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塘”经济圈科技企业集群发展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经济圈论文,对策研究论文,京津塘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区域经济圈的发展都是立足于科技企业集群的发展。所谓科技企业集群(cluster)，是指大量专业化的产业（或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柔性集聚(flexible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并结成密集的合作网络，植根(embeded)于当地不断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企业集群以科技企业和中小企业居多（当然并不排除大企业），美国的硅谷，印度的班加罗尔，中国台湾的新竹等高新企业集群都是成功发展的典型范例，从中我们可以借鉴和吸取经验。
国际科技企业集群发展的经验总结
1、美国的硅谷
美国硅谷是世界上科技企业集群发展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其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如果用一个生物学的术语“栖息地”(Habitat)来形容美国硅谷，可能更为恰当。栖息、地原指动植物栖生之地。动植物之所以在此栖息是因为环境适宜，而环境则包括了复杂的因素，比如气温、湿度、植被，还有许多我们尚未了解的因素。
“栖息地”一词本身意味着它是一种机制，正是这种良好的机制吸引着人们到此来创业，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硅谷正是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使之成为高科技集群发展的圣地。充足的资金和邻近大学并不是硅谷成功的充分条件，这已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萨克森尼安(AnnaLeeSaxenian)的一本书《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1994)所证实。从创业条件和地区优势来说，128公路周围地区的条件应该更胜于硅谷地区，但为什么后来硅谷发展起来，而128地区却落后了，原因在于该地区的结构比较封闭（比如王安公司，Digital,Prime Comp uter等），大而全的企业运作模式限制了企业与外界的联系，企业自成体系，生产的配件相互不通用，缺乏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产业之间的联系不密切，形不成既合作又竞争的良好机制，陷入了孤独、封闭的系统之中。英国的剑桥科技企业集群同硅谷一样，虽然拥有充足的风险投资基金，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研究经费和适宜的环境，但并未缔造出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企业和充分发展的集群，其原因除以上几点外，还有一点就是传统的文化观念限制了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
事实上，应该看到，美国虽然是典型的市场主导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源的配置主要靠市场来进行，政府属“无为而治”型，但在发展高科技方面，政府并不是没有作为的，也并不象大家所理解的那样，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是没有产业政策的，实际上美国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是与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分不开的，美国产业政策最得力的部门是国防部。早期的硅谷就是由国防工业带动起来的，一些重要的新兴产业部门，包括飞机、造船、电脑、航天等都是在国防部的积极支持下，安稳渡过高风险的新产品成长阶段，顺利进入商品推广期的。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与其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很大关系的。
经济区域产业发展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培育出持续性动力，地理及历史背景已经根源性地决定了产业发展的结构，同时随着产业的发展，产业逐步形成了今后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硅谷产业中发挥作用的几个关键因素：(1)当地风险资本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2)与当地产业及大学的密切联系；(3)综合电子元件，制造设备，先进通信仪器和军用电子的复合性产品；(4)企业间的高度合作水平；(5)对外溢出效应的包容。
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鼓励创业和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美国高科技企业集群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目前政府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调动和保护创业者的积极性。
2、印度的班加罗尔
印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并把发展软件业作为长期的战略目标，这是印度软件业取得成功的最为重要的原因。班加罗尔软件园是印度政府于1991年设立的第一个软件科技园，被誉为印度IT产业之都、印度硅谷。其2000年的软件出口额达12亿美元，在印度软件产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班加罗尔地区集中了著名研究机构和一流的大专院校，强大的科技人才库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早在尼赫鲁时期，印度政府就按美国MIT的标准建立了6所同样的大学，支撑了今天信息产业的发展。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以及英语是其官方语言使印度的软件业始终同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印度政府适时地抓住了参与国际市场的机会，依靠美国成功地发展了该国的软件业。
印度政府在税收、贷款、投资、基础设施等方面为IT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目前印度政府已建立7个国家级软件技术园区和两个邦级软件技术园区，国家每年向每个园区投入5,000万卢比资金，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如中央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卫星高速数据通信系统，地方政府为了支持软件产业的发展，在土地出让税收减免资金扶持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园区提供一站式服务，大大缩减了审批的程序；各成员单位可以优惠价格使用设备，享受政策咨询、信息咨询、技术评估、市场预测等各类服务；向区内企业提供专项数据通信服务和增值服务，软件公司可利用数据系统进行传输，通过卫星地面站与国际用户联系；帮助培训专业人员，提供技术标准服务等。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和制定实施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面，为实现其信息技术大国的远大目标，印度政府还专门成立了软件发展局，负责组织和协调全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对软件产业的发展采取引导、不指导，支持、不干预的政策让软件企业自由发展。
