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基层新学教育面临的一个困境——以山西省为中心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西省论文,困境论文,基层论文,新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6；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4－0122－06
清末民初，教育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政府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模仿、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照常理判断，两个不同背景的文化相遇时，往往是敌视的”①，而且清末废科举、兴新学的这一文化改革举措属于一种强制性社会变迁，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是长久闭塞于乡间的大多数百姓一时难以接受的。于是在兴学过程中，民众往往对“新制”持敌视和怀疑的态度。山西新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如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面临一个困境即民众对新学的抗拒与冲突，其主要表象是民众对新学的敌视与诋毁、抵制与争夺、观望与漠视，有时甚至引发重案和毁学。
一、敌视与诋毁
千余年来的科举取士教育制度不但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而且还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人们对科举制度的特殊情感久已积淀成为科举情节。新学教育的推行，使既得利益阶层和一般顽固乡民对学校持有敌视心理。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一个月后，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② 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日，清廷诏令科举考试废止。11日，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出洋留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职为官，其学孔孟之道并一切词章家，俱指为顽固党，屏之黜之。近又停止乡、会、小考等试，世道亦可见矣”。10月17日，他又记：“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③。刘大鹏是旧学利益的既得者，其认识代表了当时山西一般旧学士子的思想水平及对新学教育的看法。
一些抱残守缺的民众，出于利益、观念或其他原因，公然对新学教育进行诋毁。他们认为，四书五经才是圣人书，要读书就得读这种，这些才是升官食禄的正途；新式学校其实就是洋学，什么游戏课、体育课就是让野孩子乱叫乱跳，书本里的小动物会说话，都是骗人的把戏；学者来自田间却不能归于田间，更不为乡间所赏识，等等。这些都成为守旧乡民们攻击的靶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洪桐县高等小学堂由玉峰书院改设，当年录取新生30名，定为正课生，每月补贴膏火费1500文。待遇相当优异，却招来一片负面的社会舆论：“有的说，入了学堂，是随教会了；有的说，入了学堂还要留洋外国；有的说，入了新学，必须剃发改装；有的说，当了洋学生，还要说外国话。等等”。④洪桐县在山西属于文化教育发达地区，其民众尚且如此认识，其他地区更可想而知。
至1919年，兴学已10余年，山西灵石县重修文庙公然与新学作对，称：“方今异说争吟，独能修宫作泮是务，则洋墨息而孔道著，经正民兴在此役也。”⑤ 同年沁源县也重修文庙，王之卿作记，视新学难以延圣教而保种、保国，云：
沁源圣庙再四迁徙，今日山基冲击崩陷矣，内外殿庑渗漏、倾斜矣。倘若风雨飘摇即不堪妥神明而昭祀典。设厅堂廊之腐败，又将无以系国脉而培人心……神庙渐归于乌有，则圣教必沦为子虚。吾县皇子孙何所持而保种、保国以绵延世界而不蹈衰微乎？⑥
清末民初，因新学教育经费短缺，山西各县常截留地方迎神赛会的款项，或将寺庙改做学堂。对于民众而言，这是对民间传统信仰的一种迫害，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五台地区有民谣讽刺阎锡山兴学校：“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剃了辫子留了洋，扳了神庙立学堂”⑦。介休也有类似的民谣：“阎锡山，胡拾翻，搬倒神像立学堂，老天爷怪罪谁承担？”⑧
二、争夺与抵制
清末民初，山西社会整体十分贫困。自丁戊奇荒以来，山西的经济就一蹶不振。尤其是进入20世纪，山西商业渐渐走向衰落⑨，商民失业者纷纷。至民国，山西虽曾一度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但民众生活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山西民众的贫困是有目共睹的，“食物滋养不充分，三十年来尤甚”⑩。山西作家西戎在《我是山里娃——忆童年、少年时代》一文中说，他生于山西蒲城县东50里的一个小村庄，全村共28户人家，能够一年四季不断炊的人家，顶多有七八家。儿时就听流传这样一首民谣：“石山土盖头，河水向西流，家无隔年粟，清官不久留。”(11) 据统计，1933年，山西农村中，借债户占61％，借粮户占到40％。(12) 据1935年中央农业试验研究所统计，山西农家将近有一半以上的农家在负债度日，而且比全国的平均状况还要糟糕。(13) 1935年国民政府的报告中也承认：“年来山西农村经济整个破产，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以至十村九屯，十家九穷。”(14)
