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光晴的近代中国图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像论文,近代中国论文,金子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0)03-0057-08
本文所论述的日本作家金子光晴的中国图像，是指金子光晴在1926-1937年期间游历中国时所感知的、并由他用文字表述出来的近代中国图像。任何一个客体，都会由于观察者既有的印象(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先入观念)、观察的目光和视角不同，映射在他脑子里的图像因而会出现差异。一般来说，基于某种近似的时代氛围和民族立场，来自同一地缘和文化背景的某一族群，他(她)们对域外的某一对象所获得的图像会有程度不一的相同点，但同时也会因个人不同的人生经验和思想内蕴，对同一对象所感知的图像会有一定的差异。本文试图通过对金子的中国图像的剖析，来考察这一时代日本人中国观的一个侧面。
一、金子光晴与中国相关的履历以及四次中国游历
金子光晴(1895-1975)，日本现代诗人、作家，一生经历了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对明治晚期的日本具有清晰的记忆，在大正时期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而他波澜起伏的人生大半，也与大半个昭和时期相始终。金子光晴的人生履历，必定具有深刻的时代印记。
金子光晴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履历和人生经历，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点。
其一，是沿承了江户和明治时代前期的历史脉络，整个日本社会还在相当范围内留存了比较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据金子自己的叙述，他大概自十四五岁左右开始对中国古典产生兴趣，读的是《古文真宝》和《十八史略》，并曾背诵前者中的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家里有两册传统和本装帧的《游仙窟》和《寒山诗》，也是他早年的爱读，前者的汉文旁，附有日语雅文的假名，“我觉得这些美文，渗透到了我内心的最深处，充溢了我的整个心胸。”①中学三年级的时候，阅读了《左传》和《战国策》，其时经常出入于东京日本桥一带的一家名曰“崇山堂”的旧书店，搜寻到了唐本的《秘书二十一种》，内有《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也曾从书店中将多卷本的《资治通鉴》大汗淋漓地背回家。他中学时曾师从汉文老师野间三径，课外跟他习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对于儒道诸书皆有涉猎，相比较立足于庙堂的儒家，他似乎更欣赏在民间有重大影响的、讲求现世享乐的道家。这些古典，在他的脑海中，初步形成了一个中国图像，从中他强烈的感知到日本精神文化中中国的影响，他说：“日本所谓的武士道呀仁侠道等等，其原型，在很早的中国就有了。”“要知晓日本人精神生活的过去和现在，不可忽视汉学的影响之大。当然，封建政治家出于自身的需求，采用了儒家的官僚思想，这一思想起到了一种高压的稳定作用，而作为一种反叛精神，老庄的虚无思想也为人们所喜爱。江户市井的讽刺和轻快的幽默，其底蕴深处，有着老庄的气息。”[1]425
