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舆论安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舆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全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国家安全则指的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免受威胁和危害的状态。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国家安全的主体是国家，客体是安全所体现的领域和维护的对象，一般认为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技、生态环境等，与此相对应，国家安全就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及生态安全等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舆论愈发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独特作用和巨大能量，也愈发成为影响国家利益、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舆论安全问题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一、舆论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舆论是多数人对共同关心的事物表达的大体一致的意见。舆论虽然无影无形，但是它“自发的，它不可抗拒地扩散，形成巨大的社会声势，以其权威性影响社会生活以至制约历史的进程”②。作为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中一种十分独特的形式，舆论“既综合了其它社会意识形式的内容，又具有反映和作用于社会存在迅速、直接的特点，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精神动力”③。
舆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舆论形态，是国家安全在舆论领域的体现。为了清楚地说明舆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根据舆论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可以将舆论的功能大致分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外交功能和军事功能。
（一）政治功能。舆论常常被人称之为相对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这突出反映了舆论的政治属性
1.为政权合法性补给能量。每一种政治秩序建立后，统治阶级都要力图使这种秩序获得合法性，以较少的执政成本获取最大的执政收益。这个目标主要通过意识形态教化实现，但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整体中的深层意识，对政权的“合法性”辩护和“合理性”论证，往往需要复杂的、长篇的推理过程，凭简单的知觉不能把握它的全部内容，普通社会成员对其缺乏亲近感，甚至还会因意识形态教化过度、失当而抵触、反感。而舆论处于社会意识结构的外部位置，具有影响迅速、作用直接、效果明显的优势。意识形态教化塑造了政权合法性的机体和内核，舆论则通过生动鲜活、具体可感的内容和形式为政权合法性提供注解和例证，增强人们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心理认同和支持。当然，舆论也可以从反方向释放能量，蚕食和消解现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毛泽东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论是苏东剧变，还是“颜色革命”，我们都能发现西方国家通过舆论渗透和舆论操控，质疑、削弱直至摧毁有关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这为舆论的这一重要功能提供了很好注解。
2.对政治权力形成制约。政治权力本质上是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⑤。在任何社会，总是由一小部分人控制着大部分政治权力，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权力受到制约，保持权力间的均衡。舆论具有制衡政治权力的特殊作用。舆论的主体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对政治权力自下而上地实施控制的一种形式。舆论总是通过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调整和制约政治权力与公众权利的关系，努力将政治权力限定在公众许可或者期望的范围之内。这在客观上就形成了舆论与政治权力的博弈，其最终目的和最佳状态就是要形成政治权力与公众权利的均衡。就某个时点、某个地域而言，舆论会受到暂时地忽略甚至压制，但是从更长时期、更广范围看，舆论必然要充分释放出集聚起来的巨大能量，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极端情况下，还有可能推动对政治权力的剥夺。
3.为政治决策提供咨询。政治决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拥有渠道通畅、信息准确、反馈及时、运转高效的信息系统。舆论是社会上广泛意见的集中表达，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具有普遍性的意见。它不仅是一个最活跃、最迅捷、最灵敏、最经济的信息收集系统，也是一个“庞大的、天然的反馈系统”⑥。从政治决策的角度看，舆论对政治权力实施监督、予以制约的过程，也是政治决策主体向舆论进行咨询、获取建议的过程。因此，能否真诚问计于民，切实从善如流，对于科学决策、施行良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功能。这既体现在舆论客观上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和作用，也表现为舆论自身具有的节约社会交往成本的特性
1.构建交易环境。从宏观层面看，舆论可以引导社会成员认同现存经济制度、经济规则、经济政策的公平性、正义性，激励人们为了共同利益和理想而奋斗，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经济运行走上良性轨道。从微观层面看，舆论通过曝光、监督、评价等手段，对具体的经济活动施加影响，将经济活动限定在一定的规则和秩序当中，也有利于经济活动健康、有序地进行。
2.节约交易费用。舆论形成的过程，是各种个体意见相遇、交锋、协商、求同存异，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其本质是“多数人通过自愿的思想交融凝聚成的集合意识和整体知觉”⑦。在舆论的参与下，无论何种社会交往，原本需由交往各方自己进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判断已经由舆论预先完成，信息费用和谈判费用等交往所需的交易费用因此而节约。具体而言，当一种经济制度、经济规则、经济政策在舆论的引导下得到社会成员广泛认同时，原本需要通过法律及其他制度的强制执行所需的费用就得到了节约。
