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沿线各国及域内外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此倡议反响不一。日本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中国在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主要竞争者，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心态复杂。准确把握日本政治界、经济界及舆论界对中国“一带一路”意图和前景的认知，深入分析日本应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手段，思考中日良性互动渠道及合作方式，探讨中国的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总体认知及其原因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合作共享的倡议。但是，在日本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一带一路”的提出意在整合东亚地缘板块，提高政治影响力；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美日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将受到削弱，并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利益。 (一)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意图的认知。在日本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基于经济与政治双重考量而提出的战略构想。从经济层面看，中国不仅可以解决本国产能过剩问题，而且能够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简称亚投行)的建立扩大其经济影响力。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不再维持，特别是地方经济几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边境贸易、加强周边合作就成了中国唯一的出路。①中国打算利用“经济大国外交”，通过与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国内过剩的产能打开新的市场，壮大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多样化使用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带一路”构想的目标是在经济领域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关系。②日本媒体认为，中国对由美日主导的既有国际金融体系不满，筹建亚投行是在故意制造与日美抗衡的新经济体系。而且，中国在亚投行筹建初期就将亚洲主要国家日本排除在外，企图借此增强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③日本对亚投行的防备导致其在是否加入亚投行问题上保持谨慎态度。 从政治层面看，中国试图将该构想作为地缘战略工具，构建新的东亚国际秩序。④在日方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地缘战略工具。在古代，对中国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中西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东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而现在习近平领导中国试图返回到西部，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一带一路”外交是一种回归型外交。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意在重构中国为“宗主国”、周边国家为“朝贡国”的现代版东亚朝贡体系。⑤此外，中国推进亚投行也有明确的政治考虑，中国试图通过主导新的地区金融秩序，以亚投行为战略工具控制地区政治。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其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环节。 (二)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前景的认知。第一，“一带一路”资金优势明显，将带动沿线经济发展。日本认为中国GDP总量居世界第二，并且拥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强大的资金优势。“丝绸之路基金”和亚投行几乎肯定会产生中国期望的效果。事实上，中国已经展示了其金融实力，在它的两个“丝绸之路”倡议的带动下，计划投资400亿美元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这种以凯恩斯主义创造需求的方法必将导致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在这样的发展中，生产和销售将更为有效也有潜力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增长。⑥日本经济界学者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似乎是‘郑和下西洋’的现代版，为亚太地区的合作发展提出了新途径，可以说是自由贸易区的延伸计划，可以想象‘一带一路’将成为一个超级宏大的自由贸易区。”⑦ 第二，亚投行的成立将与日美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形成抗衡，并冲击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削弱美日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日本保守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不仅是设立亚投行的倡导者，也将是主导亚投行相关谈判进程的“驾驭者”，甚至更可能成为今后亚投行运营过程中的“最高决策者”。⑧日本担忧亚投行的快速发展将使日本主导的亚开行被边缘化，进而削弱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未来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哪个国家将发挥领导作用？