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在宋：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志论文,拐点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与地志，本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但在中国传统的功用文学观念的熏染下，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颇为密切和频繁。从两汉都邑赋对政治地理的解读，到六朝地记的山水化和郡书的传叙化，从宋代地名百咏的兴起，到明清两代竹枝词的泛滥，文学和地志一直在渗透彼此的写作空间，形成跨学科之交融。一直到今天，民间文人的竹枝词和官方报刊的百城赋，依然是文学界拟古创作的一道风景(虽然在质量上有很多不足之处)。从断代的角度来看，文学和地志的互动影响，此起彼伏，没有哪一方占据过绝对的主导地位。但用较长时段的文学观念和学术视角去考量，宋代实为文学和地志的互动行为发生实质性转向的重要时期。两宋时期地志编纂的普及和地方观念的进一步形成，以及地名百咏、都邑赋、竹枝词等文学体类在创作上的进步，使得前代的地志作品的文学化趋势，转向为文学作品的地志化，并对明清两代直至当代的风土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笔者强调的“地志的文学化”和“文学的地志化”，并非指地志的发展在总体上呈现一个文学化的趋势，或文学的发展在总体上呈现一个地志化的趋势。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其他学科的外力推动尚不至影响本学科整体发展走势的地步。笔者所说的“文学化”和“地志化”，是指在整个文学史进程中文学和地志两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主要流向，即存在一个从文学向地志渗透折返到地志向文学渗透的过程。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变化的趋势，而是趋势的变化，即介于两种变化趋势之间的“折返”和“拐点”的过程。前者关注的是一种文学类型或文学现象，而本篇关注的是文学发展史中的一种趋势和走向。只有深入地了解这一文学发展动态及其所包蕴的文学史意义，立足更宽广的研究视野，我们对其中一些文学现象的考察和把握才能更加到位。
一 有关“地志文学”概念的提出
中国文学发展至宋，出现了一种带有强烈、自觉的地理书写特性的文学体类，这些作品往往以一地的历史、地理、人物、风俗信息为吟咏对象，以一组数十甚至百首的结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用一种相对完整的方式来展现地方风貌。这一新兴的创作手法，通过几代作家们的观念推介和创作实践，最终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文学风尚，地名百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一文学类型，随着实践的积累和观念的融合，入元以后逐步与竹枝词、风土诗、纪事诗等其他文学传统合流，在明清两代进入创作繁盛期，现存作品数量可达十数万。虽然与明清文学的总量相比只是沧海一粟，但其上十万的绝对数量实不可小觑。然而，这一类作品，在传统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境地，研究者多以“风土文学”相称，难登大雅之堂。笔者以为，风土内容无法涵盖相关创作主题之全部，且“风土”这一定语略显主题先行，无法体现出作者深层次的文学观念。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提出“地志文学”的新概念，强调创作者的动机意识，强调文本的结构和功能，以使相关创作理念的核心价值得到进一步凸现。
从概念界定的角度来说，所谓的“地志文学”，是指以竹枝词、纪事诗、风土杂咏、地名百咏、都邑赋等文类为载体，带有较强的地域采风、补史功能的文学作品。抽象地说，是指以公共地理空间为写作对象，有着较自觉的志书书写目的的文学作品。
这里，有必要将“地志文学”与其他几个相关概念作一区分。首先，笔者所谓的“地志文学”是一个文学概念，它不同于史学概念上的“地志”或“地记”。虽然在今人眼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是非常优秀的散文作品，但从历史现场来看，这些作品的第一文类属性，应该是私人撰写的地书。它们身上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只是私家著史附带的一种风格印记，不妨称之为“地志书写的文学化”。而“地志文学”所涉及的，主要是诗、词、赋等狭义的韵文文学，它们的第一功能是传统诗学意义上的言志、缘情、体物，却由于某些外力的介入，衍生出一定程度的、较为自觉的地理书写功能，并落诸创作实践，笔者称之为“文学写作的地志化”。尽管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地志与文学的交叉研究，但文学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却大不相同，且两者的主要发生时段也有前后之间隔，应当区别对待。
其次，“地志文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文学”。地域文学主要是对文学现象的一种地域观照，研究者关注的是某一地区的文学群体和文学活动，以及受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而生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学特征。如明诗中的吴中派、越中派、闽中派、西江派，清词中的云间词派、松陵词派、柳洲词派、梅里词派、阳羡词派、常州词派等。地志文学则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地域观照，强调的是作品的内容和结构，以及创作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对文学作品中地志书写行为的认可和实践。
