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国际文化博弈与国家文化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世纪之交论文,国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难想像，在历史文化、道德标准、价值体系、外交理念、国家安全概念仍具有巨大异质性的世界中，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网络化、国家间交往复合化并高度发展的世纪交际之时，国际文化安全关系与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研究视点。由是，通过世纪之交各异质文化竞逐的考察，科学揭示国际文化博弃的基本特征，梳理影响中国文化安全利益的相关要素，确定21世纪中国文化安全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增强中国的国际文化生存能力和贡献能力，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成为一项十分有益的工作。
一、科技主义势能不断穿透民族性国界，技术压迫和文化掠夺成为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
知识是人类的灵魂。科技主义的天使身份和无穷魅力，使其赢得了人类的尊敬。在新的时代中，科技主义的发展态势风光无限。现在，国际社会正用数字化生存、网络化时代、知识经济、信息高速公路等概念和词汇去诠释和宣扬伟大的科技“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
就科技主义博弈而言，国际社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基本流向：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世界科技水平的“南北”化。我们注意到，世纪之交，西方发达国家正以早先确立起来的科技优势，维护或建立一种使其获取更大利益的经济政治秩序。自然地，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去享受着高科技为他们带来的一系列的“权利”，而落后国家却因为科技上的劣势，不得不面对发达国家过时的“科技遗产”带来的进一步的落后性。于是，当北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主义指数已经达到了21世纪需求的时候，南方国家却只能停留在70、80年代科学主义时代的辉煌。
这种全球性的科技主义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状况，直接导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技术压迫和技术掠夺现象的“泛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优势对落后国家实行“殖民技术”，进一步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和财富；另一方面，通过所谓技术转让，将过时的成套技术设备移植到落后国家和地区，使其进一步成为发达国家的技术附庸，或将落后国家改造成只有边缘性的、服从型的、低层次分工的“技术国度”。这就进一步促成了科技垄断主义或科技帝国主义的实现。同时，技术掠夺和技术压迫，特别是科技主义的巨大势能，迫使并吸引着南方国家以急迫和渴望的心态，参与科技世界的博弈和角逐。它的负效应是造成了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南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并因为技术主义的急剧引渡和发展，在社会的急速变革中势必造成物质资源开采和利用的极度浪费以及生态环境的极度破坏。有资料表明，西方工业化程度高、信息产业迅速发展的国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把农药、油漆、染料等化工产品，印染、制带、电镀、电池、造纸、制药、塑料药膜、泡沫塑料、发泡剂、灭火剂等高污染产业，从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环境遭受严重破坏。
不仅如此，随着卫星观测、远程化学和物理分析、信息计算机加工的不断发展，科技主义的巨大势能已经逐渐地使落后国家的一切文化发展和国家安全不再具有更多的秘密。相应地，国家安全也难以获得有效捍卫和保护。事实上，落后国家长期处在发达国家进行技术遥控的时态之中，很难坚挺自己的国际地位。据载，美国有人提示，利用高科技进行技术战争或技术侵略可能会变成一种新的“文明控制”的时尚。如果说，电报、电话、无线电、海底电缆、光学电缆、海洋运输等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已经导致各异质文化空前地频繁交流，彼此间冲突的概率被大大提高的话，那么，技术异化物——核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世界安全关系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异变，世界安全被置于高科技异化的恐怖之中。
毫无疑问，科技主义势能既使世界空前一体化、繁荣化和发达化，也使国际社会流露出一种悲观的论调——科技发展被滥用所造成的魔鬼效应或许会产生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进一步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技术压迫下生态环境遭受极度破坏的时代。
二、神学文化、经济文化、殖民文化互相交错，国际社会呈现出复合型的文化安全关系面貌