3.规范交易行为。就一个社会整体而言，社会成员中总有一小部分人想在不付任何代价情况下从别人处获得好处，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现象。减少“搭便车”行为的发生，除了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以外，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同样十分重要。舆论一方面对诚实、信赖、忠诚、良心等品质予以褒奖，另一方面对各种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批评，从正反两个方面推动建立起一套社会成员都自觉履行的认知体系和信仰体系，对“搭便车”或犯规行为施加压力，迫使犯规者顺从众人的意志，修正自己的行为。
（三）文化功能。舆论的文化功能体现于舆论在文化的丰富、整合、交流与传承过程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1.推动价值整合。价值整合是文化整合功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功能。舆论是价值整合的重要载体，它以自己的评价活动响应、赞同、附和一种观念，抵制、排斥、批判另一种观念，使那些被社会文化肯定的事物与行为得到张扬，被社会文化否定的事物与行为受到鄙弃，最终实现价值的整合。有学者指出，在阶级社会里，舆论是“统治者用来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段，是一个阶级诱导全社会成员和它一道走的精神力量”⑧。这从一个侧面高度概括了舆论的价值整合作用。如果舆论导向因为种种原因偏离了正常的社会发展轨道，就会引起信仰缺失、道德失范直至社会价值体系紊乱，最终危及政治经济社会安全。
2.滋养深层意识。舆论是社会的表层意识，属于非系统化的意见，观点简单、零碎，一般不具备理论形式，甚至难以避免粗俗、混乱的倾向⑨。它们既不能把知识从日常意识水平上升华为理论，也不能把它发展为意识形态⑩。但舆论在反映客观世界时表现得极为敏感，总是把视角伸向各个领域的最新动态，支配这些领域中的最新思考，是人们对社会现象最早、最快的共同思索和结论。许多舆论都是深层意识的“前意识”，即一切思想成果的萌芽状态。同时，舆论作为一种意识资源，还积极推动道德、艺术、习俗乃至科学、学说和理论等深层意识的进步。表层意识不断向深层意识转化，深层意识不断吸收表层意识的营养，“二者若即若离地完美结合，开始构筑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大厦，直至产生一个完整的、崭新的和充满生机的意识形态”(11)。舆论的价值在此得到升华。
3.承载文化交流。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极为频繁，为不同文化互相汲取营养、共同丰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舆论传播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路径之一。随着全球化进程全方位地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渗透，特别是网络等新兴媒体地深入发展，舆论已逐渐成为文化交流最高效、最快捷、最便利的重要载体。
（四）社会功能。舆论是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形式，它通过营造舆论氛围、形成舆论压力这种并无强制力的方式，反映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心理、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实践
1.维护社会规范。社会规范需要依靠一定的社会控制手段加以维护，包括国家机关、法律、纪律以及军队、法庭、监狱等物质形式上的社会控制和思想教育、理论教育、道德观念、宗教、艺术、舆论等精神形式上的社会控制(12)。舆论是一种观念的力量，对任何人都不发生强制作用，但与其它手段相比却具有特殊的功能。它通过带有价值判断的社会评价，造成一种社会氛围，对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在舆论所形成的社会氛围的影响下，社会成员通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舆论的导向与制约(13)。
2.发起社会动员。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会产生“雪球效应”(14)。当某种意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时，周围持相同或相近意见的会逐渐认同它、丰富它，使其成为吸附、同化分散意见的核心。如果它在人群中继续滚动，吸附的人越来越多，迅速膨胀、扩大，造成一呼百应的群体效果，它就由一般意见转化为舆论。舆论这种特性，使其具有先天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能力通常通过“舆论领袖”发挥出来，他们不断发表有重大影响的意见，鼓动并引导公众认识社会问题，激励和动员公众战胜各种困难并为既定目标不懈奋斗的热情、信心和决心。舆论的社会动员能力在人们面对突发事件时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这类事件突然爆发，使与之相关的特定人群突然陷入一个利害攸关、容易引起思想共鸣的环境中，其价值判断、利害权衡以及心理指向都趋于一致，舆论的动员功能更容易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3.疏解社会情绪。一个社会当中，当各种不满情绪逐步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给社会稳定运行带来严重隐患，进而转变为对社会的公开对抗，酿成大的社会动乱。为此，社会应提供相应的社会释放机制，使人们的不满情绪能够在不产生副作用的前提下及时得到宣泄。舆论就是这样一种维护社会安全运行的“消气孔”和“安全阀”(15)。借助舆论，人们揭发各种社会矛盾，表达对不公正现象的不满情绪，敦促社会实践做出积极回应。社会中集聚起来的不满情绪因此找到了一个合法渠道，民众的不满和怨怒情绪得以及时排解、伸张。社会情绪压力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及时释放，有效避免了社会系统因遭遇强力冲击而突变、失衡甚至垮塌，维护了整个社会的稳定。
（五）外交功能。在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发出外交文件、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各种外交活动形式中，舆论都承载着特殊使命，发挥着巨大作用
1.影响外交决策。舆论通过反映外交动态、评述外交得失、提出外交建议、约束外交行为等形式，对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是公众参与外交决策的重要手段。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舆论与国内舆论的边界日渐模糊，舆论斗争更加激烈，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也更为明显。除了为外交政策制定者提供大量的、具体的、重要的信息之外，舆论本身已经成为外交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表现在，舆论通过对局部的、个体的事件进行追踪、聚焦、放大，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推动事件迅速攫升至外交层面(16)。舆论的介入，使外交事件有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和道义均衡发生着或微妙、或显著的变化。就有利的一方而言，舆论是决策者可资倚重的筹码；对另一方而言，舆论则是决策者难以摆脱的重负。由于舆论处于不断发展变动之中，没有哪一方能够保证自己一直处于舆论有利地位，因此，英明的决策者必须把舆论的演进纳入到决策程序当中，否则就会错失良机甚至饱尝苦果。
