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成就都属于党和集体_导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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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1955年回到祖国后,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创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做这样的决策?

当时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由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具体组织实施。他们采取什么办法组织实施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呢?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办法。一是真正发扬民主,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要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聂荣臻在国防部五院特别强调,凡科学技术问题,都由科学家定,其他人不得干预。周总理每次召开专委会议,先请出席的人充分发表意见,他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才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决策。甚至他已经决定的问题,若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且讲的有道理,他也会立即接受,并修改自己的决定。二是高度集中,一旦中央定下的事,各部门都得执行,都得照办,有困难你去想办法克服,不能讲条件,不能各搞一套,互相扯皮,互相重复。

我在周总理和聂老总的领导下做技术工作。我做技术决策,也按周总理和聂老总的办法,实行民主集中制。每个星期天下午,把几位型号总师请到我家里开技术协调会,先请每位老总充分发表意见。对于意见一致的问题,我当即拍板决策:“就这么办!”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如果是急办的,我先提出解决办法,大家分头去执行。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出了问题,由我负责。如果不是急办的,在下星期日的会上继续讨论。这个办法很有效,几位老总在会上都能畅所欲言。几十年后,大家回忆起那一段的经历,仍十分怀念。

由于我们既讲民主,又讲集中,而且是真正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所以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先进设备,火箭发动机的车间就设在一个工棚里。那些复杂精密的部件是靠金工师傅用手工一点一点加工出来的。科技人员和专家都下到车间,和工人师傅一起解决设计加工中的问题。在试验基地搞发射试验,一干就是一个多月,夜里有时就睡在板凳上打个盹。组织指挥这样的大型试验,通信手段就靠有线通信,为了保证通信线路畅通无阻,把全国的民兵都动员起来了,两个人看守一个电线杆,日夜值班。那真是千军万马,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了,但组织调度又十分严密,层层负责,各司其职。就这样,我们的第一枚导弹在1960年就首次发射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就炸响了。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是美国和前苏联都不曾有过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协同攻关,这样的事情谁能办到?所以我常常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的切身感受。

今天,在党的第三代核心的坚强领导之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各方面的条件都大为改善。但我想,当年我们搞“两弹一星”的那种精神不能丢。在建党80周年前夕,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是充满信心的。相信在江泽民总书记的率领下,全国各族人民和广大科技人员一定会创造出更伟大的成就!

钱学森 浙江杭州人,1911年生,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39年获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第三届中国科协主席、第六至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等。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1956年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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