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突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2)-01-0076-06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学科命名，并由此生发出的学科文学史意识、理念、规范等 ，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特定政治历史语境和审美历史语境的产物。
之所以命名“中国现代文学史”，且形成主宰半个多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 研究的已经体制化了的学科意识，究其原因可以进行多维度的探察，除了沿用在学科创 立之前曾有的“现代文学”称谓外，主要在于：其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国社 会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新阶段，这样便以新中国成立 为界碑将中国20世纪文学切割为两大区段，从“五四”到建国前则名之为“中国现代文 学”，建国后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至于这种划定是否合乎文学演变规律，后文将论 及)；显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定名，重要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考虑，这已是众所周 知的。“现代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特殊意识形态随着建国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 化结构的变化势所必然地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既要从理论导向上为新政治、新经济和新 文化提供舆论支持，又要通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培养新经济、新政治、 新文化建设与发展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其二，就文学自身格局的形成来说，五四文学传 统其内涵的丰富性、冲突性和深邃性、多向性，为中国新文学演变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中经三十年代发展到四十年代已出现了各种形态文学的多元并存的局面；但这多元文学 的发展态势却有强弱之分、主次之别，尤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不是协调统一的，而 是相当紧张。其中生成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和苏区的革命文艺直接导源了四十年代延 安文学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到了建国之初则成了强势文学，其他各种形态文学即使 代表了五四文学的主导传统也因不合时宜而成为弱势，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就变成了独 尊工农兵文学的一体化局面，这是文学的选择也是时势的选择。况且“中国现代文学史 ”作为一门学科，它的指导思想、阶级性质、文化范畴、历史地位乃至价值标准、方针 路线等，早已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献中有了明确 的论述，“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便被权力话语纳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范畴，成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新中国成立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终结，研究并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意味着在研 究和书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于是《新民主主义论》成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 论经典，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就是对这一理论经典的印证和阐释，这也是将新中国成立作 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底线的唯一的理论根据。其三，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在建国之初 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新学科，不论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建设的不遗余力推动其发展 的绝大多数作家，或者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新学科建构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欣然接受 并认同“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学科命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 次文代会上，茅盾做了题为《在反动派的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 做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分别对抗战以来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 发展的情态作了总结，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史论和史料根据；特 别郭沫若做的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 性质的论述，确认“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艺，而是无 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并认为“这样的特点中，无 产阶级领导又是最根本的特点”；又对三十年来文艺界的“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 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与“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 相互斗争的历史也做了总结。这个报告既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界定预设了有力根据 又为此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指导性的权力话语。上述三个报告不仅体现了新 政权对新民主主义文学的认定和今后人民文学发展的导向，也反映了大多数作家对中国 现代化文学的总体看法和对未来文学的期待。