2.执行外交政策。舆论对外交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外交活动也决不会忽视舆论的重要作用。与秘密外交不同，现代的政治外交通常要借舆论传播来进行，政治立场的表明、政策主张的提出等都必须借助舆论传播(17)。舆论不折不扣地成为外交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一些外交政策的出台或重大外交活动中，舆论还会被用来作为掩护和包装对外政策的工具。一些国家会借助舆论故意释放“烟幕弹”，使得对手不明就里，难以把握其真实意图，从而为自己赢得外交主动。一些国家选择性地利用舆论为自己的对外政策证明“合理性”，以求为具体实施某项战略和政策作外交铺垫。还有一些大国则借助自身强大的舆论引导和传播能力，竭力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的外交战略和政策辩护，声称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合乎历史和现实逻辑的，试图淡化其称霸世界的野心。
（六）军事功能。舆论的军事功能在现代军事对抗当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舆论越来越成为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谋取道义支持。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无论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发动战争者通常都会为开战寻找合适的理由，强调自己发动战争的合理性、正确性和迫切性，在道义上获得人们的支持(18)；被动应战者则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揭批敌方的非正义性，动员自己的军队和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敌。这都需要引导舆论甚至组织舆论、制造舆论。
2.调动敌我士气。气可鼓，不可泄。士气是夺取战争胜利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有利的舆论，能够激发斗志、鼓舞士气；不利的舆论，则会涣散军心、削弱士气。正因如此，作战双方都力求主导和控制舆论，一方面，激发己方的斗志、增强己方的士气，并使其生成一种无形的战斗力；另一方面，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威慑、孤立、瓦解、动摇、摧毁对手，直至达成既定的战略目标。传统战争攻城略地和肉体消灭的作战理念此时已退居次席，攻心夺志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追求，使舆论成为现代战争“软杀伤”的重要利器。
3.完成特定战术。“兵不厌诈”自古以来就是交战双方遵循的重要法则。在战争中尤其是现代战争中，敌对双方通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舆论，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目的，已成为一种战略战术。在这里，作为一种手段、一个载体而存在的舆论，其工具性表现得最为直接，也最为清楚。
通过揭示舆论的功能，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舆论只是一种“社会自在的精神形态”(19)，但是它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客体，都产生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如果“自在”的舆论变成“自为”的舆论，简言之，为了某种目的，舆论被有意识地引导甚至操控，舆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就更为凸显，影响力也更为巨大。这说明，舆论安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命题，它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免受舆论威胁和危害的状态。舆论自身具有两极性：当舆论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相一致时，就会对加速社会的发展起到进步作用；反之，如果舆论与社会发展规律相背离，就会对社会的正常发展产生消极甚至是破坏作用。这就是舆论的正功能与负功能(20)。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21)。这是对舆论正、负功能的高度概括。从这个角度说，维护舆论安全实际上就是要保持舆论稳定、避免舆论冲突，激发其正功能、遏制其负功能。
同时也要看到，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安全客体对国家安全产生直接影响相比，舆论对国家安全的作用是间接的，是通过作用于其它安全客体实现的。也正因如此，舆论安全问题迄今为止并不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那样受人们重视，甚至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唯其如此，我们更要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舆论安全的重要性，切实将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一个国家如果无视舆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低估舆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舆论就会将其蕴集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影响政局稳定、损害经济发展、制造社会动荡，最终威胁国家安全。古今中外，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
二、当前我国舆论安全的现实语境
国家舆论安全的现实语境，既包括国际政经格局营造的宏观语境，又包括国内政经发展构建的中观语境，还包括舆论自身发展形成的微观语境。本文试从经济全球化、社会转型期、传播数字化这几个层面，分析当前我国舆论安全的现实语境。事实上，当前我国舆论安全面临的形势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限于篇幅，也是为了突出强调当前形势的严峻，本文仅仅论及后者。
