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深化改革的若干方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化改革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企业改革应为企业创造发展条件同步进行
目前，在国际竞争激烈和技术进步加快的情况下，我国国有企业又面临着新的重大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任务，以解决众多行业的设备老化、生产过剩和产品升级问题。由于关系到广大人民就业和社会稳定，国家应该关心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采取各种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措施帮助企业进行改组、改造，增加企业的内部留利和积累，调动广大职工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而不应完全依靠自发的市场机制，让众多困难的企业自生自灭。我国改革初期采取的各种“搞活微观”的经济政策，是应该继续坚持而不应放弃的成功经验。许多企业反映，改革如果不能切实增加企业折旧和内部积累，减轻企业的各种实际负担，仅仅从产权制度上作文章，难以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
前一阶段由于“泡沫经济”消耗和浪费了许多工业部门正常运转的资源，正像我国改革初期曾因计划经济的“洋跃进”造成了经济过热和结构失调一样，如果我们为抑制通货膨胀采取过紧的金融政策，会进一步加剧这些行业的困难。宏观调控政策应一方面准确地限制“泡沫经济”；另一方面应设法补充工业部门的资源损失。“泡沫经济”破灭后，正常的总需求和总供给都会受到打击，此时应采取刺激工业部门的需求和供给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对银行正常信贷和拆借业务的行政性限制，可能妨碍货币的周转速度和乘数效应，增加经济运行的阻力。我国众多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衷心拥护限制“泡沫经济”的政策，但是希望宏观调控能够促进而不是抑制工业部门的生产和投资活动。美国1929年“泡沫经济”破灭后，胡佛采取了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大大延长和加深了经济的衰退，罗斯福总统采取刺激经济政策后形势才好转。国际货币基金提倡实行货币主义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政策，实践中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了恶果。我国改革初期面临着严重结构失调和物价上涨压力，但是我国并未采取西方传统的“管紧货币”政策，而是谨慎渐进地推进价格改革，通过搞活金融帮助企业转产和调整结构，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来缓解通货膨胀压力，没有带来传统“紧缩”金融政策的负效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界也开始认识到，管紧货币政策不仅抑制需求，也抑制供给，特别是在供给结构失调的情况下，并非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如出现了石油、粮食危机或战争；此时应适当控制物价，并用灵活的金融政策帮助调整结构。
二、产权改革不应孤军作战
我国经济改革中面临的一个重要方向性问题，是正确处理产权改革与经营权改革的关系，以及企业的改革与改组、改造的关系。我国改革实践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将上述各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我国企业改革是以能够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权改革为突破口，具体政策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改革中并不单纯是“放权让利”，而是用灵活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来代替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的责任制，这种作法符合分权化和市场化的经济规律，大大地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八十年代初期，尽管我国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调现象比前苏联更为严重，如存在着“农、轻、重”比例失调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由于价格改革采取“调放结合”的渐进方式，通过“放权让利”增加了企业积累，调动了广大职工积极性，配合以搞活金融的改革政策，有利地推动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以及军工和“三线”工业转产，促进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快速增长，既增加了有效总供给和就业机会，又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事实证明，这种从国情出发的改革方式，在微观上搞活了企业，中观上调整了经济结构，宏观上稳定了经济形势，而且没有像西方那样为控制通货膨胀采取过紧的金融政策，造成严重的失业和经济衰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
目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营权方面的改革已走到尽头，今后改革主要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这种观点不全面。因为，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经营责任制的创新，是一个最活跃的永恒主题，对西方或中国经济都是如此。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变化，则应该是相对缓慢和长期的过程，应适应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并配合经营权方面的改革逐渐推行。事实上，我国企业的经营权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目前仍有很大潜力可挖，如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经营自主权、激励机制和税负方面难以享受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优惠待遇，尽管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高于后两者，而且所担负的各种社会义务也更多，但国有企业的内部留利和经理报酬水平却远远低于后两者，因此，目前的问题不仅是恢复平等竞争，而且需要设法矫正长期以来不平等竞争的后果；又如，克服“短期行为”和“预算软化”等弊病，直接有效的办法是完善各种具体的经营责任制，特别是代理人的激励、监督和调整机制，并使其长期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也在于建立有效的经营责任制；再如，在破产和兼并操作困难的条件下，不应仅仅盯住产权交易市场，也应通过银行等中介机构，培育经营权市场，委托和鼓励绩优企业承包、租赁落后企业，这样有利于发挥公有产权的优势，所需的资金和交易费用少，而且不会给社会和银行造成巨大冲击。十多年来，我国企业的产权改革一直是通过试点逐渐进行的，由于企业扩权、技术改造和金融改革政策搞活了一大批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良好，具备了广泛吸收社会资金的需要和条件，从而比较顺利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和股票上市。尽管我国改革是以企业的经营权改革为突破口，不像俄罗斯改革是以全面的产权改革为主攻方向，但是，我国却在产权改革方面取得了更大的实质性进展。
三、社会保障制度与就业
