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康熙中叶清廷对江南的控制和八旗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廷论文,江南论文,康熙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3)04-0057-10
康熙朝中叶，康熙帝在平定南方的“三藩之乱”后，在北方又面临准噶尔蒙古噶尔丹势力迅猛东扩，同清朝就喀尔喀蒙古的归属展开激烈较量的情况。此时的康熙帝对江南很不放心。虽然南方的战事已经平息，但江南是两晋以来汉族思想文化的中心。①尤其是晚明王阳明学说在江南一哄而起之时，孟子那句“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语的重被解读，②在江南士族的思想意识中掀起了狂澜。于是在明末养成了这样的风气：“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③汉人对本族的政权尚且如此，而况满人呢！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在继利玛窦之后也与江南汉族士族汇合，西方的学术和宗教以江南为据点慢慢向全国渗透。如何控制这一局面是康熙帝的重要事宜。
康熙帝对江南的统治政策比他的父辈高明，他实行了一种双通道的文化政策，即一方面不断地通过科考、征召博学鸿儒、办书局等方式，将江南的文化精英网罗到北京，成为其名副其实的文化仆人，以便其掌控；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将经过其挑选的北方籍汉族文臣派遣到江南，通过北方汉人如汤斌、宋荦等来管理和控制南方汉人，这对安定江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康熙中叶文化政策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特点。④康熙帝还允许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在江南传教，这在客观上起到了削弱汉族士族在思想文化上对满洲优势地位的作用。
然而，康熙帝还是不放心。清人储方庆曾指出清初“满清”统治者的一个尴尬的情况：“恐汉人有所顾忌而不敢尽忠于朝廷，满人又有所凭藉而无取信于天下矣。”⑤这种政治局面决定了清朝统治者在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打交道时，必须设计一种政治架构，其中有一层，它能介于“满清”统治者和被统治民族之间，对上下两方面都有黏合力，也就是既能得到“满清”统治者的信任，又能熟悉被统治民族的风俗、民情，使“满清”实行的统治能为民众所接受。于是八旗成员就担当了这一角色。
一 江南汉族的治理与八旗
在康熙朝治理、控制江南的活动中，八旗满洲、汉军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在帝国统治集团的眼里，八旗不仅是一个实行军事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且是实现“满清”政治利益的政治工作团队。在清廷的安排下，八旗满洲、汉军源源不断地将其骨干人员输送到中原、江南等汉区，为“满清”羁縻汉人组成了又一张网。据《八旗通志》记载，仅八旗汉军就有范时捷、范时御、范承勋、佟国纲、法海、丁思孔、靳辅、祖良璧、施世纶、李辉祖、石琳、王国安、石文焯、姚启圣、杨茂勋、于成龙、郭世隆等骨干，纷纷被提拔到了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的关键位置。⑥还有大量的包衣佐领不再赘述。清人福格在《听雨丛谈》的“八旗直省督抚大臣考”和“八旗直省巡抚考”中更是详细统计罗列出一长串担任汉区地方行政长官的八旗满洲、汉军成员名单。⑦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在康熙中叶，大批的八旗满洲将领和入旗汉人——八旗汉军将领，他们不需要去走科举的道路，他们不需要用孔、孟学说的典籍作为自己仕途中上升的台阶。无论是江南，还是中原，处处有八旗的身影。在众多汉人面前，他们是旗人(或者说是“准满人”)，他们自己也视自己是旗人；但在清朝君主眼里，他们则是奴仆。于是在“满清”的北方籍汉族文官统治南方的系统外，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以旗人出身为主的混杂着满、汉不同族群的管理系统。同北方籍汉族文官相比，旗人官员则更直接地显示了其代表“满清”利益的一面，较少前者特有的那种温情的面纱。“满清”在为自己攫取利益时不是由自己直接出面，而是由模糊了满、汉族群界限的“旗人”代表自己的利益出面。清朝统治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势必要在统治结构中设计这种双轨制，以确保自己是利益的最大获取者。欧立德(Mark C.Elliott)曾写道：
