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新社会制度构想的当代回响——当代左派话语的深层历史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马克思论文,左派论文,话语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4)04-0011-06
马克思理论就其最重要的内容来说首先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理论，这大概没有疑问。胡大平博士认为，对资本主义及其造成的异化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教旨”，很有见地。[1]马克思的解放承诺作为一个伟大理想，完全是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基础而提出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问题逻辑，数百年来主导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反伦理反人性的社会制度安排，由此才有“解放”这一命题的提出。此种社会制度安排的关键机制就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实际上，这本是一个极简单明显的事实，以至完全可以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表达，比如通用汽车公司前老板A.P.斯洛恩说过：是赚钱而不是汽车，才是汽车工业的真正目的。但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在马克思这里却成为最深刻的发现，因为在马克思的批判中，这已不是一个客观的经济学事实，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最基本的伦理学事实：资本主义异化的一切罪恶，最终都从这一事实得到解释。正因如此，马克思倾毕生精力对这一事实进行研究，这就是《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那些伟大研究，其结论简单概括就是：(1)一切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 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交换价值，其运作机理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尽可能多地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2](P368,P649)由于 为交换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总根源，所以彻底取消为交换价值生产便正好击中 资本主义的“命门”。因此，(2)马克思曾经预言，随着资本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以交 换价值为目的的经济将被废除，代替的将是一个为使用价值生产而非为交换价值生产的 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社会将自觉地按照统一计划在社会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安排共 同劳动，每个劳动者所得消费品的份额由他的劳动时间来决定。[2](P96)
马克思这个取消为交换价值生产的制度安排构想，是全世界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最重要的福音，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启示录。因为一旦人类的经济行为放弃赢利目的，只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而生产，那么人的劳动与占有的全部异化形式也将自行消失；一旦这个制度构想成为现实，马克思提出的“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P73)的伦理理想也将随之成为现实。虽然马克思对这一构想的论述非常简略，但由此揭示出来的“伦理经济”原则却具有无与伦比的制度创新意义，成为当代左派学者探求如何走出资本主义黑暗时代的历久不衰的思想路标。因此，自马克思提出这一论题以来，它一直是当代左派话语的一个聚焦点。本文拟根据上述马克思思路的两个方面，对这一论题的一些最新发展略作考察。
一、基于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反伦理性质
1978年，英国左派学者G.A.柯亨出版《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该书最后一章的题目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当代资本主义”，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有批判锋芒因而最重要的一章，此章“大胆提出一个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使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扩大交换价值这一事实”[4](P315)。作者申明该批判的对象是美国版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正像《资本论》批判的对象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版的资本主义。
柯亨的讨论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性质入手。按照自由主义的主流观点，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是对市场经济的最好辩护。事实上，直 到今天，经济增长率仍被看成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指标。但在柯亨看来，自由主义的这 种辩护只是在支持“反动的假象”，以此掩盖“生产的目的”这一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 。因为当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消费)时，产量的增长是有一个自然限度的，就像在传 统社会中那样；只有当生产的目的由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当“产品被从外部归属于 资本，而成为只以增加那个资本为目的”[4](P320)时，产量的增长才变成没有止境的 。资本主义的竞争必然带来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能力的提高，这种改进和提高可以有 两种用处：或者用来减轻劳累和扩大闲暇，同时保持生产率不变；或者用于提高产量和 生产率，而使劳累程度保持不变。