（一）经济全球化：当前我国舆论安全的宏观语境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客观趋势和历史潮流，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随着全球化全方位地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渗透，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摆在人们面前，安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就我国舆论安全而言，全球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日渐模糊的舆论疆界。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基础之上的全球化，把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群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越来越紧密地联结成一体，使人们得以跨越时空障碍、文化障碍、制度障碍、宗教障碍、种族障碍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物质与信息的充分沟通。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大为增强，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关联度日益紧密，国际关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受到重大影响。以往任何一个主体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疆界内，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则超越了其住所、地区和国家的限制对遥远的另一主体产生影响。正因如此，有人将经济全球化看成是一种“破除疆域”的过程。舆论作为社会集合意识和社会知觉的外化，其影响也必然会因为客体的这种变化而相应改变。换句话说，在信息技术和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经济全球传播模糊了技术、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打破了原本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舆论疆界，所谓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的边界，正由原来的泾渭分明变得日渐模糊。正因如此，过去被长期奉行的“内外有别”政策，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2.更趋复杂的舆论斗争。当今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及其“游戏规则”主导和控制下进行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和支配。因此，有学者指出，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的过程。这就反映出当今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22)。全球化意识形态给西方利用“全球化”作为推广其意识形态的工具带来了便利和条件，西方国家是不会错失良机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大国，西方必然要将我国作为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而且我们越是发展强大，这种渗透就会越集中，意识形态斗争也会越激烈。舆论斗争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形式，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历来都是以舆论为前沿阵地和主攻武器的。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舆论斗争的形势将更加复杂，方式将更加多样，程度将更加激烈。
3.“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目前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西方国家垄断，其中又有70%是由跨国的大公司垄断，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的内容来自美国，几乎成为美国电视节目的转播站。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凭借其有影响力的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信息传播，影响世界舆论，为其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全球化服务。尽管中国目前有报纸2000多种、期刊8000多家、出版社700多家、电视台400多家，却因为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短时间内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全球性传媒公司都正在逐渐转向跨国实体传媒组织，这些组织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是建立在充分尊重本土文化特质和市场本土化基础上的，对于区域、国家或者地方性传媒具有很强的竞争力(23)。我国在媒体开放问题上一直持审慎态度，但是跨国传媒组织的扩张欲望并不会因此而消退，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形成的绝对优势，短时间内不仅难以削弱，还有可能进一步强化，构成对我国更为不利的舆论优势。
（二）新的历史时期：当前我国舆论安全的中观语境
舆论对社会变动极为敏感，因此，社会转型期往往也是舆论传播活跃期，更是舆论冲突多发期。处于新的历史时期的当代中国，在舆论安全方面正面临巨大挑战。
1.社会问题集中显现导致舆论茫然。改革开放的30年，是当代中国加速发展的30年。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舆论还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处于一种兴奋状态的话，那么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触及到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和现实利益，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时，公众心态就“从最初的‘兴奋’转向相对抑制的‘迷茫’之中”(24)。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层出不穷。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弱势群体形成、社会冲突增加、信任结构崩塌、道德底线失守等等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人们的心理防线，各种舆论为此争执不下，无法形成令人信服的、统一的结论，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状态。舆论茫然的直接后果，就是减弱直至丧失舆论维护社会规范的功能，诱发社会情绪的非理性宣泄。近年来各地屡屡出现的群体性事件，自然有其内在原因，但是与舆论茫然也有很大关系。