我们可以看到双轨制理念的核心部分的矛盾，这种出现在清朝政策结构中的矛盾，本身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对满汉不同利益的承认。⑧
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八旗组织本身有一个特点，即满洲君主及皇室贵族同其成员的领属关系或主仆关系，而康熙帝通过把为数众多的八旗将领从军中选出并安插在全国各地的行政监督岗位上的做法，将这种主仆关系推广到了全国(汉区)，渗透到帝国的行政管理系统中。这样一方面加强了满洲的利益保障，另一方面也推进了满洲君主的专制独裁体制的建设。
许多人只注意到了八旗曾是“满清”的一个军事、政治组织的问题，但是忽略了它在康熙朝发生的一些演变，它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官员学校”或“奴才学校”的功能：一个人只要入了旗，并能在八旗组织体系中的任何一支(满洲、蒙古、汉军都可)获得一个相应的职位，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考察后，他都有可能被皇帝钦点到全国各地，担当那里的知府、布政使、巡抚、总督。例如傅拉塔。
傅拉塔，满洲镶黄旗人，姓伊尔根觉罗，康熙九年由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十七年迁内阁侍读，十九年授山东道御史……从此进入地方要员行列。康熙二十七年四月，授两江总督。⑨是年二月，康熙帝授意高士奇参劾明珠等人；五月，徐乾学被解刑部尚书职，康熙帝命其继续领各馆修书之事。二十八年九月、十月，左都御史郭琇、副都御史许三礼接连上疏奏劾高士奇、王鸿绪、徐乾学等人植党营私问题，康熙帝在表面上对这些汉臣很给面子，如给徐乾学赐御书“光芒万丈”等，而内心却认为：
汉人倾险，可恶已极。始俱赶出。⑩
旗人傅拉塔在此时被派往江南，其职责也就不言而喻。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傅拉塔在江南疏劾：
大学士徐元文、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纵子弟招摇纳贿争利害民。巡抚洪之傑徇私袒庇事。得旨，免究劾款，令元文休致回家。(11)
显然，清廷对于汉臣就是要搞臭，但不搞死，使其服服帖帖地为满洲服务。康熙三十二年正月傅拉塔直接奉旨密报江南官员的情况：
窃奴才去年十二月为扬州府知府施世纶较之以往甚为诡怪轻狂，或以不谨或轻狂等因参劾之处，奏请圣训。奉旨：施世纶居官循声素著，尔反复严训之。若其操行较前有改正，则免于参劾；若不改悔，彼时参劾不迟。钦此。奴才谨遵圣主训旨，务将反复严训施世纶。
又奉旨：巡抚宋荦何如？钦此。奴才谨遵旨奏陈所知。巡抚宋荦为人谦恭老实，办事勤敏，且有才干，居官江西，名声颇佳，亦为江西百姓所怀念。今莅任江宁巡抚不久，以目下居官之情看得，循声如前。
又奉旨：江南官员内居官好者谁也？钦此。奴才钦遵奏陈所知。除原任江苏按察使，今升为布政使之高承爵，原镇江府知府，今升为按察使之王燕二人居官好，公正清廉，蒙圣主知之，俱特擢用不陈外，布政使内安徽布政使佟国佐居官好，为人果敢，亦有才能。江苏布政使张志栋居官尚可，有才能，唯为人轻浮无定，性情暴烈。
道员内，驿传道于准居官好，为人果敢，办事尚可，乃原总督于成龙之孙。江常镇道杨嘉居官好，办事勤敏。淮徐道刘凯居官尚可，干事敏捷，有才能。
知府内，江宁府知府赵世显居官好，为人聪明伶俐，于事敏练，且有才干。苏州府知府鲁腾龙居官好，为人正直，办事亦好，有才干。徽州府知府朱廷美居官好，办事尚可，为人敦厚温和，有才干。池州府知府季灿居官尚可，办事敏练，有才能。
(略)又奉旨：徐、王二氏人等现在如何了？钦此。奴才遵旨谨奏所闻，自圣主训诫处治此等乡绅以来，徐氏、王氏人等以往凶暴之举有所收敛。……今闻徐氏人游览江浙名胜、赋诗撰文，原监察御史徐树谷仍行胡言乱语。等语。奴才仅以所闻谨奏上闻。(12)
傅拉塔在这份密折中一口气报告了江南三十多名大小汉官的情况，上自巡抚宋荦，下至众知县，末尾还有徐氏等被劾汉官的动向。这清楚地反映出所谓的满汉双轨制就是满人当道，汉臣为犬马。傅拉塔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这一政策，因此事后康熙帝对傅拉塔在江南的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两江总督居官善者，自于成龙以来，惟傅拉塔一人。能和而不流，不畏权势，爱恤军民，深副朝廷委任之意。(13)
所谓“和而不流，不畏权势”，当指疏劾徐氏兄弟无疑。故当傅拉塔死后，汉臣徐乾学等额手相庆，有文献为证，康熙帝朱批：
据闻总督傅拉塔既逝，江南通省顿觉如丧父母，而徐乾学连饮三日以庆贺。(14)
