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不等于实践——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二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不等于论文,真理论文,周年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二十周年。回顾二十年前的那场大讨论，人们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还联系实际，深入讨论并回答当时实际生活所发生的种种问题。譬如说，为什么不能用“两个凡是”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为什么必须抛弃那个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分著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为这一“理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等等。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而且还认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的确，这场大讨论导致了新时期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确立，正是由于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我们终于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发展为邓小平理论。这二十年来，我们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当前的任务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形势不同，任务也就不同。如果说，在二十年以前，大家重新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的理论的时候，是为了纠正我们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为了冲破一切未经实践检验过的本本、框框、条条的话，那末在现在，由于有了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又有了已初步经由实践检验过的邓小平理论，显然就是要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继续不断地发展我们的事业，继续不断地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如果说二十年前的重点是“破”的话，那末二十年后的重点就在于“立”。
本来，“破”和“立”，是一种事情的两个方面。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都是为了使主观最大限度地符合于客观。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又说，“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同上第364页）但是，这些年来， 确有一些人误解了党的思想路线，其特征是，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对立起来，把解放思想搞成不管实际，盲目蛮干，结果就办出了一些蠢事。这种错误，就在于把解放思想，当作是为解放而解放，而忘记了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譬如说，不能因解放思想而丢掉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同上第3卷第382页）。
其实，就在小平同志强调要“解放思想”的同时，就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上第2卷第279页）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同上第143页）。可见， 不论是解放思想或实事求是，都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时光已过了二十年！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讲解放思想，就是要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继续打破那些成见或偏见的束缚，研究和解决新问题；我们所讲的实事求是，除了仍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还要“求”出其中之“是”，用以补充、修正、发展、丰富邓小平理论。要看到的是，在当前中国，确有一段崇拜经验，崇拜“自发性”，脱离理论指导的思想倾向，其特点是，把实践和理论对立起来。有些人更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幌子下，提出“要注意不要造成一种科学迷信”。有些人更公然宣称，要破除对现代科学的迷信，包括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理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他们所讲的“实践”，是脱离科学理论并和科学理论相对立的“实践”，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是在经验认识上升到理论认识以后，在理论思维指导下，由主体见之于客体的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活动。那种脱离理论思维指导的“实践”，其实是一种经验性的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这两者不能混同。
显然，当我们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时候，就不能不对这种经验主义、自发主义的思潮，进行一些分析。需要鲜明地提出的是，经验不等于实践。
一、不能用经验冒充为实践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上，有相当一些漫不经心的作者，常常是把“经验”几乎就视作实践的同义语。例如，最早在罗森塔尔和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就说“经验包括人们社会实践的总和”，“经验是……人们所创造的生产工具来改造自然界的人类实践”，甚而说，“经验是……真理的标准。”然而这是不科学、不正确的对于认识论中的“经验”一词的阐述。
经验一词的涵义是比较宽泛的。它包括某种心理体验，生活阅历，甚而还有经验的规律，等等内容。然而，在认识论中，经验是指人们在同客观事物接触的过程中，通过感官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由于人们的感官会产生一些“错觉”，会“以假作真”，因而在经验性认识中，既包含有可重复的、符合于实际的客观经验，也包含来自“心灵”活动的“内省体验”。总的来说，经验是认识的开端，经验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上升到理论。