再次，“地志文学”也不同于现代学科视角下的“地理文学”。虽然两者都聚焦于文学作品，但地理文学是一个由读者来界定的概念，它的涵盖范围，随着读者文学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譬如山水游记，以今人视角来看，自然是地理文学，包蕴了很多地理元素，但以作者本位视之，只是一种个人经历的书写，并非自觉的地理书写(《徐霞客游记》等作品属经典个案，缺乏普遍的意义)；又如以“八景诗”为代表的景物诗歌，以今人视角来看，的确有很多别样的风光，保存了一时一地的自然风貌，但从作者的创作路径来看，这只是一种写景文字，有太多虚构、想象的成分，缺少充足的写实元素。相反，地志文学则是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概念，强调的是作者的创作动机，这一概念属于作者界定，更能体现当时文学创作的原貌，也更趋近区域历史社会的现场。而且，地志书写的深层次含义，是“采风”、“补史”的儒家文学理念，因为有经典理论的支撑，“地志文学”概念的涵盖范围一直没有太大的浮动。这种悠久性和稳定性，对任何事物的理论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 中世文学自觉与六朝地志的文学化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准备采用传统的文学断代分期法，而是借鉴了日本汉学的研究成果，以“中世文学”、“近世文学”的概念来与文学、地志的发展脉络相匹配。有关“中世文学”、“近世文学”的系统提法，较早出现在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中，后经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一书中大力倡导，而在大陆学界产生颇具规模的学术影响。这一文学史概念，最初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中借鉴而来，本来就跟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之置于古代地志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之中，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无论是地志的文学化，还是文学的地志化，都强调创作者的自觉意识，即根据作家的内心理路来区分文本的动机和功能，还原作品的演变轨迹，将之与强调文学人性论的三世文学分期法相对照，或许更贴近这两种文类的发展本质。
在讨论中世文学自觉之前，我们无法回避两汉京都赋在风土韵文中的开山之功，及其在地域历史书写中的重要地位。从文体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当然属于辞赋，但从作家的创作动机和态度来看，作品的属性同样接近地理典籍。它们到底是志书还是文学，是史部作品还是集部作品，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在班固、张衡等人创作京都赋的时代，虽然已有楚辞、汉大赋等相当成熟的个人文学作品，也有《三秦记》、《云阳记》等不甚成熟的地记，但总的来说，当时还没有自觉的文学理论，更遑谈自觉的方志理论。学人对京都赋的属性界定，更多是后人在文学自觉理念下对前代非自觉状态下的文本创作的一种观照，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的原貌①。毕竟中国的图书分类法自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开始成型，东汉初年只是图书分类理论的初创期，创作者对都邑赋的属性界定不会非常清晰和自觉。只有图书分类逐渐精细，读者对各个学科门类的认同日趋强烈，才会出现所谓的学科之间的互动行为。实际上，无论是后来归属集部的辞赋，还是归属史部的志书，如果跳出文体分类的视野窠臼，他们都属于一种当时的“历史叙事”，并没有太清晰的学科界定。既然没有学科的归属意识，那么“文学化”或“地志化”等互动概念也就无从谈起。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化”或“地志化”影响，只有在相关理论自觉的前提下才会发生。
现今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化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一系列文学理论著述的问世，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逐步成型。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体系化，直到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方才成型。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觉要早于史学理论的自觉，而六朝时期正是处在文学自觉和史学自觉之间的特殊时段。作为两个发展步骤和节奏前后快慢有差的学科门类，文学和地志的发展，必然存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影响未成熟学科的短暂过程。这个过程表现在文学史之中，就是在自觉化的文学创作意识和理论观念的影响下，六朝地志(包括地记和郡书，属地志的初级形态②)书写呈现明显的文学化趋向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书写风格的文学化，二是书写体式的文学化。