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两江总督傅拉塔卒。六月，康熙帝以“两江地方关系紧要，范承勋行事坚定，为人平易”为由，(15)授范承勋两江总督。
范承勋，汉军镶黄旗人，范文程第三子。其父范文程早在天命三年即投奔后金，在经历了为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效力后，范氏家族于顺治初年入了镶黄旗，并拥有汉军佐领的军职。范承勋由荫生入国子监，并于康熙三年直升工部员外郎，七年升刑部郎中并充《大清会典》纂修官，二十四年被授予广西巡抚，二十五年擢云贵总督，三十三年迁都察院左都御史。范氏接任两江总督一职，一直到康熙三十八年止，这也是宋荦在江南巡抚任上之时。(16)
范承勋到江南不久，康熙帝即在其奏折上提醒他：“江南地方不可与云南相比，应谨慎调养。”(17)范承勋在江南的任务，从其给康熙帝的奏折来看主要是对其属下实行监控和对粮食的收成及漕运情况负责跟踪报告。例如，他对江南官员的监控十分细致，当他发现淮南道刘淀邦有奉承巡抚、为巡抚祝寿一事，即密折上报康熙帝请示处置意见。此事因牵涉到宋荦，康熙帝朱批：“此皆常有之事，理应从宽，以给大臣官员留面子。”(18)当康熙帝对江宁将军缪齐纳患病一事有疑问时，范承勋即行察访并奏报康熙帝，使康熙帝明白，缪氏不是没病，而是对官职“尚有贪恋之意也”(康熙帝朱批)。(19)
范承勋写的大量关于粮食长势、农业收成情况的奏折，结合此时“满清”在北方同噶尔丹的战事，就不难理解此时康熙帝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范承勋的职责是什么。可以说范氏家族在入旗以后不仅受到了快速提升，而且参与了康熙帝对各地官员的实际监控工作，深受康熙帝的信任。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康熙帝谒孝陵，范承勋前去进觐时，康熙帝一席话表达了清帝同汉军旗的亲密关系。
尔系盛京旧人，尔父兄累朝效力，尔兄又为国殉节，朕因见尔思尔兄，心为惨切。不见尔八九年矣，尔须发皓白，如今因郊外寒冷，将朕貂帽貂褂白狐腋袍赐尔。(20)
美国学者劳伦斯·凯斯勒(Lawrence D.Kessler)曾注意到：
汉军旗人掌握了省级行政管理的关键位置如总督、巡抚。在京城之外的帝国地方当局的首脑，督、抚是满洲控制全国的关键工具。(21)
劳伦斯·凯斯勒作了一个清朝初期担任督、抚的各族人数统计，发现康熙朝中、后期担任过总督的汉人是十五人，汉军旗人是三十九人，满人是三十一人。(22)而我们知道，后两种人又都是旗人。显然，满洲的力量占压倒优势，因为入了旗的汉人是满洲的仆从，他们唯满洲利益而动。
既然大家都入了旗，外表上都一样了。因此在江南，八旗汉军旗人能做的事，八旗满洲旗人也就可以做，而不至于引起汉人过于敏感的反应。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范承勋升任兵部尚书。第二年，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奉康熙帝之命，满洲镶蓝旗人阿山担任两江总督。这位原先混在吏部里的笔帖式，后来从康熙十八年起一直泡在翰林院的满洲旗人，没有经过科考，就从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讲官、侍讲学士，一直到经筵讲官、左副都御史、翰林院掌院学士，直至握上两江总督的权柄。(23)
阿山不负康熙帝的期望，他上任一年后就对其属下的江南七府——江宁、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的汉族官员们的表现写出了秘密鉴定报告。兹摘录如下：
奉旨：知道了。这七知府何如？查得，江宁府知府刘颜，乃特选补授，甫到任，尚未试之。淮安府知府王胜洲，于三十九年三月到任，方一年，仍奋勉任事。常州府知府秦邦英，于三十九年四月到任，时已一年，尚奋勉任事。扬州府知府刘翰，于三十八年十二月到任，一年有余，因扬州事务繁多，刘翰虽勤勉，尚未谙练事务。故会晤该三知府，以知府乃系大员，管理数州县，若凡事皆诚心办理，不往他处想，何所不能？尔等乃州县之楷模，相应正其身，毋负皇上简用等言教诲。伊等将成循吏，尚可指望。镇江府知府谭韵成，于三十五年十二月到任，此处兵民杂居，人虽尚可，然而不严加约束衙役、属下人等，且办事亦不甚妥切。松江府知府朱忠君，于三十八年十月到任，人亦虽可，因在海疆远处，所办所行事宜仍有未尽善者。该二知府，奴才皆召之来，以凡事皆详察，严加管束属下人等，好生坐官等言严饬毕，遣之回。因伊等无甚显著大过，欲观嗣后勤奋与否，故未参劾。苏州府知府史文卓，于三十八年六月到任，遇事则实心承办，有弊则努力革除。是以，奴才即饬史文卓照此奋勉效力，竭力进取，毋中途懈怠而忘却作人。惟不知能否尽终，然据现在而论，较之六府之知府，似伊稍优。皇上笃念民生，降旨垂问此七知府何如，奴才何敢掩饰，不秉公具奏。(24)