总之，班加罗尔地区的软件产业已形成一定的集群效应，政府除提供了发展高科技企业所必需的机制与环境条件外，各利益群体形成一个相互联系业务的有机整体，在这个系统内，企业不断地创造发明、推出新技术，从而为系统的更新与演进提供动力。
3、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竹科技园
新竹科技工业园区被称为台湾的“硅谷”，是走“引进－消化－出口”外向型发展高科技企业的路子而成功的，其硬件产量仅次于美、日。新竹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优越的自然条件。该地区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著名的风景区；交通便利，有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智力资源丰富，有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华工学院及工业技术研究院等高等院校的人才资源；另一方面，早期的海外留学生为日后的高科技企业发展准备了充足的技术力量，更为日后与硅谷的联系奠定了基础；园区附近有电子、电机、玻璃、纺织、机械及石化等较好的工业基础，这些工业部门技术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完善。
其次，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了吸引厂商进入园区和保证园区技术的高水平发展，台湾颁布了《科学工业园区设置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和制度。给园区厂商提供减免税、土地厂房占用、金融奖励、华侨及外国人投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为了保证园区的高水平发展，还制定了严格的入园标准，规定入园公司必须是技术密集型公司，必须是制造及研究发展高技术工业产品的科技型企业。
再次，完善的服务体系。台湾当局很重视为科学园区营造良好的支撑服务环境。行政管理方面，新竹园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统一协调行政管理事务，一切以简单、高效、弹性为特点。基础设施方面，新竹园提供廉价的标准厂房、完备的生产设施，以及娱乐、休闲、医疗、教育等配套设施。服务保障方面，新竹园设立邮局、电信局、关税局等单位。此外，园区管理局还提供解决劳资纠纷、投资服务、企业规划、生活福利、仓储卫生、安全等多方面的完善服务。
4、欧洲各国典型科技园区效应分析
都柏林新软件产业集群的兴起是大量政策引导(interventions)包括吸引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战略、国家对本土软件公司提供的坚实资金帮助、受教育的技术型工人的培养、对通信设施的投资等相互作用的产物。
芬兰坦比尔(Tampere)信息产业的成功得益于：全球最大的移动电话供应商Nokia，国家和私人的高水平研发活动、地区教育对IT教育的大量投入、有助于合作和知识流动的制度及社会资本。坦比尔已经内生出了一个强力的科技平台基础。
爱尔兰都柏林和芬兰坦比尔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成功表明，在创新系统、产业及企业不同层面及时的公共政策干预对于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同时也要与本地的其他条件相互而生，因此直接复制移植同样的发展模式将难见成效。要制定出有效的产业集群发展政策就必须对本地产业发展过程规律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可以以其他地区产业发展作为衡量本地产业发展状况的标杆和思路的启发点，但是决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
正如硅谷一样，剑桥也是一个在不受政府约束下创业精神成功的典型案例。相比于其他新兴的科技企业集群，剑桥集群存在已久，但是在某些方面的发展仍显落后，特别是风险资本和大学—产业联系方面尤为突出。硅谷和剑桥的发展都是当地企业家群体自组织行为的结果，同时大学也意识到他们相互之间的合作优势。构建一套可行鼓励创业者创新活动的机构与机构关系是剑桥的一个主要成功之处。
但是剑桥在产业及企业国际化全球化方面比之于硅谷太弱，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一些领先公司没有及时抓住国际市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没有将世界其他地区（集群）整合到剑桥的生产经营体系中。
试图复制或移植成功产业区的经验未必有效的原因有：(1)许多产业集群并不是直接政策干预的结果；(2)区域内并不存在合适的企业形式与企业间组织形式；(3)集群还有可能是一些历史偶然因素所致；(4)在创新与分散化之间还存在很强的关联，这意味着高度专精的产业环境可能不利于创新集群的成长；(5)新兴产业都有一个生命周期，随着产业进入成熟期产业将逐渐分散化；(6)政府和政府的产业政策一般更有助于对现有机会的发掘，而不是开辟新的发展轨道。
综上所述，科技企业的集群是基于当地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等方面的优越条件，使其在自组织化的过程中节约了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降低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在此基础上发挥集群效应，充分利用网络内的资源和协同效应，形成竞争优势，最后实现区域创新。美国的硅谷是世界高科技企业集群发展最为成功的典范，印度的班加罗尔和台湾的新竹是模仿硅谷最为成功的地区，硅谷是可以复制的，其复制的条件是什么呢？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时期，不同于以上几个国家和地区，有自身的特点和条件，我们应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开放型的、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政府引导的路子。
“京津塘”经济圈科技企业集群的现状
为什么全球化驱动的现代经济，区域的纬度仍是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纬度。原因有：(1)网络成员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契约增加了定期或不定期的信息交流与碰撞的机会。(2)基于共享的文化、心理特征和政治价值观，处于同一区域内的相关产业企业间可以形成协同效应。(3)专业化技能与知识的区域共享还包括大量的嵌于系统和网络中难于传递至其他地区的知识。
“京津塘”经济圈企业集群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停留在集聚的状态