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天平似乎向中国倾斜。此外，日本也担忧“一带一路”将对日本的海外市场形成挑战，日本甚至感叹其在亚洲的经济优势不在，而且预测中日在东南亚的基础设施投资竞争必将加剧。 第三，中国“一带一路”仍面临诸多抑制性因素。日本认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融资、政治信任、安全环境以及项目投资方面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亚投行筹建的目标理念，组织运营的透明性，融资政策和条件以及资金提供者之间的协调方面还存在不足。⑨而且，亚投行和“丝绸之路基金”之间存在利益和原则操控的冲突，如果这两个机构同时投资同一个项目，那么亚投行的贷款将会成为无条件贷款，使亚投行沦为中国制造商的附属金融机构。而且，如果亚投行财政失控，那么每个国家将有可能失去任何参与亚投行的愿望。⑩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过度依赖中国资金存有疑虑，海洋争端以及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环境掣肘该战略的推进。例如沿线国家对中国高铁的需求密度较低，中国若试图尽最大可能迫使整个线路开通，势必造成不良贷款和投资。(11)此外，中国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不顺利，中国在希腊、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以及在缅甸的投资都受到干扰。(12) 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存在认知偏差，是其地缘政治思想、东亚地缘格局及中日关系的演变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有利于中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地缘战略思想，目前在日本难以形成主流。(13)相反，日本政界一直受西方“海陆对抗论”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将中国作为日本在东亚地缘格局竞争中的战略敌手，将陆权国家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当做日本地缘战略利益的主要威胁。而且，随着日本“经济神话”的破灭和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尤其是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日本的战略忧虑更加明显，对中国的敌意与日俱增。近年来中日海洋争端的升级更使两国互信达到历史低点，建立合作的信心受挫。此外，安倍上台后不仅成为东亚地区安全的“麻烦制造者”，也变成了中日关系紧张和冲突的“危机肇事者”，(14)逐步推行政治军事右倾化，使中日关系由战略互惠走向战略抗衡。 其次，钓鱼岛争端后中日陷入政治、军事和外交对抗是日本反对中国“一带一路”的中日关系背景，而国际体系的“美国因素”则对日本的抵触产生了战略牵引。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刺激了日本的投机心理，一定程度上推动其在钓鱼岛争端中维持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正式启动后，美国继续将亚太地区作为对外重点，战略资源向亚太“再平衡”投放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虽然美国官方从未表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在围堵中国，但其在军事、经济领域的种种动作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美国释放出的信号使日本对其产生了过度期待，即认为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挑战中国，反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获得美国的支持。 第三，从地区层面看，当前中国崛起与日本谋求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地位同时出现在东北亚地区时空中，中日两国在东北亚地区形成战略对冲态势，特别是中日对对方的未来均存有战略疑虑，更进一步激活了两国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成为日本抗衡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原因。安倍再次担任日本首相后伊始，即公开宣称“日本回来了，日本不是也永远不会沦为二流国家”，(15)希望终结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中国崛起与日本寻求二次崛起，以及两国间的信任赤字，加剧了中日问的安全困境。就日本而言，其国力上的优势地位已经被中国逐步逆转，正如“修昔底德陷阱”一样，中国在东北亚的崛起引发了日本对中国的恐惧，这直接推升了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问题上与中国的对抗力度。 二、日本对抗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手段 针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并筹建亚投行，日本迅速作出反应，采取多元化手段对抗中国影响力的扩大，维护日本的既得利益。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是日本阻截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最有力手段，日本通过战略性利用ODA与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上展开激烈竞争。此外，日本企图借力美国，利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TPP)抗衡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阻截中国构建新的经济秩序。具体而言，在陆上，日本通过推动“丝绸之路外交”，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实现抗衡中国的目的；在海上，利用海洋争端，搅局印太，给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制造麻烦。 (一)战略性利用官方发展援助，对抗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日本ODA在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是阻截中国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最有力手段。1954年日本加入“科隆坡计划”，开始对外援助。(16)在过去的60年里，日本已经向169个国家21个地区提供了ODA，(17)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人道主义救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经济合作等多个领域。安倍政府企图利用ODA阻截中国“一带一路”的血络经脉，从起步阶段遏制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行。首先，日本加大对相关各国ODA投资力度。2014年，日本表示向缅甸提供260亿日元的日元贷款，以支援缅甸改善配电网和建设港湾等基础设施。安倍首相向柬埔寨承诺提供192亿日元贷款用于提高其5号国道。(18)目前，在东南亚，日本ODA涉及道路、桥梁、机场、港口和电网等基础设施，给中国互联互通建设带来巨大压力。而且，日本转变了传统ODA资金来源方式，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以扩宽ODA资金的融资渠道。其次，日本大力推动企业海外发展援助，与中国争夺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安倍晋三充分利用外交出访机会大力推销日本的基础设施体系和高科技技术，为日本企业争取订单，寻求投资机会。2015年4月，安倍利用访美之机卖力推销日本的高铁技术，力争赢得订单。(19)日本四大铁路公司联合成立“国际高速铁路协会”，携手向海外出口日本新干线技术和设备。当前，日本插手中泰铁路建设项目，与中国展开竞争。据泰国交通部长巴金上将称，日本有意投资北碧—曼谷—沙缴府亚兰县—林查班和曼谷—清迈的复线铁路，并且希望将曼谷—清迈升级为高铁。第三，放宽ODA领域，支持国防建设。2015年2月1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开发合作大纲”指出：“如果受惠国军方或军事人员投入到旨在改善民众生活和非军事行动的开发合作，比如赈灾，将逐个考虑这些个案并考虑予以这类援助的规模。”(20)而且，将海洋、太空、网络安全、反恐、扫雷、排除未爆照弹药等都列入政府支援领域。新大纲解除了官方开发援助用于军事的禁令，增加了日本支持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国家的国防建设的可能，必将激化南海争端，给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行带来安全挑战。 (二)加快TPP谈判，阻截中国构建新的经济秩序。日本政界普遍认为中国筹建亚投行将在区域层面对日本的经济地位构成实质性挑战，“假如没有TPP，亚洲将出现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新的经济秩序”。(21)日本欲借力美国主导的TPP制衡中国。在全球层面，美国同样担忧亚投行对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的“破坏性”。美国国会提出一项“贸易促进法案”以推动TPP谈判进程，防止中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经济秩序。日美作为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既得利益者，都采取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保持距离的态度，而且都认识到TPP在东亚经济秩序的塑造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双方应当超越两国间的利益冲突，将焦点转移到亚洲，共同阻截中国构建新的地区经济秩序。 日本将推动TPP谈判作为其坚定不移的前进方向，并努力增强TPP谈判的动力和灵活性。安倍晋三提出要从战略高度推动TPP谈判。(22)2014年6月30日，日美重新启动TPP谈判，此后，双方通过首席谈判官会议、部长级会议以及事务级磋商会议等形式展开了密集的TPP谈判。日本为了尽快完成TPP谈判，在牛肉进口、美国金融和服务业进入日本市场问题上不断作出让步。2015年10月5日，美日等12国部长签订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全部30个章节中，涵盖贸易、投资、金融、电信等自由贸易的各个议题，并对监管的一致性以及争端的解决等做出规定，(23)TPP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10月2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TPP谈判结果的内容，所有9081个对外贸易品目中取消关税率达到95％，是日本迄今为止签订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经济合作协定。除大米、猪牛肉等5大重要农产品之外，51％农林水产品将在TPP生效后立即取消关税，最终农产品零关税率将达81％，99％以上工业品将取消关税。(24)而且日本媒体高度评价TPP的价值，“TPP的12个成员国之间贸易壁垒几乎取消，由此诞生的巨大经济圈将为日本国力的提升带来机会，并极大推动亚太经济发展”。(25)日美TPP谈判的成果给日本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增加了强大动力。 (三)推动“丝绸之路外交”，遏制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1997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经济同友会会员恳谈会议上发表演说，将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称为“丝绸之路地区”，指出该地区是日本“欧亚大陆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要重视与“丝绸之路地区”的外交关系。“丝绸之路外交”为此后日本对中亚高加索地区外交确定了整体方向：一是加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政治对话；二是促进经济合作和能源合作；三是推动核不扩散、政治民主化和地区和平与稳定。(26)安倍政府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推行抵制政策，采取尾随破坏的措施，谋求通过“丝绸之路外交”扩大在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遏制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2012年日本向“丝绸之路地区”提供2191.3万美元的ODA，投资领域涉及道路、机场、桥梁、发电站、运河等基础设施建设。