2.社会规范出现真空激化舆论冲突。社会学者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耦合度不高，脆性较大，社会运行机制不稳定，处在不断转换的过程之中，这一时期的社会控制显得更为复杂，也更加重要。但恰恰在这个时期，由于社会结构变动加剧，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行为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产生许多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些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超出了原有社会规范的约束范围，因而出现没有相应社会规范约束的状况，即所谓的“规范真空”(25)。舆论是维护社会规范的重要手段，但是舆论本身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旧有的舆论顽强地表现出评价力度，把过去的印象、经验绝对化，用静止不变的观点评判现实事物，表现出较强的舆论惯性。另一方面，落后的群体受思想定势或原有社会关系的束缚，总是把有利于他们的社会舆论绝对化，甚至把这种舆论视作万古不变的教条，为错误的社会行为辩护，形成现实生活的异己力量(26)。目前正处于迅速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规范真空与舆论惯性双重压力，思想道德领域出现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这双重压力的突出表现。在规范真空和舆论惯性地双向挤压下，舆论冲突此起彼伏，一定情况下还会激化。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的思想解放，也不利于人们的思想稳定，进而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3.社会阶层发生裂变引发舆论分散。不同的社会群体因为利益格局调整而分化、组合，是处于新的历史时期的突出特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反映在社会结构上，就是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和群体。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高度整体性的利益格局正逐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多元化的利益格局所取代，前者相对封闭和一元的思想文化环境也被打破。这在总体上造成舆论的深刻变化，原本全国上下相当“一致”的舆论表达急剧发生蜕变，呈现出分散化趋势和多样化特征。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进一步加剧了舆论分散化趋势。与舆论一致相比，舆论分散有利于兼听则明、见仁见智，更能彰显和激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但是，舆论过于分散，也必然会加大社会控制成本，一定条件下还会削弱甚至抵销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对于当前我国的发展是一个不能不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置的问题。
（三）传播数字化：当前我国舆论安全的微观语境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是20世纪人类取得的重要科技成就之一，它的兴起引发了传播技术革命，但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所构筑的网络社会及其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网络文化与技术理性，对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改变与重塑”(27)。当人们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卷入“数字化生存”后，舆论这个古老的社会现象，从形成机制、传播方式到作用机理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维护国家舆论安全制造了更多的难题。
1.形成机制的变化使舆论调控更加困难。首先，数字化传播的平等性打破了传统的话语垄断。数字化传播时代，人们可以跨越时空界限，打破传统文化固有的等级观念和话语垄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作家、新闻发言人”。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成为“舆论领袖”，制造舆论热点，掀起舆论狂潮，这在非数字化传播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数字化传播的虚拟性放纵了舆论的恣意狂欢。在虚拟的数字化空间，人们隐匿了姓名与身份，普遍存在“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样的心理暗示，现实社会中的各项清规戒律被心存侥幸的人们淡忘，在交流信息、发表意见时更加自由，也更加随意，因为几乎不用负什么责任。这直接诱发了“网络打手”、“网络推手”等网络舆论特有现象，人为改变了舆论形成的原生态势。第三，数字化传播的交互性加快了舆论的变动速度。数字化传播是双向、即时、互动的，它更能激发人们的参与欲望。由于相互之间反馈迅速，意见沟通、扬弃、整合的效率大幅提升，舆论形成的时间大大缩短，舆论传播的速度加快，“雪球”效应更加明显。第四，数字化传播的开放性促进了舆论的相互融合。数字化传播手段改变了过去以特定地域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交往模式，原本天各一方、几乎没有交集、属于不同阶层的人，可能因为某个话题、某种观点在短时间内结成一个群体，形成某种舆论（“人肉搜索”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证）。同时，因为虚拟空间没有制度阻隔和约束性教条，各种思想、观点和价值观都有展示的机会和平台，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舆论得以便利地交流、交融、交锋，舆论环境更趋复杂。舆论形成机制的上述变化，加大了舆论传播的离散性、多变性和复杂性，舆情分析、舆论引导、舆论调控的难度都大为增加。
2.传播方式的变化使舆论渗透更加便利。传播数字化具有传统传播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既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丰富了信息传播形态，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消费理念。新兴数字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已逐渐担负起跨媒体、跨区域、跨层次舆论传播媒介的角色，日趋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舆论传播的集散地，也因此成为舆论渗透的主阵地。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不仅从未放弃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而且凭借其长期在经济科技上占据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利用其在信息技术上的垄断地位，不断通过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他们或是通过互联网诋毁和损害我国形象，挑动分裂，干涉我国内政，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或是利用互联网向我国散发反动资料，进行反动宣传，煽动反政府情绪，并进行远距离联络，遥控进行反国家反社会的活动；然而更多地则是西方一些团体利用互联网对我进行思想文化渗透，通过一些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特别是文艺方式）宣传他们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28)。而且，西方敌对势力一方面充分利用数字化传播手段的便利条件，大肆向我国输入“各种经过意识形态过滤的，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甚至西方一些颓废、有害的观念和思想影响我国的受众，使我国受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变化”(29)；另一方面，又以侵犯言论自由为名大肆攻击我对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正常管理，其险恶用心可见一斑。