“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贫困必然导致生源的匮乏。在私塾未完全被取缔之前，它与新式学堂这两种功能十分相近的教育组织互相争夺生源的现象难以避免。私塾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一定程度上是对新式学堂的抵制，这成为新式学堂发展的一个莫大的阻力。永济县就曾出现过这样的事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北陶村何家，聘请永宁村庠生陈兆凤（字毓占）先生到何家办私塾，专教何家两个孩子何韩、继韩。陈先生带来他的孩子和何家孩子共3个学生。不久，村中小学慕陈先生的声望，也把小学全部合并到何家私塾。学生最多达40多人，到民国七年（1918年）村中又恢复了国民学校。大部分学生又回原校，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陈先生病逝，堡里侯彩荆先生接替了陈先生，过了一段时间，停办了私塾，学生一律合并到村中国民学校。(15)
宣统元年（1909），为办理各村模范小学堂，徐沟县劝学所总董刘赋都聘请省城接受过新教育者到农村教学，结果“所聘教员，村有拒者”，在省一级的行政干预下，教员才得以进入。(16) 1918—1919年，稷山县“各村小学校教员，虽说由县委派，但实行不通。县上委派的教员，村中不同意，一不退委任状，二不请教员，把教员两耽起”(17)。阳城县知县郭学谦在给政府的调查表中说：“私塾者官学一大阻力。”(18)
除直接利用地方势力对教育资源进行争夺和抵制之外，一部分办私塾者还会利用一种消极的方法进行抵制，即将私塾转入地下经营。1932年刘容亭对山西太原附近阳曲县狄村、西流村、享堂村三村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西流村有一所私塾，对外保密，有学生40余人，并非全系该村学生，亦有由附近各村前往者。皆背诵五经四书，学习作文写字。(19)
山西民众甚至从事新学教育者，也往往对政府的政策阳奉阴违，消极抵制。如清末，山西的很多初等小学堂基本上以传统旧学课程为主。民初，实际执行政府规定的教学内容及指定教科书的也只是部分学校，许多学校进行了变更。阳泉县西中佃村“学校也有课程表，每周语文、算术、画画、音乐、体操应有尽有，但那是个样子，是准备让查学的督学看的。国语、算术等国家规定的课本，多数学生都买着，那也是准备应付查学的。真正念的书是杂字和四书。老师和家长都认为课本上的字太少，人呀、狗呀、识不了多少字，不如念《杂字》上的字实用。因而，每个学生都有新旧两套书，平时念旧的，听说查学的来，就藏起旧书念新书”(20)。太原地区的乡村小学，直到1921年学生仍偷读四书五经。(21) 壶关县第一高等小学在1922年取消“读经课”，改设“课外公民训练”课，但由于民众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认为“官学课”没有用途，所以仍偷设“读经”一科。(22) 1920年代末，马烽童年就读的孝义县东大王村国民初级小学，亦是有名无实，搞私塾的那一套：
（学校）设在村东南的关帝庙里。门口挂的牌子是“国民初级小学校”，念的书却是《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一类的古书，教室墙上挂的也是孔夫子的画像。全校只有一位从外村请来的老先生，还有一位是看庙的“老社养”。“老社养”除了看庙，捎带还给先生烧水做饭。这老先生只管教学生们认生字，写大楷，背书。从来不上课，也不开讲。不过每个学生的学费照例是要收的。每逢过年过节，每个学生还要孝敬应时食物……这些食物送来，先在孔夫子像前摆一摆，然后就由“老社养”收起来，供先生享用了。(23)
凡此种种都是传统旧学和民众抗拒、抵制新学即新旧矛盾的表现。
三、重案与毁学
新学教育推广过程中，新旧冲突难以避免，有时甚至引发为重案。如徐沟县行刺县视学刘赋都案。宣统元年二月二十八日（1909年3月19日）夜，徐沟县视学兼劝学总董刘赋都乘车归家，至城西北渠甬道，忽然有人从堰后崛起，左右挟持长矛直刺车窗。当时刘赋都因劝学劳累，仰卧车中，幸而未中。之后，该县劝学所人员集体辞职。省学务处派视学慰留劝学所人员，并命令全县各学校即日开学。该县郭县令因此获谴。郭不服，用夹单密禀冀宁道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使，声称此项风潮为刘赋都劝学行为不当所致。郭县令指责刘赋都主张按亩摊钱，行迹如同加赋，违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祖训，还指责刘赋都之兴学，偏重科学，故意摧残中本西末之部训，以及他对于责黑板、桌凳等琐细之事，必定尺寸，近于装潢形式，不求实际。郭县令要求撤换办学人员，平息纠纷。但以上各衙门均批由提学使查办，而提学使查办的结果仍是慰留劝学人员，严谴郭县令。(24)
进攻性的“毁学”事件是民众抗议新学更为激烈的表现。如高平、长治的干草会事件(25)，长子县的烧先生事件(26) 和浑源县的菜农毁学事件(27)。辛亥革命爆发后，宣统三年（1911）农历九月初九日太原光复，初十日消息传到高平一带，苦于学堂捐税、警政捐税的农民开始发生暴动。当时高平县东乡等地有鸡毛传单，内言：
鸡毛传单快如飞，三日传遍全高平。二十二日同进城，东关河上是大营，进城先剿洋学堂，以后再杀巡警兵。四十八家吊主见（上写四十八家绅士姓名，事先有无名揭帖帖在高平城街），糊涂狗官把他们听。加小粮，加杂税，害得百姓不得生……(28)
