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变化分析——兼释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经济论文,基础理论论文,广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92.27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工业职能相对弱化，工业中心地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逐渐成为城市主导产业[1]；到1995年，第三产业的GDP和就业比重已分别达52.29%和51.36%（注：指由8个区构成的广州市区。），工业经济形态开始向服务型经济形态转化[2]；第三产业内部构成不断丰富，生产性服务业（注：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和商务活动以及政府管理提供的服务，体现为“中间投入”，具有企业性质，是信息和知识密集产业，主要包括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和商务服务业。）发展迅速[3]。这些发展变化使广州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构成发生很大变化，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本文采用1985年和1995年统计年鉴数据，1984年和1992年第三产业普查数据，以及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注：指由8个区构成的广州市区。）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构成及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向功能，并对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理论进行了探讨。
城市经济基础理论按照“外向”和“内向”功能把城市全部经济活动分成基本和非基本经济活动两大部分。基本经济活动主要为城市以外的地区服务，通过产品和劳务的输出，为城市带来收入，并以“乘数效应”推动城市经济的增长与扩张，因此成为城市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非基本经济活动主要为城市自身的运行服务，其发展以城市本埠的需要为基础。区位商（注：区位商公式：
）可以反映经济部门与外部区域之间的输入输出关系，当区位商小于或等于1时，表明该部门为净输入，全部属于非基本经济活动；当区位商大于1时，则表明该部门存在着输出活动，即存在基本经济活动[4～6]。下文用广东省行业的平均部门结构作为标准来分析广州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用就业人口表示城市和经济部门的发展，从事基本经济活动的职工称基本人口，又称基本就业，从事非基本经济活动的职工称非基本人口；用基本人口与非基本人口的比率（Basic/Nonbasic比率，简称B/N）来表示基本和非基本经济活动的构成。
1 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构成及变化
1.1 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构成及变化
表1显示，广州国民经济在1985年和1995年，除大农业外，区位商均大于1，表明除农业全部属非基本经济活动外，其余行业均包含了基本和非基本活动，但二者的构成有很大差异，表现为：8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基本经济活动规模较非基本经济活动规模小，且随时间减小；第二产业基本经济活动规模减小，而第三产业基本经济活动规模扩大。
1985年，广州的基本人口比例为48.66%，到1995年下降为44.35%，致使B/N由1∶1.06缩小为1∶1.25，说明广州为城市内部需要服务的经济活动规模大于为城市外部需要服务的规模，且两者的差距在扩大。这一比例关系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广州历史悠久，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成为拥有3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内部各种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多样，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各种消费和服务的需求越高，为城市内部服务的行业也因此增多，这无疑使城市的非基本经济部分增大。因此，广州基本－非基本比率的变动正好说明广州城市发展已达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表现出内部构成要素复杂多样，相辅相存，比较完备的行业体系和齐全的设施等特征。
1985～1995年，构成第二产业的工业和建筑业的B/N均下降，说明这两个行业为城市内部需要服务的经济活动部分增大。第三产业10个行业中，除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B/N略为减小外，其余8个行业的B/N均增大，说明这些行业为城市外部需要服务的经济活动规模扩大。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发展趋向：随着城市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工业作为城市经济基础的垄断地位受到动摇，第三产业基本经济活动的成长使其正在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基础。
1.2 工业基本经济活动的变化
工业基本经济活动规模减小，并经历了由基本部分大于非基本部分向小于非基本部分的变化，但仍是广州的主要经济基础。工业是B/N变动最大的部门，1985～1995年，B/N由大于1转变为小于1。1985年，B/N为1:0.68，基本人口比例也不算高，只有59.35%，但由于工业是经济中规模最大的部门，占市区就业总数的37.48%，所以基本就业规模仍十分可观，位居各部门之首。因而可以认为，工业因基本经济活动规模最大而成为广州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是广州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到1995年，工业的B/N减小为1:1.54，基本人口比例下降为39.39%，非基本经济活动部分超过基本部分。与此同时，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表现为就业绝对规模减小和在市区就业总数中所占比重下降（为30.35%）。两方面的变化导致工业基本就业规模缩小了1/3。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工业总就业和基本就业规模仍保持第一位的水平。因此，工业仍是城市的经济基础和城市发展的动力，只是其相对地位受到削弱。
