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代的乡土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代论文,乡土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威塞克斯是早期英国历史上一个王国的名称，它的中心就是哈代的故乡多塞特郡。但时至今日，知道这一王国的人已为数不多，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是哈代有一系列“威塞克斯小说”；他在1912年为他的主要小说和诗歌编了一套定版本，总称为“威塞克斯小说与诗歌总集”。哈代从史书中钩沉出这一地名，旨在给他的小说的背景以虚构意义和地域上的明确性。（注： T. Hardy,Preface to Far from the MaddingCrowd,Bantam Books,1982.）文学史上有过以人物统一一系列小说的做法，如巴尔扎克、左拉都是这样做的。以地点作为统一的手段尽管不是哈代的独创（在他之前英国就有过W.司各特的“威弗利”小说系列，A.特罗洛普的“巴塞特郡记事”系列），但是只有在哈代的小说和诗歌中，地点才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系统化，而在司各特和特罗洛普的小说中则是相当松散的。此外也还有用同一叙述者将一系列小说统一起来的情况，如康拉德的航海小说；也有兼用两种手段的，如福克纳小说中就用了人物和地点。从这一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地点（或者说地域）对理解哈代的小说至关重要，尤其是哈代在1895年绘出一幅威塞克斯地图之后，这一重要性就更为鲜明了。（注：福克纳也在1936年绘制过一幅“密西西比州约克纳帕塔法县杰弗森镇”地图，但是他是否效哈代而为之仍待考。）
威塞克斯是一个多重存在物。尽管哈代明确地划定了他的这一王国的疆域——“北起泰晤士河，南抵英吉利海峡，东以海灵岛至温莎一线为界，西以科尼什海岸为边”（注：哈代《威塞克斯小说诗歌总集序》，《文艺理论译丛》（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并使他的威塞克斯版图与地理上的英格兰地图重叠，但是，这不过是使他作品的背景真实可信的手段而已，而真正的威塞克斯，或者说威塞克斯最重要的一面，是一个小说中的虚构王国，一个心灵的王国（哈代曾在《还乡》中引用“吾心于吾即一王国”一句诗作为一节的标题）。当然，地理意义上的威塞克斯又是这一心灵王国得以建立的必不可少的触发点。
强调地域对哈代作品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哈代是一个狭隘的地方主义者，也不是说他的作品是“乡土小说”这一名称所能概括了的。与所有成功的带有乡土气息的作品一样，哈代的作品是言近而旨远的。正如我们称巴尔扎克为法国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那段历史的书记官一样，我们也可称哈代为英格兰农村被资本主义所侵占这一时期的见证人，是传统的乡村生活、乡土文化的最后代言人。或者广而言之，哈代和其他大作家一样，都是向人类本性深处开掘的，《小说与诗歌总集序》中有一段话能很好地代表他的观点：
在威塞克斯的穷乡僻壤，一如在欧洲的皇室王宫一样，普通家庭感情的搏动，也可以达到同样紧张的程度，而且无论如何，在威塞克斯也有十分丰富的人类本性，足够一个人用于文学。我对这种想法一直坚持不舍，所以，即使有时本来比较容易超越国界，使故事叙述带有更多的世界性色彩，我还是固守在威塞克斯界限之内，不越雷池一步。
由此可以看出， 哈代的威塞克斯王国与其他作家的世界声息相通而风格迥异，并因此而独立文坛，乃是由其观察与创作的独特视角决定的。尽管他说过，“我是力图从村民们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达官贵人或经师圣徒的角度来写的”（注：John
Rabbets , FromHardytoFaulkner,Macmillan,London,1989,p.8,p.137.），但是这一视角是隐匿于文字之外的。粗读哈代的作品，我们会觉得他完全是以城市文化人的眼光来看威塞克斯的，而实际上他的威塞克斯是在这双重目光审视下的威塞克斯。“浓重的传统观念，高度地方化的乡土知识及早年国教的仪式与音乐的感性影响，与后来对19世纪后期激进的经验主义思潮的理性认同，在哈代身上交相辉映，他的大部分成功作品就是在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注：Macheal Millgate,Thomas Hardy,Oxford,1982,p.38.） 这是哈代的作品之所以有强烈的悲剧感染力和由于新旧对比而造成的艺术张力的原因。
威塞克斯王国不是朝夕之间建立起来的，哈代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学会了用这种双重视角来看问题。尽管哈代在他的第四部小说《远离尘器》中才提到威塞克斯这一字眼，也是在他的这一成名作中，他才开始有意识地构建他的小说王国，但是，他的所有威塞克斯小说诗歌的基调在他的第三本小说《绿荫树下》中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这是一部富有田园风格的作品，整个背景就是一个叫麦尔斯托克（Mellstock ）的小村庄，这里宁静欢快，村民们纯朴的思想、恬淡的幽默、仪式化了的饮食起居和婚恋习惯就和他们周围的树木一样，是深深扎根于那一小块土地上的。尽管与后来的小说相比，这样的背景和人与事都显得过于遥远了，但是从过去的观点来看现在的视角却保留了下来，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也反复出现在后来的小说中。《绿荫树下》也奠定了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的基本模式：首先描绘出宁静的富有田园牧歌色彩的背景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一背景下的农民，然后是一两个与这些农民在生活习惯、思想作风、所受教育等方面均不相同的外来者侵入这一背景，并与具有代表性的农民发生爱情纠葛，导致骚动、痛苦甚至悲剧。与麦尔斯托克这个宁静的小村庄相比，威塞克斯是一个广大得多的世界，不仅地域在扩大，人事的更迭在加快，欢快的氛围也在为一层层阴霾所替代，原来融洽的人际关系在变得疏远，如此等等。我们之所以要强调麦尔斯托克在威塞克斯王国变迁过程中的地位，是因为这个村庄是以静察动的立足点，而从这一立足点我们又可以观照出哈代的观点和态度：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乡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同时，这种古朴背景的反复出现，尽管它越来越多地受到外来势力的侵袭，但与颓败的新事物相比，更显示出它的巨大力量和经久魅力。
