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化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传播论文,中国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化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的神经，是历史发展的血脉。文化的传播一般总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运动相匹配、相协调、相交织的，并为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但它又必须通过个人行为与活动来实现与体现，最终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本质构成与必然过程。一定文化的积累和运演往往会在某一文化自身生成一种新质或新的“特色”（威斯勒语），而这种新质与“特色”如果符合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规律便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从而进一步发展演化成一种“高峰”态、“凸起”状或超前性。这样的一些态势，显然就打破了原有文化整体的相对的稳定与均衡，其“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或因素就必然要向其业已超出的四围地带扩散与流布。那么，这种扩散流动的过程，当然就是传播。（注：威斯勒认为，文化构成的最小单位是“文化特色”，若干文化特色进而构成了文化复合。文化复合会像石头投入水中那样形成波纹，以发源地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那么，这其中的“复合”达到一定程度，也就形成了笔者在本文中所提出的“高峰”态或“凸起”状。而这种“高峰”态或“凸起”状的迅速传播流布，也就又类同于传统传播学中所说的“优势扩散原理”。）那些可称之为“信源”的“高源”、“凸起”与超前部分，有时可显现为某一社会区域的超常发展，有时也可仅仅显现为某些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创造力的非凡。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不断的高峰突现与平衡传播，也才有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运演过程，正好印证了上述理论观点。当时，整个世界文化的形势已经出现了高低与快慢的巨大反差。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社会区域性物质文化的“高峰”态。而中国文化则在整体上还一直固守在封建专制型的僵化、保守与超稳定的平衡状态中。因而，那种以经济侵略开始的“西学东渐”就不可避免了。无论我们的国门封闭得多么严密，也无法阻挡作为超常发展之结果的“坚船利炮”的攻击，更无法改变文化高峰向低谷流布传播的铁的规律。
在西方物质文化的强大压力和冲击之下（甚至是武力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最先觉醒起来的是中国近代的一批文化人。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以及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反思中国，呼吁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之路。从而在中国思想界不断形成了文化观念上的“凸起”状，并逐步开始了向社会各界的传播漫延。当然，此时的传播速率是相当缓慢的。人们的文化传播意识以及传播条件还很低下，这些新的观念尤其难以直接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主要停留在那些高中级的知识者阶层。稍后到了维新和改良运动中的梁启超，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改良派们从传播观念到传播途径与手段都有了高度的自觉和较为系统的主张与设计。梁启超是此时期最卓越的文化传播理论家与实践家。由于其在当时宣传舆论方面的出色表现，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宣传家而不是思想家。（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当然，把梁启超看作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化传播家，不仅由于他在当时的舆论传播界发生过实际上的重大影响，而是首先在于他从理论上对于文化传播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这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次突破。梁启超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学会》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中，就曾详细而深透地论证过文化传播的作用和意义。他说：
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
这里的“道”显然就是指思想、观念、道理等；“群”则是指通过传播而使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其中的“通”与“塞”也都是指传播的是否畅通而言；而“通”与不通（“塞”），则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智”、“强”与“愚”、“弱”。可见，已经把传播的价值看得何等重要。在同一文中，梁启超还讲一步论述道：“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群形质者，蝗蚊蜂蚁之群，非人道之群也……”这里的“群心智”，应该理解为文化的传播，尤其是具有现代意义的高层次文化的传播，因为梁启超还紧接着举例道：“欧洲之人，以心智雄于天下，自百年以来也。”所以，其对“心智”的基本理解和参照就是“欧洲之人”的文化，即“自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梁启超也一开始就详细论证了传播的“通”与“塞”对于“国之强弱”的重要作用：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语言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此焉耳。