工业B/N减小、非基本人口增多比例增大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有直接关系。①产业结构调整使城市工业相对地位下降，表现为工业就业人数绝对减少或其增长慢于就业总人数的增长，致使工业就业在就业总数中所占比重下降，而广东省的工业就业比重却提高，由此导致区位商、基本人口比例和B/N均减小。②传统工业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提高改变了其内部的劳动分工，导致基本人口减少而非基本人口增加。③国有工业企业优化组合或效益不佳造成工人下岗，导致基本人口减少而非基本人口增加。④新工业以其技术、资金密集的性质及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导致了相对小的基本人口数量。
1.3 第三产业基本经济活动的构成及变化
第三产业许多行业的基本部分和非基本部分的比重正在发生此长彼小的转变，或基本部分一直较大，使其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1985年，第三产业基本经济活动部分大于非基本部分（即B/N大于1）的行业有5个，即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说明这些行业为城市外部需要服务部分大于为城市内部需要服务部分。到1995年，B/N大于1的行业增加到8个，除上述5个行业外，又新增了商饮物质供销业、金融保险业和文教广播电影电视业。这些行业基本经济活动部分扩大，使其正在成为广州城市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
第三产业中B/N大于1即基本部分大于非基本部分的行业有逐渐增多的趋势，然而，不同行业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不同的，有行业性质方面的原因，有行业区域发展水平的原因，也有服务对象和服务功能方面的原因。
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的B/N大于1，是因为科学研究机构和综合技术服务部门高度集中省会城市广州，行业性质决定了其主要为城市外部需要服务，因此，该行业有最大的B/N，1995年，基本人口比例高达89.74%。
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和文教广播电影电视业主要为提高居民素质服务，具有遍在性特点，但B/N却大于1。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位于广州市区原有的省市级卫体文教等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一些高起点高水平的新机构不断建成，从而大大增强了这些活动为城市外部需要服务的功能。另一方面，虽然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些行业的发展也很快，但其功能主要为当地需要服务。此外，除珠三角以外的广东省其他地区，这些行业的发展相对较慢，使其与广州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由此导致了广州该类服务业的B/N大于1。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主要为物质部门与最终消费者之间提供联系，与工业、农业有很强的联系，相比之下，该行业为居民出行提供的服务就次要得多。因此，基本人口比例一直较高，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在60%以上的水平。
社会服务业的B/N在1985年和1995年均大于1，基本人口比例也高达80%左右，其原因是广州除拥有庞大的为城市居民服务的公共、居民和娱乐服务业外，还包括了8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十分迅速的租赁、信息咨询、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等基本经济活动。例如，1992年，信息咨询服务业和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的区位商分别高达6.14和8.0，基本人口比例分别为83%和75%。正是这些行业基本经济活动规模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社会服务业基本人口的高比例。
商饮物质供销业本是非基本活动部分较大的行业，但其B/N也由小于1转变为大于1，其原因主要是该行业贸易扩大。改革开放后，广州一度萎缩的商业贸易地位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加强。广州的商业亦由过去主要为全市全省需要服务，逐渐扩大为全国服务。一年两次的广交会使商品贸易异常活跃，从而使该行业的基本经济活动部分增长很快，并超过非基本部分，导致B/N大于1。
1985年，金融保险业的基本人口比例为40.48%，为居民生活服务的功能十分明显。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金融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在为居民服务的部分获得迅速增大的基础上，为生产服务的部分高速增长，基本经济活动规模以快于非基本经济活动规模的增长速度扩大，过去仅仅为城市内部需要服务的单一功能转变为为城市内部需要和外部需要服务的多种功能，从而导致金融保险业的B/N转变为大于1，1995年，基本人口比例提高到55.16%。由于金融保险业被作为广州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所以，这一变化趋势还将继续。
房地产业是随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房屋商品化制度的确立而蓬勃发展起来的。由于这两个制度的发展在城市有着鲜明的体现，因此，广州房地产业的B/N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大于1。然而，房地产业除具有很强的为生产服务的功能，为城市外部提供服务的功能，即基本经济活动部分较大外，也向本市居民提供商品住房，因而具有为内部需要服务的功能，由于这个原因，房地产业的非基本经济活动部分也占有较大比重，1995年，非基本人口比例约为40%。
1.4 生产性服务业基本经济活动的变化
