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规制水平的选择与优化——基于社会福利函数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食品安全论文,函数论文,规制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3)03-0054-07
一、引言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食品安全不仅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健康、食品产业的发展，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食品安全规制因此也成为各国食品政策的一项中心内容，已上升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由于食品安全的规制会对相关主体造成一系列的影响，如生产者成本的变动，加工者技术的选用，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变化等，各国对食品安全的规制又存在较大的差异，以食品安全标准为例，不同国家，往往对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并不一致，这就引致了对食品安全规制选择水平的研究。
对食品安全规制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者支付意愿[1]、成本收益对比[2]、社会福利影响[3]等领域，而在食品安全规制的福利效用研究方面，又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主要讨论要不要规制的问题，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信息经济学、均衡分析等，研究的一般结论为，由于食品自身信任品的属性，导致消费者难以对其安全信息进行识别，从而产生了信息不对称，生产者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存在道德风险的倾向，使消费者的福利受到影响，在这种状态下，政府规制的目的在于消除信息不对称，保证食品市场的有效性，实现交易中的帕累托均衡[4]；第二个层面主要讨论规制的度的问题，即承认了规制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规制应在何种水平上才是合理的，研究的主要方法有成本收益法、支付意愿法或疾病成本法等[5]，这一层面的研究目前已经成为食品安全规制福利效应研究的主导。本文亦立足于对第二个层面进行探讨，即假设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食品市场是有效的，因此处在了帕累托曲线上，社会决策者如何选择规制水平(如食品安全标准的水平)，才是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诉求的，本文将结合食品安全规制中社会福利函数的选择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二、基于传统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形式的分析
基于理性的合理假设，消费者对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的诉求存在不饱和性，对政府的规制政策也大都持支持态度。但现实状况是规制水平往往会使食品生产企业增加成本，在不考虑企业败德行为的条件下，充分、完善市场中，增加的成本势必会传导到食品的最终价格上，使价格上升，而理性消费者的效用又是价格的减函数。因此，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如果同时考虑食品安全风险与价格两个变量的话，基于效用最大化考虑，消费者将会对食品安全的规制水平有不同的偏好。在消费者效用为序数形式，且人际间不可比较的假设下，维克瑞(Vickrey，1960)已经证明[6]，不存在满足阿罗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因此，也就无法对不同食品安全规制水平下的社会福利进行比较。为了对不同状态下社会福利进行比较，传统的假设为个体福利函数为基数形式，效用的增量对于个人是有益的，并且可在个体间进行比较。
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支付意愿往往与收入成正比[8]，并且，收入越高越能承受相对较高的食品价格[9]，也就是说，食品安全风险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程度与收入成正比，价格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与收入成反比，在此假设个体消费者在购买并消费食品时，其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θ*即为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食品安全规制水平。
中等收入居多的社会可以用正态分布来表示，但由于正态分布与均匀分布都具有对称性，因此，此种社会对最优食品安全规制水平的要求与收入呈均匀分布的社会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此不做单独讨论。当社会处于富裕主导型或贫穷主导型的状态时，为研究的便利性，在此假设其收入分布为分段函数，具体形式为：
三、伦理、社会福利与食品安全规制水平的选择
在现实中，食品安全规制水平选择时，两种形式的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不能被忽视，即精英者社会福利函数与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在两种社会福利函数的指导下，食品安全规制水平存在过高或过低的倾向。
1.精英者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的食品安全规制水平选择
精英者社会福利函数遵循以精英阶层，即社会富裕阶层福利为社会福利目标，具体形式为：
。这种社会福利函数形式虽然有悖于基本的伦理准则，但由于精英者的社会地位较高，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对社会选择的影响较大，且精英者社会福利函数具有一定的激励功效，因此，现实中以精英者福利作为社会福利追求的情形却并不罕见。在食品安全规制水平的选择中，精英消费者对于安全风险较为敏感，其效用将在更大程度上随着规制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倾向于强化食品安全规制。以农产品为例，精英消费者更倾向于支持原生态的生产模式，以确保食品的营养与安全[10]。在中国，从社会层面按精英者社会福利函数形式进行食品安全规制虽然并不常见，但精英阶层却经常通过把中国食品安全规制标准与国外发达国家规制标准相对比，进而提出符合其阶层效用最大化的政策建议，作为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的选择加以宣扬。另外，在难以影响社会食品安全规制标准时，高安全标准的食品特供成为精英者的一种替代选择。
2.罗尔斯福利函数形式下的食品安全规制水平选择
对于可应用于每个人的效用函数的任意但共同的正转换，状态的社会排序必定是不变的，且满足匿名性与哈蒙德平等性的伦理约束。由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可以看出，社会最劣处境成员的福利水平应当指导社会决策。由于低收入者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因此，按照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形式，食品安全的规制水平应当主要参照低收入者的诉求来制定。由于收入越低，消费者对给定的安全风险越不敏感，而对价格越敏感，因此，食品安全最优规制水平应低于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的最优规制水平θ*。现实中，按照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形式进行的社会决策较为普遍，特别是对于粮食、蔬菜等缺少需求弹性的生活必需食品，政府往往基于低收入群体福利考虑，放松规制力度，以避免由于规制提升而造成的食品价格上升，从而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这一考量的结果最终造成了食品安全规制的放松②。
四、食品安全规制水平的选择与福利优化