十月二十二日后，四乡群众进城，先剿毁巡警局，再剿焚高等小学堂，然后捣毁高等小学堂教员郜家珍家，放火烧房，烧死3人。二十三日早晨，群众往北乡，将王报村绅士王之骅家捣毁，烧毁厅房4间、楼房4间。次日将南乡北陈村绅士董佩钧家捣毁，烧楼房1间，古书1万余卷。还有下井村绅士唐之恭、东宅村绅士牛应信、朱家庄秦家槙、冯村李近仁等家都被捣毁。“被剿的绅士家尚多，不能细述”。“各村学堂家具桌凳等物，凡所经之村也被焚烧无遗”。群众所到之处，手持木棒，随带干草，黑夜行路，手持火把，因此称为“干草会”。
长治县当时分为太平、五龙、八谏、雄山4个乡。辛亥革命首义成功的消息传至长治，雄山乡干草会会首苏小兴、铁锤等人，迫于县衙催捐紧急，用鸡毛信召集群众，以干草焚烧绅士房屋。八谏乡会首申双喜等人，因聚众赌博被乡约吊打(29)，照雄山乡的方式焚烧士绅房屋。后干草会进城，在东西南北各街，焚烧士绅房间数十间，连同太平、八谏、雄山3乡，共焚烧士绅112家。(30)
高平和长治干草会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因兴办教育、警政等新政，加征捐税过重，引起民众不满。据时人回忆，当时“各乡人民群众，因赋税繁重，感到喂一头牲口给自己种地，每月要出牲口捐；安一磨盘，磨些白面、豆面自吃，每月也要出若干磨捐；其他如婚书、印花和零星剥削尚多。一年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除了完粮出捐外，多数人家不够开支，而且经常受官吏、士绅、乡约等欺压”(31)。因此，百姓对绅士、新政恨之入骨。从干草会的发起人来看，可以说大多数都是新政的“受害者”，如高平典史席元耀、拔贡吴丕烈、秀才张崇德、高平刑房吏目宋炳文，均为旧官吏或旧学教育制度下的士子。
毁学是新旧教育冲突激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就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来看，清末民初山西的毁学事件或因兴学而引起的民变并不多见。日本学者阿部洋对清末的毁学暴动曾做过详细研究，在他收集的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1904—1911）全国190件毁学事例中，山西省的毁学事例仅2件，(32) 是毁学事例最少的省份之一。
根据邱秀香的分析，江苏、浙江等省份毁学事件发生频率最高。因为这些省份经济富庶，中央摊派额度最高，贪污的情形也愈来愈严重，致使人民遭受重重剥削，因此人民反弹的力量也就愈强。(33) 据此推论，山西省的摊派额度相对要低得多，因此人民反弹的力量较弱。也就是说，山西一般民众对于新学教育的不满程度与其他如浙江、江苏等省相比，并不是特别高。姑且不论邱秀香的推论是否合理，不可否认的是清末民初山西的毁学事件或因兴学引起的民变确实不多，新旧矛盾冲突之下民众对新学所报的态度更多的是观望与漠视，尤其是进入民国之后。
四、观望与漠视
在清末民初的兴学大潮中，固然许多有识之士对于新学教育的提倡不遗余力，而且也不乏对于新学教育充满期望者。他们主动转向能够获取新的社会资本的新式学校，或捐资兴学，或送子弟入新式学堂读书，或躬身进入新学教育系统，以适应时代的趋势。如兴县城内第一高等小学（1912年创建），北坡二高（1913年创建），都是在绅士的支持和倡导下创建的。(34) 民国年间的《山西日报》曾连续介绍了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如文水县南庄镇村副杜崇山、孙秉绶各捐一宅，立两所国民学校，不索分文房租；(35) 灵石县枣岭村村长胡文治，捐洋30元创办女子国民学校；(36) 方山县北里村村长林大茂捐款组织贫儿夜学校。(37)
但兴学初期，山西的一般社会大众对新式学堂则是抱着并不认可的态度，不予积极支持。民众对于新学的兴趣，从私立学校的多寡即能明显看出。新式学校分为三类：一类是官立学校，经费主要以官府地丁、赋税收入为主，由官方建立，如省立、县立高等、中等、初等学校；一类是公立学校，主要指乡镇村一级学校，经费主要来自乡村一级的社会活动经费，来源于市场、田赋或按照人丁所抽捐赋；一类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建立，更多的是依靠基层民众的参与。一地私立学校之多寡，能看出一地民众对新学的兴趣和信任程度。光绪三十年（1904）山西全省96所新式学校中竟然没有一所私立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省共有各种学堂202所，私立学校仅1所；光绪三十三年（1907）全省学堂数达到673所，其中官立学校304所，公立学校353所，私立学校仅16所，(38) 所占比例不到2.4％。1913年8月—1914年7月，山西共有学校6725所，私立学校仅539所，约占全省新式学校总数的8％，低于全国的平均数29％。(39) 另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5年9月所做的一份调查，山西被调查的89个县中，私立中学数量占所有中学总数的20％，低于全国的平均数24％。(40)
从捐资兴学情况来看，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12年以前山西省捐资兴学在1000元以上者无一人。民国以来才间有捐资兴学千元以上者，而且从捐资人数看，山西在全国也属于较少的。到1931年为止捐资千元以上者共有42名，只占全国捐资兴学总人数的1.9％，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14，远远低于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甚至低于河北、新疆和蒙古。(41)
一般来说，有能力投资于新教育的阶层，无非当地士绅与商人。当时山西汾太地区的商业虽已呈衰落之势，但商人在社会其他方面还有出色的表现，理应对新学教育有所贡献。事实却是，山西商人对新学教育似乎没有太多的兴趣，投资于新学教育者寥寥无几，只有榆次车辋常家、祁县乔家和渠家设立的私立学堂在晋中有一定影响，尚可值得称颂。然亦不能与江浙商人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堂、经元善创办上海桂墅里女学堂、侨商陈嘉庚捐资助学的社会影响相提并论。在虞和平统计的1922年前的商会及其所属行业所创办的27所实业学校中没有一所是山西商会创办的。(42) 阎锡山在1920年代会见美国教育家孟禄时也承认：“本省尚缺少事业家捐助经费办理教育、慈善及社会福利实业。”(43)