按常理，考察各府的知府工作情况，这是时任江南巡抚的宋荦分内之事，然康熙帝却暗地里让阿山插上一脚。细细想来，康熙帝也有其道理。阿山既是满人又是旗人，他的前任范承勋也是旗人，既然都是旗人，阿山来江南行事也就无可非议。“旗人”成了掩护满洲对非满洲民族实施统治的屏障。而况阿山在京时同汉族的儒家典籍有过近二十年的接触了解，因此他和江南各府相关人士容易沟通。康熙帝不是不知道江南巡抚宋荤对朝廷的态度，但是宋荦毕竟是汉人，不是旗人！所以有必要让阿山这样的满洲旗人再深入地考察一下。阿山对江南七府的考察报告，构成了康熙帝对宋荦评估的重要环节。故康熙帝于当月对此称赞道：
阿山虽任事未久，居官亦甚善。(25)
因为这使康熙帝更清晰深入地了解了宋荤在江南的工作情况，此为康熙帝在康熙四十二年南巡时表扬宋荦的基本依据之一。由此可见旗人在监管江南时的作用。
此外，旗人一旦当上了某地的要员，由于拥有旗籍——即满洲世仆身份，他就拥有同皇帝建立直接的联系渠道的机会。康熙中叶的统治文化政策的专制特色也表现在这里。清朝由康熙帝创立的密折制度之所以能迅速地建立起来，正是由于有了“旗人”这样一个操控系统在起作用。这一系统具有明朝统治体制所不具备的鲜明的领属性和主仆性，因而有较强的私密性。
例如，入旗后在正白旗包衣佐领管领中担任“第五参领第一旗鼓佐领”的曹寅，就是在此任上“陛升江宁织造”的。(26)有关曹寅和同样是包衣出身的苏州织造李煦受康熙帝指派，收集江南官员及朝廷大臣的情况乃至皇室内廷动向，然后以密折方式奏报康熙帝的史况已有学者作了论述，这里不再详述。只稍看看康熙帝在康熙四十二年四月给苏州织造李煦的那条密旨，即可明白康熙朝汉臣之间的差别了。
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康熙帝在苏州织造李煦有关苏州地方菜麦收成情况的密折上以朱笔批道：
巡抚宋荦，朕南巡二次，谨慎小心，特赐御摹书扇二柄。赐李煦扇一柄。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写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27)
通过两次南巡考察，康熙帝把宋荦归入了可以信任的等级，可以参与密折事宜，但仍须在旗人李煦的监管之下行事。宋荦完全明白自己的地位，在康熙四十二年六月的密奏中他如是说：
年六月十八日苏州织造李煦传旨……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钦此钦遵。并赍(齎)捧御笔书扇二柄到臣。臣即叩头祗受。(28)
不仅宋荦要受到旗人的监管，朝内的理学大臣也要接受旗人包衣的监管。根据江宁织造曹寅的密报，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初一日，从京城致仕来到江宁休养的大学士熊赐履，一到江宁：
即至臣处跪请圣安，臣将前存问之旨宣讫，熊赐履望阙叩头谢恩……(29)
理学大臣尚且如此，而况其他。据史料载，扬州知府赵弘煜、松江府平粜户部郎中赵德、镇江平粜户部江南司员外郎戴宝，都须经由曹寅和李煦向康熙帝禀报情况，(30)上至一品大臣、下至府司，均在旗人的视野中。康熙帝甚至明确下旨：
凡苏州来的各行人等，尚有多事者，尔察明即当奏知，不可少懈。不时访访才好。(31)
从这里可以明白一点，汉人入了旗，就取得了高于其他汉人的地位；而且作为“满清”君主的仆人，他的特权有时可以高于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汉人在这里再一次被分离、被差别化了。在“满汉一家”的的幌子下，清廷利用一部分入了旗籍的汉人，对另一部分汉人实施监控；再利用后者对广大汉族民众实施“满清”的统治。
二 江南传教士活动与八旗
从晚明到清初，传教士在江南乃至全国的活动日盛，其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布点已基本形成(蒙藏地区除外)。康熙初年，清廷官员杨光先在《不得已》中指出天主教在华：
又布邪党于济南、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杭州、金华、兰溪、福州、建宁、延平、汀州、南昌、赣州、广州、桂林、重庆、保宁、武昌、西安、太原、绛州、开封并京师共三十堂……
每堂每年六十余会，每会教徒二三十人。(32)
方豪在研究中，根据耶稣会传教士殷铎泽1671年赴罗马给教廷传信部的报告指出：
康熙九年，全国各会所属教友统计二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人。(33)
上述情况，当时的耶稣会士南怀仁也掌握，因此，他在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向康熙帝呈递《穷理学》一著时，显然是抱着要将此著提升到与孔孟之学同等地位，以推动天主教传播的目的。康熙帝当面婉拒了南怀仁，而且在同清廷的官员们作内部研究时更作出了明确决定：
又会同翰林院题覆治理历法南怀仁疏，所请以西洋穷理学书刊刻颁布，议不准行。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悖谬。”上曰：“部覆本不必发南怀仁，所撰书着发还。”(34)