乃至1950年似乎已水到渠成地建立起“中 国现代文学史”这一新学科，自“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作品评论、文学思潮流派研究 和文学史书写都为新学科的形成作了学术理论和文学资料的准备，而是年5月中央政府 教育部正式颁布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中则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 家和作品的评述。”随后便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草拟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程 大纲，并在《新建设》杂志(1951年第4期)的“学术专栏”里发表出来，不久王瑶的《 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建国后第一部完整的史著便问世了。这就从教学大纲和写作实践 的结合上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基础，既反映出大多数学者认同这个新学科并勇 于承担建设新学科的使命，也体现出学者们接受了以政治理论框架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 的学科意识。
上述不厌其烦地从多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及其相关文学史意识 形成的粗略原因，虽然没作深入的开掘和有深度的论析，然而从这些确凿的史实与通晓 的道理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自身的正名，既有特定政治历史语 境和文化历史语境下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又有它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是彼时作家 们和学者们的自觉要求与理性期待，一言以蔽之，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因而当我们 立足于21世纪之初的认识制高点上，回望和反思建国之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 命名及其建设实践时，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又要尊重历史唯物主义，即使要解构“中国现 代文学史”学科意识也要熟悉该学科是何种结构形态，它的学科史又是怎样建成的。我 们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是可以进行更名的，也是同意对其学科理念、规范、 框架等予以调整和革新的；但我们却不能接受或认同在言谈对话或论著文章中出现的这 些论点：
一是说学科的建立只尊重社会规律不重视文学规律，意思是把建国前的新文学流变定 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完全依据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所决定的， 根本就悖离了中国新文学演变的自身规律。这种见解并不是没有根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的确是这样，任何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历史的转型，总是带来文学结构甚至文学性质、 文学形态的深刻变化，由于中国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社会政治结下不解之缘，所以 作为政治风雨表的主流文学随着新中国成立的社会历史转型而转型，这是势所必然的， 似乎把建国前的新文学演进加以终结且定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既合乎历史逻辑又合 乎思想逻辑。但就其实质来说，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逻辑推理上，并没有完全 反映社会的根本规律和历史的本质真实。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人民在政治上得到了政权， 却不能证明中国新民主义社会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历史已发生根本转型。当时有 些革命政治家就敏锐地察觉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仍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经过历史的曲折 和沉痛的教训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至今我们社会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这个 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阶段在诸多方面有着同质同构性，当前所完成的很多任务具有历 史补课性质。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可以反思和追问，如果当时能尊重一些政治家和 学者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态势的清醒理性认识，不仅不能武断地判定以建国为界碑是 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学，将多样化的文学发展态势窒息于一体化的文学格局中，使那些有 才华有个性有创造有追求的文学艺术家同化于普遍的公共的文学叙事和文学话语中，甚 至熄灭了个体艺术生命之火；而且中国社会历史向现代化转型也不会走这么大的弯路， 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史”正名 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时，既要尊重一般的认识逻辑更要尊重辩证逻辑，既要考虑权力话 语的理性更要相信自己的独立思考。至于以建国为界断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否悖离 了新文学自身演变规律，也应作具体分析。如果说中国新文学流变遵循一条他律性与自 律性辩证统一的规律，那么以1949年断代就是压抑了文学的自律性而扩张了文学的他律 性，使新文学的运演出现严重的倾斜；如果说新文学的发展始终以现代化与民族化的互 动规律作为制导，那么以建国为分界就意味着对现代化与民族化并行不悖规律的偏离或 切断。因为中国新文学沿着“两化”互动规律艰难前进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过 程并不能因为新中国成立而被人为的中断；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奠立的以个人为本位的 “人的文学”传统是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内在思想线索，那么以建国为界来终结中国现代 文学史的确是在很大程度上对它的悖离或否定。总之，中国新文学演进是个充满各种矛 盾悖论的错综复杂的过程，蕴含着多种多样的潜隐的或显在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制，因 此以建国为界石来归结中国现代文学史只能说悖离了某些文学规律而不是所有的规律； 况且，中国新文学发展到1949年虽然只是进行态而不是完成态，但是为了适应新学科建 设的需要和新政权建设的要求，不能不把进行态的新文学作为完成态的新文学予以终结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历史选择却也是一种无奈的文学选择。