(27)日本与中亚在教育、能源资源开发及区域经济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发展。2013年安倍晋三两次出访土耳其，除推销日本的核电技术外，欲加强与土耳其的政治联系，并利用土耳其与中亚各国的紧密联系加强日本对该地区的影响力。日本要做新的“亚欧丝绸之路”的起点，要做亚欧新丝绸之路地缘政治的“操盘手”。(28)2014年，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访问中亚五国，并以“遏制共同的邻居中国”为目的举行了第四次外长会谈。2015年10月23～27日，安倍晋三出访蒙古和中亚五国，目的是要激活“日本与中亚对话”机制，侧重在运输和物流等领域促进合作，它表明“日本针对中国的‘跟跑外交’策略已在中亚拉开帷幕”。(29)日本推行“丝绸之路外交”将使中国面临在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核电技术、资源加工及管理等领域与日本的竞争，而且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该地区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性疑虑，削弱对中国的政治信任，阻碍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 (四)搅局印太地区，牵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日本不断拉拢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越南、菲律宾刺激中国南海争端的升级，积极联手与中国存在边界争端的印度，推动日澳关系“同盟化”，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牵制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日本通过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的海上安保合作，积极介入南海争端。2014年4月日菲举行外长会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将海洋合作视为日菲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并承诺“除了提供10艘巡逻船和增强通信系统之外，日本将与菲律宾在海岸警卫队能力建设方面加强合作，并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加大支持。(30)同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借参加欧亚峰会之机与越南总理阮晋勇举行会谈，双方确认继续加强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安倍提出“除了最近决定提供给越南6艘旧的巡逻船之外，日本将继续讨论提供新巡逻船”。(31) 日本提出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民主安全菱形”的构想，该构想最为重要的使命就是遏阻“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间的武力冲突”。为此，“民主安全伙伴”需要发展“离岸控制”战略，使得任何敌对性国家无法使用海上通道，其目的旨在通过和平时期的拒止、拦截能力，威慑中国的“进攻态势”。(32)该构想意在构建对华“海洋包围圈”。近年来，日本推进与印度的海洋伙伴关系，两国建立了“日印海洋安全保障合作对话”机制，加强军事技术交流，频繁展开海军和海洋警卫队的联合军演。2015年3月，日印举行防长会谈，双方同意为日本自卫队救援飞艇“US2”对印出口事宜早日取得进展而积极展开磋商，并同意日本海上自卫队继续参加美印举行的海上联合训练。(33)此外，日本极力推动日澳海洋安全合作。2014年6月，日澳“2+2”会谈就共同开发防卫装备品合作达成了实质性共识。针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双方也积极配合，共同牵制中国。 三、中国的应对：竞争中求合作 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认知偏差及对抗措施干扰了中国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正常运行，增加了周边国家对“一路一带”倡议意图的战略性疑虑，影响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舆论环境，同时制约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当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处于起步阶段，合作构想尚在发展之中，而且日本政治界、经济界、学界对该战略的认知也尚在初始阶段。中国应当抓住机遇，善加应对日本的对抗手段，为中国“一带一路”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第一，立足于中日战略竞争的现实，做好应对日本搅局的充分准备，以竞争求发展。随着中日实力地位的转化，两国围绕地缘政治、海外市场和文化价值观摩擦不断，战略竞争呈现多元化新特征。安倍上台后将中国作为主要威胁和战略敌手，鼓吹“积极和平主义”，推动日本政治军事右倾化，加快修宪扩军，大搞历史修正主义；外交上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对抗中国，利用“价值观外交”构筑对华海洋包围圈，中日关系进入“冰河期”，战略竞争加剧，并出现长期化态势。但是，中日战略性碰撞和角力的时代可能刚刚开始。(34)日本并不甘心拱手让位，对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期。 中国“一带一路”是大战略设计，其实施也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应保持战略耐心，把握大局，维护“一带一路”战略依托的和平稳定环境，清醒认识发展机遇的重要性。对日本搅局的行为应冷静判断，保持理性克制，避免双边争端的升级和恶性竞争局面的出现，做好应对日本搅局的长期准备。中国仍要坚持以实力求和平，以实力保发展，对日本威胁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积极防御。同时在“中国梦”的引领下提振经济实力，实现国内全面可持续的发展，逐渐拉大与日本的实力差距，中国就能掌握战略主动权。面对外部干预和挑战，中国越是发展，反制措施就会越多，对和平的维护也就越有利。(35)另一方面，应对日本的搅局更需要长远的外交准备。在中日两国战略互信缺失、战略抗衡加剧的当下，两国政治接触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中国应当保持与日本功能性机构之间的沟通，为维护双边关系稳定寻求出路。