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心理治疗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治疗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中国古代医学里，蕴涵着丰富而较系统的心理治疗思想，用古今中外比较法进行探讨，对于今天的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具有借鉴作用和本土化意义。本文首先阐明中国传统心理治疗的理论基础，其次论述传统心理治疗的七种主要方法，最后阐述心理治疗医者的素质与行为规范。
曾有一种认识偏向，认为心理学是“舶来品”，心理治疗自然更只属于西方医学心理学的范畴。诚然，现代心理学和现代心理治疗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的，但是关于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却可以追源到中国古代。《东医宝鉴》一书说，“古之神圣之医，能疗人之心，预使不致于有病。今之医者，惟知疗人之疾，而不知疗人之心，是犹舍本逐末，不穷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虽一时侥幸而安之，此则世俗之庸医，不足取也。”在中国古代医典里，蕴含着丰富而较系统的心理治疗思想，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心理治疗理论。正象中医能跟西医并称一样，中国传统心理治疗理论也可以跟现代西方心理治疗各派理论并称。采用古今中外比较法对之进行探讨，就会发现这些理论思想。对于今天的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仍具指导与借鉴作用，并有本土化心理学的意义。
据初步搜集，中国古代医典里有600多个心理治疗的案例，具体记述了传统心理治疗的方法。我国古代医学家还论述了传统心理治疗的理论基础和医者应具备的素质与行为规范。由有关的中医理论、心理治疗方法和医者素质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传统心理治疗较系统化的理论思想。
一、传统心理治疗的理论基础
考察古代丰富的心理治疗案例，不能只是独立地看成一个个的医案，一个个的具体治疗方法，而应看到它们是建立在一定医疗理论之上的。此种传统心理治疗的理论基础，可以从古代医典的医学理论的论述中得到证实，归纳起来就是内外统一的整体观，神形相即的身心观，“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和“标本相得”的医患模式。各种具体的心理治疗方法，都是在上述两种观点和两个模式的理论基础上发生出来的。正是古代许许多多的心理治疗案例的实践和中医的其它医疗实践，形成和丰富了上述理论模式。
1、内外统一的整体观
中医学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人身乃一小天地，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十二脏腑相使而不得相失。人体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等组成，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的沟通和气血的运行，而成为有机的整体。脏腑结合为表里关系，脏腑和形体的各组织器官又密切联系，如心主脉、主舌，肝主筋、主目，脾主肉、主口，肺主皮毛、主鼻，肾主骨、主耳，这不仅说明有表里关系，而且还指明了脏腑的生理功能。其次，由于五脏六腑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因此诊断和治疗疾病时，常有治胃病兼治脾脏，治肺病从治脾胃着手，而不是独立地针对某一脏器治病。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医学认为人体的整体性除了生理活动的统一，还包括心理活动与生理活动的协调。人的精神、情态等心理活动跟心密切相关。《素问·六节脏象论》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处）也。”《素问·灵兰秘典论》更指出心藏神而统五脏六腑，“心者，群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这种整体观就为疾病治疗应涵盖心理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医学还认为，人体和外界环境也是密不可分的，人是自然实体又是社会实体，他接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四时变化，水土方宜，人事关系，社会状况等对人的健康与疾病会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所以《素问·疏五过论》说：“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剌炙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症九候，诊必副矣。”就四时经纪说，中医认为致病外因以外感六淫为主，即风、寒、暑、湿、燥、火。当人体内外环境失调时，感受六淫各即能发病。春主风，夏主暑，长夏主湿、秋主燥、冬主寒，是五种正常气候。风、寒、暑、湿、燥在一定条件下能化“火”，故以上又称为六气。是其时而有其气为“正气”，非其时而有其气为“邪气”。治病的“扶正祛邪”也体现了这种整体观，将人体与气候环境联系起来，将正气与邪气区别开来，将增强病人的抵抗力与去除病邪结合起来。
整体观的思想里，还包括重视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在治病中的整体效应，对某些疾病甚至将心理治疗置于首位。《青囊秘录》一书说：“善医者先医其心，……若夫以树木之枝皮，花草之根蘖，医人疾病，斯为下矣。”金元时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也强调心理疗法：“五志之火，因七情而生，……宜以人事制之，非药石能疗，须诊察由以平之。”
总之，由于中医学强调内外统一的整体观，强调人体内部的统一性、人体和外界环境的统一性，因而重视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统一性。
2、神形相即的身心观
