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解放与传统文化——新时期银屏女性形象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屏论文,新时期论文,透视论文,妇女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女性的价值必须通过她们所依附的男性来体现。女性遭受的压迫，最严酷的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自由意识的毁灭。影视作品的文化视角，大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冲突，提出妇女解放最基本的问题是人身的解放。在两种文化碰撞、交融的现代社会，妇女必须在人身解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解放。如果说前者主要靠外力，那么后者则主要靠灵魂的自我搏斗。因而影视作品的文化视角逐渐转向人的内心冲突，展示妇女精神解放的曲折性、艰巨性和重要性。在群体无意识的文化背景下，妇女解放，最终应体现为价值观念和人格的解放。这必然受到周围传统观念的围攻和阻挠，影视作品的文化视角，因之着力展示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所以，必须在改变人们物质文化的同时，提高全民的精神文化。
【关键词】 妇女解放 传统文化 新时期 银屏 女性形象
妇女解放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世界性主题，它不仅伴随着人类进化的历史而演变，而且与不同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联系。它是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悉心研究的课题，也是文学家、艺术家始终关注的热点。因此，通过新时期以来作家艺术家精心塑造的银屏女性形象，从社会学角度，透视妇女解放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探讨新旧文化交织背景下，女性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及其命运的改变，总结妇女解放的规律，是不无意义的。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人身的解放
在有关妇女解放的诸问题中，妇女的婚姻家庭问题，是关系女性命运的核心问题。因此，很多影视艺术家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对这一问题予以观照，大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冲突，塑造了一系列深受传统文化束缚，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女性形象，提出了妇女如何获得人身解放的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编导多层次的文化思考。
恩格斯曾经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1〕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中国，又被封建的传统文化所强化，变得尤其露骨。自从中国社会带着原始氏族社会的遗迹，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以后，便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封建伦理观念和封建礼教，严格地规定了妇女在家庭中的位置。随着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逐渐被系统化、理论化、正统化了。什么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礼学，禁锢妇女的枷锁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黄健中执导的影片《良家妇女》，在片头展示的11幅仿汉砖浮雕画中，妇女的形象是：跪着的、执帚的、育婴的、求子的、生育的、缠足的、碾米的、推磨的、出嫁的、沉塘的、哭丧的等等，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妇女悲惨命运和卑微地位的真实写照。因此，妇女解放最基本的问题是人身的解放。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价值必须通过她们所依附的男性来体现，因而女性意识一直处于蒙昧状态，女性的抗争往往体现为妻妾之间争宠吃醋的争斗，实质是妇女人身解放的误区。从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唐明皇》、《末代皇帝》，到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其中的女性形象，上至宫廷皇后、嫔妃，下到财主家的妻、妾、使女，无一不是男性的附庸、玩偶、奴隶和工具。他们的生死荣辱，完全取决于所依赖的男性的喜怒哀乐。得宠，意味着地位、权力、尊严、金钱，获得一切；失宠，等待她们的则是冷宫、地狱和死亡，意味着失去一切。因而，从宫廷到家庭，众多后、妃、妻、妾之间，为了争宠，始终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甚至你死我活地撕杀与搏斗。而作为国或家的至高无上的男性——君或夫，则利用女性之间的矛盾、妒嫉、仇恨和互相残杀，牢固地维系着自己的统治和权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权力无边，对女性任意宰割，结果只能使女性的命运更加悲惨。即使是得到唐玄宗真心宠爱的杨贵妃（《唐明皇》），也是以后者对前者的绝对服从和满足为前提。尽管如此，当社稷将倾，大难临头时，她还是做了这个昏庸皇帝的替罪羊。“女人祸水”的传统偏见，使这个美丽、温顺、无辜的女性命丧黄泉。