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逐步增加高层政治对话的机会，积累共识，管控分歧。同时，中国需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只要中美关系得到良性发展，日本搅局中国“一带一路”的行为就会有所克制。 第二，在实务层面寻求与日本的合作，拓展中日间的良性互动，弱化日本的敌意，纠正其认知偏差。中国要弱化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敌意，应让日本在经济项目上有钱可赚。中日韩自贸区是中日合作的重要平台，自贸区建设将有助于消除中国与日韩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扩大中国对日韩的贸易和投资规模。(36)中日韩三国应继续充分利用“中日韩运输及物流部长会议”机制和双边政策对话，推动东北亚运输物流网络建设，实现无缝物流体系。(37)“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是中日经济往来的重要通道。公元727年，渤海民族开辟了珲春至日本奈良的海上航线，打开了中日贸易新格局，以珲春为起点的“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得以贯通。(38)近年来，日本积极支持地方政府和企业介入图们江国际合作开发，重视中国东北地区在日本贸易与投资领域的重要地位。中国应当依托图们江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发挥珲春东北亚地理中心和“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纽带的作用，复兴“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利用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边境自由贸易区增进合作，加强环日本海各国港口的互联互通，建立“环日本海经济圈”。 纠正日本的认知偏差还需拓展中日间的良性互动。中日应积极推动首脑会晤和高级别政治对话，加强战略沟通，增信释疑，重塑合作信心。两国应尽快重启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传达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合作诚意。中国的“一带一路”并非将日本排除在外，“一带一路”应该是网状而非辐射状。(39)此外，要充分发挥公共外交的补充作用，有针对性地向日本经济界及学界人士阐明中国“一带一路”的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 第三，增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力，减弱日本对外援助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恶性竞争局面。“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最终还要依靠中国自己，而不能寄希望于竞争对手的宽容和外部挑战的自我消退。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确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40)因此，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竞争力的增强尤为迫切。只有中国自身拥有较强的竞争力，方能在国际基建项目竞争中抢得先机，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的互联互通。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竞争力的提高应遵循市场导向，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支持与配合。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企改革已成为推动企业顺利“走出去”的一步关键棋。国家应实施好海外企业联盟、完善法制配套和完善分工制度等措施，融合国有资本和民有资本，建立“混合所有制”的企业结构新局，才能进一步激发社会优质生产要素，带动生产方式革新，以及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41)为了应对当前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阻截，中国政府应将丝路沿线和周边重点受援国作为未来对外援助的优先考虑地区，新增援外金额应协力“一带一路”战略重点扶持项目的开展。通过援助项目推动国内企业海外发展，为促进企业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创造平台。 此外，作为对外投资后起之秀的中国必须看到，与拥有60年对外援助经验的日本在丝路沿线展开竞争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中日经济外交竞争不应是零和游戏。⑦中国需要做的是扭转双方的恶性竞争局面，在竞争与合作中寻求平衡。以高铁项目为例，中日两国在产业链中各有分工，中国主要是承包海外高铁建设，日本的强项是出口机车，所以中日的竞争并不完全是一个层面的竞争。(43)由此可见，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合作共赢的机会仍然存在。而且，丝路沿线各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较大，投资市场广阔，完全容得下中国和日本。中国企业和政府仍有较大的空间扭转与日本的恶性竞争局面，寻求与日本的合作契机。 第四，强化海洋危机管控，缓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压力。日本搅局印太，将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周边环境造成破坏，延缓其发展进程。同时，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通航压力。中国应以友好相处之道，坚持以和平方式管控海洋争端。李克强总理提出：“我们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海洋霸权，致力于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当事方直接对话谈判解决双边海洋争端和纠纷。”(44)中日两国要以四点共识为原则，加强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完善危机管控方式与手段，避免突发事件引发危机升级，引发两国关系的全面性对抗。