在中国，在史以来至19世纪末，如此看重传播之作用，并从理论上论述得如此之深刻的，也许只有梁启超。当然，这种理论上的自觉，已经表明，中国近代的传播学思想有了重大发展，并开始走向完整和成熟。然而，其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因为这种对于传播活动尤其是文化传播之关乎国之强弱的价值认定，实际上其理论本身就显示了中国的某种现代意识的最早的觉醒，展露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缕微光。中国封建专制型文化的最大特征便是封闭性、保守性和超稳定性。而封闭、保守与超稳定就必然造成僵化，也就必然排斥流通，排斥传播。所以，中国古代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清代的文字狱等，都是最极端的对文化的摧残，当然也是最典型的对传播尤其是大面积的文化传播的抑制与摧毁。封建统治者需要的不是“民智”，而是老老实实充当奴才的“愚民”、“顺民”。而对“民智”的最有力的限制，当然就是对于文化传播的控制。封建统治阶级千方百计避免文化的传播而使之“塞”，以此来维持其稳定和不变，这在封建专制的文化战略上无论是对内与对外都是如此。因而，也就最终导致了“塞故弱”，导致了“落后”并“挨打”。所以，对传播的高度看重本身就是现代意识与现代观念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走出封建专制思想体系的重要的一个进步之点。
二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传播者）→说了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了什么效果（效果）。”（注：见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我之所以认为梁启超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传播学思想，不仅在于他已经对传播学的意义和价值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而且更在于他在传播学所普遍认同的上述模式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和具体的实践。
首先在第一个环节上（“谁在说”），他本人就自觉充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传播者，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既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传播的价值，当然也就会非常自觉地去加以传播。而在第二个环节上（即“说什么”），这是更具有本质意义的传播环节和要素。而在梁启超的文化传播体系中，这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内容和项目，实际上也正是梁启超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本质。在文化传播活动乃至整个历史过程中，一个传播者（“谁在说”），所传播的内容（“说什么”），如果仅仅是他人的思想或观念等，那他还算不上一个最优秀的传播家，当他真正在思想界乃至整个历史过程中确立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乃至体系），为了推动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从而去加以广泛的传播，这才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思想家型的传播家。从这样的角度看，我认为梁启超就是中国近代不可多得的一位。虽然当时的中国也确实出现了一大批这类很不错的传播家，但不论从传播体系以及传播内容上来看，都鲜有人能与梁启超比肩。魏源、徐继畬、严复等人可以说较多的是在“转译”或“转介”；而张之洞、康有为等人则还脱不掉传统的旧范，只是对传统加以“改装”或“修补”。至于梁启超，虽然也带着历史的沉重的包袱和局限，而最终也没能完全成为一个现代型的思想家或升华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家，但纵观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的思想，却是完全可以自成体系并有着独立价值与特色的。当然，梁启超思想的最核心的东西便是“新民”，这是他一切思想主张的出发点和归宿。因而，也就是他的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点。“新”字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最现代的意识和观念，一种最高的社会与文化的理想。他曾在《清议报》这样表述他的政治见解：“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一书中这样评价梁启超的意义：“梁启超的国民理想看来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是一位关键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
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注：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这样的评价虽然并不完全科学和准确，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把握到了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的许多方面的深层与潜在的影响。这是来自梁启超这一“信源”的文化传播的重要成果和历史意义。
在“通过什么渠道（媒介）”这一环节上，梁启超也有着极其严密和完整的一些主张与做法。可归纳为以下四种：
