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文化遗产论文,旅游开发论文,物质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共同对保存人类记忆，保护文化多样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珍贵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全球的旅游业更多关注于如何利用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创造经济价值，而忽略了对非物质文化的开发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反映其民族感情。它不仅可以满足不同背景的游客体验各国、各地区文化差异的需求，也实现了跨文化交流，是旅游开发中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发展文化事业。如何正确处理旅游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和合理的模式，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从而最终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都是近年来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课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下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召开的第32届大会上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2006年6月20日，也就是大会通过决议后的第1000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正式生效并开始实施。此公约是对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活态类遗产保护缺憾的一个补充，它将无形遗产和有形遗产、自然遗产平等对待，并给予同样的保护。截至2010年，已经有135个国家签署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国于2004年签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正式成为此公约的缔约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193个成员国中，有将近2/3的国家签署了此项公约，突出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关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对人类非物质文化的范围、类别和保护方式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并就保护委员会、提名、资金、国际援助等作出了相关规定。公约特别要求各国和各地区对其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列出具有重要代表意义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提供急需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第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第二条的第二款，《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涵盖五个类别：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首先，与物质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概念的内涵不仅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杰作”，更包括传承人、传承主体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与生态空间。非物质遗产不存在于档案、博物馆或者建筑物里，只依赖于人的思维而无形存在。它所具有的传承性、社会性、无形性、多元性和活态性[1]等特殊属性决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传承主体、传承方法和传承渠道。
其次，与1972年公约不同，2003年的公约更强调社区和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参与，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公约。
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边界比较模糊，有很大的重叠性。例如：2005年，土耳其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麦夫列维塞玛仪式”隶属“社会礼仪”类别。然而“麦夫列维塞玛仪式”的活动内容是以名为“塞玛”的独特的宗教旋转舞蹈表演为主。“塞玛”旋转舞的思想是表达宇宙和世界都在往复运动，如同星月绕日一般，人类仁爱世界，相互围绕，相互尊重，才能得到灵魂升华。基于此思想，信徒在举行“麦夫列维塞玛仪式”时伴随着音乐旋转，旋转之人被称为“旋转的苦修者”。属于第二类别的旋转舞蹈和第三类别的仪式密不可分，在整个过程中水乳交融。又如2010年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摩洛哥四国联合申报的地中海饮食，成为首次入选的美食。所谓的地中海饮食，是一种以橄榄油、各种谷物、水果、鱼、干果、鸡蛋和奶制品等为主要原料的健康饮食法，有助于减少人类心血管疾病。此项申报交叉同时属于第三类别的社会风俗和第四类别的知识和实践。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可持续发展与旅游开发
2003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设立了2个名录：《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列入名录的项目是那些在某区域或群体的努力保护下，保存状态仍然受到威胁的无形遗产。申报此名录的国家必须制订专门的保护计划。我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里共有28项遗产，是世界上入选名录最多的国家。
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带动了遗产地旅游的迅猛发展。遗产地旅游已被肯定是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各国政府相继出台有关发展遗产地旅游的方案，把其作为可持续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世界遗产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世界各国学者公认为是文化旅游的一项重要资源，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