其二，明治前后，随着西风东渐，欧美的影响汹涌而来，至大正时期，社会一般，尤其是都市生活中，西洋的印迹，几乎比比皆是。金子少年时代求学的晓星学校是一所天主教背景的教会学校，在早稻田大学求学时期，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不过他不喜欢托尔斯泰，而迷恋另一个具有虚无颓废倾向的俄国作家阿尔志巴绥夫，为他的长篇小说《沙宁》所倾倒，他还耽读于王尔德的《莎乐美》，对爱伦坡的作品也大加赞赏。在1919年他25岁那年，只身从神户出发坐船来到了英国的利物浦，后来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居住了一个时期，但他对欧洲文化的更深刻的感受，主要来自于生活于比利时的一年期间，西欧的绘画和文学，令他十分痴迷，尤其醉心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凡尔哈伦(他后来翻译过许多他们的诗作)，在这些象征派诗风的熏陶下，诞生了两部诗集《赤土之家》和《金龟子》，后者成了他的成名作，初步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两年之后他经法国马赛回到了日本。十年之后他还有一次时光更为漫长的海外之行②。
从上述相关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出如下两点。
第一，金子光晴是一个具有良好汉学修养的人，他在前往中国之前已经大致形成了一个古典中国的形象，同时他绝不是一个日本民粹主义或亚洲主义者，他对欧美的文学艺术和各种新思潮抱有浓厚的兴趣，相比较同时代的许多日本人，他比较具有世界主义的胸怀。
第二，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的思想，他对于正统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多少具有一种叛逆的态度，相对于儒家，他更倾向于老庄的人生态度，相对于西方古典的人道主义，他更醉心于唯美的颓废的虚无的世纪末情绪。这两点思想背景，在他去中国之前，大致已经形成，当他在观察、感知、理解和描绘当时的中国时，应该已经有了古典中国、日本和西洋这三个参照系，这对于我们理解金子光晴的中国图像，应该是至关重要的。
金子光晴的第一次来中国，应该是在他第一次游历欧洲时乘船顺道停留上海的1919年，1921年回国时也有一次停泊，但这几次竟然几乎没有印象，金子自己在日后的自传体作品《骷髅杯》中说：“1919年最初的欧洲旅行时，船应该也曾停靠过上海并上过岸的，但不知为何，那时的记忆已很模糊了。”[2]39因当时没有留下相关文字，日后也无相关回忆，本文将这两次停泊略去不论。在1926年至1937年期间，他大略有如下的几次中国游历。
第一次，1926年4～5月，将孩子存放在长崎的岳父处后，坐船与妻子森三千代(1901-1977)来到上海，持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介绍函，经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结识了自日本留学归来的活跃在新文学界的田汉(1898-1968)、谢六逸(1898-1945)、唐槐秋(1898-1954)、欧阳予倩(1889-1962)等作家和戏剧家，并游历了苏州、南京和杭州。
第二次，1928年3～5月，与日本名作家国木田独步的儿子国木田虎雄夫妇来上海游历，经内山完造的介绍，结识了郁达夫(1896-1945)夫妇、鲁迅(1881-1936)夫妇，并与来上海的日本评论家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评论家和学者本间久雄(1886-1981)、小说家横光利一(1898-1947)相交往，同时去杭州等地游历，结识了当时在日本领事馆供职的小说家、以后又成为郁达夫研究家的小田岳夫(1900-1979)。
第三次，1928年12月～1929年5月，与妻子同来上海，等待时机经南洋去欧洲游学。居住在北四川路余庆坊123号的石库门房子内。为谋生而炮制色情小说《艳本银座雀》雇人销售，又用浮世绘笔法绘制《上海名所百景》，举办画展售画，鲁迅曾购画两幅。在此期间与来上海的日本小说家前田河广一郎(1888-1957)、画家秋田义一(生卒年不详)交往颇多。1928年12月中旬，为某日本在沪印刷企业征收会员费等，夫妇俩坐船沿长江前往武汉，盘桓了两周左右。1929年4月与秋田义一同往苏州游历了半个多月。同年5月中旬，夫妇俩以售画所得作为川资坐船前往香港，在香港逗留了一个半月后去新加坡。