第一，开学会。梁启超在倡导变法的过程中，根据西方经验，认为广开学会是传播新思想，从心智上启发和团结广大人民以推广新法、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他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这样的学会对于现代文化的传播显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如提倡“照会各国学会，常通音问，以广声气”、“函告寓华西士，邀致入会，以收他山”、“尽购已翻西书”、“广翻地球各报”、“精搜中外地图”等，同时，他还对学会的机构设置、活动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设计。这对后来在改良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强学会等组织的建立都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在具体阐述他们当时组建强学会的思路时，梁启超称：“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注：《戊戌变法》，第4册，第133页。）可见，在梁启超的思想中，开学会不仅有利于“合大群”的传播，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中国风气（“向来散漫……不敢相聚相求”）的转移。
第二，办报纸。梁启超对此也曾有过长篇论述，这是他的文化传播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他一生所从事的传播活动中最有成效的一项事业。他认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他甚至还进一步强调：“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甚至与人合作，共同办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份党派性质的报纸，并于1896年创办了《时务报》。《时务报》宗旨，一是开民智，二是求自强，尤注中外时事的介绍，从而广为传播，以改变“国人……全瞢于世界大势”（注：《饮冰室合集》第29，第1页。）的状况。后来他还在改良运动中几次办报、编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人之一。
第三，建学校。学校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显然是不可估量的，这在当今也许已属常识，然而在一百年前，具有这样的认识却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梁启超的办学思想起自开办时务学堂，他在《时务学堂招考示》中言道：“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国治之本，莫不以添设学堂为急务。”时务学堂要培养一批既通中学，又通西学，能够救亡图存的有用人才，“中国自强之基，诸生自立之道，举莫先于此矣。”（注：见《知新报》第40册。）此后，梁启超还形成了极为系统的学校教育思想体系，他明确声称：“其学校教育，亦大别为二，一曰教育一般国民，使咸有水平线以上之智能；一曰教育高等人才，以为国家社会之栋干。”梁启超一生以开民智为己任，他将平民素质的提高看作其政治理想实施的关键。因此，梁启超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注重基础教育。这实际上关乎着文化传播的广度与力度问题。他多次呼吁：“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注：《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第57页。）“我所最悲者，不悲少特达智慧之人，而悲夫少通常智慧之人。”（注：《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第21页。）为普及平民教育，梁启超提出实行强迫教育。政府要明定法律，使每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每个家长都要履行供子女上学的义务，每个公民都应承担教育的经费。他还提出了平民教育的各种具体办法等。（注：参见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
第四，提倡新文艺。文艺的传播是更具有影响力和大众性的一种传播手段。梁启超在办《新民丛报》的同时，又曾创办过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报》。他对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在启迪民智方面的作用甚至强调到了有些过头的地步。他在《新小说报》第一期便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宗名义：“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在梁启超心目中，小说是左右人们思想意识的重要工具，是承担文化传播、促进民智开化的主要途径。他不仅在《新小说报》上刊发了各种小说作品，而且还亲自创作小说并曾吸引了众多读者。梁启超还从理论上深入论述过小说具有极大影响作用的“四种力”：熏、浸、刺、提。就是通过阅读小说而提高思想认识，提高文化素养，顿悟经国治世之道。这样的论述实际上已进入到了作为传播学重要分支的艺术传播的特殊规律之中，更加表明梁启超的传播学理论的高度系统化与深刻性。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条件下，大众化的传播媒介与手段还是相当有限的与极其落后的。而梁启超几乎对每一个可能的传播领域都有所涉足。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些传播途径和媒介形式都有非常系统的理论与思想。如系统的办报学说，系统的文艺传播主张以及系统的国民教育思想体系等。而且，他的传播思想以及传播实践，已经基本实现了向现代化传播的跨越与转换。
三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梁启超被称为“言论界之骄子”，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他那新颖的理论、扣人心弦的议论、富有情感的文字，征服了一大批知识者。所谓“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注：《党人列传》，《戊戌履霜录》卷4。）严复则称梁启超“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注：严复致熊纯如书，《学衡》第12期。）