二是说学科建立是被动的被驱逼的，就是说当时的作家和学者几乎一边倒地认同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界定，并非是自愿自觉的或经过学术民主商定的，完全是在政 治权力话语的威逼下或上级指令的硬性规定下而被动接受的，你理解也得这样做不理解 也得这样做，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如同过去的钦定修史，学者或作家完全失去治史的主 体性。这种说法缺乏实事求是之意，难以使人诚服。建国之初中央教育部决定大学开设 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并把它作为新学科来建设，的确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和教书育人 的目的，然而这种政治意图和育人目的并没有与广大学者和作家的主体意识发生尖锐冲 突，基本上还是顺民心合民意的，并没有权力机构通过文化专制手段威逼作家或学者去 接受或屈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规定和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纲领的学科 建设构想；而是组织老舍、王瑶等著名作家和学者集思广益地草拟《<中国新文学史>教 学大纲》，且发扬学术民主，将《大纲》公开发表，在《新建设》、《新中华》等刊物 上展开热烈讨论，提出不少商榷的意见，但在新学科建设中要突出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 学的领导作用却没有质疑，不约而同地把认识统一到《大纲》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建 国之初学界的历史真实。至于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领域成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重 灾区则另当别论了。
建国之初大多数学者和作者在思想上能够认同“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大纲并积 极付诸实践，我们想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心理在起作用。当时置身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 领域的文人学者或文人作家大致有三种心理取向：来自于延安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经过 文艺整风运动在与工农兵结合的实践中，早已消解了“唯有读书高”的优越感和自命不 凡的心理，在新的权威和新的偶像面前不得不熄灭追求精神独立和批评自由的梦想，不 得不亲自折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获取的启蒙理性的翅膀，不得不放弃曾经拥有的那种独 立创造、独立探索、独立评判、独立思考的品格和权益，把自己的形上理想和终极追求 完全寄托在新偶像新权威身上，以一个普通工作者或革命战士的身份投入夺取和巩固政 权的各种斗争；新中国成立他们是当然的胜利者甚至不愧革命功臣的称号，其中大部分 文人学者和文人作家在新的政权机构中获得双重角色即领导者与学者(或作家)集于一身 ，既满足了文人们压在心底的“学而优则仕”的潜在欲望又实现了他们投奔延安的时代 追求，所以他们的政治生命、艺术生命和学术生命与新政权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文 化人格和思想灵魂也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无差异，这种角色意识和思想倾向就决定着他们 主动地自觉地遵照“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去建构《中国现代文学 史》这一新学科，或者以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领导者的身份满怀豪情地组织发动文 人学者作家们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和教学。此其一。来自国统区的文人学者和文人 作家，大都抱有爱国情怀和民主理想，他们建国前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均具进步倾向 ，并渴望自己的爱国理想和启蒙思想通过革命政治家作为中介得以转换，能变成辉煌的 现实。所以新中国的建立给他们带来了光明和喜悦，从内心感到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 命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欣然接受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虽然在 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实践中诚心实意地来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但他们有别于延安过 来的文人学者之处乃是心中总是保持一种独立意识和自由品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 当时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今读起来也不尽是普通公共话语，个性色彩还是相当鲜明 的。此其二。那些来自国统区的自由主义文人学者和文人作家，其政治信仰虽然新政权 的建立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但他们的爱国情怀却有了新的寄托；作为作家和学者的自 由主义者在政治集团的激烈斗争中往往采取超然的中立态度，他们所关心的是国家的命 运和民族的存亡，故面对蒋家王朝崩溃、人民政权建立其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大多数文 人学者留在大陆足以说明他们是拥护新政权、愿意为新中国效力的。特别这些自由主义 文人学者在学术界文学界有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如果新政权能够正确对待他们，以胜利 者的宽大胸怀去谅解他们过去的失误，去缓解他们建国后的愧疚感和恐惧感，去尊重他 们已有的创作实绩、学术成就和独立个性，那么他们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上定会尽情 地发挥创造潜能和艺术才华。然而解放前夕以《斥反动文艺》所掀动的那股思潮却对沈 从文等一批自由主义文人学者予以抨击，若说建国之初有政治权力话语对文人学者的威 逼，那么这也许是重要一例。不过这次“横扫”的效果，并没有把沈从文这位著名的文 学家和大学教授“逼”上新文学创作的道路和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学科的轨道， 而是迫于无奈沈氏自己埋葬了自己的文学生命和学术生命，另择他途了。此其三。