从哈代的威塞克斯地图中我们不难发现，居于中心位置的正是麦尔斯托克这样的小村庄。奥克吹着笛子赶着羊群的诺康姆和天气堡（《远离尘嚣》）、基尔斯经营着小牧场、维恩特波恩经营着小林场的小辛托克（《林地居民》）、克林从巴黎“还乡”来寻找“更有价值的事儿”的伊格登荒原（《还乡》）、苔丝和其他少女们跳舞、挤奶、恋爱的布雷谷等等，这些古朴的小村庄不仅是主人公们生活的家园，也是他们在外界遭受到磨难和不幸时的避难所和获得力量与幸福的大地母亲。相反，那些现代文明城市，如迫使苔丝手刃阿列克而上绞架的桑德堡，诱使裘德去追求现代文明、最后心碎身死的基督寺，都被哈代布局在威塞克斯的最边远的地方。从这种地理与小说内容的布局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文明在逐渐侵入和渗透，这些小村镇及其代表的文化与文明仍然是哈代的魂之所系。这些小村庄对主人公们来说，简直有一种符咒般的力量，一旦离开家园，苦难就会接踵而至，离开越远，苦难越深。不仅如此，这种力量同样作用于他们的作者身上。我们知道，哈代作品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且不论他的两部试笔之作，即使在《远离尘嚣》和《还乡》发表之后，还会出现《贝妲的婚姻》、《号兵长》和《一个淡泊的人》这样的失败之作。它们失败的原因就是离开了那些小村庄，离开了威塞克斯主题。
看来，在哈代的作品中，在他那文绉绉的叙述语言之下，蛰伏着一种无形的东西，它像冥冥中的神灵，决定着主人公们的命运，决定着作品的主题、形式与成败，主宰着整个威塞克斯王国，主人公们一旦离开了它，就会酿成悲剧；作品一旦离开了它，就会失败。它就是哈代所说的“世世代代对某一特定地点的土地的眷恋”（注：T.Hardy,Prefaceto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Bantam Books,1982.），一种对故土的深沉的执着的依恋，一种乡土精神。当我们把威塞克斯看成一个物质的客观的存在物时，它是作品的背景，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的场所，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英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但是仅仅这样是无法真正理解文学作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把它看成一个精神上的客体，看成哈代精神活动的产物。换言之，从哈代开始有意识地构筑他的威塞克斯王国起，它已不再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物质的事实，而是被抽象成了一个精神上的符号。这种乡土精神支配着创作时的哈代，而威塞克斯就是这种精神物化的产物。
乡土精神是一种心理定势与思维活动，是形而上的，它源自感性的乡恋情感而又高于这种情感。只有当这种情感长期郁结在心，其主体结合它所代表的文化的、历史的、哲学的意义，对它进行反复思考和抽象总结，才得以形成。其实，这种乡土精神也并不难理解。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前进，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获得一种新的文明的同时，必然会失去那种旧的、相对纯朴的生活与文化，这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变更。发生这种变更的同时也必然要有一种新的定位，而在进行这种定位之时，或者在这种定位尚未得以接受之时，人们往往会回过头去从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寻找精神上的支撑，因而怀旧情绪，乡恋情结就成了人类的一种普遍情感。哈代的乡土精神正是这种情感的升华。
环境在乡土精神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这种精神的主体——人。也就是说，它是特定的个人对特定的环境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
这里所说的环境既指哈代生活创作期间的整个英国社会，也指他个人的特殊的背景。在19世纪中叶，人口膨胀、城市化、农业机械化、经济危机、人口迁徙等如奔涌的潮流，席卷了整个英国，这就是哈代创作的大环境。这种社会生活的大变迁固然重要，但是，对哈代的创作及其乡土精神的形成来说，他个人经历的特殊背景更为重要。哈代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正是一个像麦尔斯托克、布雷谷那样的小村庄，那是全英国最偏僻、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也是古朴的风俗民情与文化传统保持得最完整的地区之一。但是，成年后的哈代不但离开了这种生活，他在思维方式、表情达意的方式上也与童年时代相去甚远，这是他多年在伦敦的生活经历与博览群书的必然结果。这样，他一方面与童年的生活和人事有了一层隔膜，另一方面，他又无法为当时的精英文化圈所接受，在上层社会看来， 他“还是一副从泥土里来的怪样子”（注：M. S.Maugham,Preface to Cakes and Ale,1970.）。他向往现代城市生活， 然而又感到无法真正接受那种生活，甚至认为那“恶魔般地精确与机械”的城市生活使他的创作都变得“机械和平庸”。（注：F.E.Hardy,The Life of Thomas Hardy,Macmillan,London,1972,pp.207—149.） 这种疏远和排斥必然会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失落感。所以直到50岁时他还在寻找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寻找他心中的上帝。（注：T.Hardy, The Lifeand Work of Thomas Hardy,ed.,M.Millgate,Macmillan,1987,p.234.）