这一主导思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得到体现。尽管公约没有直接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仍旧是一个重要主旨，并贯穿整个公约。例如公约引言部分强调“考虑到1989年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2001年的《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以及2002年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中都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称之为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2]；第二条中指出“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
此外，公约要求缔约国采取一系列方法，最大限度地保护其活态遗产。第13条第1款中明确规定：“为了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弘扬和展示，各缔约国应努力做到：制定总体规划和政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功能，并将这种遗产的保护纳入规划工作。”[3]这一条款实质上直接指向了旅游发展规划，因为大部分缔约国都把发展旅游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的一项重要目标。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联动的辩证关系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资源进行的旅游开发是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双重需要。
首先，从经济角度来讲，旅游市场的开发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资金保障。传承主体在旅游市场中获得的经济收入给了他们继续表演、练习和传承的动力，打破了一味依赖政府拨款的被动保护模式。同时，经济效益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学习和传承活动中，让他们对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更深刻的理解，激发其文化自豪感。
其次，从文化保护角度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在文化语境中不断地表演和自我重复才能实现它的意义和价值，近年来逐渐增长的旅游市场为它提供了这样一个文化语境。它不仅给表演者，遗产传承人和传承主体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多自我展现、自我练习的机会。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资源出现在旅游市场上，传承主体和游客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媒介发生接触，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人文意识、精神价值、思想观念实现了交换。这一点对当今世界热议的推进“跨文化交流”和保护“文化多样性”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2010年被宣布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西班牙“叠人塔”表演，就是一个活态遗产和旅游开发产生良性互动的范例。“叠人塔”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区最具传统特色的民俗节庆活动，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叠人塔”由百名表演者相互登踩到对方肩膀，通过团结合作的力量以及永不放弃的精神，不断挑战可能达到的最大高度，堆叠出一座高达几十米的昂然壮观的人塔。“叠人塔”活动每年不仅在加泰罗尼亚区举办两次，而且积极参加西班牙其他地区的旅游节日，作为重点演出节目，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站在塔尖的一般是五六岁的小孩，因此“叠人塔”活动俨然成为西班牙文化中世代相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一种超越西班牙种族、宗教、年龄的凝聚力和向心力。2010年，在中国举办的世博会上，远道而来的西班牙“叠人塔”表演团体，在上海举办了6场演出，中国和全世界游客一同亲身感受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式的激情，实现了各民族的跨文化交流。
然而文化旅游也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带来无法预计的冲击和挑战。一些传承人和传承主体为了迎合旅游市场，吸引大量游客，把纯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进行改动以便创造更多经济价值。有些地方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项目更能被外来游客接受，肆意改编、拼接甚至是编造出新的内容。此类行为极大地伤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这些情况出现在很多以歌舞表演、手工艺品制作展示为核心内容的文化旅游胜地。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越南召开的区域会议上，就讨论了有关韩国的“端午节”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在旅游开发中遇到的各种负面问题。当地组织者在端午节的活动中，把不同宗教节目、表演、音乐、舞蹈和面具演出相互嫁接，编造新的故事，尽管达到了吸引各国游客的目的，却大大破坏了“端午节”的原真性。
四、案例分析：以越南沙巴镇赫蒙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沙巴（Sapa）是位于越南西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与中国云南接壤，距河内300公里。沙巴小镇坐落在海拔1600多米的山顶上，是越南最冷的地方，它以秀丽的梯田和浓厚的少数民族风情著称，远远望去，被云雾包围的沙巴像从天上落下的一片纯净羽毛，异常秀美。1945年以前，沙巴曾被西方殖民者占领，成为法属殖民地。此后的十几年饱受战火蹂躏后被世人遗忘，是越南经济最不发达地区之一。直到越南政府在6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区”计划，才有少量居民从其他地方迁移到沙巴。然而在90年代后期，宛如世外桃源的沙巴为西方旅行者所眷顾，成为了全球著名的旅游胜地。