第四次，1937年10月下旬，以商业考察的名义与妻子一同乘坐日本军火运输船抵达天津，此后往北京，并经山海关至张家口，又登八达岭。1938年1月中旬归国。
以上的四次中国游历，有三点我们应加以注意。第一点，金子的四次中国游历，均是私人旅行或短暂居留，既不同于由报社派遣和出资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由报社派驻上海的尾崎秀实(1901-1944)等，也不同于受到军部派遣前来中国战场劳军的林芙美子(1903-1951)和佐藤春夫(1892-1964)等，他没有任何的公家和官方的背景，因此他所感知和描绘的中国图像更多的是私人性的；第二点，正因为他没有任何公家和官方的资助，除了第一次基本筹措到了旅费和第二次依仗国木田虎雄的私囊，他的大部分行程在经济上都十分困顿，有时候甚至是入不敷出，穷困潦倒，这就使得他较多的接触到了社会的中下层，他的中国图像，也具有较多的灰暗色彩；第三点，金子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位具有唯美和颓废倾向的诗人，虽然他的记叙和描绘大部分是写实的，但不少也带有浓郁的主观情感色彩。上述三点，也使得他的中国图像更具有个性和独特的价值。
二、金子光晴的上海图像：五色杂陈
上海往往是很多近代日本人前往中国的第一个登陆点。1875年2月三菱汽船会社开通了横滨至上海的第一条日本海外航路，以后又开通了长崎至上海的航路，航行时间差不多只需要一昼夜。当轮船进入长江口折入黄浦江时所眺望到的情景，几乎是许多日本人所感知的第一中国图像。金子光晴在1926年春天的上海之旅时所撰写的《发自上海》中没有记录初识黄浦江两岸时的感受，但在多年以后的自传体作品《骷髅杯》中这样叙述了1928年初冬时邮船进入黄浦江时的印象：
“在江水的一方，吴淞的陆地渐渐显现出来，在我们的右边，灌木的树枝已经枯零凋落，紧紧地交缠在一起，陆上的土地显得比较干燥，船从这里进入支流的黄浦江。如果在美好的季节自这里经过的话，可以看到杨柳绽放出嫩芽，一片盛开的油菜花，如今却是自然荒芜的季节，只有干燥的泥土、石块和裸露的树根，一片荒凉。近九点时，如钝刀一般的太阳光，才终于从云间露了出来，射下了无力的光芒。”[2]77
这只是一幅情感色彩很淡的风景画。激动抑或欣喜抑或厌恶抑或景仰抑或蔑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几乎都无法感知。这差不多是金子光晴的第一幅中国图像：一幅色彩淡淡的风景画，这也许是那一时代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初抵中国时的感觉吧。自1862年“千岁丸”初航上海之后，随行的高杉晋作(1839-1867)等人用文字向日本人传递了中国正日趋颓败的图像，此后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的结果，更使中国的形象一落千丈，虽然汉学的历史脉络并未立即中断，但古典所传达出的令人景仰的中国面貌，无疑已经破碎了。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经过1843年开埠以后的多年建设，在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近代大都市，而在南市的旧城区和北侧闸北一带的华界，则大都还是破败的老街和新形成的贫民窟，居于河南岸租界和北侧的华界之间的，是算作公共租界的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虹口(经常被人们称作日本租界，但历史上日本租界并不存在)。因此，当时的上海，是传统中国、西洋和日本三种文化的交汇场，有时候是互相交融，有时候是互相碰撞，在有些区域则是泾渭分明。金子光晴在前后三次的上海游历中，其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虹口，第一次和第三次的上海游历，他在北四川路的余庆坊内一处由日本人将内部改造成榻榻米样式的石库门房子里居住了半年以上，日常的生活范围，大抵都在四川路一带。当然他也曾涉足西洋人集中的南岸租界和处于边界地带的杨树浦和江湾，因此，他所描绘的上海图景，五光十色是它的基调：
