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站[1]2004年在《美国国会议员决策行为分析与对华投票》文中认为美国国会的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国会的决策无不是由单个议员决策的组成。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考察国会的决策，以理性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国会议员的决策行为，了解议员是如何投票的，以及有何种因素影响他的投票行为。 由于议员外界条件和自身条件的限制，议员的决策并非完全的理性，而是有限的理性。所以议员在工作过载，而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将以满意决策来代替最优决策，表现在议员的决策过程中就是议员行为中的“走捷径”行为。议员的决策过程是一种顺序性过程(Sequential Process)，议员在大环境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遵循一致性投票行为，而当影响议员投票行为的变量之间出现矛盾时，议员将考虑议案的政策领域，在各个政策领域，议员会依赖特定的提示者作出决策，而这些提示者的重要性次序在各个政策领域是相对稳定的。然后本文通过数据分析，考察政党、提示者和政策领域这叁个变量对议员决策的影响。 最后，本文分析了议员在对华政策领域内的决策表现。并通过两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来进一步说明议员的决策行为，以意识形态类的议案来说明议员的一致性投票行为，以高性能计算机出口问题来说明在不同政策领域，政党和提示者对议员决策影响力的差异。笔者通过上述分析认为：议员的决策是理性决策、美国国会出现强大反华势力的论断过于武断、个体议员的理性行为也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沈祺嵩[2]2005年在《美国国会议员的政客行为与对华关系》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美国国会议员的政客行为入手,通过简要分析美国国会政治的基本特征和国会议员的角色定位,勾勒出了美国国会政客的基本轮廓及其团体与个体的行为模式,又通过解释国会政客其行为的背后动机,即实用主义动机、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动机、政治表演动机,以及描述政客行为的多样性、复杂性、连续性和议员个人私利与美国国家利益的不对称性来进一步深入阐述美国国会政客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又以中美关系中叁个最为关键敏感的话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对华技术出口管制问题为案例来加以着重分析,并由此引出了对政客行为产生制约的“叁权分立”因素、利益集团因素、大众媒体和政治道德因素、议员助理因素,同时又提出了对美国国会政客开展工作的近期和中远期目标设想。 最终,本文对美国国会议员的政客行为得出了几点结论性的认识,为营造健康稳定持久的中美两国关系提供对策。
李莉[3]2009年在《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提案及其表决研究》文中认为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声音”的增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会在美外交事务上权力呈现“复兴”的一种折射,亦是时代的典型反映。冷战的结束极大改变了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战略认知,中美之间本已潜伏的矛盾凸显,中国经济的和平发展被看成一种潜在的“威胁”,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美国国会在冷战后一改往日在美对华外交上相对“禁声”的局面,开始全面介入对华政策。对美国对华政策造成重要影响的国会行动,大都起始于国会议员的提案,而且,不容忽视的是,美国国会参与对外决策的具体方式虽然很多,但究其根本,关键还是靠国会议员们手中握有的投票权。主要通过对华提案的持续提出以及宪法所赋予的投票权,美国国会加大了干预与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力度。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提案关注的重心囊括政治、军事与安全、台湾问题、以及经贸等四大议题。本文运用国会研究的维度分析法,对冷战后经美国国会一院或两院大会表决过的对华政治提案、对华安全提案、台湾问题提案、以及对华经贸提案在各章分别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与分析。对华提案中压倒性多数是具有“反华”倾向和不利于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负面提案,提案内容彰显了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不满、警惕与防范心态,即:在政治层面上,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民主”的政府,不断“侵犯”人权与“干涉”宗教自由;在军事与安全层面上,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夸大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指责中国军力发展不透明,认为大陆军力的发展“威胁”了“民主”台湾以及美国的安全;在台湾问题上,具有极大的倾台性,主要体现为政治体制与价值观念上的倾台性、对两岸军事力量发展认知上的倾台性、以及军售上的倾台性;在对华经贸领域,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国会对华的这一认知并不是某一党派、某一届国会的态度,而是国会这个美国最重要的立法机构在冷战后始终秉承的立场。美国国会议员的投票决策是一种顺序性过程。国会议员在表决时奉行简单决策规则,即避免广泛的信息搜寻和决策程序简约化。在对议案的表决中,美国国会会出现大量的一致性投票现象。一致性投票模式应该被看作是国会议员对他所面临的各种决策问题的反应,包括繁重的投票任务、时间和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以及对他们的决策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的评估。具体到对华提案的表决,一致性投票行为是美国国会在对华政治提案、安全提案、以及对台提案表决上最为鲜明的群决策规律,是一致性投票模式的典型体现。思想意识的高度一致性、消极的国内政治氛围以及对中国了解有限,是导致国会议员在对华政治提案、安全提案以及对台提案表决上产生一致性投票行为的特殊诱因。在对华投票上美国国会由于具备易于发生群体思维的一般前置因素和特殊前置因素,因而涉及对华政治、安全以及台湾问题,国会在表决时出现的一致性投票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群体思维现象,即个体议员现实而理性的投票选择对国会集体决策来说却是一种失误,造成了“一致反华”的假象。与此相反,涉及对华经贸议题,一致性投票模式没有较强的解释力。在对华经贸领域,影响国会议员投票决策的因素复杂而多元。国际政治环境的变迁、国会立法制度的影响、以及美国国内社会因素等的综合作用,造成了国会对华经贸负面议案虽然持续不断却较少获得国会的通过而在对华经贸正面议案的表决上却获得了通过这一看似极为矛盾的现象。