书写风格的文学化，是六朝地志文学化的最鲜明特征。无论在地理形胜的描绘上，还是人物故事的叙述上，都散发出鲜明的文学气息。其文学史意义，既体现在静态层面上的六朝地志的艺术化、审美化价值，更体现在纵向、动态层面上的文学性的地志书写对后世山水文学、传记文学的多方面影响。一方面，地记中关于地理风貌的书写，经常出现山水化的倾向，描绘山水之秀丽，是当时地记的主要特点和功能之一，这对后世抒情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知几说“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④，就是对这一类文学美化行为的批评。另一方面，郡书中记叙地方人物的文字内容，是中国早期传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叙事文学发展演变中颇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尽管刘知几批评郡书“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⑤，但六朝传叙文学中的人性书写视角，一向被认为是古代传记文学中最精华的一块，在唐代禁修私史以后，近乎绝迹⑥。当然，郡书中的传叙描写，受到篇幅的限制，且夹杂着一些乡曲偏见，与《曹瞒传》、《法显列传》等相对独立的优秀传叙文学作品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如果六朝传叙文学的研究不计郡书这一重要门类的话，不仅在数量上有相当大的损失，而且在文学元素的多样性考察上也无法展现其全貌，其价值不容回避。
地志书写体式的文学化，虽然没有书写风格的文学化那么影响深远，但也不容忽视。这里所指的体式，是指整个地志的结构和框架，而不是指具体某一部分的文体样式。表现在具体作品上，最重要的就是图赞类地理书籍的出现。如郭璞的《山海经图赞》，每标目下皆用四言诗歌来概颂相关内容，用词简赅，用语古雅，既是袖珍版的《山海经》，又是韵文版的《山海经》。这个时候，韵文不再仅仅是文本细致描绘的艺术需要，在整个地志结构的组成和支撑上，也起到一个与其他文类(或图类)互动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如明邝璠的《题农务女红之图》竹枝词，清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中编录的台湾风土诗⑦，明显受到郭氏书写模式的影响。这一类创作和编纂，固然只是地志与文学互动的一个侧面，数量上不够规模，质量上也有欠造诣，进入不了主流文学史的视野。但作为一种客观的文学存在，较之书写风格的文学化，它身上反而显现出了更多的接近后世“地志文学”的特质，如韵文体的普遍运用、诗歌连章模式的初级形态等，有必要引起足够的关注。
三 唐宋类书的出现与风土文学的地志化
古代地志的文学化趋势，进入隋唐以后逐渐变弱，无论是在创作规模上，还是在创新程度上，皆无法保持六朝时期的水准。直到两宋时期，这种文学与地志的互动影响才重新抬头，但却表现为风土文学的地志化趋向，历经元、明两朝，至清代达到最高峰。透过这条脉络可以看出，唐代是文学与地志互动影响的一个低谷期，那么，从先唐地志的文学化，到唐宋以后文学的地志化，两种发展趋势之间是如何消长和转变的呢？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地志的文学化趋向逐渐消减，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唐宋类书的出现，促成了志书的类目化编纂趋势，相关编纂越来越趋向科学一路。从唐代的《初学记》，到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再到明代的《永乐大典》，类书编纂的不断成熟，使得古代知识体系不断完善，学科分类不断细化。这种趋势映射到地方上，便是志书作为一种地方社会的集成式写照，在很大程度上也显现出类书的编纂趋向，甚至可以说，地志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有地区阈限的类书。换句话说，随着知识分类越来越精细，地志书写中的碎片化纪实代替了整体性纪实，私人发挥的虚构空间越来越小，文学色彩变淡在所难免。较之六朝的地记，唐代的图经就显得较为严谨，结构也更加规范，这与知识类目观念的深入人心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志书的类目化趋势，并不是一个去文学化的过程，因为方志类目化后衍生出的单卷艺文志，包含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志书编纂者鲜明、独立的文学学科意识。但笔者以为，文学学科观念的兴起和著述的文学化趋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方志艺文志的出现，固然体现了编者对文学这一单独学科的重视，体现了编者对不同学科划分的泾渭分明的编纂态度，但这种文学学科独立性的强化，恰恰意味着志书本身文学书写性的弱化。唐以后的志书无论在叙述上还是结构上，所容纳的文学元素都越来越少。艺文志固然是地域文学繁荣的一种表象，但这种繁荣是在史部文献之外的独立繁荣，它只是借用了方志这个躯壳和平台，跟方志自身的发展趋势没有实质关系。
另一个原因，就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对文学属性及功能的规范，此不可忽视。中唐以后勃兴的儒学复兴运动，强调儒家的功用主义价值观，强调道德、文章兼美的审美理念，这对六朝以降直至盛唐日趋兴盛的玄学、佛学思想，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文学的非审美功能被重新认知，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创作观念得到不断宣导，骈俪文风和浮靡诗风被逐渐排斥，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代学术意义上的纯文学的发展。当代文学理论体系下的风格、语言、声律、主题等文学要素，其艺术审美取向大多比较接近佛学或玄学的某些特质，这些都在儒学复兴的影响下进入平淡期。地志书写中原有的山水化、传叙化的文学风气，也在这样的文化大环境下趋于衰弱。
在地志文学化趋势变弱的同时，文学地志化的发展动态则日趋活跃。这一走势与中国在宋代以后进入近世社会有一定的关系，“近世”所强调的民众意识、底层意识、商业社会意识，都是风土文学滋生的良好土壤。首先，宋代文人“地方”观念的强化至关重要，在风土文学的地志化过程中，主要体现为文人的乡土认同感的增强。此为文学地志化发生的主观条件。美国汉学家包弼德提出“地方”的兴起，认为南宋以降，“地方”的观念变成士人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⑧。在两宋以前，“地方”只是作为一个行政区划或方位名词而出现，没有太多的乡土指向，而到了宋代，人们对地方的理解已经有了边界意识，对不同地方的文化传统也有了更深刻的区别和认知。这种观念上的树立和转变，为文学的地志化书写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思想环境。