按照约翰·耐斯比特的说法，“受公元2000年的引力，信仰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加强”。这种根据是十分可信的。宗教信仰者对时间轮回的关注绝不亚于对宗教本身的虔诚。 几乎所有的宗教信徒们都确信2000年是一个非凡的历史时刻。种种迹象表明，20世纪末世界上已出现宗教复归的趋势与潮流。全世界范围的“克里斯玛”（神赐能力）运动在过去较短的时期里急剧地膨胀了它的规模，包括几百万罗马天主教徒在内的近3亿人口加入了这场运动；犹太教徒正在重新提起奇迹、 神话和救世主这些话题；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复兴正成为世人议论的中心话题。与许多预言家预计的相反，宗教主义这柄“魔杖”不仅没有在现代精神的冲刷下一蹶不振，反而由于现代科学和理性运动的崛起不断地“发扬光大”。宗教信徒们从世界大战争和道德沦丧中开始怀疑科学的魅力，它们发现人类因为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毁灭自己文明的现象一再地发生着。这似乎验证了神学家哈维·科克斯的观点：信仰复兴是与现代精神崩溃有关的一种全球性现象。其实，宗教决不是简单地拜物或是一种泛灵论现象，它实际上属于很深层次上的政治文化范畴。它的复兴或沦丧往往与世界范围的超时空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21世纪无疑是人类政治文化包括观念、信仰的破灭与再造时期。这个时期肯定不会是舍弃科学的时代，但却可能是通过信仰复兴重新确定人类价值取向及历史方位的时代。这是人类的迷信与科学双重性所导致的必然逻辑结果，还是人类文明进入了“麻木文化”时期？
其实，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知识经济早已随着人类的心智久存于世。本世纪末，人类的经济文化已达到了智慧的境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以知识、智慧为基本增长点，对人类的所有物质世界和生活行为进行远程设计的时代。这一时代表现在文化意义上的冲突，就是人类社会已不再仅仅是对物质资源的简单占有或掠夺，也不仅仅是对某一产业单位的强行垄断而造成的矛盾。这一时代的主导产业是信息，未来经济的舵手是科技。国际社会已经并将在教育、技术、信息、管理等知识领域或文化网络上产生新形式的冲突，一个以控制文化资源为有效手段的经济行为已经全面启动，一个以占领文化大陆市场的经济运动已经全面展示。
显而易见，在现代文明状态下，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文化意义上的殖民运动，主要的已不再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的炮舰政策和强盗逻辑表现出来了。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征服和控制，主要是依靠其现代文化的绝对优势，进行所谓“文明式”的开发，以此在国家意志、价值观念、国民心理上使相关国家全面而彻底崩溃。这种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移植或文化侵略所造成的落后国家文化资源的被掠夺、心理和意志的被征服、精神和价值的被扭曲现象，便是现代殖民文化的典型表现。现在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在最落后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若干国家和地区也能奔驰着日本的“丰田”，在古老的东方大陆上也会时常播放“泰坦尼克号”的乐曲，在伊斯兰国家正在大量行销USA的产品……其实， 丰田产品、好莱坞文化、耐克形象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典型标志，它的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殖民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落后地区的原生文化与外来现代文化，特别是殖民文化的激烈碰撞和冲突，已经成为现世的重要文化景观。
需要说明的是，世纪之交，随着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各种异质文化的博弈往往以复合形象表现出来，彼此间相互交错，连成互动关系网络，已经呈现出立体式的复合型的文化之间的纷争面貌。
三、制度文化差异和社会意识形态对抗成为冷战后时代“冷战文化”的新显点
在20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热战文化”刚刚结束，久已存在的两种社会制度和两大社会价值体系的历史基因，终于以“冷战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冷战文化”的基本面貌，是世界上两种社会制度文化、两种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两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分野和明显对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对峙流程中，这种“冷战文化”将世界分割成截然不同的对立的文化单位和文化权力，造成了世界不同流派的隔离和纷争，也影响了国际社会各异质文明的交往、沟通和对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上呈现了空前的异质哲学、不同文化逻辑和价值判断，甚至这种影响抵及到了他们对音乐、建筑、服装的理解和把握。