3.作用机理的变化使舆论能量空前巨大。首先，舆论的作用力度空前增大。在数字化传播手段的帮助下，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舆论的“星星之火”迅速就能形成燎原之势。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新兴媒体，对那些原本零乱、分散的观点和意见起到了集聚、放大、传导作用，对舆论客体的影响更加巨大。其次，舆论的作用广度空前拓展。借助数字化传播手段，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介入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舆论的地域性特征也不断消退，其作用方向和影响范围随之转变和拓展，呈现出地方舆论全国化、国内舆论国际化的倾向，“蝴蝶效应”更为明显。第三，舆论的作用速度空前加快。即时性、交互性是数字化传播手段的突出特点，舆论形成、扩散、反馈的过程因此大为缩短，舆论对客体的作用变得更加直接、迅速。舆论作用机理的上述变化，使舆论自身的能量急剧扩张，杀伤力空前增大。如何因势利导，充分发挥舆论的积极作用，全力遏制舆论的负面影响，成为我们必须加以重视的课题。
三、中国国家舆论安全战略
高度重视舆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但是，不重视舆论工作、不善于做舆论工作的问题，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面前，这个问题尤为突出。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执政水平的任务和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同时，我国目前的舆论工作格局也不够完善，舆论工作往往被简单地视为各级宣传思想文化部门的事，缺乏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和统筹安排，出现舆论危机时，常常只是宣传思想文化部门忙于“救火”，而其它部门则缺乏开展舆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更谈不上创造性。这一方面使舆论工作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浪费了大量可资利用的舆论资源。
因此，研究制定国家舆论安全战略势在必行。这有利于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规划舆论工作，使舆论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而不是相反；有利于将舆论工作与政治价值观的塑造、外交政策的执行和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有机结合起来，增强软实力建设的全局性、主动性和实效性；有利于舆论工作的统筹安排和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使舆论工作格局更趋合理和完善。
国家舆论安全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准确判断本国舆论形势所处危机状况的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指导和相应对策。中国国家舆论安全战略，应从我国舆论工作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传播发展状况出发，综合考察舆论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党建等各个领域的影响，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为核心，以提高舆论传播和引导能力为目标，建立并不断完善以宣传文化部门为主体、其他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舆论工作总体格局，建立并不断完善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主流媒体为重点、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舆论工作创新机制，努力营造基调积极、平稳有序的国内舆论环境和客观友善、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树立我国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的国家形象，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围绕提高舆论传播和引导能力这个目标，国家舆论安全战略应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舆论塑造能力建设：国家舆论安全战略的基础工程。舆论是自发产生的意见，就单个舆论本身而言，是不能塑造也无法塑造的。但是从舆论整体和维护国家舆论安全的战略高度看，舆论是应该而且是必须要塑造的。舆论塑造，就是遵循舆论传播规律，主动干预，因势利导，推动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舆论的过程。一个国家的舆论塑造能力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基本舆论生态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
一要建设核心价值体系。通俗地讲，舆论就是一种议论。人们总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观，对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发表意见，形成舆论。因此，加强舆论塑造能力建设，首先就要加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引导人们真心接受社会核心价值观，自觉以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依据和标准，对相关事物做出顺应时代潮流、切合社会利益的价值判断，形成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既是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展开较量，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战略举措，也是从源头入手，着力塑造舆论的必要措施。
二要塑造社会主流舆论。就社会总体而言，社会舆论是由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许多具体舆论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渗透、转化、对立等有机联系。加强舆论塑造能力建设，关键就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充分发挥各类舆论载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作用，积极打造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以主流引领支流，以主流遏制“逆流”，努力使各种舆论“能够同现实的意识形态协调，趋向于它，至少不要影响现实意识形态对全局的控制，以保持社会的稳定”(30)。
