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绪娟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210018
摘要：近期发改委有意放开药品价格制定，本文分析了政策变革的原因和可行性，论述了政策改革后，国家将通过何种形式来约束药价，以及政策改革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和机遇。
关键词：药品价格管理；医保支付价；价格监管；二次议价；仿制药
一、政策变革的背景与可能性
2014年10月27日，全国物价局局长会议在京召开，据内部消息透露，发改委有意放开药品价格管理，一时之间迅速引发热议。政府部门发布文件总有个程序，很多时候需要跨部门协商，最终没有发出来的文件也不少见。
但笔者认为，发改委做出此项决定是有根源和苗头的。今年上半年，低价药放开为价格改革试水。国家发改委曾请德国医保专家来交流经验，而德国医保支付是设定药品基准价。加之8月中旬以来，发改委价格司多名官员被调查，涉事官员几乎都曾掌管过医药价格大权，可见药品定价这项工作已成为政府和人民关注的焦点。
二、政策变革的原因分析
放开药品价格管理，意味着将取消最高零售限价。现行药品价格管理政策制定于2000年，其核心是政府以药品成本为主要参考，通过成本加成制定最高零售价格，企业在不突破最高零售价的前提下制定实际销售价格。
然而，最高零售价管理模式确实存在一定的缺陷，使设立最高零售价的意义一度受到质疑。
政府定价品种经多年招标，中标价一降再降，意味着最高零售价与市场实际交易价之间含水量极大。从2005年至2012年之间，国家发改委对23大类政府定价药品进行了18次价格调整，多数为下调最高零售价，再次印证了最高零售价的设定偏离市场实际交易价。
单独定价、优质优价的存在，使原研药品和仿制药品的最高零售价差距甚大，让“鼓励国产仿制药”空有标语。
三、政策变革后，如何来约束药品价格
（一）医保目录内的药品
将由医保部门制定“医保支付价”，医保基金按此价格与医院和药店结算。国内关于医保支付价格的确定，大致有三种模式，分别是三明模式、重庆模式和绍兴模式，三者的特点见下表：
三种模式关于“医保支付价”的争论焦点是，采购价超出医保支付价的部分由谁买单。若超出部分由医院承担，那么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二次议价将变得更为普遍。
至于上表中的“质量层次”的划分，按分类采购的思路，将分三组：一组为成分相同药品，一组为疗效相近药品，一组基于治疗价值，三组对应三个不同支付补偿水平，大多数仿制药在第一组，面临极低的支付价，第二组是仿制不多的原研、优质优价的仿制，第三组主要是专利药、创新药、独家名优中成药。因此，实施医保支付价后，大量低水平的仿制药将遭受较大冲击，第二组中的仿制不多的原研、优质优价的仿制将获得较好的支付价，第三组中的专利药、创新药、独家名优中成药将由与政府谈判获得理想的价格。
（二）血液制品
随着市场发展，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不断增加，竞争加剧，医保目录内的血容量扩充药在一定条件下可替代血液制品，如羟乙基淀粉注射剂、右旋糖酐注射剂等。故尽管血液制品存在一定的供求关系优势，但因其替代品的存在，放开最高零售价管理后，其价格也不会涨得离谱。
（三）一类精神和麻醉药品
实行严格的生产流通管理，定点生产，使用环节几乎不存在滥用情况，市场价格稳定，市场销量小。
（四）全国统一采购的避孕药具
主要是实行统一采购并免费提供给特定的人群使用，其价格可由财政与有关企业通过协商或招标的办法确定。
（五）专利药品（包括医保目录外的专利药品）、独家生产的中成药等市场竞争不充分的药品
放开价格有利于提高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但会建立多方（专利、招标、医保、卫生、药监等部门）参与的谈判机制形成价格
（六）低价药
仍继续实行日均使用费用上限标准控制，西药日治疗费用不超过3元，中成药日治疗费用不超过5元。企业可在标准范围内适度提高价格。
总而言之，国家发改委虽然放开了药品定价权，但药品作为商品在市场流通必然有其制约因素，无需为药价的上涨或下跌杞人忧天。
四、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与机遇