从主导倾向来看，建国之初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正名并依据《新民主主义论》编纂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文学的选择，既适应了彼时新政权的需要又适 应了高等教育的需要，既适应了新文学发展的需要又适应了学术研究开拓的需要，既反 映了文学家的愿望又体现了学者们的追求，致使这门新学科在当时相对宽松民主的特定 政治文化语境和学术文化语境下经过第一代学者和许多作家的共同努力而创立起来，新 文学史观、理论框架、学术规范、操作规则等也初步形成，并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 》等一批学科奠基之作，显示了新学科建构的辉煌成绩也显示出新学科的巨大生命力。 但从反思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新学科初创的指导思想与历史语境已 隐含着非学术化非科学化的因素，这主要表现于：一是过分强调自“五四”以来(当然 也包括“五四”)无产阶级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的领导，硬从作家思想意识和文学作品里 挖掘无产阶级思想因素，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意识也说成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是阶级论也 说成是阶级观念，这不仅混淆了新文学的思想性、现代性的本来面貌，而且片面地抬高 了革命文学不应有的地位和价值，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越来越政治化、意 识形态化埋下了伏线。二是从延安整风对王实昧等人的批判到解放前夕对沈从文、萧军 、胡风等人的批判，现露出学术问题政治化、内部问题敌我化的错误倾向，并在文学界 、思想界、学术界造成冤假错案，这种无限上纲、混淆是非、乱定敌我、欲加之罪何患 无辞的做法，并没有在建国之初创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新学科时得到纠正，这不仅使 新文学史的编纂留下不应有的空白或诸多错误的判断和结论，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 学科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和遗憾。三是以所谓阶级论或阶级分析方法，把新文学史 上的文学思想论争或不同文学见解的分歧几乎都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把新文学作家 从政治上分成左中右，文学作品也进行了阶级定性分析，即不是无产阶级文学就是封建 阶级文学，不是资产阶级文学就是小资产阶级文学，所有的文学理论形态、运动形态、 创作形态乃至自然山水田园诗都贴上了阶级标签。这种对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作如 此机械化扩大化的阶级分析和阶级定性，在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中已明 显的存在，这为日后学科的发展完全被纳入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为纲的理论框架作了有 力的铺垫。上述的非学术化非科学化的危机因素随着时代的移迁和政治文化语境的转换 ，虽然在研究和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遭到一些坚守学术独立、追求历史本来面 目的文人学者的抵制，但历史上的反潮流者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当着一种错误的潮流打 着各种旗号风行并蒙蔽众人耳目时，少数有良知的先觉者是难以扭转潮头的。所以到了 极左思潮泛滥的岁月除了个别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尚坚持初创的学科意识、学术规范 外，大都落入非学术化非科学化的政治陷阱，中国现代文学史失去学术价值而变成那种 主观臆造的莫须有的阶级斗争工具或路线斗争工具。
二
中国新文学史的命运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命运的独特之处在于，新文学的生成与政治结 下亲缘，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创立也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是人民政权呼唤并支撑《中 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出台，并把它捧到不切实的高度，又是独断政治将《中国现代文 学史》推下学术舞台，把它变成一种文化专制的工具，后来又是新时期的民主政治挽救 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垂危命运，使它走上学术复兴之路，出现了《中国现代文 学史》编纂的第二个辉煌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学科的恢复与重建 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引导文人学者们冲出一道道禁区，突破一个个重围，摆脱了政治的 苦苦纠缠，增强了学科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真正跨进了学术研究的轨道。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渡过了危机时期，进入20世纪80年代喜逢大发展的良机，思 想解放运动和科学创新潮流聚成的巨大冲击波和穿透力，打开了文人学者和诗人作家的 心理障壁和思维定势，潜在能量和创新激情得到空前的高扬。落实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 究和书写上，除了继续坚持本学科创建期形成的学科范式、理念，发扬那些经过实践检 验是正确的学术传统，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取得了前所未 见的丰硕喜人的研究成果之外，与此同时，研究者和编纂者以积极开拓、锐意创新、勇 于探索的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作了多方位的勘察，对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作了深入 的思考，而这些勘察与思考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突破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规范 和学科意识，重构一个更开放更科学更完整更深广的学科观念和学科格局。当然要突破 已有的学科理念和规范，既不是对它的终结又不是对它的否定，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史 》学科至今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论大学教育或学术研究仍在延续着强化着 它的生命，即使将来新的学科取代了它，它取得了学科成就、形成的科学理念和学术规 则也会在新学科的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说建构新学科是在认同已有学科 的基础上对它的超越、对它的扩充、对它的革新。在我们看来，这样做是改革开放时代 大潮的推动，如同建国之初《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创立是对时代的选择一样，这次重 建新学科也是时代的选择。