那么，作为传播者，梁启超为什么能有如此巨大的“神力”呢？首先是思想观念能够充当时代的先导。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时期，传统价值标准和人生范式的毁坏会造成整个社会对于人生理想与信仰的失落，处于理性的困惑与迷惘之中。这就是最需要思想导师和精神领袖的时期，梁启超在当时大致充当了这样一位文化角色。正如有人曾经分析过的：“19和20世纪交替的数年中，随着新学堂的兴办和科举制的废除，产生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这批人20岁上下，血气方刚，志向不凡，他们忧国忧民，不满清廷的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向往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痛惜国家的日益沉沦，希望振兴中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但他们经验不足，新知贫乏，旧的东西不屑一顾，新的知识不知何处去寻，彷徨犹豫，上下求索。谁能满足这批人的需求，谁就抓住了中国的未来，谁就可以成为言论界的伟人。梁启超恰好看中了这一点，既给这批人提供了精神食粮，又通过《新民丛报》等喊出了他们的心声。”（注：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第147页。）
其次，梁启超在利用新闻报刊的传播实践中，创造了一种为此后几代人都曾给予过高度评价的通俗流畅、热情奔放、脍炙人口的“新文体”，非常适合中下层知识分子尤其是新兴的青年学子的口味。这样的文体议论风声，情绪激昂，节奏强烈，形象生动，非常能够拨动那些急于寻找相同振幅的青年人的心弦。读之使人感到一种勃勃的生机，因而具有极大的魅力和鼓动性。其痛快淋漓、热情奔放的言词，使凡有血性之中国儿女，读后不能不热血上涌、拍案而起！梁启超成为当时追求进步的青年崇拜的偶像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梁启超毕竟是刚刚从传统文化营垒中冲杀出来的一个叛逆，毕竟是在世代相传的旧文化体系之中养育出来的一个英才。他不可能完全脱净旧文化的胎记。而且，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梁启超的时代无论如何也没有形成一步跨入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因而，梁启超的文化传播同他的社会改良一样，一方面为他自身的传统精神所限，一方面也为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这就是摆在他面前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巨大的历史障碍，客观规律注定了是任何人都无法彻底超越的。因此，尽管梁启超不愧为世界之初的新文化的开拓者与播种者，但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只能由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去进一步实现了。
首先，在梁启超整个文化思想理论中，最具影响的就是他的新民学说。它在大声疾呼从事广泛社会变革的同时，较早地提出了人的现代化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新民说作为梁启超文化传播的最基本的内核，显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局限。其一是新民说之“新”字始终是一个十分模糊十分笼统的概念，也就是说他始终也没能站在现代文化的高度，真正描绘出一幅他理想中的“新的世界”的清晰图景，没有绘制出一幅具有现代精神和现代体制的中国社会的蓝图。因而，他付诸实践的社会改良必然失败是毫无疑问的。其二是他对新民一说实现的途径与手段也始终没能作出最科学的选择，使他的思想体系显出非常明显的自相矛盾和抵牾。这一学说是在1902年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时提出来的，当时正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激进的时期。那时他并不讳言革命，可以认为，梁启超当时阐释“新民说”，是以政治革命为前提的。但是，自从考察美洲新大陆回到寄居的日本后，梁启超回归到了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这一立场在以后20多年里始终没有改变。这就自然产生了一个造就“新民”的方法和途径问题。当时革命派批评梁启超说，不从根本上推翻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国民性无从改造，“新民”无以造就。梁启超则争辩说，没有“新民”，社会改革不可能真正实施，花了大量精力，换来新瓶旧酒的结果，实在毫无意义。他不主张在以暴力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对国民性进行改造，这就使他的“新民学说”在目的与手段上呈现出了深刻的矛盾。
其次，在文化传播的媒介体系方面，对有些领域他还缺乏专业性的研究和认识，有时难免在强调其文化传播的社会功利意义时，忽略了该领域的内在规律和自身应有的价值。如对文艺传播，由于过于单纯地强调其在“新政治”、“新思想”、“新道德”、“新风俗”等社会改革中的宣传工具作用，面对其审美意义和价值却有所放弃，文艺成了简单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图解和传声筒。大大削弱了其文学性和艺术性。所以，尽管梁启超曾亲自创作过一些小说作品，如《新中国未来记》等，但其影响却远不及他的政论或学术研究。
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领袖之一，其政治的命运是很短暂的，但是，作为一位近代文化的传播者，他却有着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的文化影响不仅在当时具有较好的“近期效应”，更发生了不可低估的“长久效应”。日本学者增田涉在196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一书中，曾把梁启超对于现代中国知识界和政界领袖人物的巨大影响作了一个简明而充分的文献统计。他引证了有关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资料，从中可见梁启超对这些人的开蒙时期最深层的文化启迪作用。而正是这些人物，又进一步影响和左右了整个中国现代的文化与历史。这里不能不看到梁启超的最早的传播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