总之，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清末民初的兴学大潮中，山西不乏对于新学教育充满期望者，热心兴学者并不少见，但是一般民众对于新学的兴趣并不高，尤其是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并未如当时的江浙商人或侨商那样成为山西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兴学中坚力量。第二，兴学过程中，义务教育的模范省山西省如全国其他省份一样新旧矛盾不断，尤其在兴学初期，甚至有激化的表现。只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山西民众对于新式学堂的不满程度较之他省为弱，新旧矛盾也较为缓和。当然，随着新学教育在乡间的逐步发展和壮大，人们的观念多少有些转变，对新学的仇恨日渐淡漠，热心于新学的人士也逐渐增多。(44) 诚如埃森士德所说，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当视为现代化的准备。腐败蜕化引起抗议，抗议引起变迁，这就是现代化进程的开始。(45)
注释：
①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代序）》，载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9页。
②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2页。
③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5－146页。
④ 洪洞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洪桐县志》，太原：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2005年，第242页。
⑤ 李凯朋修，耿步蟾纂：《灵石县志》卷10《碑文》，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1934年铅印本影印，第43页。
⑥ 孔肇熊、郭蓝田修，阴国垣纂：《沁源县志》卷7《碑碣考》，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据1933年刊本影印，第833页。
⑦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精选·阎锡山其人其事》，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
⑧ 张帆：《“六政三事”在介休》，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总第60辑，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88年，第79－80页。“灰拾翻”、“胡拾翻”均为地方土话，意为乱折腾。
⑨ 晋商衰落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外国银行之介入，苏俄十月革命之成功，辛亥革命各省之战乱，晋商之不思进取等。
⑩ 刘文炳：《今期之教育对象》，载《徐沟县教育志》，1942年手抄本，第10页。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总第117－118辑，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63页。
(12) 武静清、陈兴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山西财政与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13) 《农情报告》1937年第5卷第7期，第229页。
(14) 武静清、陈兴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山西财政与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15) 山西省永济县教育志编纂办公室编：《永济县教育志》，永济：永济县教育志编纂办公室，1987年，第14页。
(16) 刘文炳：《设学以来分年大事记》，载《徐沟县教育志》，1942年手抄本，第79页。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稷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稷山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118页。
(18) 《杂篆》，《山西教育官报》1907年第2期。
(19) 刘容亭：《山西阳曲县三个乡村农田及教育概况调查之研究》，《新农村》1933年创刊号。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阳高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阳高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第107－108页。
(2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6页。