早在先秦、荀子提出“形俱而神生”的观点；到南北朝时，范缜已发展为一种完善的“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身心观。中国古代医家的身心观（亦即形神观）跟思想家们的形神观是互为影响的，并具有一致性。《灵枢·天年》指出：“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认为人的形成是先有五脏形体而后有精神藏于心，是形与神具乃成为人。又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这跟差不多同时期荀子提出的“形俱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的思想，何其一致。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主张精神魂魄意是藏于五脏的，心主神、肾主精、肝主魂、肺主魄、脾主意。金元四大医家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也都继承了以上的传统。例如，刘完素从精、气、神、气四者的关系阐发了形神相即的思想，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里说：“是以精中生气，气中生神，神能御其形也，由是精为神气之本。形体之充固，则众邪难伤。”即指出了形体充固之重要，又注重了“神能御形”的功能。明清的医学家在形神、身心观问题上更有了突破，即以脑髓说取代了五脏藏神说和主心说。明代李时珍指出“脑为元神之府，”清代王清任则明确提出了“脑髓说”，在《医林改错》中说：“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并且指出了耳、目等感觉器官与脑之间的联系。
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医家从形神密不可分的观点出发，认为治疗疾病不仅要治其身更要治其心。《青囊秘录》中说：“夫形者神之舍也，而精者气之宅也。舍坏则神荡，宅动则气败。神荡则昏，气散则疲。昏疲之身心，即疾病之媒介，是以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其次则医其未病。若夫以树木这枝皮，花草之根蘖，医人疾病，斯为下矣。”他在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身心”健康的概念，比现代西方医学的身心健康概念要早一千七百年，真是难能可贵。尽管一般认为《青囊秘录》是后人托名华佗所著的伪书，但是毕竟在中国医学史上产生了这方面的心理学思想，却是值得特别肯定的。这里还有两个观点值得特别注意，即“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将治心调节人的心理状态放在首位；实施治疗中以心理治疗为上，药物治疗为下。这些都为心理治疗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其后，金元时期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里强调心理疗法，他说：“王志之火，因七情而生，……宜以人事制之、非药石能疗，须诊察由以平之。”
3、“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
长期以来，在西方医学中形成了一种生物医学模式的概念。近半个世纪来，高血压、冠心病、溃疡病、慢性疼痛和神经症、精神病发病率的增加，单从理化刺激与生物刺激因素探讨疾病的发生与治疗显得不充分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促使形成了另一种新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它是恩格尔(G.L.Engel)于1977年正式提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医学里很早就重视五脏六腑，情志变化，人事关系等多种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涵盖着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的因素，甚至似乎可以说已形成一种近似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一《序例》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指的是社会因素，“医人”指的是心理因素，“医病”指的是生物因素。“医国──医人──医病”就是从社会、心理、生物的整体医学模式的角度来诊治疾病的。这跟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何其吻合，又多么难得。正是这种“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医学模式思想，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使中国传统心理治疗的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备。
4、“标本相得”的医患模式
中国古代医学还论述了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对治病的作用，这一点对于心理治疗显得比药物治疗更为重要。据《素问·汤液醪醴论》记载：“帝曰：‘……今良工皆称曰：病成，名曰递，则针石不能治，良药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亲戚兄弟远近音声曰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而病不能愈者，亦何暇不早乎？’歧伯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这里的“工”指医生，“病”指病人。认为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应当是“病为本，工为标”，邪气不除，疾病不愈，往往跟医生和病人不能很好配合有关，因而强调一种“标本相得”的医患模式思想。要求临床治疗必须依据病人的心身特点去辩症施治，以制伏疾病。《黄帝内经》还认为患者心理状态对治疗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荣卫不可复收。……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志之而病不愈也。”因而在治疗疾病中，以“病为本”调节病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心理治疗就特别重要了。现代心理治疗中，人本主义者罗杰斯主张“患者中心疗法”，也是以病患者为本的。可见中国古代的《黄帝内经》跟西方现代的人本主义在这个方面是暗合的。