现在，我们仍能轻易地观察到，巨大的制度文化差异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强力对抗在世纪之交的空前泛化。在这里，有几个相互联系的经典案例，似乎能够证明这一点：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在世界上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反响，是因为他“发现”了世界冲突的文化动源，并为世界划分出崭新的不同的文化权力单位。他通过对世界文化分野现状的分析，较为“客观地”反映出当今世界所呈现出的文化冲突关系，这种冲突关系的基本动因主要来自于社会制度文化的剧烈对抗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亨氏曾宣称最具冲突的文明将在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之间展开。这种理论立即被克林顿本人推广到科索沃危机之中。他在辩解美国出兵科索沃的战略动机时，曾对科索沃的价值地位进行了“文化”意义上的诠释。他认为，科索沃处在欧洲、亚洲和中东针锋相对的文化之间。问题已经再显不过了。在这里，亨廷顿+克林顿＝制度文化与意识形态对抗的文化冲突方程公式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很显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科索沃战争，是世纪之交世界巨大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对抗和冲突的经典案例。进一步说，中美双方在社会制度选择和意识形态认同上的对抗、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的悖论，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结束，反而因为“冷战”的结束被充分地显现出来了。我们注意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的主要打击对象就包括中国和伊斯兰各国。这与其说是国别之争，不如说是制度文化选择和意识形态认同在文化价值上的对峙更为合适。只要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种文化价值体系，制度文化对抗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就将会成为经久不息的重要文化博弈现象。
四、民主文化与霸权文化的全面对立，是政治文化冲突的主要焦点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汉斯·摩根索曾经在《国际纵横策论》中强调，世界是一个共同体，世界文化具有一致性，并坚持认为，语言、宗教、教育、文学、艺术等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其实，他忽视或有意混淆了一种社会现象的客观存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各民族和国家在价值判断和外交理念上更多地呈现出它的非一致性。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证实，在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层面上，至少存在民主文化和霸权文化的空前对立。
民主文化是西方资产者反对封建专制文化的产物。在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民主文化的诠释主要反映在各国家、各民族拥有独自选择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权利，各国应互相尊重彼此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政治舞台上，反对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富欺贫的旧政治文化秩序，代之以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新政治文化秩序，要求世界真正体现“圆桌精神”，并真正实现各民族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基本目的。它相信，只有在这样的文化秩序规范和治理下，世界才能真正赢得和平与发展。这种政治民主文化的基本机制，是法理主义、民主秩序和平等关系。而霸权文化则被理解为，以雄厚的国家实力为基础，向弱小国家或地区强行推行国家意志、价值标准，甚至不惜武力发动战争的一切理念和政策。这种文化强调世界文化的绝对一致性，即以西方文化价值衡量并规范世界各异质文化。这种文化否认世界文化的不同方式的存在，而强调文化价值体系的单极性。这种文化武断地去确定霸权国家文化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而无视和践踏弱小国家文化的存在价值。这种文化要求在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生活理念、意识形态、教育行为等完全追随统一的大国文化体系。
作为一种案例分析，世纪之交西方霸权国家与落后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本质，实际上是民主文化与霸权文化之争问题。这种文化之争将当前政治文化体系的博弈和冲突演绎的无以复加。民主生存理念与霸权逻辑的碰撞，既直接体现为南北方的政治文化对立问题，也是近代以来久已存在的旧政治文化秩序与新政治文化秩序的斗争问题在当前的突出反映。人权问题何以在现代条件下成为政治文化博弈的关键问题呢？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民主文化与霸权文化始终是相悖的文化体系，霸权文化所崇尚的单极文化世界始终与民主文化的多极理念相矛盾，两种文化在各个领域，包括人权领域的对抗存在着历史基础。第二，在现代文明状态下，霸权文化战略的实施已不可能如同近代历史一样，实行野蛮的硬性霸权行为，以人权问题为切入点。变相推行西方价值观念，被认为是一种时尚的“文明”行为，既有利于树立霸权者的形象，又容易使这种行为得以展开。第三，因为历史因素，落后国家在人权发展事业中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正为西方国家推行人权霸权政策提供了“借口”。第四，实际上，人权问题是最能反映人类命运的敏感问题，它本身直接关涉到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斗争问题。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人权问题为主要切入点的民主文化与霸权文化的对立和斗争，将是21世纪初政治文化层面上的重要博弈现象。