沙巴的主要人口由京族（Kinh）组成，赫蒙族（Hmong）、瑶族（Dao）、齐族（Tay）和蕤族（Giay）等少数民族也共同生活在附近山区。这些少数民族以耕种、畜牧和林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方式。其中的赫蒙族保留着很多传统手工技艺，比如传统服装的刺绣、蜡染、编织和制作。赫蒙族的手工技艺世代相传。由于生产条件的限制，赫蒙族人对手工依赖很大，因此练就了高超的手工艺制作能力。每一件传统服饰都是独一无二的精品，具有使用、收藏价值。同机械生产的服饰相比，沙巴赫蒙族的手工服饰真正承载了地方传统与文化，闪烁着赫蒙族人民的智慧结晶，是越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之一。
90年代后期，沙巴地区的旅游业兴起后，外国游客异常青睐当地的赫蒙族传统服饰和手工艺品。先是一些赫蒙族家庭意识到，他们的老旧衣服可以在旅游市场上贩卖给外国游客以补充家庭收入，随后则只在农闲时候制作服饰以补充家用，到后来成规模组织家庭成员制作大量带有传统花纹的服饰和手工艺品，正式进入旅游产品市场。2000年后，赫蒙族的手工服饰成为了旅游市场的重要产品，给很多家庭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近年来，由于旅游市场对赫蒙族服饰和工艺品有大量需求，并能够带来稳定收入，很多赫蒙族家庭已不再从事农耕生产，转而全职投入传统服饰手工艺品的制作，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老一代赫蒙族女性为制作指导，年轻女性为制作主体的家庭式制造作坊。
随着收入的增多，赫蒙族群体在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传统服饰和工艺品的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很多家庭都自愿而且竭力地传承、保护和发掘手工技艺。从2000年起，很多沙巴地区的赫蒙族青壮年人不再外出寻求打工机会，而是选择留在沙巴，参与到服饰与手工艺品的制作和旅游市场中。女性青年主动学习，练习服饰的蜡染、编织和刺绣工艺；男性青壮年则从事贩卖和市场工作。目前，沙巴镇赫蒙族70％以上从事与手工制作和旅游有关的行业。由于有年轻一代的参与，目前的产品已经不限于老式花样的衣帽和饰品，还设计开发了新款的挎包、时装、床单、毛毯和枕头的绣面，增加了产品种类。没有改变的是这些新式手工艺品仍旧采用传统方法，人工制作。在沙巴镇旅游开发的影响下，周围一些北方地区的越南少数民族也主动参与到沙巴的传统手工艺品交易市场中。例如安沛（Yen Bai）和北河（Bac Ha）地区的赫蒙族妇女或加入沙巴的家庭作坊，或独立自营开展制作。
值得关注的是，在整个旅游市场和遗产保护的行为中，越南当地政府没有过多参与，仅仅规定了商铺在旅游市场中的位置，并限制了过高的铺面房租。另外，近十年旅游业在沙巴的持续繁荣，大大改善了当地的劳动力结构，缓解了青年劳动力外流的问题。同时赫蒙族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相对以往也有较大提升。
在越南沙巴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例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探讨。
第一，越南沙巴镇赫蒙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积极参与到旅游开发中，把无形遗产与旅游产品有机结合，并加以创新。这既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也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渠道。可以说，沙巴赫蒙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中，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这个案例表明了传承主体是如何主动地参与到地区旅游发展，并将自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得到延续的同时，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第二，由于政府具有更多的资源和组织优势，目前很多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依靠政府，但在沙巴的案例中，更多的是区域居民采取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没有一味依赖、等待政府的保护政策。遗产的传承主体和社区居民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最大程度地参与到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事项中，摸索出一条有益的实践之路。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
中国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不仅创造了丰富的有形遗产，更拥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历经千年沉淀的丰厚无形遗产是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巨大贡献。然而，中国古老的活态遗产，面临着世界一体化等多方面的冲击，诸多优秀的民间非物质遗产大量消失和流变。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有形遗产领域，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出现了类似倾向。申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其普查、保护和管理工作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在全民教育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文化产品的开发，文化产业的结合，以及如何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文化旅游发展的关系，都是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展示和保存都非常脆弱，一旦失去就不可再生，在某种程度上比有形遗产更难保存、保护和管理。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在全球旅游这个平台上，多种文化的相遇、交换和挤压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认清这点的基础上，依托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展社区主导的乡村旅游，是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的核心，是保护文化遗产，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4]。此外，政府也该发挥其领导作用，最大限度地督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使其负面影响最小化。因此，政府、当地社区和相关国际组织应建立、形成一套机制，各司其职，分别实施，确保旅游开发实实在在地令传承人和传承主体受益，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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