1985～1995年，生产性服务业（表1中的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的总就业人口由1985年占全市区的2.18%上升到1995年的3.85%，基本就业人口则由3.29%上升到6.36%，若再加上包含在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咨询、计算机应用等行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基本就业比例已接近总基本就业的10%。这说明，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基本就业人口以快于总就业人口的速度增长，即经济活动基本部分的增长快于非基本部分；另一方面，它们在市区基本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已不容忽视，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一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基本－非基本比率，可以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广州新经济基础的潜在地位。1992年，生产性服务业的B/N为1∶0.36，基本经济活动部分大于非基本部分，基本人口比例为73.12%；其中的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和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基本人口比例更是高达83%以上。这表明，虽然目前生产性服务业的基本就业规模较小，但因以基本经济活动为主，所以具有吸引区域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可能性。
2 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向功能（注：研究生王玲协助研究。）
区位商和B/N揭示了生产性服务业以基本经济活动为主体，因而具有向广州以外区域输出服务的可能性和潜力。不过，仅从这一点还不能断定这种区域功能的真正存在，也无法知道生产性服务业的基本经济活动输出到什么地方，输出范围有多大。为此设计了问卷，对广州市区生产性服务业的400个企事业单位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54份。回收问卷的行业分布情况为：金融保险业18.8%，房地产业25.3%，信息咨询业22.7%，计算机服务业14.3%，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18.9%。各行业机构的服务范围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仅限于广州市，覆盖广东省（不包括只服务于广州市的机构），服务达到全国范围，服务扩展至海外（主要为港澳地区）（表2）。从表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广州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向区域输出服务的基本经济活动成分，各行业的外向功能在广东省、全国范围以及海外地区都有体现。因此可以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强的外向功能，体现了广州向外辐射的区域功能，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增长。
其次，生产性服务各行业外向功能具有内部差异性。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为城市内部提供服务的比重较大，均在40%以上，而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应用服务和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等3个行业局限在内部服务的比重明显较低，在26%以下，反映它们与其他二个行业在经济活动基本部分程度上的差异。相反，在为城市以外地区提供服务的比重上，这3个行业则高于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因而揭示了该3个行业以外向功能为主的显著特征。这与B/N及基本人口比重的结果是吻合的。1992年，这3个行业的B/N分别为1∶0.19、1∶0.14和1∶0.15，基本人口比例则均在80%以上。
第三，广州生产性服务业最主要的服务范围是广东省内，而全国和海外市场份额较少，且海外市场主要限于港澳地区，说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及规模有限，主要囿于省内，远没有打开国际市场。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尚处于水平较低阶段，但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广州与珠江三角洲等外围地区的产业关系格局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的全面深化变得日益明朗化，广州的工业优势已一去不复返，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比较优势已相当明显，有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基础的趋势。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在广州产业结构中比重不大，但已发展成为广州极具影响的以基本经济活动为主的产业。审视广州与区域的关联方式，过去以行政关联方式为主将进一步被以市场关联为主所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要求广州在区域分工中发挥已经存在且将继续发展的比较优势来实现中心城市的区域辐射功能，所以，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强化广州外向功能的潜力，其发展将成为带动广州经济增长和扩展的新动力。
3 关于经济基础理论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在讨论经济基础理论时，重视制造业部门，认为制造业是城市的基本经济部门，生产“输出产品”，参与区域分工，决定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而认为服务业（第三产业）主要是为城市内部需要服务的产业，忽视服务业中某些行业基本经济活动的作用，认为所有服务业活动及其所获得的收入都取决于基本经济活动从外部获取的收入，它们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作用是间接的。由此得到城市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形如数字"9"（图1b）[7]。这一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曾具有广泛的影响，因而在研究输出活动与产业增长的关系中，在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中，仅将制造业作为考虑对象，而服务业通常被忽视。然而，由于服务业的增长已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型，服务型经济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主流。