二、传统心理治疗的主要方法
在上述两种观点和两个模式构成的理论基础指导下，中国古代传统的心理治疗产生了许多具体的治疗方法。《黄帝内经》对心理疗法已有较系统的论述，后来历代医家又有补充发展。例如金元四大家的医学著作中，还生动地记述了许多心理治疗的案例，并且广为流传。中国古代的传统心理治疗方法，以现代医学心理原理去评价仍富科学性，而且较之西方的心理治疗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概括古代心理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如下七种。
1、开导劝慰法，或称义理开导法。这是通过言语开导劝告与安慰以调节心理的方法。《灵枢·师传》中的一段话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这里既指出了开导劝慰法是以人“恶死乐生”的心理本能倾向为理论基础，又提出了此疗法的要旨是：“告”、“语”、“导”、“开”。即告诉病人不遵医嘱的危害，讲清遵从医嘱的好处，引导病人创造治愈疾病所需的条件，指出不从医理将会带来更大的痛苦。总之，此种疗法着重转变患者对医治疾病的认识和态度，以取得治疗效果。金元时期朱丹溪在《格致余论·养老论》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好生恶死，好安恶病，人之常情。为子为孙，必先开之以义理，晓之以物性，旁譬曲喻，陈说利害，意诚辞确，一切以敬慎行之，又次以身先之，必将有所感悟而杆格之逆矣。所以开导劝慰法也可称义理开导”法。西汉著名作家枚乘在《七发》一文中，论述吴客用“要言妙道”医治楚太子疾病的故事，使用的就是开导劝慰法。“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剌炙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用精深的道理劝导太子放弃骄奢淫佚的生活方式，端正思想认识，身体自会健康。由上观之，开导劝慰法跟现代的心理疏导和支持性疗法是相近似的。
2、以情胜情法。又称情忘相胜法或七情互治法。这是一种利用情志相互制约的关系来进行治疗的心理疗法，即运用一种情志纠正相应所胜的另一种失常情志，很具独特性。《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最早提出此种疗法的原理是：“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金元时期的《丹溪心法要诀》进一步发展了此法：“悲可以治怒，以恻怆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欢乐戏谑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祸起仓卒之言怖之。思可以治恐，以虑此忘彼之言夺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斯罔之言触之。”这种七情互治的案例颇多。例如，《后汉书·方术传》记载，华佗曾写信怒骂一位思虑过度而病的郡守，使其大怒呕出“恶血”而愈，据《冷卢医话》所载，清代名医徐洄溪曾经以死诈状元，江南一考生得中状元过喜而狂，徐告以逾十天将亡，书生受恐吓而病愈。通晓医学的书法家傅青主，曾教一位使妻子郁闷病倒的青年，用文火加水煨软石头做药引，青年烧火几天几晚无倦意，妻子见状受感动，最后化恨为爱而疾愈。
3、习见习闻法。这是一种通过反复、习惯的方式，使受惊敏感的患者恢复常态的心理治疗方法。源于《黄帝内经》“以平为期”的治疗思想，即平心火的治疗原则。金元时期的张子和在其所撰《儒门事亲》医书中，发展成为“见习见闻”的心理疗法，他写道：“歧伯曰：以平为期，亦渭休息之也，惟习可以治惊。经曰：惊者平之，平谓平常也。夫惊以其忽然而遇也，使习见习闻则不惊矣。”即对于突然闻见而易受惊的刺激物，使之在平常状态下反复出现而习惯于它，这样有关刺激或事物突然出现也不会受惊了。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术》中，专门论述了心理治疗并有典型案例。有一个叫卫德新的人的妻子，在旅舍遇强人抢烧而惊倒不省人事，后惊恐不安。张子和以木击茶几，慢慢让其习惯而得以平复。这种“惊者平之”的“习见习闻”治疗方法，实则为现代医学心理学的系统脱敏法。
4、以欺制欺法。这是对诈病和疑病证者，以欺骗方法制伏其欺骗行为而取得疗效的心理治疗方法。此法由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提出，他在《景岳全书》中说：“夫病非人所好，而何以有诈病？盖或以争讼。或以斗殴，或以妻妾相妒，或以名利相失，则人情作为诈伪，出乎其间，使不有烛照之明，则未有不为之欺者，其治之之法，亦唯借其欺而反欺之，则真情自露，而假病自瘳矣。”在现代医疗中，对疑病症者用注射蒸馏水等安慰剂而有疗效，也可视为一种以欺制欺方法的变式。
5、消愁怡悦法。这是通过怡情移志帮助患者调节消极情绪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清代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说：“七情之病，看书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矣”此法的机理是，通过山水花草的赏玩，以及文艺、清淡、琴棋书画的爱好，茶酒的适当品用，使环境变幻多端，令人赏心悦目、怡情移志，从而达到对抑郁、焦虑、紧张等情志疾病的调治。消愁怡悦法跟现代医学中的音乐疗法、娱乐疗法等很相似。
6、移情变气法。这是一种祝说疾病来由的心理疗法，即通过语言、行为、舞蹈等祝由形式，调动病人的积极因素，转移患者对局部痛苦的注意，形成良好的精神自守状态，移易精气，变利血气，发挥人体自身的治疗作用。《黄帝内经》对此古老的心理疗法作了论述。《素问·移精变气论》写道：“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灵枢·赋风》说：“黄帝曰：‘其祝而已矣，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所谓移精变气，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转移病人的精神，以改变气机的紊乱。祝由是对患者祝说疾病的来由，用以改变病人的精神状态。祝由虽然由巫医而起，带有迷信色彩，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却是含有心理治疗的成分的古老的疗法。