五、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选择
作为国家安全中的最高层次安全，文化安全已经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科学揭示文化权力竞争本质，测度中国国际文化生存能力，以全新的研究视角，有效集结文化要素，从文化安全最基本的概念、要素、变量出发，策动对国际文化价值体系异质类型和互动关系的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安全战略模式科学化、合理化、艺术化的有效途径，以积极态度抵御外部文化侵略，构建中国文化安全战略。
第一，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有效集结并激活各种科技要素，全方位地占领科技大陆制高点，赢得文化博弈中的科技优势，并将优势转化为胜势。（一）以国家行为积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议以2000年为科技立国元年，对21世纪科技发展进行伟大的远程设计，以科技进步为杠杆，全面推动社会进步。（二）实行适合中国国情的“倾斜生产方式”科教兴国战略，即真正扩大和提升科技生产和制作成本，实现对科技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倾斜式投入，以期获得科技产业的强劲支持，获取国民经济的极大发展。（三）积极与世界科技主义发展进行全面接轨，参与国际范围内的科技竞争，改造和完善中国科技体制。（四）实现政府政绩与科技发展互动关系网络化，将政府科技贡献能力与政绩水平进行有效联系，并建立必要的估计标准和指标体系，以期有效测度和评价政府行为，使科技发展获取最有力的支持。（五）改革和完善文化教育体制，实现全体国民科技水平的总体提高，以更加有效地实现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战略。
第二，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在新的时代中奠定社会主义文化新属性，弘扬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特有功能，有效保护和捍卫社会主义文化新大陆。（一）从宏观视角出发，将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视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面系统地建设适应时代发展、具有伟大发展前途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锻造出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品质。这项工程旨在确立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客观性、真理性。在宇宙观和微观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中，让最现代的科学知识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以国家行为将科学视为社会的时尚潮流和行为规范深入持久地全面推广。（三）弘扬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事业，锤炼出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属性。在各异质文明空前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只有民族的文化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个性的文化、才是世界性的文化。因此，当务之急是不断挖掘和弘扬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才能在充分借鉴并吸收多民族先进文化的同时，确保本民族文化的无限发展性。
第三，稳妥地实行反霸权文化战略，有效适应国际文化生存环境，建立追求科学正义的国际文化新秩序。（一）全面建立系统而科学的反霸权理论和文化体系。深入研究霸权理论支点和内在逻辑体系；在哲学层面、价值判断和逻辑底线上对霸权理论和逻辑体系进行分解研究和组合研究；由于霸权行为涉及到诸多方面的问题，研究霸权文化便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一个单项领域上，必须在法理、秩序、格局、权力、权利、利益、道德、战略等各个文化单位上进行研究，这需要在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史学、法学、伦理学等多学科建立必要的逻辑联系。相应地，积极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反霸权文化体系。（二）联合和动员一切主持正义，爱好和平、民主的国家和民族，建立稳固的世界反霸文化战线。在历史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有着相似的生存和发展的经历。他们都遭受过霸权文化的奴役和侵略，他们的文化命运和文化立场有许多一致之处，能够通过彼此的文化合作，形成势能强大的文化力量，有效抗击霸权文化，建立一种崭新的国际文化新秩序。（三）积极建设国际民主新文化。一方面，以人权问题为主要切入点，积极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事业，揭露西方人权文化的反动性和虚伪性，有效还击霸权文化攻势；另一方面，积极弘扬和平共处和独立自主外交理念，在国际文化体制、文化秩序等方面赢得更多利益。（四）注意在反霸权文化工作中外交艺术的处理，它是能够确保中国获得国际文化权利，适应国际文化博弈中这一特殊生存环境的有效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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