其次，非庙堂的地域书写模式进入传统韵文文学(诗赋)的创作领域，主要体现为地方文人书写权的强化、书写行为的普遍化。此为文学地志化发生的客观背景。唐宋以后，科举选拔日趋成为官场进阶的主流，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原本集中在贵族、士大夫手中的文学权力不断地分化和下移。所谓“下移”，从传统的作家阶层的角度考虑，指文学创作的底层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兴起；但如果从政治地理格局的角度来观照“下移”这一概念，则主要指文学创作的地域化趋势，更多地表现为地方文人书写权的扩张和普泛化，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行为，在传统诗文创作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文学作品中对中小地区社群的地理、文化面貌的描绘越来越多，以致有时候文学只剩下一个躯壳，实际内容已是对地域历史、地理信息的介绍和建构。不妨说，从地志的文学化向文学的地志化转变的内在原因，是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的转变以及书写权的平民化；而其发生转变的外力，则来源于学术门类细化后科学实证理念的逐步兴起。
第三，随着地志编纂的普及，较之史学理论更为精专的地志理论初步生成，并局部渗入到风土文学的创作之中，不仅体现在知识类目的细化和系统化上，还体现在结构层次、选题视角、功能定位、注释模式等诸多本体论、方法论层面的借鉴和化用上。这是文学地志化在发生阶段之后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也是自觉层面的文学地志化区别于自发层面的文学地理化的最根本要素。虽然两者都聚焦于文学作品，但“文学地理化”的涵盖范围无疑更宽泛，像山水游记这样的个人经历书写，作者本无意，读者自扰之，有人从中发现了艺术之美，有人从中挖掘出大量的地理史料信息。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的“地理化”是后世学者附加上去的概念，并不能体现当时文学创作的本来意图，毕竟像《徐霞客游记》这样的成熟作品在明清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移步换景的随兴书写。而“文学地志化”则是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概念，强调作者的创作动机，更趋近区域历史社会的现场，作家们将地志编纂中的结构、视角、功能、注释模式等原则和方法，自觉地运用于文学的创作实践之中，这为南宋以后地志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持。
行文至此，不禁有一疑问：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这一发生在宋代的趋向转变，果真是自觉文学观念下的一个重要文化拐点，还只是两种文类的单独发展轨迹的偶然交叉？笔者以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观察。第一个层面，如果我们只考察现象，而不考虑现象背后的自觉性，那么这两种情况其实并不矛盾。所谓的“拐点”，强调的是文学与地志的互动强度及此强度的变化指向趋势，用一条走势线显示即可；而所谓的“轨迹交叉”，则全景式地展现了地志的文学化和文学的地志化两条线索，必须用两条走势线来显示。但落到第二个层面，一旦我们强调文学发展中的自觉意义，那么这两种情况是有区别的。而笔者以为，文学与地志互动发展“拐点在宋”，绝非偶然。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文学理论一步入自觉化阶段，地记的文学化趋向随即出现；宋代地志编纂理论刚刚成型，文学的地志化苗头便紧跟其后。这两次时间点上的契合，既是观念引导创作的文学规律的必然反映，也是某一学科理论在成熟伊始阶段对其他学科产生的一种亢奋性冲击，有其必然的一面。简而言之，造成这一拐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史学理论(包括地志理论)的发展和成熟略晚于文学理论。
四 宋代“地方”观念与地名百咏的兴起
方志发展至宋代，出现划时代的开拓意义，无论是修志行为的普遍性上，还是方志成书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实质性的飞跃。方志的体例和内容也基本上在宋代定型，之后的明清两代，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最多只是局部的微调而已。作为“方志”的两个基本要素，“志”的建构，在两宋时期体现为志书结构的成熟和理论的深化；“方”的发展，在当时则体现为广大文人“地方”观念的形成和强化。在这样的理论和观念情势下，以诗歌为代表的韵文文学，开始出现一种地志化的发展特征。当然，与宋代文学文献的整体规模相比，地志化韵文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关键是这一文学创作现象在宋代的生成和崛起，对之后明清两代风土诗歌的辉煌起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和引领作用。