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缺乏伦理的考量，精英者社会福利函数更有利于少数精英群体，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虽然满足了匿名性与哈蒙德平等性的伦理约束，但却很容易引起这样的疑问：难道食品安全的低水平规制是符合社会福利的吗？这似乎与直觉存在一定的矛盾，对食品安全规制水平的选择，必然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
1.影响食品安全规制水平选择因素的再思考
首先，基于健康权的讨论。获取安全的食品是现代社会中每一位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不应过分地受到其经济基础的影响。食品作为一种基础而又特殊的物品，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特别是温饱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时期，食品甚至是人类活动的中心主题，此时，经济属性占据了食品的基本内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当食品支付在社会收入中占据较小的比重时，社会属性、公共属性逐渐进入食品的内涵，获取充足、安全的基础食品已成为较为发达社会成员生存权的重要体现。因此，从这个视角来讲，为社会成员提供安全低风险的食品是社会决策者的责任，社会决策者必须通过有力的规制保障食品安全。
其次，基于消费者认知的讨论。低收入者之所以表现出对食品安全风险的重视程度较高收入者低，认知有限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很多研究都表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与收入正相关，基于此，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食品安全风险对高收入者的影响更加明显，这也是前文分析的假设③，而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即高收入者往往知识水平更高，能力更强，一般具有更多关于食品安全的知识，对食品安全的认知也更加充分。因此，在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获取相等的假设条件下，合理的推论是低收入者将对食品安全风险赋与更高的效用，可以进一步得出，低收入者对食品安全最优规制水平的选择也将有所提高。
基于以上讨论，对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食品安全规制水平的选择，并不能完全建立在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精英者社会福利函数，或是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的基础上，而应综合考虑消费者的诉求、伦理约束、消费者的健康权及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知等因素。
2.基于低收入者补贴的食品安全规制水平与社会福利优化
基于食品安全的社会属性、消费者的健康权及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认知的局限性考虑，政府应在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的最优规制水平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的规制水平，但规制水平的提高，虽然可以使高收入阶层的福利得到改善，而低收入者的福利则将会有所降低，特别是基于伦理的考虑，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表明，当低收入者福利下降时，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将随之下降。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政府可以考虑引入再分配机制，通过税收及补贴进行转移支付，从而实现食品安全规制水平的提高，社会福利改善的目的。
下面对低收入者补贴条件的食品安全规制水平与社会福利效应进行分析。在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假设存在两个消费者，其收入分别为n/2、3n/2，根据(1)式，两者分别消费规制水平为θ的单位食品效用之和为：
由(8)式、(9)式可以看出，U'＞U。因此，在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形式的假设下，通过转移支付，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另一个问题是通过转移支付后，最优的规制水平如何变化。由前文分析可知，社会收入趋于平均时，相对于贫困主导型的社会，最优规制水平将上升，而相对于富裕主导型的社会，最优规制水平将下降。由于现实中的转移支付远非财富的平均化，而是将富人的少量收入作为税收，转移给穷人，一方面，少量的富人可以补贴相对较多的穷人；另一方面，对穷人来说，货币边际效用的增加要大于富人货币边际效用的减少，因此，在对穷人补贴的政策下，食品安全最优规制水平的变化将受到穷人效用变化的主导，即实施补贴政策后的最优食品安全规制水平将上升。因此，在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对穷人实施补贴，不但提高了食品安全的最优规制水平，而且改善了社会福利。
在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形式的条件下，假设其收入的效用函数形式为：
五、研究结论
基于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形式的分析，食品安全的最优规制水平受到整体国民收入水平及消费者收入分布的影响，当国民收入水平整体较高时，倾向于提高食品安全规制水平，并且，富裕主导型社会的食品安全最优规制水平大于贫困主导型社会的最优规制水平。但在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消费者效用的简单加总忽视了社会个体之间的差别。现实中，食品安全规制水平的选择还受到精英者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与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形式的影响。精英者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以精英者的福利作为社会追求的目标，存在一定的正向激励，但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注[13]。另外，功利主义与精英者的社会福利函数形式均缺乏对食品安全规制过程中伦理的考虑。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虽然符合匿名性与哈蒙德平等性的伦理标准，但其以低收入者福利作为社会福利选择的要求，倾向于放松对食品安全的规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直觉相矛盾。食品安全规制水平的选择，不但要考虑消费者诉求、伦理约束，还要考虑消费者的健康权与低收入者认知的局限性，这又倾向于提高食品安全的规制水平。而通过对低收入者的补贴政策，无论在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还是在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最优的食品安全水平都将有所提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伦理约束，保证了消费者的健康权，改善了社会福利。在对穷人补贴的政策下，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食品安全规制水平，落在了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最优食品安全规制水平与精英者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最优规制水平之间。
注释：
①现实中，价格约束与风险约束的限制是非常弱的，本文接下来的研究将假设这种约束自然成立。
②这一点在对生产者规制决策中也有所体现，如目前中国很难对农户生产、养殖行为进行规制，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民属于弱性群体。
③一般来说，这一假设实质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度上会有所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