“(上海汇聚着)在本国已经退休拿着薪金的工部局的官吏，有过前科的西洋冒险家，在霞飞路一带拼命掘金的犹太血统的白俄，那些趾高气扬对东方人视如猫狗的大英帝国的顽固家伙，除了猎色之外无所事事的法国小男人。夹杂在三十几个国籍人这一杂色社会中的上海支那人，在支那人中也可谓是非常独特的了。……与那些疲惫憔悴的上海西洋人相比，支那的知识阶层中，也不乏来自各地的俊秀。至少与在别处所见到的支那人相比，具有一种新鲜活泼的感觉。也有不少富有知性的美丽的女性。”③
作为一个具有唯美颓废倾向的诗人，金子光晴对于上海的娱乐场所可谓了如指掌：
“民众的娱乐场，有大世界和新世界。花两三毛钱买一张入场券，既可看各种曲艺，也可看新派剧，老戏，电影，魔术，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随意选择。也可演到一半进来出去，玩一整天也无所谓。也有小孩的运动场，餐馆。虽不可赌现金，但可赌香烟，与附近法租界的赌场无异。在永安、先施、新新三大百货公司的屋顶上，也经营着相同的娱乐场，收取特别的费用。名曰永安韵楼，先施乐园，新新花园，黄昏以后的这些乐园里，就成了野鸡刁客的场所了。……在上海的银座南京路的背后，开设着大舞台、共舞台、天蟾舞台等演旧戏的舞台，那一带还汇聚着一品香那样的旅馆，陶乐春、致美斋之类的菜馆，艺妓馆、青楼就夹杂其间，朝朝晚晚，都可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锣鼓声、胡琴声和各种拍子的击打声，营造着一种甜美倦怠的气氛。”④
这里说的虽是娱乐，却弥漫着浓厚的中国庶民文化的气息，虽处于洋人统治的公共租界，却分明是一个中国世界，不过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是，这里有着电影、舞场、百货公司这些现代西洋的元素。这就是近代上海，既迥异于中国的乡村和内地的小城，也不是欧美某一都市的移植。五方杂处，五色杂陈，五光十色，有时候也有点五彩缤纷。这在日本人的金子光晴看来，是相当有刺激的。20世纪前后，东京、大阪、横滨、神户这些城市也纷纷开埠，也出现了洋人和洋货，开始形成了近代都市的面貌，但一切都以日本人为主导，日本人是绝对的主角，绝无五色杂陈的感觉。1920年代日本的政治氛围，大正的民主主义热潮已经跌入低谷，军部的势力日益抬头，法西斯主义正在萌芽。“这时的去上海，对我而言，就仿佛是堵塞在前面的高墙崩溃了，突然出现了一个洞口，外面的空气一下子吹拂了进来，有一种令人振奋的解放感。”[2]38
三、金子光晴的江南图像：古色苍然
这里所说的江南，除了金子光晴多次游历过的杭州、苏州和南京(这三地大概可以典型地体现出江南的风物)之外，还包括金子光晴夫妇在1928年底游历了十余日的武汉三镇，长江中游一带，在汉代时被列作江南之地，这里姑且也将武汉一并列入。
金子光晴关于杭州的文字主要有1926年发表的《西湖舟游》和《西湖诗篇》，1927年发表的《湖心亭》和《西湖》等诗作；关于苏州的文字主要有收在1927年出版的诗集《鲨沉》中的诗作《寒山寺》、《虎丘》和《苏州城》，以及自传体作品《骷髅杯》中有关苏州的记述；关于南京的文字主要有1926年发表的《古都南京》(1)(2)和诗作《古都南京》、《莫愁湖》等；关于武汉的文字，主要是《骷髅杯》中的相关记述。下面依据这些文献分别进行论述。
通观金子描写杭州的文字，充满了江南旧城的古典气息：
“西湖沉浸在月亮之中。宽宽的船橹划开了水里的菊花，行驶在夜丛中。西湖在叹息。西湖在我的手指间流淌。”[3]409
“泡桐花谢了。绯红的夏天开始了。手提着木鱼、唢呐和纸钱，肩挑着馒头的蒸笼，背负着香炉的罗汉的行列，穿行在树丛间，匆匆走向阳光照耀下的大伽蓝。”⑤
《骷髅杯》中记述了自上海坐火车去苏州时的窗外景象：
“上海至苏州是一片平坦的大陆，到处都是同样安闲的风景，春光摇曳，春返大地，低垂的杨柳绽放出了鹅黄色的嫩芽。并不很整齐的耕地上一片繁忙，巨大的耕牛正在缓缓地牵动着沉重的灌溉用的水车轱辘。”[2]107
走近苏州城的印象是：