实践，或又称社会实践，是人的社会的、历史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在中国哲学范畴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行”。在认识论里，实践是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统一的基础上，向更高的认识阶段的飞跃。反过来，在实践中获得的成功或失败，也就成为检验这一认识的统一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标准。
简单一些说，经验属于认识的初级阶段，实践属于认识的高级阶段，虽然这两者都具有感性活动的特征，但是深刻程度大有差别。
毛泽东曾在《实践论》里举过一些经典的例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8—289页）。
在自然科学里，有更多的例子。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有“飞天”的梦想，也有不少仁人志士作了种种探索，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近代的飞机，还有航天飞机，那是在人们认识了牛顿力学，从而深刻地认识到了流体动力学的规律以后，才出现的新事物。所以，在二百年前，“农民造飞机”，是值得鼓励的探索，但到了二百年后的今天，再重复这种“飞天”的探索，就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还可能出现种种人身事故。
所以，经验活动和实践活动虽然同属人类的感性活动，但二者大有区别。前者是低级阶段的感性活动，后者是高级阶段的感性活动。其差别就在于前者没有理论观念的渗透，后者却有科学的理论为指导。
列宁曾认为工人运动要从自发的阶段上升为自觉的阶段，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有了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那就面貌为之一新。
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同上第286 页）“不能理解”和“更深刻地感觉”，显然有低、高之分。所以，把经验和实践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
二、实践高于理论，但理论高于经验
列宁和毛泽东都认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为什么列宁和毛泽东都认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同上第284页）？因为实践活动不仅有普遍性的品格， 而且还有现实性的品格。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实践不仅具有现实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普遍性的品格。现实性加上普遍性，因而就能对具有普遍性格的理论，做出正确或错误的检验。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这是列宁和毛泽东研究过的命题。但是，现在需要提出的一个新的命题，那就是“理论的认识高于经验的认识”。为什么我们要如此鲜明地提出这样的命题？因为确有一些经验论者，甚而是主观经验论者，妄图用他们的经验取代科学的理论的认识。
举例来说，早在“文革”时期，就在一张报纸上发表过一则短评，批评某些数学教师在课堂上讲课时说“不要相信眼睛”，认为这是“唯心论”。显然这是可笑的批判。譬如说，两根直线是否平行，就不能只用眼睛看一看，“一眼看过去，好像是平行线”，而是要证明和这两根直线相交的内错角或外错角相等，才能认为这是平行线。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这类“眼见为实”的“认识论”是大量存在的。一些人看了点魔术表演，又不能破译，就此信以为真，还反过来要对伪气功或伪科学的置疑者说：“你们迷信现代科学理论。”
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说，感觉材料“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种改造过的认识，……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同上第291页）。所以，经验上升为理论，要经过“改造制作”， 总不能认为“改造制作”后的理性认识反而低于经验认识！
在生活中有错觉，还有故意制造出的伪。把铅笔放在水杯里，铅笔会被水“折断”。前一时期在报纸和电视里都宣传过东北某地出现“怪”坡，小汽车会自动滑“上”怪坡，然而这不过是由周围环境造成的“坡”的错觉。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许多伪书。有的人在找不到“立言”的根据的情况下，就干脆制作一部“古”书。
所以，人们要想获得对于事物的完整而真实的认识，那末这种“去粗取精、……”等等的“改造制作功夫”，是绝不可少的。这里的关键，就是要“经过思考作用”，也就是要运用理性的思维，批判地对人们所宣扬的“事实”进行审查。
有些深受经验论影响的同志却反对用科学的理论来审查这种处在初级阶段甚而有作伪成分的经验“事实”。他们说，“原则不是出发点，事实才是出发点，不能用不符合哪一个原理而去否定某一个事实。”不错，“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这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所说过的话。但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所批评的“原则”，是指杜林在头脑里先验地构造出来“原理”、“体系”，这种“原理”、“体系”是未经实践证明的。但是，这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如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来批判地审查这些“事实”是真，还是假，完全是两回事。自然科学里确定的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是有极其大量的精密的科学事实所确定的。违反这些定律，首先就意味着要推翻那些一再有高度精密实验所确定了的事实。可是，在那些深受经验主义思潮影响的同志看来，他们所看到的或观察到的“事实”，才是事实；而由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所集中所反映的那些科学的事实，却只是“原则”！
所以，必须鲜明地提出这一命题，理论高于经验的认识。
三、为什么经验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但是，经验却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恩格斯曾讲过一段很深刻的话：“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 hoc〔在这以后〕， 但不是propter hoc〔由于这〕。这是如此正确，以致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来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早晨不升起的一天。但是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 hoc，那末它便和Propter hoc 等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2页）