我国改革的一个思路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用产权市场的破产兼并机制淘汰落后企业，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人民失业问题。但是，这种思路面临许多实际困难：目前众多国有、乡镇甚至“三资”企业普遍存在着亏损面较大和资金紧张的情况，无论是收购兼并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都缺乏足够的财力基础；据有关部门根据试点情况的估算，广泛实行破产和公开失业，所需银行坏帐准备金与社会失业救济金的数额非常巨大，远远超出了现阶段的社会承受能力。从国际经验来看，除了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财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的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而且社会救济无法给失业者带来尊严感，保证社会治安；相反，中国经济依靠众多国有企业的力量，达到了远远高出其人均收入水平的社会保障程度，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中的佼佼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财力有限而贫穷失业人口众多，难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现实的办法只能是靠企业有活力的不断增长来维持就业水平。因此，我国目前在经济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应积极进行试点和积累经验的工作，而不应急于全面效仿财力要求超过本国能力的西方经验。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应逐渐进行，应避免过多加重企业的负担，以免使停工失业现象更为严重。目前，许多企业反映征收社会保障统筹费后人工成本上涨过多，企业因难以承受被迫进行裁员，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我国应该充分重视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初期依靠“搞活微观”政策和国家的扶植，迅速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造，大大降低了城镇待业率，并且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促进了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安排了众多农村过剩劳动力就业的宝贵经验。
四、珍惜中国宝贵经验防止重蹈前苏联覆辙
我国经济改革中采取的先试点、后推广的作法，可以说是对人类经济制度变迁方式的一个伟大创造，为人类有意识进行经济制度创新和调整生产关系，提供了“科学实验室”，对于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代价有着重大意义。今后我国实行任何重大改革都应坚持这种科学的方法。
因此，尽管我国经济发展中仍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轻视实践中已取得巨大成就的改革经验。推进我国改革和克服经济困难的方法，恰恰是应认真总结十多年改革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继续坚持那些改革实践中证明成功的方向，并通过实践使其进一步完善。如果我国的改革经验与外国的规范经济理论有出入，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外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完全不同，照搬外国的作法可能不利于发挥本国独特的经济优势，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会给我们进行经济制度创新提供意想不到的好机会。例如，日本大公司实行的终身雇佣制，从西方市场理论来看是一种效率低的落后制度，但是日本并未因此而抛弃这种制度，因为它恰恰能够发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势，是日本企业拥有战胜西方企业的强大竞争力的法宝之一。
值得指出，从外国的规范理论推出的全面、系统改革方案，在社会保障、市场配套体系和贸易开放方面的要求很高，强迫推行可能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超出我国现阶段的承受能力。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必须慎之又慎，尽量采取先试点再推广的办法，选择实践中证明代价小、易推广，而且效果显著的改革方向。西方市场经济的规范作法，虽然可作为我们改革中的参考，但是否采用应从国情出发。
事实上，许多西方的规范作法在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中遭到了失败，我们应认真从中吸取教训。俄罗斯改革不从具体国情出发，盲目照搬西方的规范经济理论和作法，微观改革上片面强调企业产权改革和私有化，全面放开物价一步到位，宏观调控上片面强调管紧货币供应，取消政府的财政补贴，提高企业税负以平衡财政预算，对外一下实行贸易和汇率的自由化，这样使企业面临成本上涨、资金短缺和国外竞争的冲击等多重压力，难以进行技术改造和转产，同时私有化带来了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造成了协调成本和代理成本的急剧上升，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秩序，导致了经济严重衰退和物价飞涨并存的“滞胀”局面，人民生活水平出现了急剧下降。
值得指出，倡导“休克疗法”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并没有深刻反省其经济政策遭到失败的原因，而是用所谓“改革的阵痛”来竭力粉饰其经济政策带来恶果的严重程度。
事实上，这种恶果代价之巨大是难以用所谓“阵痛”来解释的，例如，俄罗斯1993年的工业净产值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89年下降了近一半，国民财富所遭受的损失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的瓦解，社会生活环境的严重恶化，致使疾病和凶杀造成的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俄国的人均寿命比改革前下降了三岁，这种恶劣情况一般只有在大规模战争中才会出现。
为了给“休克疗法”辩护，萨克斯等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中又提出中俄经济改革的巨大差别来自两国经济结构的不同，同“休克疗法”的政策失误无关。事实上，改革前中国的国民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面临的经济形势远比前苏联更为严峻，如农、轻、重经济结构的失调，三线工业的不合理布局，生活用品和物资严重匮乏等等，如果采取“休克疗法”的政策，无疑会造成经济衰退、失业和物价飞涨，其恶果将比俄罗斯更为严重，但是由于我国的改革道路符合本国国情，才迅速扭转了经济困难的局面。前苏联经济不但重工业实力雄厚，而且家电、民用汽车及住宅建设颇具规模，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也很发达，但是由于政策失误使这些优势无法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40%的人口陷入贫困中的同时，一小部分人却通过不法手段迅速将国民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这表明俄罗斯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是贫富悬殊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其政策失误的代价决不是“短期的阵痛”。
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奇迹”之谜，为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俄罗斯经济的持续衰退形成如此鲜明对比？这说明我们应该非常珍惜中国改革成功的宝贵经验，吸取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惨痛教训，切不可视其为短期阵痛，而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