“壮丽巨大的外濠边的苏州城墙，与流经此地的宽阔的运河水一起，在逆光下现出黝黑的模样，威严地压迫过来。……由喧闹的城门口进入的街道，称为正门外，各种游乐场、旅馆，还有很多家脏兮兮的餐馆密集在一起，十分热闹。”[2]107
他们选了一家中国旅馆住下，一个房间无论住宿多少人都是一样的房价，这较之日本旅馆便宜很多，旅馆本身虽然没有食堂，但可从附近的菜馆随意叫各种吃食过来，廉价而方便。但中国旅馆的房间，没有上锁的门，小贩和妓女往往随意而入，令人不快。而到了夜半，各种喧闹之声仍然不绝于耳，戏班的演出尤其热闹。“唱戏人都是些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拿着写着各种曲目的折帖，大多是些京剧花旦的曲目，由客人随意点唱，名曲有《玉堂春》里的苏三起解、《四郎探母》中的四郎别母等等。唱戏人身边一定跟着拉胡琴的男人。”[2]108
金子对苏州印象最深的是水：
“水是古都苏州魔力的根源。城内富有风情的街衢，都浮游在水上在四通八达的运河上架着的如骆驼背一样的拱桥，据说数量达到三千五百之多。坐黄包车在城里行走的话，遇到拱桥，客人必先下来，车过了桥后才可坐上。坐着黄包车在一座座拱桥前上上下下实在麻烦，于是我们就改骑驴子了。”[2]109
金子的一首具有象征派风格的诗作《苏州城》，概括了他对苏州的整体印象：
“苏州城浮游在水上。
水呈现出绿色、浅黄、砥石色、黑色、紫色，或宽广、或狭窄，水面或高或低，在这座旧城的屋甍和画壁中散发着腐败的气息。
仿佛是停滞不动的河面，流经的两边是放置着盆栽老竹的内窗，酒窖和酱园，
在雨中裸身工作的漆匠，伞骨，街市内的石桥，粉墙颓败的小巷，破损的乌篷船，等等。
啊，苏州城哟。破败的画舫哟。
城外青草一片，在朱帆和片云浮动的河塘里，我望着黑漆漆的城墙，在日落中悸动。”[4]
南京虽云六朝古都，朱元璋时也曾定都于此，但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后，近半的城市遭到毁劫，在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进行首都建设之前，不要说郊外，即便城墙内的街区，也处处显出荒凉颓败的景象。谷崎润一郎在1918年南京之行后所作的《秦淮之夜》中所描绘的南京街区的荒芜和夜晚的漆黑，读来甚至都有些令人悚然的感觉。金子光晴留下的有关南京的文字，主要作于1926年，亦即国民政府定都之前，衰败中残留着昔日的荣华，诗意里掩饰不住今日的荒凉。下了火车，映入他眼帘的是：
“在下关下了车，绿色的草丛中，可见甍萁崩坏的坟墓，一行呈现出梦幻般烟霭的杨柳，在河流上飘荡的船头涂有色彩的篷船，南京的近郊，是一片栖息着青蛙、水牛的荒廖的田野。”⑥
在车站坐了黄包车沿长江前行，金子对长江的感觉是：
“阔大沉郁的扬子江，如鲨鱼一般迟钝的扬子江，如死尸一般腹部朝下地横亘在那里。一清早就给人以沉痛感觉的扬子江，缺乏鲜明的感情。这是一片让人感到如白痴一样的迟钝、黝黑、同时又是巨大的流域。……如果说日本的自然是感伤的、富有人情味的，那么支那的自然就是哲学的、虚无的。”[5]324
改坐马车进入城里后，看到的是：
“鼓楼，是一座用红瓦作屋顶的如城楼般的大建筑。登上北极阁可以眺望一望无际的原野。在原野的一边，是昔日的城墙，呈黑色的锯齿状在眼前展开。城墙外玄武湖的湖水一半被荻草所遮蔽，投射出暗淡的如戎刀一般的光芒。”[5]325
“梁武帝时建造的鸡鸣寺，在一个小山丘上，是一座如瓷器一般精致玲珑的建筑。坐在红木的大椅子里，吃着西瓜子、大枣和桂圆肉，俯视窗外的江南一带，真有一种阔大的感觉。孙权时吴国的石头城，明太祖时所谓后宫三千衣香鬓影的所在，就是左边一片稍稍隆起的小丘。往昔的南京，只是残留在这块土地上而已。时光流逝。南京只是作为过去的遗迹，显示着它凄凉的美。”[5]325
不仅客观的物象已是今非昔比，人间社会也折射出破败的气象。金子光晴等在明孝陵的残迹里，还看到了另一种情景：