（一）价格制定转变为价格监管
国家发改委取消药品最高零售价管理后，发改委的职能将大大减弱。但笔者认为，对药品具体价格放开，并不意味着对药品价格行为的监管放开，价格行为的监管是以后发改委工作的重点。所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很可能改组为药品价格监测中心，下设多个处室，如国内价格监测处、价格要素调查处、分析预测处等。各省物价局/发改委的分管药品价格的处室也不会解体，而是由药品价格制定部门，转变为药品价格监管部门。
所以，药企对价格主管部门的政府事务工作仍然不可懈怠。只是政府事务工作不再苛求多出类拔萃，但求不拖后腿。此外，企业在医药活动中的合规性很重要，出厂价申报数据要合理，如果没有异样的行为，价格监管部门是不会主动来调查的。
（二）放开二次议价，企业利润空间缩水
取消政府定价后，会强化医疗行为的监管，卫计委会加强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管理，抑制不合理使用药械以及过度检查和诊疗，公开医疗机构诊疗服务收费及药品价格，强化医药费用控制。如此，可有效抵制过度用药和药品回扣现象。
那么，医院的收益从何而来？药价改革后，有一突破口，就是二次议价，采购价超出医保支付价的部分由谁买单。若超出部分由患者自付的话，老百姓顶多量力而行，根据经济条件选择。若超出部分由医院承担，二次议价在所难免，那将是高价药的“灾难”。
2010年之前政府文件并不承认“二次议价”的合法性，但多年的暗箱操作，使政府部门感受到药企的价格空间还是很有弹性的。直至2013年国家或将对药品招标规范进行重大改良，据媒体报道，目前卫生部、发改委、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正在加紧制定方案，即将出台的招标改良规范将前述条款中的“不得”改为“允许”，强调将“二次议价”推向透明化，医院可以与企业进行“二次议价”。
暂且不论二次议价是否能改变医生收回扣等现象，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全面放开“二次议价”，企业的运营成本必定会增加，无疑令企业的生存更加举步维艰。有关人士甚至认为，此举令医药企业除了养医生，还要养医院。
（三）企业研发方向将有所调整
既然二次议价在所难免，那唯有在招标环节努力，争取招标政策优势。
《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对多家生产、市场竞争充分的药品，实行网上集中采购；对市场竞争不充分的药品，建立多方参与的价格谈判机制；对临床必需、用量小、市场供应短缺的药品，由国家招标定点生产。
国内药企以往以生产仿制药为主，销量大、利润高。但招标政策改变后，企业如果想在招标采购中获取价格优势，应生产市场竞争不充分、临床必需的药品，今后可能要改变方向，适度转向研发创新药、独家品种，方可在大浪中生存下来。
（四）人社部门职能加强，相关医保部门工作量繁重
药品定价政策改革后，人社部门需承担医保药品的基准价制定，身兼医保目录遴选和目录药品支付价确定双重职责，重要性可见一斑。届时，医保处很可能人手短缺，那么政府关系较好的企业就有可能借调人手供医保处差遣。
当然，跻身政府部门内部这样的机会不是常有的，企业若想维系良好的政府关系，也可通过其他途径。笔者认为，在机构人员不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医保部门职能增加，必然会将前期琐碎的工作交给协会处理。药企可借机与协会进行课题合作，一方面可提高企业声誉度，另一方面所研究的课题关乎企业市场准入，在推进课题的同时达到企业政策事务的目的。
另外，深入进行药价改革，目前看还需要一些基础的条件同时推进。比如加速城乡统筹，三保合一，并确定管理归属；建立医保基金预算和监督制度，加快总额预付等支付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巩绪娟，女，1985年2月，本科，政策事务经理。
论文作者:巩绪娟
论文发表刊物:《健康世界》2015年2期供稿
论文发表时间:2015/11/16
标签：医保论文; 药品论文; 价格论文; 议价论文; 零售价论文; 政策论文; 企业论文; 《健康世界》2015年2期供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