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 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学习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的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等互利论文,共同发展论文,国际形势论文,为善论文,十六大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的十六大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它总结了我党自十五大以来的工作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经验，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十六大报告对党和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作了战略部署。正如十六大新选出的政治局对全党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所作决定指出的，“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在新世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奋斗目标等重大问题，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奋斗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注：《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7日。）。
十六大报告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应该对每一部分都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用于指导实践。笔者作为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想结合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发展变化，谈谈学习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这一部分的体会。
一、与中亚五国迅速建交是“与时俱进”思想在外交方面的具体体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东欧发生剧变，苏联由国内动荡、民族纷争到最后解体。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施压和制裁，中国面临非常困难的国际环境。如何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看待苏联国内发生的事情，如何对待苏联解体后新诞生的一系列国家，这些都是对中国外交工作的考验。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忠实地执行了当时仍健在的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在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引导中国这条大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邓小平同志当时指出，“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尽管苏联、东欧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注：《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本书编写组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104页。）。
正是本着“与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的指导思想，中国在与苏联当局打交道的同时，也同与中国西部毗邻的当时仍属于苏联的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地区所有的加盟共和国打交道，搞好关系，并取得良好的、影响深远的效果。
1989年7月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代表团，1990年7月哈萨克斯坦政府代表团应中方邀请访问中国新疆，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发展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和边贸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若干协议，使睦邻友好关系得到发展。特别是1991年7月，时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他，并与他进行了友好的会谈。这次外交活动相当成功，给纳扎尔巴耶夫留下深刻的印象，为后来中哈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若干年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回忆这次中国之行和与江泽民同志的会见时写道：“我第一次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91年。我会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总理李鹏以及北京和上海的市长。我们参观了中国东部的自由经济区。这次出访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我对这个国家的概念。摆脱了‘纸老虎’，摆脱了中苏对抗时代的老框框。整个中国都在进行改革。在会见期间，所有的领导人和普通公民都谈到希望国内、国外稳定和安定的愿望，而这与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是相吻合的”，“第一次出访后，顺利打开了所有的商路。因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两国的商品流通增加了数十倍”（注：努·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门槛上》，时事出版社1997年7月中文版，第156页。）。应该指出，纳扎尔巴耶夫出访中国正值苏联的“全部政治、全部宣传”让苏联人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头号敌人”（注：努·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门槛上》，时事出版社1997年7月中文版，第155页。）之际，他的所见所闻彻底粉碎了仇视中国的不实之词，是我国外交工作的胜利。
应该说，中国领导人会见纳扎尔巴耶夫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当时中国承认苏联中央政府，反对民族分裂活动。因此，中国并没有把纳扎尔巴耶夫作为独立国家的总统来对待。同时，中国友好地对待与中国毗邻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方面的灵活性和远见卓识。事实上，当时中国领导人已经预见到“苏联肯定要乱”，苏联政局的变化对中国并不意外（注：参见前引书《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103页。）。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黯然降下，苏联解体。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对待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新独立国家？这是个现在看来简单、当时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此前国内对苏联问题存在各种意见，一些拥有“社会主义”情结的同志，对苏联解体并不愿意接受，而对新独立国家的政治走向存在担心。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遵循“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的原则，在苏联解体后两天，即1991年12月27日就宣布承认中亚五国的独立。随后就派出了以李岚清为团长、田增佩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亚五国，与它们商讨建交事宜，并与中亚五国于1992年1月初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是最早承认中亚五国和与之建交的国家之一，要早于欧洲的英、法、德、意等国和亚洲的日本。这一点受到中亚五国的欢迎和好评。
二、以友善的态度对待邻国，使它们成为中国的友好伙伴
中国与中亚五国迅速建交，为发展彼此友好关系开了个好头。在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建交公报中都写进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肯定了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争取良好周边环境的经验，同中亚国家的建交过程是很好的例证。