三要畅通舆论传播渠道。舆论的本质是多数人通过自愿的思想交融凝聚成的集合意识和整体知觉(31)，这种共同意见是自发的，是不能堵塞、遏制的。但如同治水一样，通过科学、合理的疏浚、引导，舆论也是可以在畅通的航道中有序奔流的。因此，加强舆论塑造能力建设，必须全力清除各种妨碍舆论正常传播的梗阻，使舆论在传播过程中不会因为受到蒙蔽、扭曲和阻滞而改向、变形和激化。畅通舆论传播渠道，主要包括主动做好权威信息发布、积极支持舆论监督、不断加强信访工作、搭建政府与群众的互动平台等等。
（二）舆论调控能力建设：国家舆论安全战略的中心工作。舆论调控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是保证舆论导向正确的重要手段。与舆论塑造着力塑造舆论本体、努力形成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正向舆论不同，舆论调控是在舆论有可能或者已经发生偏向、突变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时，运用直接或间接手段，对舆论的总体运行进行科学、有效地引导和调节，使舆论回归正确轨道的过程。舆论调控能力建设是应对舆论危机、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主要包括提高舆情收集分析能力与舆论危机处理能力两个方面。
舆情收集与分析，是科学、高效实施舆论调控的前提和基础。做好舆情收集与分析工作，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结构合理、覆盖广泛、协调统一、反应机敏的工作网络，及时、全面地收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舆情；其次要有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专兼结合、训练有素的舆情分析队伍和一批专门的舆情分析机构，使收集到舆情能够得到准确、深入地甄别、分析、研判、报送，为做好舆论调控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和对策建议；第三要建立健全舆情分析预案制度，重大政策、措施特别是与群众关系紧密的政策、措施出台前，必须将舆情分析预测纳入落实有关政策、措施的总体部署当中，深入分析可能引发的舆论反响并制定应对预案，以免出现舆论危机时临阵失语、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胡言乱语。
舆论危机是对舆论常态的突破，往往具有突发性、复杂性、破坏性等特征，处理不当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妥善应对舆论危机，需要有及时准确的信息汇集及反馈机制，有统一高效的决策机制，有顺畅有序的协调机制，有务实有力的执行机制。要立足于未雨绸缪，分门别类地做好舆论危机处置预案并加强演练；要建立有效的舆情反应机制，及时发现可能成为热点的倾向性问题，见微知著，审时度势，研究对策，增强舆论引导的前瞻性；要善于设置议题，引导舆论热点向正确方向发展；要加强部门联动、实现资源共享，形成处置舆论危机的合力。
（三）舆论传播能力建设：国家舆论安全战略的长期任务。舆论传播能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32)。加强舆论传播能力特别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运用各种途径和方法全力推进。
打造一流媒体。新闻媒体是舆论传播最为重要的载体。提高舆论的国内国际传播能力，必须把进一步提升我国媒体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作为首要任务，下大气力扭转“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要加强媒体发展战略研究，加强统筹协调和规划，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推动我国主流媒体特别是中央重点媒体提高整体实力，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兼顾国际向国内国际并重发展转变，建设语种多、受众广、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33)。打造一流媒体，提高舆论传播能力，要以增强传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为突破口，重视传播艺术，注意利用现代传播技巧，采用贴近受众的方式，尤其是对外传播时要采用国外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努力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加强文化交流。对外文化交流是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舆论传播的重要渠道，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加深了解、消除误解、增进理解。近年来，我们在很多国家创办孔子学院，举办“文化周”、“文化年”、“感知中国”等系列文化活动，使当地民众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有效地影响了国际舆论。加强舆论传播能力建设，就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的独特优势，特别是要充分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无穷魅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加大文化走出去力度，为舆论传播搭建起一座文化桥梁，努力展示民主进步、文明开放的国家形象，营造客观友善、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重视民间资源。加强舆论传播能力建设，既要靠官方积极推进，也需要高度重视民间资源。事实上，广大华人华侨、留学生中蕴藏着巨大的爱国热情，他们身处于国外民众当中，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多方面有共通之处，特别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优秀分子在各自领域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发生国际舆论冲突和斗争时，他们的声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容易引发西方民众的共鸣和重视，可以发挥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提高舆论传播能力，应该充分认识民间舆论力量的特殊重要性，善于运用现代化手段和国际通用规则，依靠国际民间组织、友好机构、友好媒体、友好人士的力量，共同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依托技术支撑。在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传播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传播技术的掌握和应用。