(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壶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壶关文史资料》第3辑，1993年，第132页。
(23) 马烽：《忆童年》，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总第117－118辑，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44页。
(24) 刘文炳：《徐沟县教育志》，1942年手抄本，第79－80页。
(25)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卷第4辑，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272－275页。
(26) 郭裕怀主编：《山西社会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53－359页。
(27) 1912年5月，山西浑源县菜农由于不满官绅的欺压和官府的剪辫政策，将“培养土豪劣绅”的中学堂焚毁。参与暴动的乡民们打出的口号是：“打倒新官吏，消灭土豪劣绅，烧掉洋学堂。”见郭裕怀主编《山西社会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60－362页。
(28)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卷第4辑，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272－275页。
(29) 在传统中国，县衙以下的基层社会存在着三个非正式的权力系统在运作：一是附属于县衙的职业化吏役群体。如清代州县吏役人数，大县逾千，小县亦多至数百名。二是里甲、保甲等乡级准政权组织中的乡约地保群体。这一群体每县亦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三是由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群体。据张仲礼研究，19世纪前半期中国士绅总数已达到100余万，平均每县有六七百名。在官民之间的三个中介群体中，衙门吏役和乡约地保均是社会边缘人物，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常能利用自身的职位作为赢利的工具。
(30)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卷第4辑，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272－275页。
(31)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卷第4辑，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272－275页。
(32) 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与现实——以新式小学堂兴办为中心的探讨》，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0年，第108页。
(33) 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与现实——以新式小学堂兴办为中心的探讨》，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0年，第58页。
(34) 贾佩珍主编：《兴县教育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页。
(35) 俊乙：《热心教育之村长副》，《山西日报》1919年8月23日。
(36) 夷丙：《村长热心公益》，《山西日报》1919年9月22日。
(37) 夷丙：《捐款组织贫儿夜学校》，《山西日报》1920年1月24日。
(38) 学部总务司编：《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37页。
(39) 教育部编：《教育部行政纪要》，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70－74页。
(40) 《乡村教育调查》，《农情报告》1936年第4卷第9期。
(41) 捐资人数超过山西省的省份为：江苏339人，浙江248人，安徽97人，江西103人，湖北85人，湖南99人，新疆142人，广东152人，河南53人，河北186人，山东250人，辽宁106人，蒙古62人。
(42)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242页。
(43)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5卷第50－60辑，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年，第1173页。
(44) 关于这一问题将在另文中加以论述。
(45) S.N.Eisenstadt,Modernization:Protest and Change,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 Hall,1966.转引自《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代序）》，载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9—1916）》，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