南怀仁的企图就这样被阻止了。这条重要的史料以往一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此书真的是“悖谬不通”吗？从目前所知《穷理学》的内容来看，如一些学者指出，它收录了大量西学著作，如傅汎际、李之藻《名理探》二十五卷等。(35)南怀仁自己在“进呈《穷理学》书奏”中亦有说明，(36)作为对历算颇有兴趣且读过此书的康熙帝，不可能不知道此书的内容和价值。
事情还得回到上文提到的传教士来华后清初的一些现象。康熙初年，经过从晚明到清初传教士活动的积累，汉族士族同西学有了广泛的接触。康熙时期的汉族精英如黄宗羲、魏裔介、陆陇其、毛奇龄、朱彝尊、潘耒、徐乾学、万斯同、梅文鼎等，都同西学或传教士发生过接触与交流。
西学在王学的故乡江南滥觞，西学也在京城的汉臣中流播。康熙帝不会不知，亦不得不防。因此“满清”统治者毫不犹豫地否决了传教士南怀仁要将西学和天主教立为国学、国教的企图，以提防耶、儒的合流倾向。但在面对厚重的汉族儒学经典时，满洲皇帝在意识形态上毫无优势可言，他需要一件武器来助其一臂之力，压制汉族思想活动。
有鉴于此，为了利用传教士及西学为己服务，以压制汉族士族，满洲君主当然会对西学的传播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用其近臣索额图的话来说，“我们装作不知”。(37)而且早在康熙十九年，康熙帝就为传教士亲书“奉旨传教”，许其下江南行事：
李西满(Simon Rodrigues)神甫字受谦，授文学三年始赴东方传道。……一六七九年被召入京修历。
一六八○年帝赏赉之，授以官，西满固辞；因请帝赐以敕旨，许其传教。帝亲书“奉旨传教”四字授之。一六八二年还福建，顾教堂甚多，难以兼顾，精力日渐衰颓。
于是李西满就常驻江南。
如是重返江南，常驻常熟、苏州(一六九○年在苏州)。每年受洗者五六百人。(《传教信札》卷三，七三页。)无锡、崇明两地教堂亦属管领。(38)
联系到此时正是“满清”当局举行博学鸿词科大规模从江南乃至全国网罗汉族精英进京的年代，康熙帝放手让西方传教士在江南建堂布道，客观上为“满清”起到了削弱汉族士族在思想文化领域优势地位的效果。
但是，满洲统治者的这种做法，又在客观上限制或侵犯了汉族精英的千年世袭领地，必然会引起部分汉族士族的排斥反应。康熙三十年，浙江巡抚张鹏翮掀起的杭州禁教事件，即是真实的写照。
在处理杭州禁教事件的过程中，八旗官员的作用值得一提。
“八旗甲兵国家根本”(39)这是“满清”统治者内心深处的坚定信念。因此八旗出身的官员除了参与和监督对汉族政策的施行和对蒙古政策的施行以外，还参与了对欧洲来华传教士活动的政策实施。例如康熙三十一年，清廷解除禁教令一事，有两个八旗官员对此事卷入很深——顾八代和索额图。
顾八代，满洲镶黄旗人，娃伊尔根觉罗。父顾纳禅，八旗满洲镶黄旗参领，因军功由骑都尉世职，晋职三等轻车都尉，世袭罔替。看看顾八代在官职上晋升的情况很有意思。顾八代是顾纳禅次子，顺治十六年以萌生充护军随征云南，得功牌二，授户部笔帖式。不久因其侄佛岳卒无子，遂袭二等轻车都尉世职。
康熙十四年圣祖仁皇帝御试旗员列第一，改翰林院侍讲学士。会逆藩吴三桂踞湖南……上命顾八代传谕镇南将军莽依图规复广西方略，即留营随征。
康熙十九年，广西既定，莽依图卒于军，顾八代随平南大将军赉塔进征。康熙二十年，师至云南，顾八代同参赞大臣穆占等与勇略将军赵良栋定攻取策，赉塔从之……平云南凯旋。补侍读学士。二十三年入直上书房，二十四年擢内阁学士，充《平定三逆方略》副总裁官。二十五年充经筵讲官。明年授礼都侍郎，二十八年擢本部尚书。(40)
就这样，一个以征剿汉人反叛并以军功起家的八旗满洲武将，当上了主管清廷文化政策部门的一号掌权官员！
索额图，满洲正黄旗人，姓赫舍里氏，内大臣一等公索尼第三子。
康熙七年，授吏部右侍郎。八年五月，索额图奏请解吏部任，效力左右，仍为一等侍卫。是月内大臣鳌拜获罪拘禁，大学士班布尔善坐党伏诛。索额图旋授国史院大学士，兼任佐领。
十五年，同大学士巴泰、杜立德等劾奏内阁票本错误，改写草签，请敕部严察情弊，于是大学士熊赐履以改写草签，复行私毁，罢归……
二十五年八月，授索额图领侍卫内大臣。时俄罗斯屡犯黑龙江边境……
二十八年四月，命索额图同都统佟国纲等往议。
二十九年七月，命统盛京、吉林、科尔沁兵往会大将军裕亲王福全于巴林，进征噶尔丹，击败之于乌兰布通。(41)
康熙朝的几件大事——粉碎满洲勋贵鳌拜集团、疏劾汉臣一号人物熊赐履、与沙俄谈判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北击噶尔丹于乌兰布通，索额图均与其中，可谓功勋卓著。因此，康熙三十年代杭州禁教案发生时，索额图和顾八代也就分别从自己的位置自然而然地卷入了漩涡。
据史料载：
礼科抄出钦天监治理历法臣徐日升、安多谨题：为敬陈始末缘由，仰祈睿鉴事。本年九月内，杭州府天主堂住居臣殷铎泽差人来说，该巡抚交与地方官，欲将堂拆毁，书板损坏，以为邪教，逐出境外等语……
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具题，本月十八日奉旨：该部议奏。(42)
