顾旅途艰苦和危险，为的是要获得能卖到高价的艺术品，只不过一个来到东方的时间长一些，另一个短一些，一个老于世故，一个涉世未深而已。加林、乔、卡托夫则是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们懂得通过行动来维护人的尊严。这些人物都只有思想，而缺乏性格特征。马尔罗更注重情节的展开，而不是人物的塑造。他曾多次提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更注重“要写的场景”，他说：“在《白痴》的第一稿中，杀人凶手不是罗果静，而是公爵。人物的性格后来彻底改变了，情节也是这样，但是无论场景和意义都没有改变；如果火花是一样的，是电石打击火镰，还是火镰打击电石，对陀斯妥耶夫斯基来说并不重要。”《人的状况》中卡托夫把氰化钾给了别人，《希望》中向利纳尔漫长的降落，《阿滕堡的胡桃树》中德国士兵抢救中毒气的俄国士兵的行动，在这些场景中，不是人物，而是人物的心理具有独特的意义。评论家还指出，马尔罗笔下的女人受到忽视，还有他几乎不写坏人，似乎也与他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关。但是，马尔罗注重人物的心理，他赞赏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人物多声部的描写方法。“他在人物身上再现询问的思索，”他竭力“找到让人物大脑的两个半叶对话的才能”（《马尔罗自评》第41页）。例如在《人的状况》的结尾，乔和卡托夫对生与死的思索就是这种人物大脑的两个半叶的对话。再如费尔拉对时局和女人，吉佐尔同他谈话时脑子里的反响和想法，都是对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发掘，这里有回忆、有思想深处的想法、有潜意识、有观察，好像人物在对自己说话和作着判断。
马尔罗虽然算不上语言大师，但是他的语言功力是得到公认的。他的语言简练、紧凑，具有古典美。句子往往铿锵有力：“生命算不了什么，但是什么也比不上一次生命。”这个句子像警句一样掷地有声。再如这一句：“不能肯定的是，信念总是使人离开大地，但可以肯定的是，缺乏信念永远使人沉睡于大地。”这个句子富有哲理意味。又如万桑·贝尔热的儿子的动人祝愿：“啊！但愿胜利与不喜欢战争却不得不打仗的人同在！”这种斩钉截铁的语言具有高乃依的雄辩语言风格。马尔罗常常运用非常短促的字眼和非常短的句子去表达一种状态，达到悲剧性的庄严，例如警察头子库尼格提审乔时的一段对话：
“您想活命吗？”
“这要看怎么活法……”
“有人告诉我，您是出于尊严才成为共产党人。这是真的吗？您怎么理解尊严？这等于什么也没说。”
电话铃响了。“等于人的生命，”乔心里想。库尼格没有拿起听筒。
“尊严就是耻辱的对立面，”乔说。“经历从我走过的地方，这就会有意义。”
这些短促的句子一问一答，既表达了警察头子的傲慢口吻和对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气节无法理解的心理，也写出了共产党人的豪迈气慨和崇高信念。可以说，马尔罗的语言的简练达到了电报式语言的风格：“他在口袋里寻找。手帕，香烟……没有皮夹子。房间是老样子：蚊帐、粉墙、清清楚楚的长条灯影；因此，谋杀什么也没有改变……”用词简洁，只有几个名词的组合，无须其他形容词和附加词的联结，字与词节省到了最高限度。马尔罗常常用一个字作为一个句子。例如《征服者》中克莱因太太去找丈夫的尸体时有这样一段描写：“她一动不动，也不哭泣。毫无表示（RIEN）。苍蝇围着她的头转。臭味（L’ODEUR）。我的耳朵感到加林喘气的热呼吸。”“毫无表示”和“臭味”在法文里只是一个字。这种电报式的语言无疑受到美国小说的影响，但马尔罗的运用使之得到流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马尔罗小说的抒情性。他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是采用白描的手法，让情感从事实中产生。例如《希望》中飞行中队轰炸敌机胜利归来后，加尔代受了重伤，“他被毯子盖到下巴，在飞行帽下，包扎得那样平坦，底下不可能有鼻子，这个伤员就是农民世世代代对战争抱有的形象。没有人强迫他去战斗。农民们迟疑了一下，茫无所措，然而终于决定做点事；最后，他们像瓦尔德利纳雷斯人那样，默默地举起了拳头。”农民们举起拳头这个动作，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表达了他们最深的敬意。马尔罗有时在一个片断的结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己的感情：不管人的悲剧多么惨烈，他认为这些人只是宇宙中的小不点，他们的生命转瞬即过，但四海之内皆兄弟：“候鸟的长途迁徙在高空中继续进行，下面镶嵌在这青草地上等待俄国人轰炸的人，有着夏夜的复杂和一致，这是远处的叫声、梦幻、生命、树木和收割的麦子的浓郁气息，与在这纹丝不动的广袤黑夜里大地的表面不安的睡眠的结合。”（《阿滕堡的胡桃树》）这是一种哲理的抒情，它像散文诗一样表达了作者热烈的情怀。马尔罗说：“艺术是对感情和表达感情的方法的征服。”（转自波尔·加伊亚《马尔罗）第204页）马尔罗身体力行，对这句话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