那些在政治文化压倒一切的时代语境下形成的学科意识、史 学观念、价值标准和审美取向已不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本文化和审美文化相交织 的时代语境下文人学者、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求知心理和审美心理的需要，过去时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被贬抑被否定甚至被掩埋的作家正是公众急切想了解并认 清其本来面目的作家，以往史家笔下歪曲误解乃至批判的文学作品正是当下读者颇为欣 赏的作品，以前文学史上居正宗地位的所谓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公众则以新的眼光重新审 视，所以重构学科意识、调整文学史观念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再从中国现代文学史 学科的历史演变来看，建国之初断代的那段新文学正在发展，至今又是50年，远远超过 了前32年，与其断代并生的文学史意识和学科观念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的演 进和新文学创作实践的流变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概念 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停止在最初的定义和界说上，而在不同的时代条件和文化语境下则 有不同的探索和不同的阐释，既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断书写又促进了学科意识的不 断开拓和文学史理论的不断积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最后二十年是重写《中国 现代文学史》和重构“现代文学史”学科意识最活跃的时期，从理论探索与重写实践的 结合上向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及其文学史观念发起了全面挑战。其中影响较 大并见效果的至少有三种重构的学科观念和重建的文学史意识：
第一种是“20世纪中国文学”。它既是重构的学科观念，又是更新的文学史观。从学 科重构来看，它冲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限，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旧民主主义和新 民主主义这三个政治历史时期的障壁打通，使习称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联 成一个整体，这基本上切合中国新文学的演变轨迹和发展规律，体现出研究者突破和创 新的愿望以及学科自身发展的一种趋向；从文学史观念更新来说，它突破了《新民主主 义论》的理论规范，并对这种文学史观的基本内涵作了这样的阐述：20世纪中国文学是 “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 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 ，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这五点中带有理论性概括的只有 三点，它们从主题、风格和思维诸角度来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着重突出 了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启蒙文学。这种学科意识和文学史观，有助于完整 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态势和总体特征，有助于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曲折 过程，有助于从世界文学格局中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与全球其他各民族文学的联系，有 助于从思维现代化的深层次勘探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艺术规律。然而这一学科构想的局限 性和不成熟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个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决不会因 世纪的完结而终止它的发展，故以“20世纪中国文学”来概括并不能科学地揭示中国新 文学的整体艺术风貌和完整发展规律以及持续延伸的流变轨道；况且“20世纪中国文学 ”是个限定性的时空观念，在这个历史空间里中国文学的形态是异彩纷呈的，以“改造 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启蒙文学从纵向上不能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全过程，从横向上 也不能涵盖20世纪中国所有形态的文学；特别从理论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特征如 启蒙性、悲剧性的概括，不只是把20世纪中国传统型的大众型的民族型的文学排斥在外 ，港台文学也不在视野之中，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更是拒之门外。这些局限性并没有 遮蔽“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意识与文学史观的先进性、开拓性和创新性、实践性的光 辉品格，所以赢得学术界不少学者的认同，并将其付诸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的实践，问世 了一批“20世纪中国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史 ”、“20世纪中国小说史”等研究成果，尽管它们的总体学术水平不能估价过高，但毕 竟同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相比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第二种是“百年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百年中国文学”实质上是“20世 纪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命名和说法，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有所不同的则是它比“20世纪 中国文学”概念的外延显得模糊不清，当然通晓中国文学历史与现状的学人不用思考就 能判明百年中国文学的时限，而一般的读者或不甚了解中国文学实况的学者却很难弄清 百年中国文学的起讫时间。不过“百年中国文学”的学科意识和文学史观，同样富有对 《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与理念的突围和超越意义，具有“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观念 的优长和不足，这里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研讨和编纂“百年中国文学”史的实践 中，不同版本的“百年中国文学”史或论对其文学史观或方法论皆有不同的表述和追求 ，显现出它们不同于“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构想和史学观的独特之点。《百年中国文 学总系》在《总序一》中这样表述其文学史意识：“中国百年文学是中国百年社会最亲 密的儿子，文学就诞生在社会的深重苦难之中”，因此“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 它基本的情调”。并对《总系》的构想和写法作了这样的设计：“丛书主要是受《万历 十五年》、《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启发，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 ，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历史著作。