“穿着青灰色军服的支那士兵，斜背着用竹子做伞骨的雨伞，都躺在路旁的草丛中。张着口睡在草丛里，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又像是觉得疲惫又像是感到满足。他们的军训就像是玩耍似的。……他们的头脑中，完全没有昔日威仪堂堂的军事大国的余威。他们只是一群昨天是为了赵国、今天是为了魏国而仓皇被赶上战场的流民而已。”⑦而事实是，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正是军阀混战的时代，就在金子游历南京前不久，孙传芳的军队与奉系的军队为了各自的地盘大战于江苏安徽一带，此后不久，北伐军又在此地迎战孙传芳的军队，这些穿上军服的士兵，也只是些为了糊口的农民罢了。金子恰好看到了其中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中国，虽然多少还残留着几缕往昔灿烂的余晖，但实在已无法激起一般日本人的憧憬和敬畏了。
1928年12月中旬，金子光晴夫妇坐轮船前往汉口。他们乘坐的是所谓官舱，却并无被褥之设，冻得无法入寝，而同船的中国人大都自己带着被褥，自带着各种吃食。像是商人模样的一家人，连同掌柜和学徒，围着船上客厅里的桌子，旁若无人地欣然进食。船停经芜湖、九江等地时，三四等舱的乘客都争相探出头来向岸上购买如乳脂糖般的小块的鸦片，每块两毛钱。江面时常有些浅滩，不时需要人去探测，探测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几乎彻夜不断。“汉江的两岸，叶子已经落尽的树枝上，一长溜的停满了喜鹊，发出嘶哑的鸣叫声。冷得出奇，街上一片萧条。”[2]133
到达汉口后不久，当地就发生了黄包车夫与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军车冲撞之后死亡的事件，激起了中国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一般日本人都蜷缩在租界里不敢外出。“对岸的武昌有一座黄鹤楼，想去看一下，日本旅馆的老板说危险，别去，我们也不听，雇了一个男孩当向导，摆渡过了江。从广东一路打过来、像是刚到的杀气腾腾的士兵，站在道路的两边对我们骂道‘东洋人、东洋人’，要是搭理他一句，恐怕马上就会冲过来。所谓黄鹤楼，就是矗立在山崖上的一座小楼，并无特别观赏的价值。听说第二年发洪水时，被冲毁得无影无踪了。”[2]133-134
对于武汉，金子并未留下太多的文字，倒是沿途在江轮上的经历，令他印象深刻。
四、金子光晴的北中国图像：被占领的非常画面
相比较20年代后期的三次南方游历，金子光晴夫妇行游北方的1937年末，已经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了：日本军队在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后，迅速占领了华北，京津一带已经处在了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因此，他所看到的北部中国，已经不是原貌的中国，而是一个外来民族或是外来国家用武力威压下的中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外来民族或国家，正是金子的祖国。
笔者曾经比较过不少这一非常时期日本作家或文人来中国的旅行记或访问记，相对而言，金子在描述这样的一个中国时，几乎没有丝毫征服者的得意和狂妄，事实上，他一直是日本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局外人，他笔下的客体，也比较接近于当时物象的原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留存了一份比较珍贵的历史文献。轮船到了塘沽港后映入他眼帘的是：
“塘沽车站就紧挨在码头后门面，到处站满了戴着耳套、手持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的哨兵。幽暗陈旧的车站内，贴满了日军司令部自9月以后的一张张布告，有的已经漶漫斑驳甚至脱落了。大多是些抚慰支那民众的言辞，有的还附有简略的彩色图解。穿着被污垢擦出光亮来的黑旧布棉袄的支那人，连同孩子一起悄无声息地聚成一团，用害怕的神情远远地望着检票口那里熙熙攘攘的日本人。”⑧
“白河(今称海河——引者)沿岸的风景，一片粗杂。放眼望去，几乎空无一物，仿佛被人剥光了似的。堆积在土洲上的盐渣(附近所出产的盐称为长芦盐)，耕地上冰冻，宛如炉灶一般的农民的住家，苍茫的天空，在这样的景象中，一列从塘沽开出的火车，呼哧呼哧地吐着黑烟，向天津方向驶去。”[6]73