现存宋代书目中著录有不少单独成卷的怀古诗、题咏诗，如傅牧的《西湖古迹事实》之类，这类地名组诗在本质上与百咏已无太大差别，都是自成一体的歌咏一地风土的作品，其数量颇众，后人有“宋世文人学士歌咏其土风之胜者，往往以夸多斗靡为工”⑨之说。诚然，这些作品在创作规模和频率上不及明清两代那么蔚为大观，但它作为带动地方风土创作的一股风气，延绵近千年而不绝，其开先河之功，自不可没。即使从狭义视角切入，抛开那些创作性质模棱两可的怀古诗、题咏诗不谈，只考察自觉地以百篇为结构体系的地名百咏，在宋代也已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文学力量。现今流传下来的作品，如曾极的《金陵百咏》，许尚的《华亭百咏》，张尧同的《嘉禾百咏》，阮阅的《郴江百咏》，方信孺的《南海百咏》等，皆为当地风土吟咏的开山之作。另外还有不少散佚的作品，也可略窥一时一地的创作风貌，如杨蟠的《钱唐西湖百咏》、《永嘉百咏》等，虽全帙不存，当时的文学风气概可想见。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宋代地名百咏的生存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具有较鲜明的纪实色彩。百咏作者们对此表现出较高的自觉性，甚至已经意识到这是笔下作品区别于前人写景文学的一大优势。他们在创作之前会翻阅大量典籍，有的甚至实地采风，确保作品有较强的纪实性。如《西湖百咏》“每题之下各注其始末甚悉，颇有宋末轶闻为诸书所未载者”⑩；《南海百咏》“所作取南海古迹，每一事为七言绝句一首，每题之下各记其颠末，注中多记五代南汉刘氏事，所引沈怀远《南越志》、郑熊《番禺杂志》，近多不传”(11)。尽管这些作者未必预料到所征引的文献片段在百年以后竟依赖自己的作品而保存下来，但仅仅是“每题下各注其始末”的书写举动，相对于宋以前的文学作品来说，已算是颇为自觉的历史书写行为了。二、具有较深入的微观视角。与宏大的正史叙事不同，地名百咏是从某一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角度切入来进行创作，因此大多能跳出宏观视域，注重地域细节，具有一定的补史功能，特别是对一些地方历史社会信息的细节补充。当然，这一补史功能是从后人的角度来考虑的，宋人对此未必有足够的自觉意识，在严格意义上，真正有强烈、自觉的补史色彩的风土文学创作，在晚明以后才渐成传统。三、开拓诗歌的题材和创作模式。在两宋以前，虽然也有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王维《辋川集》二十首等较具规模的地名组诗，但杜诗主要抒写个人的游历情怀，王诗则侧重私人空间的景色描绘(12)，其意与吟咏地方的历史风土相比，依然隔了一层。二十首的规模虽然也不小，但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比较薄弱，不像宋代以后的地名百咏，具有良好的结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所强调的，不只是简单的作品排列和叠加，还有更多层次、更广视野的整体观照和把握。换句话说，在风土作品所包蕴的地方知识信息的结构建架上，宋代地名百咏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宋代地名百咏的缺点也很明显，同样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典故较多，内容抽象，有些作品没有注释就难以流畅地阅读。《华亭百咏》“题下各为注，然百篇之中无注者凡二十九，而其中多有非注不明者，以例推之，当日不容不注，殆传写佚脱欤”(13)。由于《华亭百咏》的注文较少，博洽如四库馆臣，也觉得部分诗歌存在阅读上的障碍，猜想是不是在文本传抄过程中发生过注释文字的脱佚现象，足见其诗之艰晦难懂，其注之惜字如金。二、词汇、意象的重复度较高，有时给人千篇一律的感觉。“吊古之诗，大抵不出今昔之感。自唐许浑诸人，已不能拔出窠臼。至于一地之景，衍成百首，则数首以后语意略同，亦固其所。”(14)这种诗歌意象上的雷同，固然与作家文学素养的高低有关，但体式及内容方面的限制和约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生平阅历的平淡无奇，地理空间的单一性和狭小性，都难免抑制了作家的创作思维和情感。另外，创作上的急就章行为所造成的文学伤害也不可忽视，就现存作品看，无论是宋元还是明清，无论是地名百咏还是竹枝组词，很少有字斟句酌、长时间推敲的作品，反而逞才弄巧之笔不少，以夸大求多为能事，这种创作态度的偏离，同样是百咏诗“语意略同”的一个原因。三、有些作品尚未跳出咏史诗的窠臼，仍有借景抒怀的色彩，而不是就“地”论“地”。如王野评马之纯《金陵百咏》曰：“事核辞质，义正趣远，兴亡理乱之迹，盛衰因革之故，了然在目。览之者足以慨六代之遗风，垂万世之法戒，同于诗史。”(15)这里所谓的“诗史”，仍重在咏(古代)史而非纪(当代)史，无论是诗学意义，还是现实意义，都小了很多。当然，公允地说，这一点无所谓优点还是缺点。因为从风土纪事的角度来讲，宋代地名百咏所体现的历史书写观念的自觉性，只是相对于前代而言的，与晚明以后的竹枝词、纪事诗相比，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推动的过程，宋代的地名百咏不可能实践几百年后的文学责任，我们对此不必苛责。
如果我们跳出宋代的范围，进入通代的考察层面，可以看到，虽然从主题的角度来讲，地名百咏所侧重的山川古迹，只是风土地理中的一个二级门类，其所涵盖内容的丰富程度远不及后来的地域竹枝词。但笔者认为，地名百咏作为一种较独立的文学体式，仍有很多值得重视的文学特征，可作专题、深入的考察。一方面，地名百咏的体式选择，是五律、七律、七绝、排律皆可，它在文体学意义上比一概七绝的竹枝词更加宽泛和自由，能够包容更多的知识信息，能够在体式范围内给予作家才情更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地名百咏的发生时段和主题特色，决定了它不仅比竹枝词更早生成较自觉的纪实功能，而且在对历史、人物、人文地理等客观信息的记录上，较之纪社会、纪民生、纪风俗、纪生态的竹枝词更加细致，这是“拐点在宋”的关键所在。如宋人董嗣杲撰《西湖百咏》自序曰：“目得意寓，叙实铺写，非但如杨、郭二子披图按志，想象高唐而已。搜索奇胜，难遍以数。举此直据，予所见不以夸奇斗胜为工也。”(16)在董嗣杲看来，杨蟠和郭祥正所撰的《西湖百咏》，都是书斋中的产物，没有实地勘察的经历，只能算是一种付诸文字的臆想，而自己搜索直据得来的平实文字，更具史料文献的价值。到了明正统年间，寓居杭州的文士陈贽追和百首，杭州知府陈敏政为之序，对董、陈二人作品赞誉有加，以为“将与王摩诘《辋川杂咏》、朱晦庵《咏武夷九曲》及近时高季迪《姑苏百咏》并重不朽”(17)，他所提到的这几类作品，基本上涵盖了在竹枝词进入自觉纪实层面之前的大部分涉及地理书写的诗歌类型，而地名百咏正是明代中期以前这些文学地志化类型中的最成熟层级。