如果我们把《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惨死的三姨太梅珊、丫环燕儿，被逼惊疯的四姨太颂莲，《努尔哈赤》中被贬入冷宫、最后殉葬的大福晋，《末代皇帝》中精神失常的皇后婉容等悲剧形象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家庭是宫廷的缩影，宫廷则是家庭的扩大与延伸。家是国的基础，而国是家的靠山。在这种“家国同构”，一夫多妻的男权社会里，女性即使得宠于一时，也是如履薄冰，朝不保夕。这种“窝里斗”，实在是女性沉睡愚昧状态的一种悲哀。只有电视连续剧《大屋的丫环们》，才使我们看到，一度视为仇敌的奴隶三姐妹——梅、惠、芍的最后觉醒。她们在相互争斗中，逐渐认清了陈老爷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丑恶嘴脸，终于团结起来了。尽管她们的反抗以悲剧而告终，但毕竟使象征封建堡垒的楚家大屋在烈火中化为了灰烬，显示了女性觉醒团结的力量与希望。这里，显然凝结着编导的现代意识和深沉的文化思考，体现了社会批判的时代高度。
不言而喻，在“家国同构”的男权社会里，女性始终遭受着重重压迫。毛泽东同志曾经归结为四权：君权、族权、神权、夫权。其中最严酷的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自由意识的毁灭。因而女性的抗争往往体现为对婚姻自由和正常性爱的追求。
在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菊豆》中，勤劳美丽的菊豆被卖后，不堪忍受杨金山这个心理变态者的性摧残，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与杨的义子天青结合了。这是一种被压抑的人性的觉醒。但是，他们对杨金山的反叛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却无法摆脱封建的族规和封建礼教张开的吃人的罗网。杨金山死后，他们的爱子天白，竟作为父权的象征——封建宗法制的代理人，最后毁灭了自己的父母。这里，编导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历史的思辩力，不仅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潜移默化地腐蚀下一代的魔力，而且挖掘了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得以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超常稳固的历史文化根源。体现了社会批判的深刻性。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曾借狂人的口说：“这历史没有年代”，“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如果说《菊豆》中被吃掉的是叛逆者的肉体，那么谢飞执导的影片《湘女潇潇》中，被吃掉的则是叛逆者的灵魂。潇潇13岁被卖，做了一个3岁男孩的童养媳。 随着少女的成熟，她也曾受城里女学生追求“自由”幸福思想的影响，大胆地与婆婆家的长工相爱。面对被族规沉塘的威胁，她也曾逃离家庭……被捉回来后，她因生了个大胖小子而幸免于难。可是十年后，她竟变成了自己当年的婆婆，又给小儿子娶了个大媳妇。叛逆者变成了卫道士。显然，潇潇与菊豆的命运相似，但结局却不同。后者满怀悲愤，同那象征封建礼教腐蚀力的染房一起，在烈火中同归于尽。肉体毁灭了，但精神永存。而前者，肉体幸存下来了，可她那追求自由的精神却被吞噬了。可见，封建的宗法制度，向以杀一儆百和怀柔宽大的两面政策，实现所谓“行天理，去人欲”的残酷目的，从而使封建的伦理纲常得以周而复始地延续下去。
新中国的建立，彻底结束了封建制度。但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却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彻底消除，因而，潇潇现象至今犹存。影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菱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在与封建的旧思想、旧传统的斗争中获得婚姻自由的。可是到了70年代，步入中年的菱花，却忘记了自己当年的波折，又象自己的母亲一样，出来干涉、包办女儿荒妹的婚事。更可悲的是，影片《香魂女》中的香二嫂，七岁时被卖给一个残疾男人做童养媳。成年后，她作为这个酗酒男人泄欲的工具和赚钱的机器，饱受凌辱、摧残和折磨。可是，当她在经济改革大潮中致富以后，却利用手中的金钱，为自己的傻儿子买来了村里最美丽最善良的姑娘环环做媳妇，制造了又一起买卖婚姻的悲剧。俨然一个90年代的腰缠万贯的潇潇。
历史的重复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中国女性为何始终挣不脱封建的传统文化那周而复始的怪圈呢？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是十几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有关罢，但记忆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2〕透过潇潇现象，不难看出， 这种“记忆不佳”已经成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痼疾和国民性的弱点，作为一种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腐蚀着一代又一代人。不仅阻碍着妇女自身的解放，也阻碍着我们民族的进步与腾飞。只有彻底清除这种痼疾，妇女的解放才有希望。
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妇女精神的解放
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3〕新中国的建立， 是一场天翻地覆的伟大社会变革，中国妇女不仅在这场变革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而且真正实现了人身的解放，获得了法律上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社会主义中国毕竟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这决定封建的传统文化及其影响必然要被带到新社会来，与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并存。从而构成人们心灵中新与旧、革新与保守、进步与僵化、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等种种矛盾的文化结构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人身的解放，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两种文化碰撞交融的现代社会，妇女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必须进一步摆脱旧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实现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解放。