恩格斯还说，“有规则地重复出现的post hoc〔在这以后〕决不能确立propter hoc〔由于这〕。 ”但是“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同上第573页）。
接着，恩格斯举出引信或火药并引起子弹发射的例子说明因果性。尤妙的是，恩格斯还指出，由于“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等”，“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正好同样的情形”，“但是这正好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所以，成功与失败“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同上第573页）
需要强调的是，恩格斯在这里多次讲到“人类活动”，“人的活动”，人为地“造成某个运动”等等，也就是要有理性活动——如对于这一因果关系的认识——的参与的那种感性活动，才能反过来有助于对因果性等事物规律的认识。但是，“经验性的观察”却不具备这些特征。
恩格斯还曾举出“热力学中，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蒸汽机已经最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可以加进热而获得机械运动。”但是，热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的卡诺仅研究了一部蒸汽机，就揭示了“蒸汽机中的基本过程是纯粹的、独立的、真正的过程。”所以，“十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能更多地证明这一点。”（同上第571—572页）从恩格斯这一分析中，可以看出，经验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真正深刻的认识必然来自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结合，这就是实践。
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同上第573—574页）
把经验和理论对立起来，在检验真理的问题上，就会得出荒诞的结论。在核物理的研究中，曾经有一个“似乎”是打破了能量守恒定律的例子。早在本世纪的30年代，曾经有一系列关于原子核及衰变的实验，“确切”地表明原子核放射出的电子的能量低于能量守恒定律的“预期值”，因而有一些人，包括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玻尔教授，也认为科学实验表明能量不再守恒。另一位量子力学创始人泡利教授却认为，这一表现上能量不再守恒的实验，并不能真正证明能量守恒定律不再正确，很可能是，在原子核释放出电子的同时，还有实验尚未察觉的某一伴生的中性粒子，后来人们称为中微子的带走了电子所丢失的能量，所以，能量守恒定律仍然正确。进一步的更精密的实验，完全证实了泡利的看法。
在社会政治经济的领域，也有类似的事例。1989年5～6月间，在我国曾经发生一场以“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动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3页）。后来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就提出这样一个“课题”：“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接着，小平同志就对“发展战略的‘三部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这一系列重大政策，“正确不正确”，“对不对”，“错了没有”的问题，做了深刻的反思，也就是用实践来检验这些战略、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出了问题？然而，小平同志在深入分析了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后，得出结论说，并不是“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也不是“路线、方针、政策发生问题”，“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抓改革开放”的“一手比较硬”，“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手比较软”。所以，“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同上，第304～308页）
可是，缺乏理论思维能力的经验主义者，就会由他们体验的经验“事实”中，做出“四个坚持”是错的或“改革开放”已经失败的结论。
同样，在东欧和苏联的事变相继发生后，也有不少人匆忙地做出“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结论。然而，东欧和苏联事变之所以发生，究竟是因为奉行马克思主义而导致失败，还是因为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才导致失败，这同样需要冷静的科学的理论的思考。
所以，单凭经验不仅不能证实某种必然性，也不能打倒任何假说或理论。
四、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是不可能为新的实践所推翻的
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新的实践能否打倒或推翻已有社会历史的实践所证实的科学理论？
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人的认识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纠正其对事物的错误的认识，由片面而全面，由表面而深入，由不甚深刻而比较深刻，由相对真理而逐步逼近绝对真理。但是，认识这种发展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种认识的真理的内涵，总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深入，而不是相反。著名的例子是杰出的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教授曾经“打破”宇称守恒定律。但是这种打破，是对那种从未有过实验验证过的、假想中的在弱相互作用条件下宇称仍然守恒的“假说”的打破，并没有打破已有大量实验证明的，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下的宇称守恒现象。那种已经有大量科学实验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是不可能为新的实践所推翻或打破的。
1978年8月3日，著名的前辈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曾在庐山的基本粒子研讨会上讲过一段很重要的话，“在理论工作中，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理论提出来，第一，要看它能不能说明旧理论已经说明的物理现象；第二，要看它能不能说明旧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第三，要看它能不能预言还未注意到或将要发生的新现象。”