柯亨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选择总是“片面追 求扩大产量而反对减轻劳累”[4](P326)，于是有这样的悖论：资产阶级虽然对使用价 值不感兴趣，却比任何别的阶级社会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柯亨引用马克思的分析来 解释这一悖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如果人们不 用欺骗，那末除了增加生产，没有办法增加交换价值”[4](P212)。结果出现下述情况 ：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美国工人的处境决不比中世纪的农民更好些，因为后者的生产 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而前者的生产则以交换价值为目的。柯亨据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 是一种有害的经济制度，因为“它排斥解放，它把社会带到富裕的入口处又锁上了大门 ”[4](P326.P323)。他特别指出：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匮乏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扩 大产量还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那末在发达资本主义的今天，这一制度就变成纯粹“反 动的”。[4](P323)
关于“扩大产量”与“减轻劳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韦伯曾经给出一个案例：对于一个受传统主义影响的西里西亚农业工人来说，当付给他双倍的工资以促使他更加努力地工作时，经常是无效的，他会减少一半工作量，因为用这一半他就能挣到同以前一样多的钱。柯亨在分析这一案例时认为，按照资本主义原则，劳动者的这个选择不是合理的，但在他看来，“劳动者的选择恰恰是合理的。……(因为)在选择减少劳动中他获得了更实质的利益”[4](P338)。这种更实质的利益其实就是某种程度的“解放”。在此我们可以回顾恩格斯关于充分的闲暇时间对于解放无产阶级的意义的论述[5](P479)，和马克思的下述观点：对于作为目的本身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来说，“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的条件”[6](P927)。这些观点的伦理学意味，只有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进 行批判时，才能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柯亨断言：“当代‘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历史(矛盾)的顶峰，并且是取消交换价值作为社会有机体调节者的序幕。”[4](P314)其实这不过是100多年前马克思庄严预言的回响。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就已经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断言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直到今天，世界和中国的许多学者仍然按照马克思的这一断言去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情况是：20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到来，面对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空前猛烈的 扩张的历史新局面，这些学者反而更加认同马克思开创的批判思路，即基于交换价值的 市场经济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基础，因此20世纪后期国际学界对资本主义的批 判，与世纪初德国社会理论界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类型研究和世纪中期法兰克福学派侧重 发达社会之文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不同，将重心转向了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研究，其中 特别注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研究。当代国际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反资本主义左派 学者，几乎都集中在这个研究领域：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阿明的《世界规模 的积累》，弗兰克的《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施韦卡特的《反对资本主义》和迪德里 奇《参与性民主和新社会主义的基础》等。很显然，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具 有了许多马克思完全不曾接触过的全新的实证特征，比如资本与劳动无限制流动的全球 市场取代了原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市场，非殖民化时代以资本和市场为杠杆的新 征服方式取代了原来以军事强制为手段的殖民征服等等，但是，对于当代的反资本主义 学术论说来说，马克思道德批判的基本思路仍然有效，即：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交换价值的生产，因而是不道德的，因为该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人的合理需求，而是最大限度的赢利。道理就这么简单。在这一批判语境中，有学者把以使用价值为目标，即以满足人的合理需求为目标的经济称为“伦理经济”，而把基于交换价值逻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称为“反伦理经济”。[7](PP21—22)
基于交换价值逻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种反伦理经济，是因为它本然具有的异化力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命运。只有当你能够像马克思那样着眼于“全世界受苦的人”时，对于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而在全球化时代，对于这一点可以看得更 加清楚。按马克思理解，经济的真正目标是通过合理组织劳动来满足人们的正当需求，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并未完成而且永无希望完成这一目标，因为它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 上。市场经济以赢利为最终目的，只信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 伏尔泰曾用一句话概括这一法则：“一国之赢当然只能立于他国之失之上”。帕累托则 更恰切地述之曰：“无他人情势之恶化，决无一己境遇之改善。”这一法则正可解释所 谓“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科技发展、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但也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失业和贫富两极分化。