如果说妇女人身的解放主要靠外力——重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更新，那么，妇女思想观念和精神的解放则主要靠自己，靠心灵深处灵魂的自我搏斗。因此，新时期一些影视艺术作品的文化视角，逐渐由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冲突，转向人的内心冲突。塑造了一系列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苦闷、傍徨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妇女思想和精神解放的曲折性。比如：农村妇女枣花（电视剧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辘·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受到现代文明启蒙的传统劳动妇女。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她几乎集中了中国妇女所有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聪明、贤慧、宽容等等。同时，她也因袭了传统文化中最为严重的惰力与弱点：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过分地忍耐、退让……在第一部中，她饱尝着无爱的痛苦。到了第二部，她刚刚摆脱与铜锁那无爱的痛苦，却又陷入了小庚那爱的深井之中，失去了自由。她不甘愿过少奶奶式的生活，渴望发挥自己的智慧与才干，在社会劳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她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独立意识和自我价值观念的萌动，也是她心灵深处，新与旧两种文化结构对立、矛盾、斗争的反映。可惜的是，这种新的现代意识刚刚萌芽，就遭到了扼杀。绝望之余，她不得不连夜出走。在第三部中，她本可以一往无前，获得解脱，但是因袭的传统文化的重负，使她不能与旧我决裂。最后，面对小庚的乞求和眼泪，她完全妥协了。从此，她满足于为小庚生儿育女，织网、补网，实际上是在亲手织补束缚自己的罗网。编导用“逃脱中的落网”作为枣花命运的归宿，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它反映了旧的传统观念力量的强大和新的刚刚萌芽的现代意识的脆弱，概括的是传统文化束缚下中国女性的性格悲剧。
所谓传统文化，从广义理解，就是我们民族过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部结晶。从狭义理解，无非指过去的思想家们所提炼出的，并且已被全社会认同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等等。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能不接受它的影响和熏陶。即使是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也会在冥冥之中感受到它的气息，与它血脉相通。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打开了封闭的国门，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到西方去闯世界。在社会主义中国这片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中国女性，遇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必然会使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变化，引起心灵的波动和困惑。郭燕（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在纽约这片异国土地上，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中，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困惑型女性。久别故土，特殊的困境，丈夫的冷遇，使她情不自禁地接受了大卫这个美国人的爱情。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对她的影响，使她的思想感情、伦理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她又很难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决裂，因而时时觉得对不起王启明，想帮助他摆脱困境。不料，这样做又伤害了大卫，因而感到内疚。在女儿面前，她觉得无地自容，一度沉溺于愧悔和痛苦中不能自拔……最后，终于在自我反省、自我奋斗中恢复了人的尊严和自信，只身回到了祖国。反映了女性自我精神解放的艰巨性。
世界上任何文化都具有两重性。显然，传统文化并不等于封建文化，其中既包含着民族传统的美质，也包含着封建的消极因素。西方的现代文明也不例外，往往精华与糟粕并存。因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对中国女性心理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它有时会唤醒沉睡的女性意识，有时又会使女性在寻求精神解放的过程中，重蹈覆辙或误入歧途。
如电视系列剧《太阳女人》第七集中的陈素珍，在工厂破产倒闭的情况下，她顽强地四处奔波，寻找出路，奋力谋生，显示了中国劳动妇女自强自立的精神。但是，面对没有爱情的婚姻，她坚持“从一而终”，并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供儿子上大学上。为此，她含辛茹苦，百折不挠，鞠躬尽瘁，体现出中国妇女特有的一种伟大的母性。然而，这种献祭于男性的母性，从文化角度说，并没有摆脱传统的男权文化核心。只有在看到台商写给她的一封求爱信时，她“才感到自己是个女人”。可以说，这是她多年沉睡的女性意识的复苏，但还谈不上精神的解放。与陈素珍相对照的，是同一集中的张永红。她从一个国家机关干部下海，当了一家外商企业的副总经理。聪明干练，有着令人羡慕的位置和优厚的生活条件。但是，这一切，都以她作为一个台商老板的情人为前提。她如拒绝情人的角色，便会丧失一切。这种打着西方烙印的现代文明，实质上并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男性为核心的人身依附关系，反映了妇女追求精神解放的复杂性。可见，无论是陈素珍，还是张永红，都只不过是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对女性意识的一种求索、寻唤而已。她们处在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交叉点上，还没有真正找到女性自己的位置。