康熙三十年九月，浙江巡抚张鹏翮在杭州下令禁教。据当时在华的葡萄牙耶稣会士苏霖神父写的《关于1692年“容教诏令”的报告》之记载：(43)
浙江巡抚张鹏翮下令：严格禁止任何西洋人向中国人介绍和讲解关于他们天主教节日的日历，以免引起他们归信天主教之心，因为，这些行为违背皇上的诏令。我谨遵皇帝旨意，努力使人民忠守儒家之道。我以此为原则，而获得了治国之道。……既然还有人继续盲目地归信天主教，所以我下令，检查所有的地方，马上提醒他们。我控告殷铎泽违背皇室的诏令……他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任何帮助违背这个法令的人，或视而不报，要受到与殷铎泽同样的惩罚。(44)
在杭州的殷铎泽神父立即写信将此情况告之北京宫廷里的传教士，张诚神父收到信后，因在中俄尼布楚边界谈判时同索额图建立了友谊，故立即向索额图求救，索额图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请托：
亲王当场就用非常强烈的语气给总督(张鹏翮)写了信。……亲王对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很多温和和审慎的时代。皇上寻找一切机会帮助基督教信仰的学者，你迫害他们又如何能够取悦皇上呢？相信我，这位君主的榜样应该在我们的思想中留下比所有的法令更加深刻的印象；朝廷自己都不愿再遵循的过去的法令，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如果你帮助了传教士，就等着皇上为此而感谢你吧；如果我可以为后一个理由做出补充的话，就是你放心，我会留心你在我的劝告之下对他们的所有帮助的。”(45)
索额图的信不是从帝国的法律层面上谈问题，而是从满洲君主的实际行为，从满洲统治阶层“不愿再遵循过去的法令”的角度谈对此事件的处理。这信中说话的口吻是典型的八旗满洲勋贵式的，如“……你放心，我会留心你在我的劝告之下对他们的所有帮助的。”
然而张鹏翮对此似乎不买账，于是索额图再给他写信道：
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为了讨好那些不怀好意地腐化你的思想来反对基督徒的人，你放弃了我给你提出的建议。……再考虑一次这件事情，想一想是我在同你说话。(46)
但张鹏翮似乎还想抵挡，于是事态的发展终于到了康熙帝手中。当康熙帝也对神父们表态要给予帮助时，就遇到了须走一下程序的问题，即无论是神父上呈的奏疏还是康熙帝下的谕旨，都要经过礼部票拟的问题。
此时礼部的第一尚书是八旗满洲镶黄旗的参领顾八代，而礼部的官员们是反对基督教的。当礼部收到康熙帝于十二月十八日批转礼部议覆的传教士徐日升、安多的奏疏后，他们于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作出的议覆结果是站在索额图和康熙帝的对立面的：
礼部议覆奏称，钦遵议得钦天监治理历法徐日升、安多疏称，杭州府住堂殷铎泽使人来称，彼处巡抚令地方官毁教堂，破书板，目为邪教，逐出境外……查得康熙八年，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以天主教并无为恶乱行之处，伊等聚会，散给铜像等物，仍行禁止，其天主止令西洋人供奉等因。具题。奉旨：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各省或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禁止，余依议。钦遵在案。又查康熙二十六年……工部会同臣部，议以康熙八年，经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寺庙聚会，永行禁止，其伊等聚会，散给铜像等物，仍行禁止，天主教系伊等从来供奉，止令西洋人供奉。具题。已经奉旨，其南怀仁具题之处，毋庸议等因具题。奉旨：依议。今地方官闻有禁止条约，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着删去。钦此钦遵。已经行文浙江等省，其杭州府天主堂，应照旧存留，止令西洋人供奉，俟命下之日，行文该抚知照可也。正月二十三日，奉旨：依议。钦此。(47)
礼部议覆的结果，否决了传教士的要求，并列举了康熙八年和康熙二十六年两次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定，只准西洋人自己供奉天主教，不准向中国人传教；并且有康熙帝的两次谕旨“依议”支撑。
有意思的是顾八代这位八旗将领和几位满臣一起，竟然站在礼部的汉臣如熊赐履等人和浙抚张鹏翮一边，同索额图唱反调。也许是他觉得这没有先例，又或许是索额图和他曾有过不快——康熙十八年三月，顾八代随大将军莽依图西征广西吴三桂余部凯旋。
京察，掌院学士拉萨理、叶方蔼以顾八代随征以来，能称厥职，以“政勤才长”注考，大学士索额图改注“浮躁”。传旨下部察议，吏部言浮躁例应降调，顾八代有世职，令随旗行走。(48)
总之，礼部否决了这份奏疏。当然，传教士们并不罢休，他们在索额图的帮助下，再次面见康熙帝递上了他们的诉状。