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后，彼此关系迅速提升。从1992年2月中国政府接待捷列先科总理率领的哈萨克斯坦政府代表团起，中亚五国高层领导人访华不断。中国领导人遵循邓小平外交思想，从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出发，平等地、友善地对待这些比中国小得多的邻国，将它们视为真正的伙伴，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中国是如何“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来对待中亚国家的。
首先，中国政府制订了对中亚国家的友好政策。这集中体现在1994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中亚国家时在塔什干发表的演讲中和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中亚国家时在阿拉木图发表的演讲中。
1994年4月1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塔什干发表的演讲中把中国对待中亚国家的政策归纳为四条：第一，坚持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睦邻友好是中国和中亚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完全符合我们彼此的共同利益。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我们对中亚各国人民始终抱有善意和友好之情。我们永远是中亚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中国永远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同自己的邻国保持平等友好的关系。中国的这一方针不会改变。第二，开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繁荣。我们在同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中，将严格遵守平等互利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愿同中亚国家互利互惠，走共同发展之路。第三，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国认为中亚各国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第四，尊重独立主权，促进地区稳定。中国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关系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注：《人民日报》1994年4月20日。）。
1996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哈期间，在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会谈中再次表明了中国愿与哈萨克斯坦建立稳定的睦邻友好与相互协作的原则立场，强调哈萨克斯坦作为中国的邻国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他提出应该坚持“三个面向”来处理中哈关系，即面向未来、面向人民、面向地区和世界。江主席虽然讲的是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但其精神适用于同所有邻国的关系。十六大报告中提到的“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集中体现了“三个面向”思想。访哈期间，7月5日，江泽民主席在阿拉木图发表题为，《共创中国和中亚友好合作的美好未来》的演讲，再次明确阐述了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各项政策，包括哈萨克斯坦担心的中国核武器问题，强调中国愿意继续加强同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合作，以利于促进共同的发展与繁荣。江泽民主席充满感情地表示：“中国人民愿意与中亚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发扬先辈们不畏艰险，在崇山峻岭和荒原大漠中开辟丝绸之路的精神和毅力，铺设一条更为宽广的通向美好未来的金光大道”（注：《人民日报》1996年7月6日。）。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友好政策在十六大报告中得到高度概括和体现。
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政策中有“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一条。这一点对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关系非常重要。它本来包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内。为什么又将它单独提出来呢？这是因为中亚各国作为原苏联的一部分，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获得独立。这些国家独立后，从各自的国情出发选择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这些制度与原苏联有很大的不同，与中国也有很大的不同。是尊重中亚五国人民的选择，还是以我划线来评价和对待这种选择，是检验一个国家对外政策是否真正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试金石。中国政府宣布的尊重中亚五国人民的选择的立场完全符合十六大精神。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中国支持中亚国家人民自己选择国家制度的立场受到中亚各国的欢迎。这为发展双边政治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和信任气氛。
其次，中国以友善的态度解决历史遗留给彼此之间的问题，最典型的问题是边界问题。
众所周知，早在苏联时期，中国和苏联政府就边界问题曾进行过多次谈判，但一直没有达成最终协议。苏联解体后，中国政府先与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合代表团进行谈判，后来又与各国分别进行谈判。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棘手的问题，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的，“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在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都可以看到因边界、领土争端导致兵戎相见，旷日持久的交恶的情况。因此，妥善地、和平地解决边界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集体，运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集体智慧，成功地解决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边界问题，完成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为世界各国解决边界、领土争端问题树立了楷模。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解决多年遗留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的以友好情谊为重，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方针，同时也与我国领导人的高超外交艺术分不开。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说：江泽民是位经历不同寻常的人，他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深邃知识和西方文明的成就结合了起来”，“他很了解并能正确把握地缘政治形势”，“我认为，解决首要的和主要的问题——边界问题，是我们两国今后友好关系的基础。在我同江泽民主席进行几次诚恳的交谈后，边界问题的解决便成了可能”（注：前引书《站在21世纪门槛上》，第157、158页。）。
第三，中国在经济上平等对待中亚国家，尽可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建交十多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额由1992年的4亿多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15亿多美元。应哈萨克斯坦的要求，中国在连云港为该国提供了仓储码头，这使哈萨克斯坦有了加工和转运本国货物销往东南亚和南北美国家的基地。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称“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注：前引书《站在21世纪门槛上》，第159页。）。最近，中国还协助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修建与中国南疆铁路连接的铁路，使它们又多了一条走向亚太地区的通道。中国在自己经济也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多年来给予中亚国家一些援助。而这些帮助都是平等的、无私的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同时，中国认为，这种经济上的合作是互利的，是彼此支持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因此，中亚国家认为，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是可以信赖的。