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成功地吸取了两种文化精华的，是《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这个在祖国台湾宝岛上成长起来的中国妇女，既保留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才干，同时，又对美国现代文化了如指掌，如美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经济规律、市场竞争、法律知识等等。因而她能在金钱决定一切的美国站稳脚根，并立于不败之地。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成功地吸取东西方文化营养的“混血儿”，一个身居西方的东方女强人。
这一切，都说明妇女思想和精神的解放，不能乞求别人恩赐，只能自己解放自己。既要解放思想，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又应明辨是非，避免盲目性。只有这样，才能焕发出真正的女性意识。
在群体无意识的文化背景下，妇女人格的解放
所谓真正的女性意识，笔者认为，就是要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美质，吸收现代文明的精华，树立鲜明的主体意识：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自尊、自信，在促进人类和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实现女性特有的价值和作用。这就是说，妇女解放，最终应体现为价值观念和人格的解放。
然而，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先进的社会制度与滞后的经济基础的矛盾，必然使人们在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背负着小生产造成的沉重的精神负担。因而，现代妇女在价值观念的觉醒和追求人格独立的过程中，会受到周围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和保守僵化的习惯势力的重重阻挠。它们常常形成一种群体意识，构成一种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给觉醒的女性造成种种压力。
这种群体意识，有时以公开的社会舆论方式出现，甚至可以置人于死地。因而，有些影视作品的文化视角，往往选择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通过一系列新人形象的塑造，着力展示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比如，影片《山雀》中的黔北姑娘山雀，就是一个在现代文明熏陶下，不断觉醒的农村新人，她对爱情曾经进行两次选择。第一次选择：拒绝强二，挚爱铁头。这是向封建包办婚姻的挑战，是对婚姻自由的追求。这个阶段，她得到了政府、组织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很快取得了胜利。山雀对爱情的第二次选择：拒绝铁头，这是她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脱离蒙昧状态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对愚昧无知和原始的性本能的背离。反映了她爱情观、价值观的变化。因此，山雀对爱情的每次选择，实际上都是女性价值观念的不断觉醒和升华，是一次进步，一种超越。但是在山雀生活的封闭的山村，人们能够支持她的第一次选择：反封建有理；却无法容忍她的第二选择：“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罪。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她走投无路，孤立无援，不得不违心地嫁给她已经不爱的铁头。说明妇女价值观念和人格的解放，光靠自身的觉醒还不够，还有待整个社会群体意识的觉醒。
群体意识，实质是一种社会心态，它是一定时代人们的思想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反映。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往往以道德完善为人生追求，这种道德自然以传统文化为价值取向，所以人们特别重视名誉。正如有的理论家所说，在“以博取好名声为心理满足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宁可身败不愿名裂”〔4〕。古代很多节妇烈女就是这样产生的。 因而群体意识构成的社会环境对人的言行举止、立身行事往往起着制约作用。它除了形成公开的社会舆论外，还常常以群体的无意识状态出现，对女性追求人格的解放构成更大的威胁。
电视连续剧《雪野》中的吴秋香，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反传统、反理性的叛逆者形象，也是80年代改革开放这个特殊时代造就的农村新人的典型。她在同五个男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中，体现出了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主体意识，那就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叛和在爱情上的“不将就”。显示了同时代的劳动妇女所不具备的人性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真正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这不能不在封闭、落后的龙王镇引起轩然大波，召来了无休无止的非议和嘲笑。那些被封建的传统文化积淀锈损得愚昧、落后，甚至灵魂被异化、变态的人，什么长舌妇杜寡妇、情感麻木的罗圈腿、俗不可耐的齐来顺，以及满脑子传统偏见的老方成等等，这些人从不同角度构成了吴秋香生活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他们以群体的无意识状态出现，给吴秋香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烦恼，几乎把这个新人置于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境地。反映了传统文化痼疾对女性个体价值的挤压和阻遏，揭示了吴秋香爱情不幸的历史文化根源。这就从社会批判上升到了文化批判的新高度。