皇帝对如此迫切的请求不再坚持己见，立刻给阁老们、他们的属下以及礼部的所有满族官员写了信。(49)
信中说道：
他们的宗教一点也不是煽动性的，不会把人民引向反抗；因此我认为可以允许它，以便所有愿意信仰它的人得以自由地进入教堂，公开信奉人们对天主的崇拜。
于是我希望所有由于我们法庭的意见和建议至今促使反对它的法令现在都要撕去或烧毁。你们国务大臣和你们礼部的满族官员，聚集在一起，审查这件事，并尽快告知你们的意见。(50)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不得不启动了满洲优先权的解决方式，于是索额图据此亲自参加了只有满臣的议政大臣会议，(51)并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代表康熙帝阐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想法：
我当了十年的阁老，我从未对基督徒有任何的抱怨。大人们，相信我，整个帝国信仰他们的宗教是值得期待的。因为，难道它不是一个教导孩子尊敬父母、臣民忠于君主、仆人完全顺从主人意愿的宗教吗？……
随后，由于亲王看到他们的思想动摇了，就讲述我们宗教的十戒，用非常有说服力的话语解释它们，以至于官员们面面相觑，无从反驳。(52)
法国传教士李明记载的索额图同其他官员的争论，十分鲜明地勾勒出康熙帝及八旗满洲官员所流露的内心想法：
鞑靼的喇嘛和汉人的和尚在传播他们的宗教过程中并没有受到任何骚扰。伊斯兰教徒甚至在杭州修建了一座俯视我们所有公共建筑的清真寺。我们并没有抵制这些泛滥于整个中国的潮流；我们装作不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承认了所有这些无用或危险的教派。(53)
这里的“我们装作不知”一语，生动地揭示了康熙帝利用多元文化的客观情势——让各股力量彼此制约，以利于清朝统治的政策。而身为八旗勋贵的索额图，忠实地贯彻了康熙帝的意图。
李明还特意指出了一个情况，当这些满洲官员意见统一后，康熙帝特别建议：
为了让行动更隆重，他想让人们召开汉族国务大臣和礼部官员的大会，以前人们只是把鞑靼官员的决定通知他们。(54)
就这样，由汉族官员在江南挑起的这场禁教案事端，被以索额图为首的八旗满洲权贵们在北京的满洲议政大臣会议中解决了。
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三日，礼部尚书降一级臣顾八代、经筵讲官尚书熊赐履以及席尔达、王飏昌、多奇、王泽宏、伊桑阿、阿兰泰、王熙、张玉书、满丕、图纳哈、思格则、王国昌、王伊方、玉机、李柟等十七位满汉大臣联名上疏了所谓“容教令”。二月初五日，“奉旨：依行。钦此。”(55)
自此，清廷以强力为耶稣会传教士打开了汉族官员试图关上的禁教大门，为清廷控制江南引入了除满洲、北方籍汉臣以外的第三股势力。
事后，也许顾八代在此事件中的表现不能令康熙帝满意，第二年就被解除了礼部尚书的职务。
康熙三十二年九月，奉旨：顾八代因在内廷供奉有年，屡加擢用，洊至尚书。今观其人，不宜留任部院，著革任，以世职随旗行走，仍直内廷。(56)
出身八旗勋贵的索额图领悟了康熙帝的意思，故使清廷对传教士的政策走上了宽松的方向；而同样出身八旗勋贵的顾八代不能领会康熙帝的想法，故从此在清廷的部院行政管理系统中消失了。
①皮锡瑞云：“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5页。
②焦循：《孟子正义》卷12，告子章句下，第477页；《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③据顾与沐：《顾端文公年谱》所载，明万历十四年，顾宪成赴京拜谒王锡爵。王氏说北京有“异事”，“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宪成答曰，东南有“异事”，“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④见拙文《试析康熙朝中叶对汉族文化政策与大一统政治之关系——以安定江南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⑤储方庆：《殿试策》，贺长龄：《皇清经世文编》卷7，清道光刻本，第39页。
⑥《钦定八旗通志》卷22、26，卷135、138、141，卷189、190、191，卷195、196、197、198，卷204、20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4、666、667、66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⑦(清)福格：《听雨丛谈》，第71、72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7-73页。
⑧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14.