中亚国家从本国实际出发，注重经济因素在外交中的作用。它们希望中国能在本国的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经济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型的历史跨越。然而，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处于后进状态，对发展中国家的贡献仍然有限。因此，十六大报告要求，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拓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有强大经济的支撑，才会有强大的外交，才能使伙伴关系更加牢固和亲密。
第四，中国理解中亚国家的合理要求，支持它们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土库曼斯坦成为永久中立国的要求，尼亚佐夫总统在本国议会演讲中对此表示感谢。中国响应和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提出的使中亚成为无核区的建议，响应和支持哈萨克斯坦关于“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的倡议和行动。江泽民主席还于2002年6月4日亲赴阿拉木图参加“亚信会议”最后文件签署仪式。中国以帮助修建铁路的实际行动支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提出的“丝绸之路外交”构想。中国支持塔吉克斯坦为结束内战所作出的努力，并对其战后重建提供帮助。中国俗话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支持得到中亚国家的赞赏和好感，换来的当然是对中国外交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第五，中国在地区安全方面是中亚国家的可靠朋友。
早在中亚国家独立后不久，中国就表明了与它们和平相处的立场。在与中亚国家签署的关于“发展友好关系基础的声明”中，表明了与中亚国家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合作的愿望和立场。1995年2月，中国政府发表的“关于对哈萨克斯坦安全保证”的声明，得到哈萨克斯坦方面的高度评价。1994年4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对来访的李鹏总理说，中国在保证中亚地区稳定和领土完整、防止分裂主义活动的作用是难于估价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概览》（199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正是中国在安全与军事领域的坦诚立场和与中亚国家、俄罗斯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促成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
这里，还想就党际关系谈几句，因为这不仅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会直接影响到与各国的关系。十六大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原则作出如下表述：“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和合作”。所以用“继续坚持”是因为这一原则立场曾写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多年实践证明，这项原则是正确的原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原则，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对待国际社会的变化，彻底与昔日风行在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划清界线。中亚国家实行多党制，国内党派很多。中国共产党与中亚国家许多政党建立了关系，双方有密切的往来，这对增进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也非常重视发展与中亚国家的民间外交。受各种因素所影响，中亚国家国内民众对中国了解的不多，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变化了解的更少。在许多从未到过中国的人土的观念中，中国还是“贫困”与“落后”的代名词。然而，笔者访问中亚国家时接触到的来过中国的人，都对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出由衷的赞叹。一些访问过中国的记者在撰写的报道中不乏对中国的赞美之词。民间往来对增进相互了解和消除误区作用巨大，对发展国家友好关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十六大报告要求“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是明智的决策。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民间交往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中国“与邻为伴”外交的结晶与升华
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国家元首聚会中国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一个新的地区合作组织在中国诞生。正如“成立宣言”中所说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各成员国合作进程开始迈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符合当今时代潮流，符合本地区的现实，符合各成员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注：《人民日报》2001年6月16日。）。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上海五国’进程中形成的以‘互利、互信、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是本地区国家几年来合作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应继续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新世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注：《人民日报》2001年6月16日。）。应该说，“上海精神”中包含中国领导人在构筑国家安全与和平外交方面的心血。
最近几年，在中亚国家、俄罗斯和中国新疆等地区，“三股势力”活动猖狂，严重威胁地区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中亚国家和俄罗斯都意识到，只有采取联合行动，才能制止“三股势力”的肆虐，还地区一个安定的环境。1998年，在阿拉木图“上海五国”峰会声明中，就明确了联合反恐的立场，在尔后的峰会上决定建立联合反恐中心。在2001年上海峰会上，六国还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表明了共同反恐的立场和决心。中国和中亚国家、俄罗斯一样深受恐怖主义之害，因此，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加强反恐国际合作，努力铲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2002年12月24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签署了《中哈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使两国在反对“三股势力”问题上的合作进一步具体化。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在安全、军事领域长期互信、合作的产物，是彼此友好关系的升华。“上海合作组织”规定的“上海精神”和反恐内容皆为十六大报告所首肯，成为指导中国对外活动的基本原则。十六大报告要求我国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这是邓小平“有所作为”外交思想的体现，“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则为中国在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极好的平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胜利，是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结果。十六大报告总结的中国对外工作的基本经验，将载入中国外交工作的史册，继续指导中国对外工作排除艰难险阻，争取更大的胜利。笔者相信，在十六大报告精神指引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将踏上一个新台阶，在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亚国家共同发展，携手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