基于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种反伦理经济，还因为它所遵循的规则系统地促进了剥削、利己主义和权力统治等反社会价值，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传统道德基础摧毁殆尽。韦伯曾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道德起源是基督教的新教伦理，然而，到20世纪末，新教伦理固然早已丧失，其他一切伦理资源也被迅速抛弃，以经济人逻辑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横行天下，各种传统的利益协调机制均出现失灵乃至崩溃的迹象。
二、基于使用价值逻辑的等值经济的回归
尽管基于交换价值(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20世纪晚期将其势力扩展到了全世界，今天国际国内的众多学者仍然坚定地相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作出的论断，即：资本主义体制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由于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由于这种体制内在的致命矛盾，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之间的矛盾。当代左派学者对于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走势的看法基本上仍沿袭着马克思的这个看法。比如沃勒斯坦对世界经济进行分析的最小单位是康德拉捷夫长波，此种世界经济长波的形成机制依旧是马克思发现的世界供给与世界需求的矛盾运动：一方面世界供给因其基于资本家为交换价值生产而有无限扩张的趋势，另一方面世界需求则取决于特定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因而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此种矛盾的结果总是导致世界市场供过于求，利润率下滑趋近于零 ，世界价格体系发生崩溃；然后又以改善中心地区(发达国家)原有分配格局，同时向外 围地区(欠发达国家)进行资本扩张，促进世界市场供需平衡等办法来予以解决，从而启 动新一轮长波。然而，沃勒斯坦认为，这种情况自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自那时以 来，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结构普遍趋于恶化，导致世界需求萎缩，另一方面，全球化 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在地理上已经达到极限，在中心地区丧失的剩余价值不 再能够通过这种扩张来得到大幅度的补偿。其结果便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经济已长达20 —30年的停滞与衰退，“全球企业都发现赚钱愈来愈难”(沃勒斯坦语)。这种发展趋势 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情况差不多完全一样，不能不令人惊奇。沃 勒斯坦认为，这表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发展到极限，将在未来的20—50年中走向崩 溃。[8]他的这一看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如一位中国经济学家 认为：“在人类步入21世纪之际，我们很可能处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扩张到历史 性衰落的转折点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终结已经为时不远了。这不是福山所说的‘ 历史的终结’，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前史’的终结。”[9](P205)
墨西哥著名学者迪德里奇的新著《参与性民主和新社会主义的基础》，(注：海因兹· 迪德里奇，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任“拉丁美洲解放与自身价值论坛”主任，著名 左派学者。)宗承马克思反对为交换价值生产的思路，提出了“等值经济”概念和理论 ，以之作为一种新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础概念，具有极强的思想穿透力。这本书并不 是一个经济学研究，而是提出了一种总体性的社会主义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历史蓝图 ”[10](P102)。迪德里奇认为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两个多世纪里，资产阶级充当 了全球社会的统治阶级，其历史蓝图依据三个体制性支柱：基于交换价值的市场经济， 财阀统治的形式民主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迪德里奇看来，这样一个历史蓝图具有双 重结构性缺陷，即反伦理性和没有能力解决多数人的需要，所造成的结果是人类社会经 历的三大灾难：剥削、统治和冷漠。基于此，迪德里奇断言，资产阶级的历史蓝图已经 陈旧过时，注定要被一个新的历史蓝图所取代，这就是：基于使用价值的等值经济，真 正的参与性民主和理性—伦理—美学主体观念。[10](P76)。迪德里奇对当代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的批判虽然异常激进，但他对新社会主义的构想却是基于深沉的历史思考：“ 任何人，只要对现代社会的第一阶段(指1789年至今的两个世纪)稍有科学的认识，就不 会相信资本主义可以成为一个有前途的制度；只要略为现实一点，就不会相信社会主义 能仅仅通过群众运动打败资本主义”[10](P76)。
迪著中提出的“等值经济”概念与马克思理论的传承关系值得特别注意。按照迪德里奇的界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非等值经济，其特征是投入与产出的总体不对等，而这是由其以赢利为最终目的决定的。相反，等值经济则是投入与产出总体对等的经 济，其目标是“满足基本需求”，在迪德里奇看来，这才是“经济的真正目标”。[10] (P89)
按照迪著的研究，早在希腊时代就有等值经济与非等值经济的划分。在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经济学”是称为“获取艺术”的科学，包含两个类型。第一种类型的“获取艺术”，其功能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即创造家庭和国家的生存所必需的资料。亚里士多德认为，此种经济活动是自然的本意，它对收益的追求亦有其自然的限度；产品交换则作为产品生产的必要补充，在等值的基础上进行。第二种类型的“获取艺术”，亚氏称之为金钱术，它不是为满足需求，而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钱财和利润。亚氏认为，金钱术不是自然的本意，而是人类才干的反自然使用，因为其无止境的盈利欲违反生命存在的自然要求，导致伤害生命。[10](PP90—91)很显然，“等值经济”不是一个经济学的纯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伦理观念，它以希腊时代的自然法观念为基础，即只有“自然”决定的东西才理所当然地具有正当性。[11](P105)按此观念：经济的自然本意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此种基本需求的满足有其天然的界限，并规定着产品交换只能按等值原则进行。