另说一句题外话，这些趋于地志化的文学作品，它们的学科属性为何，历代目录学家也是意见不一，存在一个不断辨识、归类、纠正的过程。以全国性的书目为例，晚明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将夏时《湖山百咏》、冯梦祯《西湖竹枝词》等二十多种地志文学单行本，全部著录在“史部·地理类”下，而杨维桢的《西湖竹枝词》却被著录在“集部·文史类”下。如果说以上做法充分考虑了作家的写作动机，夏、冯等人的作品带有鲜明的结构特征，而杨维桢编的《西湖竹枝词》，只是一部唱和诗汇编，没有太多的结构性，黄氏出于对创作视角与编纂视角的区别考虑，将诸书分在不同的子目下，尚在情理之中。那么，董嗣杲《西湖百咏》著录在“集部”，而陈贽《和董嗣杲西湖百咏》著录在“史部”，则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可见至少在明末清初，学者们对地志文学这一类型虽有初步的认识，却远没有到能作出自觉、精细界定的地步。到清代中叶，《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地志文学的属性界定，虽有模糊的一面，但已表现出较好的统一性。馆臣根据文学体式，将《华亭百咏》、《郴江百咏》、《金陵百咏》、《南海杂咏》等作品全部著录在“集部·别集类”之下，分类清晰，没有出现相同文类分居不同子目的情况。但需要留意的是，《朝鲜赋》没有著录在“集部”，而是著录在“史部·地理类”下，可知馆臣们的文类认知还是略显狭隘，尽管在不同诗歌类型之间达成了统一，却没有认识到都邑赋和风土组诗在书写目的上同样存在某种一致性。不过相对于清初学者的分类标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和规范。可以说，在清代中叶以后，虽然没有“地志文学”的提法，但对这一文学类型的认可已经趋于常态。之后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这一文类的大学科界定，即在传统书目中是置于史部还是集部。即使到了今天，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18)。
五 都邑赋、地名诗、竹枝词的三重呈现
从横向的角度看，都邑赋、地名诗(19)、竹枝词三种文学类型，在某种程度上，分别代表了体物大赋、文人诗、拟民歌三种文学体式。都邑赋侧重宏观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面貌的展现，虽然城市有大小盛衰之别，作者有尊卑高下之分，但他们都试图营造一种稳定、祥和的社会氛围，突出了体物大赋的浏亮功能，体现的是一种统治阶层的高位统筹视角；地名诗强调时间层面上的历史体悟(至少宋代多如此)，借山水园亭胜迹，注入历史人事，兴发作家情怀，这是脱离当下社会的相对静态空间中的时间追往，体现的是一种文人墨客的历史视角；竹枝词则注重挖掘微观世界中的生活细节和情感内容，咏男女爱情，咏田园兴乐，通过声诗的可歌性，将作品与渔歌、樵唱联系在一起，体现的是一种平民大众的底层视角。这三重不同角度的文学呈现，体现出较鲜明的社会层次感，代表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书写态度，每个角度的观照，都可以发现一些其他角度未能顾及的问题。当这三个角度依次呈现以后，可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一个地方社会的大致全貌。
以上所说，是三种文学类型在社会视角上的互补性，这是一个共时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切换到历时层面来考察，这种互补性在每个时代都是存在的，效果不同而已。那么，相对于前代，这三种文学类型发展至宋代，它们体现出怎么样的时代特征，可与“拐点在宋”的命题互为印证呢？
宋代的都邑赋不算多，存全帙者不到二十篇，与前代都邑赋相比，有两方面较明显的调整。首先，在地理空间的选择上，之前的汉唐都邑赋，以京都赋为大宗，如班固、张衡、左思、李庾等人的名篇都是如此，而到了宋代，赋家们的地理选择更加多样化，体现出一定的地方意识。既有杨侃《皇畿赋》、周邦彦《汴都赋》、葛澧《钱唐赋》这样强调皇权威仪和国家盛世的京都赋大篇，也有将描述视角转向政治中心以外地区的作品，如王十朋的《会稽三赋》。其实，即使是在京都赋内部，赋家们的观念也在发生细微的变化，如杨侃自言“彼逮其内，予言其外”(20)，故《皇畿赋》全篇专论京都周边郊县的地理、社会情况；宋祁《王畿千里赋》更是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展现出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发散性的书写特征。不可否认，宋以前作品也有以地方州县为题材的，如唐吕令问、张嵩皆有《云中古城赋》，刘禹锡有《山阳城赋》，但前者是边塞题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后者则主要在凭吊怀古，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都邑大赋，真正自觉地将都邑大赋的体式运用于普通府县描写的，起始于宋代，如储国秀《宁海县赋》一类作品，放在前代是绝难想象的。
其次，随着地理空间的去政治化，都邑赋中的市民色彩越来越明显。作品的主体篇幅也开始从政治描写转向城市商业描写和民众生活描写。比如杨侃《皇畿赋》中就有不少清新可人的田园式描写，与以往动辄歌颂升平气象的书写方法颇有不同。又如王十朋《会稽三赋》中有《会稽风俗赋》一篇，实宋代绍兴民俗之集大成，对后世研究宋代浙东民间文化有重要价值。至嘉定年间，史铸又病其不详，再加详注，四库馆臣评“十朋文章典雅，足以标举兹邦之胜，铸以当时之人，注当时之作，耳闻目睹，言必有征，视后人想像考索者，亦特为详赡”(21)。即此一事，便可窥见当时地志文学创作的普遍程度，以及都邑赋书写对象和权利的下行移动趋势。普通文人们或许无力涉及传统的史书纪事模式，但通过文学作品的系统书写和注释，同样可以起到宣扬地方文化、推动地方认同的作用。