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政策介入的加深,对以总统为首的美国行政部门的对华决策形成了极大的牵制,并对中美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通过立法手段,国会将监督、评估与“推进”中国人权机制化,使国会的理想主义外交情结在美对华人权外交上得到了极大的宣泄,更为重要的是,国会对华政治形象的认知直接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又是通过立法手段,国会将监督、评估与牵制行政部门对华安全政策机制化。运用宪法赋予的外贸管制权,国会积极参与对华出口管制决策。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国会是推动对台持续军售与提升美台实质关系的强大操手。与对华其他议题不同,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作用,它既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进程中经常的“麻烦制造者”,在一定情况下又是两国经贸关系健康与稳定发展中的“助推器”。国会对华经贸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所具有的这种两面性,折射出美国国会对中美两国之间发展经贸关系的矛盾心态。总体而言,冷战后随着国会在美外交事务上权威的重新确立,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决策及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中美关系发展前途光明而道路曲折,会在不断颠簸中前进。
赵国军[4]2007年在《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研究（1989-2006）》文中提出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是美国议员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议员中国观会对美国国会对华决策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过去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从对华决策的角度，很少从形象认知的观念视角深入探悉决策的根源。至于美国议员的中国观本身及其生成机制，更是付之阙如。1989年以来，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冲击，加上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迁，中国的形象在美国国会议员那里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议员没有统一的中国观。在美国多元政治社会的现实之下，美国国会本身对中国也缺乏一个完整的、前后一贯的中国形象。不仅美国国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没有统一的中国观，就是同一个议员，在不同的议题领域，也会具有对中国形象的不同感知。因此，美国议员的中国观，应当从美国议员对中国的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和安全形象叁个议题领域分别加以探讨。本文基本结构分为导论、五章和结论部分。导论部分包括阐述论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介绍国内外关于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美国国会与对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章节安排、理论创新、分析模式与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对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的历史考察。以1949年为界，分两个历史时期探讨美国议员在历史上对中国的看法。历史考察表明，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在理想和现实、浪漫和幻灭之间摇摆。同时，美国议员的对华态度也受到美国的价值观传统、种族主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等的影响。这些历史上的现象，时至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仍然可以从美国议员的对华态度中找到存在的痕迹。第二章分析美国议员对于中国政治形象的建构。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定位首先来自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知。总体而言，美国国会议员依凭自己对美国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感，对中国人权状况和政治制度的不满，通过对中国负面形象的塑造，建构出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立的“他者”形象——政治上不“民主”、侵犯“人权”的共产党国家形象。同时一部分极端派议员倾向于把中国塑造成对美国的价值观构成严重威胁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对中国政治形象的负面建构构成了美国议员看待中国的其它问题的基础。不过，在对中国政治形象总体负面的情况下，美国议员之间在中国的社会是否进步，如何促进中国的民主以及如何评估中国政治改革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等方面有着程度不一的分歧，从而在总的负面建构的背景下形成了几种关于中国政治的具体镜像。第叁章探讨美国议员眼中的中国经济形象。美国国会议员在1990年代围绕最惠国待遇辩论对于中国经济形象的认知是分化的，主要在于对于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是否对美国有利。辩论的结果是主张正常贸易的一派占据上风。进入后PNTR时代之后，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美国议员对于中国贸易行为的不满日渐强烈，美国议员对于中国的经济形象负面观感加重。不少议员利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大打“中国贸易牌”，抛出人民币汇率法案，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第四章是美国议员对中国安全形象的定位。美国国会对于中国军事安全的关注肇始于第叁次台海危机的触动。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试图把中国塑造为一个军事现代化正在取得迅速进步，将对台湾进而对美国形成威胁的国家，并为此作了应对准备。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美国国会内部既有对中国威胁论的鼓噪，也有来自不少国会议员对这一论调的反制。近年来，国会“中国连线”和“美中工作小组”的成立，从非正式组织的视角，代表了美国国会内部两种对待中国崛起的不同声音。这表明，在军事安全等领域，美国议员对于中国的看法也是分化的。第五章是对美国议员中国观生成机制的分析。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影响国会议员中国观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以及议员个人因素。