这种群体无意识现象，在很多影视艺术作品中都有生动的描写。如电视剧《辘辘·女人和井》中，那些常常围在井台边、门洞里，窃窃私语，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们；《蹚过男人河的女人》中， 以妇女主任孙大膘子为首的善于捕风捉影，制造事端的一群落后女人们……当她们做了一件坏事后，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图的是个啥呀？”她们自身十分不幸，却又以亲手制造不幸为快事。自己不求解放，也阻碍他人解放。完全是一种病态心理、落后心态的自然流露，是传统文化积习构成的一种巨大的社会惰力的反映。从而，伴随妇女解放，提出了必须改变人们落后的精神面貌，使他们摆脱愚昧和不幸的重大社会问题。
群体是由若干个体组成的，因而群体无意识现象也常常体现在某些男性身上。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焕发了中国女性的聪明才智，使她们在社会劳动中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特有的价值。但是，与她们相联系的男性，其思想观念和文化心态却是滞后的。因而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新问题：事业与爱情、家庭的矛盾。除了《雪野》中的吴秋香外，还有电视系列剧《太阳女人》第七集中的李建雅，电视连续剧《女人不是月亮》中的扣儿，《乡里故事》中的二梅等等。她们的出身、经历、文化素养不同，但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经过各种坎坷和波折，终于获得了人格的独立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她们在爱情方面却都是失败者。究其原因，除了传统文化积淀造成的自我心理障碍外，她们接触的男性，无一不是受旧的传统文化束缚的人。比如，吴秋香与之发生感情纠葛的五个男人：呆滞，木然的齐来福，热烈、鲁莽的钟木匠，真诚、软弱的陈会计，唯利是图的刘忠志，善良、热心却容易退缩的林大个子，都是传统文化心理积淀十分沉重的人。物质文化的匮乏，决定了他们精神文化的贫困，而经济改革带来的物质文化的丰裕，还没来得及引起他们精神生活的更大的改变。他们对爱情的追求还缺乏更高的理想，不同程度地处于蒙昧状态，还没有达到人性的真正觉醒。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吴秋香，无法与她相匹配。李建雅的丈夫虽然真心爱妻子，但缺乏对自身事业的执着追求和更高的人生目标，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好人，因而产生空虚感和性苦闷，导致对妻子的背叛。扣儿的情人田牛，对爱情十分执着专一，但他却象枣花的爱人小庚一样，不知道什么是爱，如何去爱，以为有钱就能得到一切，爱得那么自私狭隘，自然是扣儿不能接受的。而二梅的丈夫田保军，则是一个封建道德加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脑子里充满了“女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糟粕，对不能生育的二梅百般凌辱，从不尊重，只能从反面促进二梅女性意识的觉醒，导致婚姻的破裂。这些男性，似乎都不是有意伤害女性，有的甚至完全是出于刻骨铭心的爱。但是，社会前进了，而他们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过去。与觉醒的女性相比，他们的文化心态是滞后的。结果，他们的爱，只能使他们自己，也给女性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这一切，都说明妇女人格的解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必然结晶。当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不同程度地处于精神贫困和蒙昧状态的时候，是无法真正理解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的。因而必须在改变人们的物质文化的同时，尽快地改变他们的精神文化，提高全民的思想觉悟和精神文明程度。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站在人类进步和新时代的高度，去理解妇女解放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妇女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促进派。
恩格斯说：“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5〕这就是说，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是伴随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那么，它也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因此，妇女解放的道路尽管漫长而曲折，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坚信，一个没有压迫和歧视，没有愚昧和偏见，男女平等，人类互爱的新世界必定到来。
注释：
〔1〕〔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第111页、119页。
〔2〕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坟》第1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71页。
〔4〕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