地名百咏始于宋代，虽自我作古，但在体式传承上，亦有源流可循。一方面，在地方意识上，它与前代的地名杂诗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杜甫的《秦州杂诗》等，也曾被明清文人拿来与宋代百咏相提并论，甚至视为地方文人竹枝词的多个文学源头之一。但我们应当认识到，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别：无论是行政区划，还是山水胜迹，在杜甫笔下只是作家的一种经历、一个背景，并不是作品的核心主题；而到了宋代的地名百咏，这些地理名词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作家的直接吟咏对象。前者本质上是在写心，后者则是在写固有之外物。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看，这或许是一种倒退，但这确是宋代文学中相当普遍的一种地方文学经验和尝试，并在明清两代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如张尧同的《嘉禾百咏》，“徐硕《(至元)嘉禾志》已与陆蒙老所赋《嘉禾八咏》同采入‘题咏门’内”(22)，可见元人已认识到百咏诗与八景诗在功能性质上的某些相似性。同样源起唐代、而在宋代渐成一体的八景文学，它的绘景特征在保存历史信息方面不及地方百咏的纪实特征，它的八首、十首连章模式在结构的系统性和层次感上更不如百咏那么宏大完整，那么，八景文学是否算古代文学地志化的一种表现呢？笔者以为，唐代以来的地方名胜连章题咏，从书写行为所体现的地方观念以及组诗结构的运用来看，确实有文学地志化的一些趋向，说它是宋代地名百咏的源头之一，应不为过。但从名胜连章题咏及日后八景文学的内容纪实性来看，仍显得比较空洞和苍白，很难有效地承担起采风、纪史的文本功能。将之归入地志文学的范畴，与地域竹枝词、地名百咏等并列，则略显宽泛。
与都邑赋和地名百咏相比，竹枝词在宋代的发展可谓缓慢。与唐代刘禹锡、白居易等人的作品相比，苏轼、苏辙、杨万里等人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突破，依然停留在拟民歌的创作层面上。直到元代《西湖竹枝词》的出现，竹枝词这一体式的规模效应和地域属性才逐渐显现。较值得一提的是，“竹枝体”这一观念，在宋代已经出现。杨万里《圩丁词》小序有曰：“余因作词，以拟刘梦得竹枝、柳枝之声，以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劳云。”(23)自此以后，竹枝别称五花八门，多达百余种(24)，在某种程度上，杨万里可谓首发其覆。他的最大意义在于率先用“竹枝词”的概念范畴去涵盖其他一些风土化、地志化的诗歌类型。此后竹枝词的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其他如地名百咏、地域纪事诗、八景诗、杂咏、棹歌、衢唱、路程歌等诗歌体式，只要是七言四句的，一概被纳入广义竹枝词的范畴。这种泛竹枝概念的出现和形成，始于宋，继于元、明，盛于清，对竹枝词创作的昌盛无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以上无论是对文学与地志的互动关系的讨论，还是对所谓“地志文学”的概念界定，都是相当宏大的学术论题。笔者能力有限，论述难免浅薄。但是不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文学个案和文学现象的研究就显得隔了一层，只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难免可惜。譬如说，如果不强调古代文学与地志的互动影响力，就很难理解宋以后的都邑赋较之汉唐京都赋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就很难认清文学价值远逊于明清竹枝词的宋代地名百咏在中国风土文学发展史中的特殊意义；如果不提出“地志文学”类似概念，就很难将体式大相径庭的都邑赋和竹枝词的共有文化价值最大化，就很难厘清竹枝词与竹枝体、类竹枝体之间的复杂演变关系(25)。因此，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通过直面这些非只言片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来吸引学界对这一类跨学科论题作更多的学理讨论，同时也为相关的地志文学个案研究提供一个不甚成熟的理论平台。
①笔者以为，作为《两都赋》的作者，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家辞赋单归“诗赋”一类，固然可看出时人较自觉的文学观念。但由于《汉书·艺文志》没有单列“地理”一类(《山海经》归在“数术·形法”一类)，而“诗赋略”中的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类，分主抒情、说辞、效物、诙谐，又很难有效地涵盖都邑赋的创作主题。因此，作为新兴事物的两汉京都赋的属性界定，在当时并不清晰。
②笔者以为，从学科二级分类的角度讲，地记和郡书属不同的图书门类，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功能上，两者都有具体而微的差别，此自不待言。但若从学科一级分类的角度看，它们都属于地理书写，在本文中，与之对应的是文学书写。既然我们认识到风土诗、竹枝词、都邑赋等不同文体之间的同一性，自然也有必要去体察地记和郡书在与文学发生互动上的某种共通性(二者至宋代逐步合流为较成熟的地志)。如果纠缠于太细致的分类，难免会遮蔽大学科视角下的一些隐性线索。
③胡宝国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魏晋以来，“文的地位重于史的地位，史对文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文对史的影响却非常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史书的文字表达上”(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8页)。亦从史学发展的研究角度印证了笔者的观点。而他提出从汉魏的“文章”到南朝的“文史”，“反映了文史从混而不分到逐渐分离的变化过程”，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唐代是文学与地志互动影响的一个低谷期。