国会议员中国观是多种因素竞相作用的“合力”结果。显然，就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而言，国际环境、选区利益、利益集团、媒体舆论、议员个人因素都会起到或大或小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因素朝着一个方向起作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在国会议员“观察中国”的时候有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这些相互冲突的因素作用到国会议员的头脑中，就会形成一个支离破碎甚至相互矛盾的“中国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国会议员头脑中的中国观何以如此复杂多变和具有多元性。本文的结论是：一、美国议员的中国观是负面主导的多元复杂的中国观。在中美关系的不同议题领域，中国在美国议员的眼中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形象。二、美国议员中国观与“议题政治”联系紧密。叁、美国议员中国观是国际一国内一个人多重复杂因素互动的产物。四、美国议员对中国的负面观念对美国国会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袁幽薇[5]2018年在《利益集团冷战后在涉华议题上游说美国国会研究》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前苏联分崩瓦解,美国一家独大。美国行政当局与国会在涉华政策上分歧明显,中国在美国整体外交战略中地位下降,美国国内出现对华政策大辩论。在此情况下,原来在中美关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利益集团走向了舞台中央,操作空间增大,在涉华议题上对美国国会的游说和影响力加强。在利益集团的游说下,美国国会一直在涉华立场上持负面态度,严重影响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通过从源头上追溯利益集团在美国充分发展的原因、利益集团与美国国会关系的形成与演变和美国国会针对利益集团的立法及效果,笔者从宏观层面和历史角度较为全面地剖析利益集团与美国国会之间的独特关系,为研究利益集团冷战后在涉华议题上游说美国国会做好铺垫。冷战结束后,利益集团游说空间增大,使得利益集团在涉华议题上加强对国会的游说成为可能。利益集团在涉华立场上出现分化组合,博弈加剧,集中体现在不同利益集团在予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对国会的游说。游说是利益集团在涉华议题上影响美国国会的最主要方式。利益集团游说国会具有一般性特点并在涉华议题上游说国会具有个性化特点,这些特点充分体现在台湾利益集团游说美国国会的过程中,尤其在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的具体案例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利益集团游说受到美国国内各界诟病,美国国会不得不通过多部限制游说的立法来加以矫正,但效果不彰。国会的构成,如国会立法环境与文化、议员政治属性和国会主要机构设置都有利于利益集团开展游说,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具体案例加以佐证。同时,美国的媒体和智库也越来越呈现利益集团化的特征,这些都为利益集团的游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本文的结论是:与冷战后期相比,冷战结束后初期,尤其是1989年中国国内政治风波后,利益集团对国会在涉华议题上的影响力明显上升。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利益集团力量有所消长,也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影响了其在涉华议题上对国会的游说。如意识形态利益集团的影响力随着中美关系的稳定,其负面影响呈下降趋势;商业利益集团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随着中美同质竞争上升,商业利益集团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组合;台湾利益集团在冷战结束初期对国会的游说急剧上升,但是随着中美关系深入发展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密切及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台湾利益集团式微,但在中美关系出现困难时,其作用又凸显出来。最后,随着美国新保守主义发展,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后,中美关系中的“国安化”因素上升。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只要我们掌握规律、把握分寸、分类施策,我们在中美关系中运筹利益集团因素就不仅是可以有所作为、而且是大有可为的。
关敬之（GEORGE, K.C., KWAN）[6]2016年在《第107-112届美国国会涉华议案研究（2001-2012）》文中认为美国国会是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最高立法机关。长期以来,美国国会不但在美国内政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塑造美国对外政策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对华政策方面亦是如此。第107—112届国会延续着叁权分立支柱之一的传统,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起着立法指导、配合支持的作用。然而,美国国会的对华议案随着形势的变化呈现着不同的特点。本文希望通过对第107—112届国会涉华议案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阐明其关注的领域、影响及其特点,并关注国会对华政策的新动向,做出作者的前瞻性判断。本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选题意义、动态研究、创新点与难点、文章的基本架构以及文献资料。第一章介绍第107—112届美国国会影响涉华问题的方式。美国国会以宪法为基础,通过各种方式来制约总统的外交决策,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第一、立法监督行政当局外交政策的执行情况；第二、控制联邦政府的开支；第叁、对政府行政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革,并影响政府的人事安排。第二章对探讨国会下属机构在涉华问题上的影响。国会不仅有参、众两院下属委员会的活动,而且为了适应21世纪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形势,专门设立了美中经济及安全评议委员会(USCC)、国会与行政联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委员会(CECC)、美国参议院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交流小组等编制内机构,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尽管这些机构组织在对华态度、动机、议题、宗旨等方面有一些区别,但是,其争取提升涉华事务话语权的努力是明显的。