3.1 服务业基本经济活动的成长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广州表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发展趋向：工业作为城市经济基础的地位受到削弱，而服务业（第三产业）基本经济活动占有相当比重，且有增长的趋势，服务业许多行业的基本部分明显大于非基本部分，因此，服务业不仅服务于城市内部，而且还向城市以外地区输出服务。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数行业更是主要为城市外部服务，因而具有了策动经济增长的功能。
3.2 服务业基本经济活动成长的实质
产生结构转换，服务型经济形成，社会生产与生活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极大增加等，固然是服务业基本经济活动成长的重要背景和促动因素，但服务业具有了可贸易性却是基本经济活动成长的实质所在[8]。服务业具有可贸易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第一，信息技术的作用。在服务型经济社会，信息成为主要生产要素。信息技术消除了区域间传输信息时距离对时间的影响；消除了国家边界对服务交易构成的障碍。信息技术的这种作用使信息组织、处理和交换过程中形成了跨界数据流，促进了服务活动的可贸易性和国际化。
第二，服务业跨国企业的形成与作用。6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国际交通服务现代化程度的极大提高，直接推动了服务企业面向海外寻求国际市场，由此带来80年代商务活动全球化的明显趋势。服务业跨国企业应运而生，并导致服务业的国际贸易，使服务活动的输出功能大为增强，成为基本经济活动。
第三，政府影响。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府一直是战略性服务业（如基础设施、教育等）的主要提供者，政府所有和垄断是确保战略性服务供给的唯一方式。然而，随着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愈益紧密，企业间的竞争较之过去更为激烈。政府对战略性服务业的垄断已越来越不适应竞争的需要。因此，许多政府都积极采取对策，为战略性服务供给创造更具竞争性的环境（如对政府控制的活动实行私有化）。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
3.3 经济基础理论的新解释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使基本经济部门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较之以前复杂，因而需对经济基础理论赋予新的解释，理论模式如图1b。①城市向外输出工业服务业的货物和服务，获得收入。收入的一部分导致工业和服务业基本经济部门职工（基本人口）对本地消费和服务需求的扩大，导致本地区非基本经济部门就业和收入的增加，进而导致非基本经济部门职工（服务人口）和依赖人口对本地消费和服务需求的扩大。基本经济活动收入的另一部分则用于本身的扩大再生产，继续为城市从外部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导致城市人口规模扩大[9]。②城市经济各部分之间愈益相互依存，人口依赖于就业，以获得收入；工业生产部门也依赖于高质量劳动力的投入，以提高产量；服务活动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人口和生产部门，生产部门的发展也依赖于服务活动尤其是生产性服务活动的提供，高质量劳动力的获得也依赖于服务活动尤其是教育的提供，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对城市经济发展作出贡献[10]。③经济基础理论新模式的区位意义在于：工业活动的区位受工业区位理论的指导，但新技术革命和工业活动内容的变化已使区位要素发生变化，并赋予传统区位理论新的内涵[11]；住宅的区位受人们的需求和偏好决定；服务活动的区位则发生了很大变化。服务活动区位的经典理论是中心地理论，表现为服务流在服务中心等级体系中由高级别中心逐级指向低级别中心。然而，由于服务业基本经济活动的成长和基本经济部门的出现，服务活动的区位发生分化，一方面，以非基本部分为主的服务活动仍然维系传统的组织形式，其区位仍满足中心地理论；另一方面，属于基本部分的服务活动因集中大都市发展，服务流的指向已多样化，除传统的由高级别中心指向低级别中心外，还表现为由低级别中心指高级别中心或同级别中心之间的流动，因而不再完全满足中心地理论[12]，而更多地由考虑了新区位因素的区位理论所决定。
图1还反映出，基本经济活动增长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在发展的低级阶段，基本经济活动的构成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工业部门，比重较大，而服务业则居从属地位。因此基本经济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十分明显，导致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很快（图1a）。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广泛应用，随着经济国际化加深和服务贸易的扩大，服务业基本经济活动日益明朗化，并形成基本经济部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经济各部门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虽然“基本经济活动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观点依然正确，但基本经济部分减小、非基本经济部分增大，基本经济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弱化，传统的基本经济模式转为相互依存模式（图1b）。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基础理论还将被赋予新内涵。
4 结语
对广州案例的分析，以及对经济基础理论的再思考表明，经典理论是有阶段性的，用经典理论来解释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发展，必然会出现偏差。因此，在高新技术大规模产业化、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今天，理论建设应紧扣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转换，通过若干个案的研究，对传统理论赋予新的解释，建设新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