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雍正“叹息流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雍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田文镜是雍正时代的能臣。雍正六年九月八日，他在向雍正汇报自己出任河东总督几个月来整顿山东官场的情况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虽有自爱之州县，初登仕籍，正思发抒其幼时之所学，以致君泽民，而临以贪得无厌、分厘不饶之上司，不得不改廉易节，大丧其平生之所守，唯唯以从命也。”
这段话翻译成现在的意思，是说有一些洁身自爱的州县官员，他们刚刚踏上工作岗位，正想有一番作为，以实现报效皇恩、泽及百姓的理想，却遇到了贪得无厌，送礼少一分一厘都不行的上司，因此不得不改变廉洁奉公的志向，丧失平生志愿和操守立场，唯上司的话是从。
雍正在看到田文镜的奏折后，在其中“不得不改廉易节”几个字的旁边画了红圈，并写了朱批：“言及此，实可谓叹息流涕者！”
雍正君臣在这里谈论的，其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即许多读书人在年少时怀有“致君泽民”的远大志向，想着如果自己当官就要做廉洁奉公的清官、为民请命的好官，可一旦进入仕途，却“不得不改廉易节”，完全与年少时的志向相违背，最后不是成了因贪被抓的贪官，就是成了同流合污的庸官。
这种从理想青年到贪官污吏的演变，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按照田文镜的分析，基层官员的腐败，主要是由于他们遇到了“贪得无厌、分厘不饶”的上司。也就是说，基层官员的贪污是被上司逼出来的。
田文镜的说法也有同时代人的经历作印证。雍正元年，监察御史王培宗曾以当过州县官员的亲身经历总结说：“总之，小臣之不廉，由于大臣之不法。”由于州县官员为了应付上司需要花很多钱，比如为了给上司创造良好的办公环境，诸如“铺垫公堂、修理衙署”等，下级都得出钱，逢年过节，需要送礼；“拜贺生辰并父母妻室，人参、貂皮、锦屏、彩灯，百物索取而未尝餍其欲”；还有更过分的，居然为儿子捐官的钱也要派到州县官员头上。州县官员不可能自己出那么多钱，只好挪用国家税银，售卖国库里的粮食，“或派撒民间，或明加火耗，或暗增秤头”。
除了来自上司的压力，基层官员难以清廉还有来自社会氛围的压力。乾隆、嘉庆年间的学者洪亮吉曾分析地方官员说：“其间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所谓十官九贪，当十个官员之中只有一两个清廉时，他们就面临被同僚讥笑、被上司看作不合时宜的巨大压力，而一般人很难承受这样的压力。
此外，基层官员不能清廉自守，自身的名利计算也是重要原因。曾国藩的同乡兼朋友刘蓉，同治年间官至陕西巡抚，他在给一位当官的朋友的信中写道：“今州县之中，稍有洁己自好者，不惟白首下僚，无望夫官阶之转，而参劾且随之；而贪污者流，既以肥身家，乐妻子，而升擢之荣，岁且数至。彼此相形，利害悬绝。彼廉吏者，名既未成，利亦弗就，而独舍天下之所甚利，犯当世之所甚忌，此岂其情也哉！宜乎竞通私贿，煽起贪风，虽或负初心、亏素守，然犹每顾而不悔也。”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当清官没有实际好处还难以升迁，当贪官不仅肥了自己，高兴了老婆孩子，还升迁有望，两相比较，结果可知。
总的来说，当清官不仅需要看轻物质利益，还要不惧怕上司的压力，也不怕社会风气的压力，因此需要特别坚硬的内心支撑，而这样的人注定是少数，所以历史上清官总是不多见的，他们只能作为特例而存在。
在清代皇帝中，雍正性格最为苛严，整肃吏治也最下重手。不过，对基层官员的“改廉易节”，看来雍正也想不出对付的办法，只能“叹息流涕”。田文镜很受雍正信任，作为山东的“一把手”，在山东官场搞了一场大整顿，最终还是无功而罢。这样看来，即便是像雍正这样的“明君”、田文镜这样的“能臣”，仍然改变不了基层官员“改廉易节”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