⑨《钦定八旗通志》卷139，人物志19，大臣传5，满洲镶黄旗5，“傅拉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6册，第243-245页。
⑩(清)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4，“本朝时事”，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43页。
(11)《钦定八旗通志》卷139，大臣传5，满洲镶黄旗5，“傅拉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6册，第244页。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86件，“两江总督傅拉塔奏报地方官员操守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8页。
(13)《钦定八旗通志》卷139，人物志19，大臣传5，满洲镶黄旗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6册，第245页。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7件，“川陕总督佛伦请安折”，第62页。
(15)《钦定八旗通志》卷191，人物志71，大臣传57，汉军镶黄旗3，“范承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7册，第484页。
(16)《钦定八旗通志》卷191，第480-485页。另见(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卷232，列传19，“范文程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9355、9356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43件，“两江总督范承勋请安折”，第65页。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44件，“两江总督范承勋奏请属员可否为上司祝寿赠物折”，第65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45件，“两江总督范承勋奏报麦田情形并传谕江宁将军折”，第65页。
(20)(清)柯汝霖：《范忠贞年谱》咸丰三年癸丑二月，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81页。
(21)Lawrence D.Kessler,K'ang-hi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p.117.
(22)Ibid.,p.120.
(23)《钦定八旗通志》卷180，人物志60，大臣传46，镶蓝旗，“阿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7册，第264-266页。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18件，康熙四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阿山奏陈知府居官优劣情形折”，第210页。
(25)《钦定八旗通志》卷180，人物志60，大臣传46，满洲镶蓝旗3，“阿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7册，第266页。
(26)《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卷7，正白旗包衣佐领管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4册，第404页。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第55件，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28)同上，第59件，第95页。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第327件，第944页。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第312、314、323件，第887、889、911页；同上，第2册，第360件，第60页。
(31)同上，第132件，第250页。
(32)杨光先：《不得已》，“请诛邪教状”，《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卷3，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077、1078页。
(3)方豪：《中西交通史》，第4篇第12章，“欧洲宗教与神、哲等学之东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7页。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辛巳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04页。
(35)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84-86页。
(36)南怀仁：进呈《穷理学》书奏；载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卷4，“神哲学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47页。
(37)[法]李明：《中国近事报道》，郭强等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
(38)[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李西满传”，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5-386页。
(39)《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2集卷10，康熙三十年二月十七日谕户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441页。
(40)《钦定八旗通志》卷138，人物志18，大臣传，“顾八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6册，第235、236页。
(41)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2册卷8，大臣划一传档正编5，“索额图”，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7-529页。
(42)《熙朝定案》，见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1-183页。
(43)苏霖神父的这份报告是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由葡萄牙耶稣会士金弥格(Miguel de Amaral)带到欧洲，并寄给德国明斯特市主教顾问科亨海姆(Krnst von Cochenheim)的。1697年3月27日该报告又被寄给了莱布尼茨。见(德)G.G.莱布尼茨：《中国近事》，“译者的话”，梅谦立、杨保筠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44)莱布尼茨：《中国近事》，“苏霖神父关于1692年‘容教诏令’的报告”，第22-24页。
(45)[法]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第13封信：“致让松红衣主教大人”，第344页。
(46)[法]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第13封信：“致让松红衣主教大人”，第347页。
(47)黄伯禄：《正教奉褒》“部议但准西士奉教”，《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357、358页。
(48)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11，大臣划一传档正编8，“顾八代”，第789页。
(49)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第13封信：“致让松红衣主教大人”，第359页。
(50)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第13封信：“致让松红衣主教大人”，第359页。
(51)查“满清”的官职体例，没有“国务大臣”一说，当是“议政大臣”；而“汉族国务大臣”当是“大学士”。
(52)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第13封信：“致让松红衣主教大人”，第361页。
(53)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第13封信：“致让松红衣主教大人”，第360、361页。
(54)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第13封信：“致让松红衣主教大人”，第361页。
(55)黄伯禄：《正教奉褒》“礼部议覆，准令各省传教”，《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358、359页。
(56)《钦定八旗通志》卷138，人物志18，大臣传4，“顾八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6册，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