事实上,国会委员会、USCC、CECC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第叁章对国会的涉华议案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总结了这几届国会涉华议案的特征。第一,74%议案标题无涉华的字眼,许多重要对华政策均是捆绑在国会控制联邦政府开支的“授权法”及“拨款法”之中,不容易被发现。第二,法案大多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第叁,在两院审议涉华议案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特点：涉华决议案完成立法流程的速度快,众议院为16天,参议院则为2天。这些观察结果,证实了国会议员对涉华议案的争议不大；而且,相比之下,涉华议案在参议院中更容易获得共识。此外,国会对涉华法案的表决方式具“一致通过”、“无人反对”、“声音投票”的不记名投票特征。第四章是国会涉华法案的内容介绍。在冗长繁琐的拨款法、和授权法和其他法令里找出与对华事务有关的法律细节条文,通过详细研究这些条款的内容及其政策含义,发现美国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并对一些负面法案实质揭露和定性,如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损害中美关系等。第五章是涉华法案的典型案例分析,分为叁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这是国会涉华议案中比重最多的议案,而且也是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最重的部分。如：第一,支持香港“自由”的案例。这类议案反映了国会一贯热衷于输出美国式民主的传统,以及一些议员直接干预香港宪制发展事务的观念。第二、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案例。部分国会议员持续以无国界、跨国界的概念力荐台湾参加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甚或意图推翻“一个中国”的既定美国对华政策。第叁,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奖章的案例。国会议员以宗教自由为借口支持达赖分裂中国的企图。从国会议员辩论的发言里可以看到,达赖喇嘛从1980年代就开始耕耘与美国国会建立友好关系,利用国会影响力施压总统及行政部门支持他的西藏主张。二是能源方面,以国会阻止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为案例,分析中美能源竞争问题,显示国会议员对来自中国的双边贸易、金融投资、经济实体投资的矛盾心态,由此引发一系列针对中国投资的保护主义措施。叁是文化方面,涉华文化类议案包括教育交流、科技交流、艺术交流、体育交流。以国会赞扬孔子生平及认同儒家学说为案例显示21世纪中美关系中人文交流的发展、中国政府在美国宣扬中国文化的项目,及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的官方机制。综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首先是对国会涉华议案主要关注的领域与特点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国会涉华议案涉及政治,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居多,涉及到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中美叁个联合公报等方面。其次是探讨国会涉华议案,尤其是法案对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的关联与影响,如在小布什时期与奥巴马时期影响的几个层面。在此期间,美国国会涉华法案在总体目标上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是相互支持与配合的关系。在指导思想上,无疑是推行在与华接触的同时和平演变中国；向中国强加利益攸关责任来维持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不同的地方是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在中美关系的法律基础,及叁个联合公报的态度和立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国会的《与台湾关系法》是明显的违背叁个联合公报的法案,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中往往以这一法案作为棋子谋取美国利益。但是,美国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反复重申“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与“一中一台”,这与国会在立场上又有着较大差异。最后是根据国会涉华议案中的新议题出现,阐明作者的观察与预测。随着21世纪中美关系的持续深入发展,美国国会在仍然关注中美关系传统议题,如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等议题的同时,也开始向一些新的领域进行扩展,其中包括一些以往不被关注的领域,如：能源、教育、商业投资、人文交往、环境保护等,凸显出国会关注的涉华事务越来越广泛及深入,反映出了美国国会涉华议案的某种新的动向。因此,在此基础上,本文作者认为,国会议案中冷战时期的政治议题会有所淡化,更多地会转向经济文化领域,这些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发展中得到体现,务实和正面的影响作为一种预期也是可能的。
张倩倩[7]2010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区域主义因素》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亚太地区合作、打击国际犯罪等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并且在加强双边经贸、环保、能源、教育、科技和文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所以,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不仅牵动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而且将对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未来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我国,研究中美关系的专着、论文很多,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联邦政府的层面去探究中美关系。在研究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因素时,都是强调国会、利益集团、思想库、媒体等的作用。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区域主义在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分量越来越大。