原则上，马克思提出的取消为交换价值生产而代之以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制度构想，必然导致等值经济的概念；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以劳动时间作为计量劳动者个人所得份额(工资)的尺度[2](P96)，这是等值经济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但除此之外，马克思并没有为社会主义留下一个具体的经济方案。虽然马克思作出了按抽象劳动平均量计算产品客观价值这一重大发现，但在当时的科技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没有办法能按这一原则来实际核算一件产品的价值，这就使按劳动时间计算工资的等值经济成为不可操作的。迪德里奇发现，事实上，马克思当时拒绝以劳动时间作为绝对的价值尺度，理由是劳动时间并未将劳动产品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商品；马克思曾提出把个人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比较，但又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比较不再是价值的客观尺度，因为进行这种比较的社会过程是不确定的。这就是说，马克思拒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依据劳动时间表示的价值来决定产品的市场价格，因为与市场经济本质不同的等值经济原理是不可能成为操作市场经济的基础的。“这样，劳动价值论达到了其理论后果的最高程度，它可以与非等值的市场经济并存，也可以在计划经济中不那么严格地继续实行。”[10](P108)结果，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并不存在真正的等值经济，因为所有社会主义经济都以货币单位而非抽象劳动数量单位来核算，而这种货币核算都是以世界市场价格为核算基础的，所以，产品的交换不是按等值原则，而是按等价原则来进行的。在这里，价格不等于价值，工资不等于劳动时间。由此可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利润失去根基，收入差别从1∶1000000缩小到1∶10，极大地克制了市场经济中的贪婪与剥削，并已经实现了把满足基本需求作为主导经济目标，从而得以接近等值原则。这确实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等值经济，客观上也没有能力建立这种本质上有别于市场经济的新经济，这就使得制度安排无法实现质的飞跃。这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迪德里奇相信，进入21世纪以后，人类向基于使用价值逻辑的等值经济回归的时机已经成熟：第一，经济全球化和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衰退与危机，为等值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准备了社会条件。第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电子通讯网络的普及，为等值经济的实现准备了技术条件，困扰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核算产品客观价值的数学操作问题得到了解决。按照迪德里奇的叙述，基于使用价值的社会主义等值经济体系的最 主要原则如下：[12](PP98—108)
(1)实行计划经济。但不完全是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计划经济，由执政党和国家机构的数千名官员和专家来制定计划；而是真正民主参与式的计划经济，从国家预算到企业的投资计划，都处在民众可以某种方式介入的权力范围内。
(2)把劳动价值论与等值原则结合起来，做到工资直接和绝对地等于劳动时间，价格严格等于价值。这样，经济就会锁定在价值上，而不是在价格之内运转，每个人都只领取他向产品和服务添加的全部价值，并以实际价值来交换商品，这样，剥削便被消灭。由于决定价格的是产品的价值和工资，而不再是供求状况，所以在等值经济中将不会有原来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市场。
(3)不仅产品的价值按劳动时间计算，“服务”的价值也要通过劳动时间来计算。所有不直接创造价值的服务(如教育、医疗退休保障、司法、行政等)可以由依据劳动时间核征的税收支付工资。可以用“努力”的程度来类比生产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这样，整个经济过程被理解为：为以尽可能优质的方式满足基本需求而作出的“努力”；通过给予“努力”以等值报酬，使等值原则在所有层次上都得以实现。
(4)按生态观点安排世界经济总量。由于取消了为交换价值而生产，因而不再存在无限赢利的动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总量将限制在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技术进步的成果将用于普遍缩短劳动时间，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5)实行国家之间的自然劳动分工。从等值经济的观点看，非工业化国家不应被看作欠 发达，而应被看作与工业化国家发展方式不同；而世界各国尽其全力企图实现工业化反 而是不可理喻的，而且在许多国家是不必要的，因为即使没有工业化，它们的生存也有 保障。这从世界经济的高度来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样，就可以在取消相互竞争的前 提下实行国家之间的自然劳动分工。
迪德里奇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什么?进一步说，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和左派话语从马克思 那里继承了什么?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就其异化本质永不妥协的批判立 场，第二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制度安排的基本精神。我认为这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和 最重要的思想遗产。
收稿日期：2004-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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