著名的例子是牛顿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牛顿力学是在天文精密观测基础上而总结出来的力学的规律。但是牛顿力学的算式，到了接近于光速的情形下就变得不适用，而要由狭义相对论的算式来代替。有不少人认为狭义相对论“打倒”或“推翻”了牛顿力学。其实这种“打倒”或“推翻”的，是人们曾经假定牛顿力学也能适用于接近光速飞行的力学运动，这一点并未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已经有大量科学观测所证明的在宏观低速运动条件下的牛顿力学，那是不能打倒或推翻的。实际上，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公式运用到低速运动，也就是当运动速度远小于光速时，狭义相对论就自动还原为牛顿力学。
如果有某种“新”的理论，能够解释高速飞行下的力学运动，但在低速运动的情况下，却不能还原为牛顿力学，那末其逻辑的必然是，被打倒的将不是牛顿力学，而是这种“新”的理论，因为这一“新”的理论，将不再能解释由精密的天文观测所确定的那些事实。所以，新的科学理论必须将已有实践检验的旧的科学理论概括在内，成为新的理论的特殊情形。这既是物理理论发展的规律，也是一切科学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真理的发展规律。
可是，在某些伪科学的鼓吹者看来，由于他们的“实践”，将“打破”或“推翻”某些自然规律。例如，一些人不仅认为能量守恒定律可以“违反”，而且认为“否则原子弹就造不出来了”。可是，参加原子弹理论研究的人们都知道，原子弹理论研究中所用到的辐射流体力学的方程式，都是以质量守恒，动量守恒，能量守恒的定律，作为流体力学方程式的基础。
所以，新的实践不可能打倒或推翻已有实践检验为正确的科学理论，而只能界定旧理论的适用范围。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有类似的史例。1940年1月， 毛泽东撰写了他的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著作。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认为在“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下，“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毛泽东还曾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也只能选择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道路，“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9、681页）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对上述观点做了修正，他指出：“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同上第710页注释〔17〕）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断地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新民主主义论》就是他的光辉的创造性的理论之一，甚而还影响到当今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毛泽东又是善于从新的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提出的理论观点的理论家。但是，这种修正，不是“打倒”或“推翻”《新民主义义论》的理论，而是对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做了新的界定，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丰富和发展。
五、要“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
自然科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也是科学的理论。“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293页）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是不同的对象，然而他们所遵循的是同样的科学精神，使用的是同样的科学方法。所以，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同样都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是不能被“打倒”或被“推翻”的。
自然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以量子力学的发展的例，由海森堡式薛定格的非相对论的量子力学，曾发展为狄拉克的相对论的量子力学，进一步就发展为朝永和许温格的量子电动力学，再进一步是温伯格、沙拉姆和格拉肖的量子味动力学。量子力学的这些发展，都是既继承前人，又有所突破。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曾进一步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发展为毛泽东思想，再进一步就发展为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些发展，也是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江泽民：《十五大的报告》）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曾经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开了道路。十五大所提出的文化纲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毛泽东曾解释“科学”的内涵，强调“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 页）所以，马克思主义一直高举科学的旗帜，一直反对迷信，反对反科学和伪科学。正如有些同志所深刻指出，“科学精神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就增强；科学精神受到损害，马克思主义也受到损害。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要“消除愚昧，反对封建迷信活动”，要“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正是由于这些年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有所削弱，所以马克思主义阵地有所削弱。在一些人看来，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原理都不灵了！
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二十周年，就是要发扬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学好用好邓小平理论，在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要科学地理解和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用经验主义或自发主义的认识论来取代科学的认识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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