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基本上都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开发区热的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多数开发区并没有依据产业分工为基础，产业间互动发展为核心的原则来建立，吸引企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各种入园的优惠政策，因而导致区内企业未形成集群，大多停留在地理上的集聚状态。主要表现为：(1)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严重，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2)区内分工不合理，没有形成既分工又合作的良好竞争机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不紧密；(3)没有形成集群效应和网络协同效应，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不强，上下游分工不明确，产业链条过短，零部件的协作配套能力差，不能发挥降低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的区域优势。我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圈已经得到快速发展，但更具有区域优势的“京津塘”经济圈的发展却步履维艰，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各个地区仅形成单独的集聚，而没有形成共同发展的战略观念，各个经济开发区缺乏联系与互动，难以形成科技企业集群效应。
第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科技创新是科技企业集群发展的灵魂。但“京津塘”经济圈目前的科技创新能力显得不足。主要表现：(1)产学研结合不密切，有些高新区虽然靠近大学园区，但联系不够密切，使很多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同时，企业的技术难题不能及时地得到解决；(2)长期以来，技术靠引进，进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激励的不足，导致大家既不愿意自行研制，又消化不良，因为单独靠引进是永远跟不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这样既阻碍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又使企业的发展后劲不足；(3)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使模仿的成本降低；(4)人才机制不合理，人力资源不能很好地流动，对人力资本的激励不到位。
第三，投融资体系不健全
(1)投资主体单一化，大多靠政府投资。政府的支持是必要的，但经过一定时期之后，民间资本以及外资应该大量进入，这样便于更好地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并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2)缺乏风险投资机制。许多具备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由于得不到资金的支持，使其创新成果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许多中小企业不能很好地渡过安全期和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3)资本市场不发达，使企业融资困难，缺乏风险资本退出的渠道。
第四，服务体系不完善
(1)基础设施不健全，缺乏为高新技术企业服务的现代高端服务设施；(2)配套服务不到位，医疗、教育、休闲、娱乐、购物等配套设施不齐全；(3)中介机构的服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4)缺乏一套严格的入园和出园的评价标准，使园区内不能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
第五，政府定位不明确
政府应是服务型的政府，而不是审批型的政府。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使许多地方政府的功能还定位在行政管理的层面，而不是创造环境，服务企业。从环渤海经济到首都经济圈、京津塘科技新干线，尽管提法不同，但实质内容基本相同。为什么都没有突破性的发展，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行政区划体制和区域的行政治理所造成的各地政府定位不明确。
“京津塘”经济圈科技企业集群的对策
从1988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诞生开始，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已形成相当规模，目前有国家级高新区53个，此外，还有众多的地方级高新区。这些高新区为培育我国科技产业，带动地方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与美国、台湾相比我国的高新区发展水平还很低，发展速度也较缓慢。对于“京津塘”经济区来说，如何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转移的大好时机，充分发展该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并以此带动工业化，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首先，要为企业提供机制保证与环境条件。在集群发展的初期，学习效应和知识的溢出等外部效应并不是很明显，主要在于企业家精神的培养。而在后期，其集群的效应才比较明显。
在京津塘高速公路这条主干线两侧，分布着8个高科技园区，年生产总值超过2000亿元，特别是电子信息与通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产业都在国内甚至全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区域内众多企业具备持续不断地将自主知识产权融入产业的能力，如果分工合理、协作发展，完全有可能成为我国的知识经济及高科技产业中心。但目前“京津塘”经济区内的几个高科技园区大多停留在空间的集聚上，而缺少产业上的联系，如何真正发挥现有的条件和资源，政府的干预还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过度，主要应从宏观上把握高新区的发展，确定主攻方向和长远目标，充分发挥“孵化器”的作用。政府应在投融资、税收、产业技术、出口、收入分配、人才吸引与培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并为高科技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应尽快形成科学有效的区域经济治理结构，并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为其起飞及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源。但是，正如发展“长三角”并不一定要建立“长三角省”一样，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并非行政一体化。关键是各级政府要坚持用开放的观念来创造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环境，以市场化取向建立区域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资金要素市场和土地市场，制定符合要素流动需要的产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促进要素按市场半径来进行区域组合。