本文以美国政治中的区域主义为中心,讨论了区域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文章的第一章介绍了区域主义的概念以及区域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表现；第二章讨论了区域主义产生的原因,指出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地区文化的差异、美国联邦制的政治体制是形成美国政治中区域主义特点的最重要因素；第叁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美国政治中的区域主义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作者选取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在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国内斗争为案例,具体分析了区域主义在中美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上的表现以及潜藏在其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在结论部分,基于美国区域主义因素的影响,作者提出了中国政府应对美国政治中的区域主义问题的几点建议。
王瑞杰[8]2007年在《美国国会与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研究（1989-2005）》文中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逐步完善，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日益提高。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扩大，由贸易扩大直接带来了贸易的摩擦。而在贸易摩擦中，从1992年两国开始第一轮知识产权问题谈判至今，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双边经济贸易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是双方交锋的焦点之一。从国会的角度来看，从PNTR法之前国会每年审议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MFN)到中国加入WTO的国会大辩论，从PNTR法国会大辩论到国会设立“国会-行政中国委员会”等，都体现出美国国会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对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关注，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关注。由于国会拥有在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权利大棒，因此，常常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等指手画脚。同时，也正是因为国会在制定美国对华经济贸易外交政策及监督其实施上担当重要的角色，使得研究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决策行为成为必要和重要。本论文旨在考察美国国会与中美知识产权的关系，为丰富中国关于美国国会研究和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作探索，同时也为中国做好美国国会的工作，减少摩擦与争端，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依据。论文导论部分主要对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美国国会与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出发，提出了本项研究的问题。同时，介绍了本论文的主要观点、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第二章从政治权利的角度就美国国会的权利产生、运作与影响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国会的决策行为、决策模式与影响国会决策的结构性因素。在梳理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础上，指出知识产权争端已经成为两国关系中非常重要的而且要解决好的大问题；第叁章从历史的、理论的和制度运作的角度分析了国会在对华经贸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从具体的知识产权制度层面进行了比较，提出了知识产权问题成为国会关注的主要问题；第四章探讨中美经贸外交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与美国国会，主要研究叁个问题即是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历史梳理、中美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对称性认识、本项研究的理论框架的构建等；第四章分析了美国国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与关注的路径。整体是以“MFN-WTO-PNTR”为主线展开论述，阐述了美国国会关注的主要问题。第五章为中国之对策研究，在对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在内外两个方面下功夫，对我国国内政策来讲，要加强对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适度保护的研究，无论是立法与执法方面，还是政策与行政方面。对美国国会方面，提出了加强美国国会决策机制研究、开展国会外交、利用多种解决机制来寻求中美知识产权问题争端的解决等政策建议。最后，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基于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发展态势分析，认为美国国会关注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存在必然性；基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矛盾认识，认为国会在中美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影响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基于国际机制与国会决策机制的研究，得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美两国合作则双赢，斗则两伤，除了传统的解决途径外，要注重从美国国会的角度来寻求解决的新途径。