根据这一启发他提出了丛 书编写的三个原则：一、‘拼盘式’：即通过一个典型年代里的若干个‘散点’来把握 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和基本特征。比如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群、一种思潮、 一个现象、一个刊物等等。这说明丛书不是传统的编年史式的文学史著作。二、‘手风 琴式’：写一个‘点’。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就人论人，而是‘伸缩自如’。‘点’ 的来源及对后来的影响都可以涉及，强调重点年代，又不能忽视与之相关的前后时期， 从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互相照应、联系。三、‘大文学’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学 作为叙述对象，但同时鼓励广泛涉猎其他艺术形式，如歌曲、广告、演出等等。”[2]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一套丛书，虽然多人执笔，每卷的学术水平与行文风格也有差 异，但是它们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在统一的文学史识与写作方法的规约与制导下所 编纂的独具特色的百年中国文学史；视“忧患”为百年中国文学的永久主题，这就把文 学史的书写引向创作主体及文本世界的深层，力图将百年中国文学写成一部忧患心灵史 ，所采取的以点带面、由表及里、纵横捭阖、伸缩自如的写法也彻底冲破了编年史式的 现代文学史惯用的写作例体，创构一种足以发挥研究者史才的放得开收得拢的有深广度 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这种“百年中国文学”的史学观念与写作实践，其影响力虽逊于“ 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意识，然而学界的认同者和实践者也是大有人在，如《中国近百 年文学体式流变史》[3]就是一部带有开拓性的大书，也是冲破既有学科规范重写文学 史的积极探索。
第三种是“中国新文学六十年”。这种学科意识“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按照 革命历史分期和社会发展阶段分期的传统界定，而把现代文学史的演变过程作为一个整 体来考察，上限从1917年文学革命启动始，下限止于1977年‘文革’的结束，这不仅仅 是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而是现代文学史观念的变化，蕴含着一种新的文学史意识。”“ 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变迁进行这样的把握和规范，既符合历史逻辑也符合思想逻辑，是 对文学发展自身规律的尊重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这是因为“从1917年到1977 年中国现代文学由诞生、发展至末途恰好走完一个循环圈：五四文学革命否定了封建专 制下生成的非人文学，建构起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但历史推进到‘文革 ’十年，‘人的文学’遭到无情摧残而‘非人的文学’又猖獗起来，五四以来新文学的 优秀传统被彻底否定。这是个历史怪圈，也是现代文学演变的一个完整过程。”[4]许 志英、邹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认同并成功实践了“中国新文学六十年”的学 科模式，进一步阐发了这一学科概念的内涵：“以文学的划时代变革、文学的总体风貌 、特征与性质为划分标准”，“主张将原先的‘现代’、‘当代’打通，即将‘五四’ 以来的文学统称为现代文学。因为我们认为最能说明问题的其实是最简单的事实：从‘ 五四’时代开始的现代文学史实质上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曲折历史；现代化也是现代文 学的总体风貌、特征和性质。”并选取“一个创作思潮的概念”形成“一部文学史主要 是作品的历史，而一个时代的思潮也是更生动更丰富地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的独特文 学史观，在书写过程中力图使文学史显示这样一些特色：“一、以对中国文学现代化( 一些主要方面)演进过程的宏观把握为中心线索，将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结合起来，既 大体描述出六十年间文学主潮演进的大体过程与风貌，又对其阶段性主要特征、得失影 响作出较为科学的概括论述”；“二、从六十年间的大量创作现象入手进行综合梳理， 主要就题材与主题的演进探讨文学与社会生活、政治潮流、人文环境、文学承续联系等 方面的关系，并试图总结一些经验与教训，为文学的现实发展提供某些借鉴”；“三、 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的原则，试图在对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掌握、研究中得出富有研究 者个性的结论。”[5]在这种学科观念与文学史意识的指导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确 是一部锐意开拓、重在突破、新释原典、深沉厚重的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它充分表明 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已摆脱了政治的纠缠，真正步入了科学研究的学术轨道，既建 立了自身的学科理念又重构了自身的逻辑系统，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体地位 。尽管“中国新文学六十年”作为重写现代文学史的学科框架和史学观念具有优越的理 论品格和实践品格，但是它毕竟把研究对象框定在“中国新文学六十年”，又着力突现 现代化历程与现代性特征，这不仅使“五四”以前的晚清文学进入不了中国文学现代化 的考察领域，难以回答“舍弃晚清文学枉谈五四文学现代化”这个文学史的连续性与转 换性的问题，而且也把“文革”以后的正在繁荣发展的中国新文学甩在新学科范围之外 ，使文学史的叙述定格化凝固化难以展示当下文学发展的无限前景和生命活力；尤其这 一学科范式只能涵盖现代型的新文学，其他形态的文学容纳不进去，即使把非现代化的 文学样态归纳进来也不可能公平对待，或作为突出现代型文学的对照背景或作为贬斥批 评的对象，这就很难真实地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错综性的艺术风貌 和审美形态。
虽然对上述三种突破《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模式困绕而重建的文学史意识，我深表 赞同且付诸写作实践；但经过反复探索与思考，我认为欲弘扬三种重建新学科在理念与 实践上的优长并克服其局限性，必须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另文再论)，它 比其他学科构想在当下更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开放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收稿日期：200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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