7、气功导引法。这是通过气功导引的调心养神对生理发生调节作用的心理疗法。气功是中国医学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许多医学典籍都有所阐述。《素问》说：“精中生气，气中生神。”精、气、神的统一是气功的基本理论依据。《庄子·刻意》成玄英疏：“导引神气，以养形魄，延年之道，驻形之术。”古代气功与导引术是密切联系的，“导气令和，引体令柔。”隋代医学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养生导引》对气功引导术记述颇详。提出导引时要“安心定意，调和气息，莫思余事，专意令气，徐徐漱醴泉。……徐徐以口吐气，鼻引气入喉，须微微缓作，不可卒急强作。待好调和引气吐气，勿令自闻出入之声。……大饱食后，喜怒忧患，恶不得辄行气。惟须向晓清静时，行气大佳，能愈万病。”据统计，该书载有导引治疗法260多种。考古学还提供了更早的导引图。例如1974年初在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导引图，绘有40多种导引姿态图像。如果上溯到《黄帝内经》，其《素问·异法方宜论》则说：“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自摩自捏，伸缩手足，摇动筋骨肢节，除劳去烦却病。可见气功导引法兼备心理治疗和运动治疗。气功法至今仍很流行，是值得进行科学总结和推行的。
此外，还有突然刺激法，利用突然刺激，特别是精神刺激，来治疗人体生理机能失调。针炙剌疗法，运用针剌和艾炙以达到疏利经脉气血，从而有利于平复心理状态。它们都与心理疗法有一定关联，这里就不赘述了。
三、传统心理治疗的医者素质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中国医学的整体观，不仅涉及天人观与神形观，包括生物、心理、社会诸因素，而且包括医患关系。尽管主张“病为本，工为标”，但毕竟作为医患这对关系中的一方，医者在治疗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医者的素质对治疗将发生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医学对此有过许多的论述。其中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对医生的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的要求，阐述最为全面具体。现将他在《千金要方·序例》中的有关论述归纳如下，以见中国传统医学在这方面思想之一斑。
1、“普救舍灵之苦”的精神
首先要有“普救舍灵之苦”的医德。孙思邈要求每个行医者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舍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禺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梁氏阳泉曾在《论医》一文中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这些都是中国医学一贯倡导的救死扶伤的优良传统，只有具有这种大慈普救的仁爱精神和不论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的态度，才能在治疗中真正做到救死扶伤，还人健康。尤其在心理治疗中，医者的医德将作为一种治疗因素起作用。
2、“医国”“听声”“医未病”的能力
其次，为医者应具有行医的专业能力。孙思邈将医疗能力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强调“医国”、“听声”和“医未病”的能力。他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又曰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又曰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意用心，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从“医国”、“医人”、“医病”的提法，可以发现它与现代医学中的社会、心理、生物的整体医学模式相暗合。“听声”、“察色”和“诊脉”是具体的医疗专业能力。“医未病”则强调了预防医学的思想。总之，为医者必须具备上述医学知识和能力才可称为良医。
3、“三要五不得”的规范
最后，要具备良好的医疗行为规范。从孙思邈《千金要方》的有关阐述，可以概括为“三要五不得”的医疗行为规范。“三要”即是：一要“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二要：至意深心，洋察形候”；三要“临事不惑，审谛覃思”。“五不得”即是：一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二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三不得“多语调笑，道说是非”；四不得“安然欢娱，傲然自得”；五不得“玄耀声名，訾毁诸医。”历代医家对医者的行为规划都多新论述，例如，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指出医者应诓正的言行，即“或巧言诳人，或强辩相欺，或危言相恐。……或延医众多，互相观望，或利害攸系，彼此避嫌。”清人顾铭照则要求医者“凡书方案，字期清爽，药期共晓。”（见《吴医汇讲》）现在制定医生的医疗行为规范应当吸取其中仍然有价值的东西。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心理治疗的理论方法和医德是丰富而系统的，在这份传统文化遗产中包含着科学因素和科学精神。1941年，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就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指出：“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改换，但科学精神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心理学理论，我们不仅要借鉴外国的心理学，更应当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科学因素和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