进入天津市内，沿着堆置石料的仓库的河岸，向金刚桥方向走去，看到原先的市政府“在我军炸弹的轰炸下，已经成了一片瓦砾，只剩下牌楼和围墙。”“晚上特别第一区(原德国租界)的一家名曰吉斯林的咖啡馆，听说这样的地方事变以前很少有日本人来，如今看看周边，大半都被携着艺妓、头带着皮帽、手握着军刀的帝国军人占据了。”[6]73-74
“我眼中所看到的比较繁荣的支那北部，都是靠军队的力量暂时支撑起来的。必须承认，因为我们是日本人，所以大家都可以借着军队的威光在这里随意行走。在日本租界的旭街上，开过了一辆又一辆满载着手持刺刀、带着钢盔的军人，蹲在车上，默不出声，另有一辆汽车，载着五六个神情紧张的军官。”[6]74-75租界内，有来自横滨的日本人新开的理发店，中国书店里，摆满了各种日语自学的书籍，誊印店里贴出的都是早稻田大学法学士、明治大学预科毕业的证书的样本，还有所谓华北青年会贴出的信赖日军、防共反共的宣传单。当地的中国人，看上去对日本人都很驯顺，连黄包车夫对日本人也都有优待。“对于这些现象，有些人觉得世界的舞台正在轮流转，有些人认为他们只是在强压之下暂时表现出来的迎合，支那人的真意尚不明了。……但是，倘若我们考虑一下他们在何等巨大的天灾地变之下都能应对生存下来、保持着自己繁盛的历史时，就可以明白这是一个具有怎样巨大坚忍力的民族了。”[6]75
1938年1月，他与妻子去了八达岭。他事后回忆道：
“我们搭乘了拥挤不堪的列车，在元旦的清晨，到达了青龙桥车站。沿着结了冰的坡道，登上了长城。那里站着哨兵，一再询问我们是什么人，因为那时还不允许军人之外的任何人进入。城墙高高耸立在凛冽的寒风中，枯草随风摇曳，犹如海浪一般。”[7]
这一次的华北之行，对金子的触动极大。他后来回忆说：“这次旅行，确定了我对于这场日中战争的大致的认识，我觉得至少我自己由此决定了一个明确的态度。”[8]94
这一态度，差不多可以说是反战的态度。1942年5月，作为日本当局对于意识形态的一个管制措施，成立了一个“文学报国会”，同时强行解散民间组成的文艺家协会，由当时极端的国家主义者德富苏峰(1863-1957)(同时担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长，战后被开除公职，一度被列为甲级战犯的嫌疑人)出任会长。几乎所有的日本文学家都被网罗在内，金子光晴也被要求参会。但当他看到亚洲各地区的文化人被叫来参加由日本军部主导的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被强行要求向日本的皇宫进行遥拜，同时大声朗读所谓八纮一宇精神的解说书，向他们彻底灌输日本精神时，他更感到十分困惑，于是他决定疏远这一组织，对上面提出的撰写战争赞美诗、设计战争动员海报等要求，一概置之不理[8]95。
明治以后的日本人，在目睹了西洋的兴起和中国的衰败之后，从日本本国的利益出发，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主要有亚洲主义和“脱亚入欧”两大思潮，前者主张携手中国乃至朝鲜等受到西洋威胁的国家和地区，以亚洲的价值和传统为纽带，组成一个亚洲(至少是东亚的黄种人)联盟，来抗衡或抵御西洋人或是白人的压迫，持这一态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于1898年整合具有亚洲主义思想的力量而成立“东亚同文会”的近卫笃麿(1863-1904)、文化评论家冈仓天心(1862-1913)和前面提及的宫崎滔天等，也包括“玄洋社”的部分活动家；后者则以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和曾任外务大臣的井上馨(1835-1915)为代表，并不认同所谓的亚洲价值，而服膺西方人的“文明论”，倡导“脱亚论”，主张摈弃顽冥不化的“非文明世界”的中国和朝鲜，使日本首先进入“文明世界”，即跻身于世界列强的行列。早期的亚洲主义者，具有一定的民权主义思想，比较认同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化传统，但随着现实中国的日趋衰退，日本优越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亚洲联盟”也必以日本为盟主，进而以日本国家利益为最高出发点的国权主义思想成为主导，到了大正时代，对现实中国的蔑视几乎成了一般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或是中国观的基调。