李淑俊[9]2008年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基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贸易保护主义是二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本文主要探究两个议题:国际贸易的发展如何塑造了美国公众贸易保护主义偏好、公众贸易偏好又是如何通过美国政治制度的安排,使美国贸易政策分配部分地导向保护主义。为此,作者将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的分析方法结合,提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研究模式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论文认为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公众的贸易偏好是推崇贸易限制,它的实现有赖于国会立法者谋求连任或竞选成功的利益目标,公众与国会二者之间利益互动的过程孕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雏芽;国会与政府在美国贸易决策过程中关系特殊,这使国会可以借助快车道授权控制政府贸易权力,政府则须考虑国会的贸易倾向,最终政府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亦是如此。美国产品生产要素流动水平的高低影响了美国公众贸易观。根据相关经济学理论,在要素流动的高位,劳动力要素持有者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在要素流动的低位,特定产业的所有要素持有者皆反对自由贸易,这就形成了以产业为基础的保护主义者联盟。这些保护主义者诉求通过政治市场寻找摆脱进口竞争的压力,国会是这一方案的关键。进口竞争产业通过游说国会议员实现保护主义,议员回应的强度与该产业的地理广度和深度成正比。国会是公众贸易保护主义理念转化为政策的沟通行为体。这包含公众影响国会贸易观的路径与国会最终贸易保护主义的形成。公众塑造国会贸易观的主要路径是国会繁芜的政治结构和复杂且开放的决策程序,通过这些路径,公众在国会酝酿了氤氲的贸易保护主义气氛,这种气氛在经过国会否决票制和快车道授权稀释后,才能最终形成国会保护主义。政府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终输出者。公众、国会通过美国贸易决策阶段输入保护主义偏好。美国贸易决策经过一个连续的、相互关联的决策阶段,伴随这个历程的是公众、国会的一个议题关注周期。贸易决策阶段与公众议题关注周期的互动过程也就是公众与国会倾向注入贸易政策的过程,行政保护主义产生。行政保护主义已成为美国限制贸易流量的主要手段。
蒋晓燕[10]2003年在《美国国会与对华安全决策（1989-2003）》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系统—主体—客体—过程”四个层面的考察为研究框架，通过分析美国国会影响美国对华安全决策的历史背景和结构—功能因素，并结合战略型、危机型和结构型安全政策的相关案例研究，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对美国对华安全决策的影响作了系统的探讨。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亚太安全战略都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国在美亚太安全战略中具有双重地位，这决定了美对华安全政策突显出合作与防范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为国会加大对美国对华安全决策的影响提供了空间和动力。在国会影响对华安全决策的结构性因素中，作者着重分析了国会影响安全决策的宪政权力基础、国会的委员会制度、议员的组织结构、国会助手及辅助机构等。立法手段、调查监督手段和其他非正式手段是国会影响对华安全决策的主要方式。国会对美对华安全决策的影响还受制于以下一些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干扰、国内的选举政治、利益集团的重要作用等。 “中国威胁论”的案例主要就国会对美对华战略定位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国会在塑造美对华安全战略的决策环境中发挥着消极作用，从而加大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台海危机的案例分析则认为国会在危机解决过程中影响力非常有限，其影响主要在于事后的反应；美对台军售和美对华出口管制都是结构型安全政策的案例，国会在美对台军售的决策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更谋求通过立法直接参与决策过程以施加更大影响；国会对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则除了通过立法参与决策，还重在监督和限制行政部门的决策。 论文最后通过四个案例的综合分析，认为国会在对华安全决策中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塑造、参与和限制。塑造——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手段，包括制定法律、举行听证会、给总统写信、向媒体或公众宣泄情绪等，渲染“中国威胁论”等舆论，影响行政部门制定对华安全政策的决策环境。参与——通过立法手段制定法律，直接影响一些结构型对华安全政策的决策。限制——通过听证会、组织特别委员会等调查监督手段，对结构型和战略型安全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构成限制。相对而言，国会对结构型安全政策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有力，对战略型安全政策次之，对危机型安全政策影响最小。 论文最后指出，影响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的关键是美国对中国的安全认知，今后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纳入到加强对美“公共外交”的战略体系中来，积极主动地开展对美综合外交。
参考文献：
[1]. 美国国会议员决策行为分析与对华投票[D]. 李清站. 外交学院. 2004
[2]. 美国国会议员的政客行为与对华关系[D]. 沈祺嵩. 外交学院. 2005
[3]. 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提案及其表决研究[D]. 李莉. 复旦大学. 2009
[4]. 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研究（1989-2006）[D]. 赵国军. 复旦大学. 2007
[5]. 利益集团冷战后在涉华议题上游说美国国会研究[D]. 袁幽薇. 外交学院. 2018
[6]. 第107-112届美国国会涉华议案研究（2001-2012）[D]. 关敬之（GEORGE, K.C., KWAN）. 武汉大学. 2016
[7].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区域主义因素[D]. 张倩倩. 兰州大学. 2010
[8]. 美国国会与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研究（1989-2005）[D]. 王瑞杰. 复旦大学. 2007
[9].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基础研究[D]. 李淑俊. 复旦大学. 2008
[10]. 美国国会与对华安全决策（1989-2003）[D]. 蒋晓燕. 复旦大学. 2003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中美关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国会论文; 香港议员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贸易保护主义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中美集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