第二，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体系。加大研发的力度，增大研发费用的投入力度。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走自主创新和消化吸收相结合的路子。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使区域或国家的经济保持持续前进的动力。我们国家前些年过度重视技术引进，而忽视了自主创新，从而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缓慢，使制造业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影响工业化的进程，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我们是买不来工业化的，更买不出现代化，必须鼓励创新，为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
“京津塘”经济圈拥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是我国智力密集度最高的地区。根据统计，北京地区有市级以上独立科研机构五百零三个，另外，北京还有六十二所高校，天津有四十所高校，而位于京津塘高速路沿线的东方大学城也已进驻了十三所高校。可以说，这个地区聚集了中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和科技精英。这为提高“京津塘”经济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培育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集群并不仅仅是企业的集群，更广泛的意义上还应该包括产业集群，优势产业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我们应该发挥现有优势和比较优势，提高竞争优势，以主导产业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尤其在加入WTO之后，企业更应将自己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去，加强同其它企业的联系，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提升区域创新的能力。
对于“京津塘”经济圈来说，目前更为重要的是制定“京津塘”经济圈战略，即通过建立北京—天津—塘沽发展轴心，进一步推动首都经济圈的建设，把首都经济圈建成中国北方最大的经济区，以辐射和带动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
首先要错位发展，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北京作为首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所拥有的首都优势、区位优势、人才优势、信息优势、交通优势、经济优势等，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天津以其优越的区位优势、良好的港口条件和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发挥其商贸、海运中心的作用，并分担部分的首都经济职能，支撑首都城市功能的发挥。
其次从交通基础设施及软件沟通方面起步，打破割据发展现状。如，天津市提出了要以改善北京与天津之间的交通条件为突破口。第一，针对京津塘高速公路已不能适应交通流量急剧扩大的需要，要利用民间资金，建设第二条京津高速公路，缓解交通压力；第二，将尽快实现京津铁路的客货分流，提高客车行驶速度；第三，努力推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与首都机场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筹划建设连接两个机场的高速轨道交通。
最后“京津塘”经济圈战略规划要坚持把市场引力视为区域经济突围的主要动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也不能由政府作强行整合，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市场和企业为主体，找到好的切入点。当前政府放松管制，大力培育“京津塘”经济圈地区的市场机制和观念非常重要。
第四，完善“京津塘”经济圈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按国际标准建立起精简、高效、服务的管理体制，简化招商引资手续，放宽外商投资项目限制，并在占房用地、减税免税、办理居留手续、利润汇出等方面给予更多优惠政策。完善区内的相关配套设施服务，设计实施激励相容的措施。
第五、建立“京津塘”经济圈的风险投资机制，建立多元投融资体系。逐步健全现代风险投资企业制度和高新技术项目有限担保制度，以滚动积累、证券市场、设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积极筹集和管理风险基金。充分利用外资和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京津塘”经济圈。通过吸引国际资本，技术、人才，尽快在京津塘高速沿线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群，提升沿线的规模效应。
第六，以奥运经济为契机。“奥运经济”这一超级引擎正在成为“京津塘”经济圈的强大发展动力。应该注重合理利用奥运经济带来的有关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业商机、行业搬迁的综合布局调整等等，加速区域经济资源整合和一体化。专家分析，北京奥运会从筹备至举办期间，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每年在0.3%左右，而“京津塘”经济圈这一地区无疑将首先受益。据了解，在奥运会筹备期间，仅北京就计划投入2000亿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有相应的较完善的战略规划，注重投入产出比及经济发展的前向及后向联系，奥运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后续影响将会持续10-15年。利用好北京奥运经济契机，促进“京津塘”经济圈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综合布局调整等方面加速资源整合和一体化，尤其是在信息产业和国有经济退出方面，“京津塘”经济圈内的区域有着明显的合作商机。
总之，“京津塘”经济圈拥有许多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合作潜力还远未发掘。如果“京津塘”经济圈内的城市功能定位明确，产业布局合理，并能协调好双方的利益关系，从长远看，“京津塘”经济圈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发达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