尽管成长于这样的一个时代，但从思想底蕴的根本上来看，似乎金子光晴既不是一个亚洲主义者，也不是“脱亚论”的同调者，尽管他早年熟读中国的古典，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烂熟于心，青壮年时期憧憬西洋，曾两度游学欧洲，但终其一生，金子都不隶属于日本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的范畴。在政治上他从来不属于左翼或右翼。与同时代的日本人颇为不同的是，他比较具有世界主义的胸怀，而较少狭隘的日本民族主义的立场，因此，他对近代中国的感知和描述，既有同时代日本人的某些共同点，也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因为囿于日本本土的沉闷而希求一种解放的感觉，他对多元文化并存的五光十色的上海感到刺激和新鲜；因为并无对亚洲价值或东亚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他在对江南的历史旧迹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欣赏时，也并无特别深情的迷恋和陶醉；因为具有世界主义视野和人道主义精神，当他在京津一带看到日本人飞扬跋扈的征服者的姿态时，他胸中无法产生丝毫的自豪和得意，倒是深切流露出了内心的愤懑和痛楚，在此后的整个战争期间，他几乎都拒绝了与日本官方的合作(而当时绝大多数的文学家几乎都屈从了官方或军部的淫威)，在所谓的“爱国诗歌”喧嚣泛滥的1937年8月，他出版了由郁达夫书写书题的具有反战倾向的诗集《鲛》。战后20年，他出版了《绝望的精神史》一书，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书中多次使用了“日本人的侵略暴行”[8]92-93这样的词语，对日本人的国民性也有比较深刻的反省和批判。我们从其所描述的中国图像中，已经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思想脉络。
注释：
①金子光晴《中国古典与我》，初载于《中国古典文学全集15》月报，东京平凡社1959年。此处引自《金子光晴全集》第8卷，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第424页。本文所引的日文文献，除特别注明者外，均由笔者译自原文，另，原文中的“支那”一词，一仍其旧，以存留历史面目。
②这一部分主要根据金子光晴的回忆文字(如改定版《诗人——金子光晴自传》、《骷髅杯》、《西方东方》)以及《金子光晴全集》第15卷中所附的年谱。
③金子光晴《上海滩》，约写于1933年，后收录于增补本《关于日本人》，东京春秋社1972年，此处引自《金子光晴全集》第11卷，东京中央公论社1976年，第61页。
④金子光晴《记忆中的上海欢乐境》，初发表于1937年10月《中央公论》，《金子光晴全集》第11卷，东京中央公论社1976年，第65页。
⑤金子光晴《天竺寺》，初发表于1926年11月《随笔》，后编入《诗拾遗》，收录于《金子光晴全集》第15卷，第224页。
⑥金子光晴《古都南京》(1)，最初载于1926年10月的《短歌杂志》，此处引自《金子光晴全集》第8卷，东京中央公论社1976年，第323页。
⑦金子光晴《古都南京》(2)，最初载于1926年10月的《不同调》，《金子光晴全集》第8卷，第330页。
⑧金子光晴《没法子——在天津》，初刊于1938年2月的《中央公论》，《金子光晴全集》第11卷，东京中央公论社1976年，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