目前来看，我们在传播技术手段方面，同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网上舆论引导和管理能力还跟不上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速度。随着互联网、3G手机等新型传播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我们在舆论传播能力建设方面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我们必须从占领舆论传播制高点和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工作主导权的高度，抓住信息化的历史机遇，充分吸收和利用国际上最新的现代传播技术，加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传播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善于运用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要采取扶持措施，支持重点新闻网站建设，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主动引导网上舆论，有效预防和遏制有害信息传播。
注释：
①参见马维野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曹峻、杨慧、杨丽娟：《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安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②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第34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③李良栋：《误区与超越——当代中国的社会舆论》，第15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1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⑤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第二版），第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李良栋：《误区与超越——当代中国的社会舆论》，第13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⑦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第34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⑧刘建明：《基础舆论学》，第6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⑨刘建明：《舆论传播》，第4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⑩M·C·奥舍罗夫等：《社会舆论与法》，第24页，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11)刘建明：《舆论传播》，第5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李良栋：《误区与超越——当代中国的社会舆论》，第13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13)章辉美：《大众传媒与社会控制——论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14)徐向红：《现代舆论学》，第165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出版社，1991年版。
(15)濮端华：《舆论缓释：社会舆论稳态的“安全阀”》，《中华新闻报》，2003年10月14日。
(16)2008年4、5月间，中国各地因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受干扰而迅速形成了抵制家乐福超市和法国商品的舆论热潮，并很快演变为一个外交事件。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17)孙建平、谢奇峰：《“传媒外交”初探》，《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
(18)朱金平：《舆论战》，第90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版。
(19)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第2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0)刘建明：《舆论传播》，第24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1)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
(22)王永贵等：《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第32～33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3)阮志孝：《传媒发展大趋势对我国舆论引导的挑战》，《人民网·今传媒》，2007年6月16日。
(24)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第11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5)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第404～40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6)刘建明：《舆论传播》，第53～5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7)杨立英、曾盛聪：《全球化、网络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第55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8)王永贵等：《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第260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9)杨立英、曾盛聪：《全球化、网络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第122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0)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第2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31)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第34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32)李长春：《在纪念中国电视事业诞生暨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8年12月23日。
(33)刘云山：《回顾与展望》，《求是》，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