南海问题是当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直接影响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海上合作。在强化南海存在、获取正当利益的同时，不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大局，应该成为中国处理南海争端的准则。(45)中国应防止日本介入导致的海洋争端南北联动，降低岛链围困的地缘压力，并与南海争议方排除干扰，建立互信，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同管控海洋危机。 航道安全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46)印太地区是全球海上交通要道，但海盗、海上恐怖势力以及海洋自然灾害的日益凸显威胁着航道安全。中国应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与印太地区各国共同维护海洋通道安全。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对海洋通道依赖性较高，而且，日本的海上交通线绝大多数也集中于印太地区。因此，维护海上航线也是日本海洋战略的主要目标。中国应在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以及海上搜救等领域扩大与日本的利益交汇点。中国应向东盟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海上安全公共产品，认真落实《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宣言》，建立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为海上通航保驾护航。只有保障海上通道安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才能顺利推进。 注释： ①[日]「習近平外交の中核飛躍的発展の可能性を秘めた中印関係のゆくえ」、『現代ビジネス』、2014年9月26日。 ②Toshiya Tsugami,"The Silk Road Bubble:Impossible for China's High-speed Rail Plan to Turn Profit",The Asahi Shimbun,http://ajw.asahi.com/article/forum/politics_and_economy/east_asia/AJ201503090071.(上网时间：2015年6月5日) ③[日]「中国、「日本外し」のインフラ銀行アジア16カ国と」、『朝日新聞』、2014年5月3日。 ④[日]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習近平政権の外交政策大国外交·周辺外交·地域構想の成果と矛盾」、http://www2.jiia.or.jp/kokusaimondai_archive/2010/2015-04_005.pdf.(上网时间：2015年6月1日) ⑤[日]「習近平外交の中核飛躍的発展の可能性を秘めた中印関係のゆくえ」、『現代ビジネス』、2014年9月26日。 ⑥"TPP Crucial in Shaping Asia's Economic Order",Nikkei,February 5,2015,http://asia.nikkei.com/magazine/20150205-Changes-in-the-air/Politics-Economy/TPP-crucial-in-shaping-Asia-s-economic-order.(上网时间：2015年6月5日) ⑦“日本经济师江原规由：‘一带一路’将成为超级自由贸易区”，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12/c_127489817.htm#pinglun.(上网时间：2015年6月6日) ⑧转引自陈友俊：“日本缘何对亚投行‘若即若离’”，《文汇报》，2015年3月27日。 ⑨[日]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習近平政権の外交政策大国外交·周辺外交·地域構想の成果と矛盾」、http://www2.jiia.or.jp/kokusaimondai_archive/2010/2015-04_005.pdf.(上网时间：2015年6月1日) ⑩Toshiya Tsugami,"The Silk Road Bubble:Impossible for China's High-speed Rail Plan to Turn Profit",The Asahi Shimbun,http://ajw.asahi.com/article/forum/politics_and_economy/east_asia/AJ201503090071.(上网时间：2015年6月5日) (11)Toshiya Tsugami,"The Silk Road Bubble:Impossible for China's High-speed Rail Plan to Turn Profit",The Asahi Shimbun,http://ajw.asahi.com/article/forum/politics_and_economy/east_asia/AJ201503090071.(上网时间：2015年6月5日) (12)[日]平和外交研究所「中国にょゐ海上シルクロ-ドニ」、http://heiwagaikou-kenkyusho.jp/china/594.(上网时间：2015年6月7日) (13)刘江永：“地缘政治思想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日本学刊》，2015年，第3期，第7页。 (14)朱锋：“安倍参拜晋国神社与中日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期，第6页。 (15)Shinzo Abe,"Japan is Back",February22,2013,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130222_speech_abe.pdf.(上网时间：2015年9月15日) (16)"Sixty Years of Japanese ODA",Public Relations Office Government of Japan,August 2014,http://dwl.gov-online.go.jp/video/cao/dt/public_html/gov/pdf/hlj/20140801/06-07.pdf.(上网时间：2015年6月10日) (17)"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hite Paper 2013",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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