④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卷一○《杂述第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⑤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卷一○《杂述第三十四》，第194页。
⑥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绪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⑦邝璠《题农务女红之图》，邝璠编《便民图纂》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229页；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及《两采风图合卷》，《台湾文献丛刊》第90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版，第1—52页。
⑧包弼德著、吴松弟译《地方史的兴起：宋元婺州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451页。
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嘉禾百咏》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10页。
⑩《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西湖百咏》提要，第1416页。
(11)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卷三《南海百咏》提要，《续修四库全书》第921册，第36—37页。
(12)以连章组诗为形式的名胜题咏诗之起源，内山精也在《宋代八景现象考》一文中有相关论述，见《新宋学》第2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398页。他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封闭空间中的私人别墅、官舍园亭、寺院为对象，以交友范围内的有限群体为读者，具有内向封闭的性格，如王维《辋川集》、韩愈《奉和虢州刘给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韦处厚《盛山十二诗》、刘禹锡《海阳十咏》等；另一是以广阔地域或城市中的名胜景点与古迹为对象，用诗歌提炼地方胜迹的魅力，具有外向开放的特征，如李白《姑孰十咏》、刘长卿《龙门八咏》、刘禹锡《金陵五题》等。而后一类型的书写范式，又明显以沈约《八咏诗》为渊薮，在某种意义上，可算是地名百咏的源头之一。
(13)(1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一《华亭百咏》提要，第1388页。
(15)《(景定)建康志》卷四九《马之纯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4页。
(16)董嗣杲《西湖百咏序》，《西湖百咏》卷首，《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6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17)陈敏政《西湖百咏倡和诗序》，《西湖百咏》卷首，《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63册，第242页。
(18)如《中国丛书综录》将所有单独成卷的都邑赋、竹枝词、地名百咏归入“史部·地理类”，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将这些著述多数归入“集部·别集类”，少数归入“史部·地理类”，两套工具书对此类文献的学科界定截然不同。
(19)本篇所谓的“地名诗”，是指以地名为诗题，以地名所反映的地方历史、人物、地理、风俗为吟咏内容的诗歌，而非以地名为题材的“嵌地名诗”或“集地名诗”。
(20)《历代赋汇》卷三四杨侃《皇畿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
(21)《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会稽三赋》提要，第624页。
(2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嘉禾百咏》提要，第1410页。
(23)杨万里《圩丁词十解》小序，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卷三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43页。
(24)徐恭时在《上海洋场竹枝词序》中提出竹枝词的“同体别称”现象，汇计得竹枝词“别称”用词一百一十个。他在序中多次用到“竹枝体”一词，虽未明确释义，实际上指那些“同体格而标题别称之作”，见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翁圣峰在《清代台湾竹枝词之研究》一书中也讨论了竹枝词的“唯名定义”和“实在定义”问题，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25)笔者所说的“竹枝体”，包括棹歌、衢歌、渔唱等文学类型，虽然它们与竹枝词的发展时段前后有差，但都起源于民间歌谣，经过风土诗歌的淬炼，最后发展为自觉的地志文学，其发展走势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地域性质的杂咏、杂诗、百咏、纪事诗等，它们起源于文人创作而非民间歌谣，但在风土描绘和地志书写方面又与竹枝词有很多共同点，笔者称之为“类竹枝体”。这三者间的关系复杂难辨，笔者将另撰文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