这种彷徨使哈代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流浪者，他强烈地感到需要一个灵魂的寄托。机械文明、城市文化让他伤心，那就只能从童年时生活在其中的、“一半是真一半是梦”（注：T.Hardy,Preface to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Bantam Books,1982.） 的乡土上去寻找他精神上的家园。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只有成为这样一种精神流浪者，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只有这样，作家才能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对现代社会进行审视，另一方面又从现在的角度对过去的传统和文化进行反思。
当然，正如威塞克斯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小世界，哈代的生活创作经历不同于其他作家一样，哈代的乡土精神也是有其特异之质的。我们并非要在此寻找新批评派所极力反对的那种一一对应或进行作品与作家背景的互文解读，但是，我们也并不认为了解作家的背景仅仅是在打外围战，因为我们发现，作家的背景对作品在精神思想上和艺术形式上的影响都是抹不去的。
哈代的生活经历相当复杂，他在自传中写道：“他的生活是由职业生活、学者生活和乡村生活这三股绳子绞合而成的，多少年如一日他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早上六点到八点读《伊里亚特》、《埃涅阿斯记》或者希腊文《圣经》，白天修哥特式教堂，一到晚上就夹着提琴，跑到附近村子里农民的婚礼、命名仪式或者圣诞晚会上去拉乡村舞曲、双人舞曲或吹号笛。”（注：F.E. Hardy,The Life of Thomas Hardy,Macmillan,London,1972,pp.p.32,.）这种经历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看都是相当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而正是这种复杂和矛盾，保证了他的乡土精神是清醒而现实的。乡土小说从其起源上看，是向过去的、童年的生活招魂的产物；创作心理学也向我们揭示，诗心和童心之间有着对应关系。但是童年生活被赋予何种色调则完全取决于作者在后来的生活经历中形成的观点。哈代构建其威塞克斯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还乡”，尽管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自己、他父亲甚至他祖父的童年生活，（注：N.Page,Preface to Thomas Hardy:the Writer and his Background,Bell & Hyman,London,1980.）尽管他在《一个淡泊的人》、《号兵长》、《塔上二人》连遭挫折后，在他的家乡建起了他的永久的居所，回到他往日的传统、风俗和文化中来汲取创作的养料，（注：Macheal Millgate,Thomas Hardy,Oxford,1982,p.247.）并且的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哈代并没有陶醉。所以，与早期的作品（如《绿荫树下》）相比，哈代的晚期作品中尽管还在使用佚闻趣事、民俗乡情，但是他的乡土精神却在日益变得深刻的同时也充满了危机。创作《远离尘嚣》与《还乡》时的哈代对乡土的雄浑力量还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他的伊格登荒原尽管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最终还是胜利了。但是到了创作《苔丝》尤其是创作《无名的裘德》时，哈代似乎再也无法说服他自己，再也无法相信支撑着他的作品的那种乡土精神可以遗世独立了。苔丝与裘德这对难姐难弟之死，宣告了哈代苦心经营的威塞克斯的解体，也宣告了他的乡土精神的破灭。这里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那就是：哈代为什么毅然放弃小说而转向诗歌？以往一般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遭受的恶毒攻击令他深感失望，而在诗歌中他可以畅所欲言；其二是，诗歌是哈代的初衷，他在成名之后不再为生计所扰，转向诗歌理所当然。然而，哈代放弃小说是否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支撑起他的小说并使其获得成功的那种乡土精神破灭了。从这一点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裘德》是那样地充满幻灭感，充满悲观情调。
哈代的乡土精神从一方面看是在大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经历与感受的产物，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可以说，哈代的乡土精神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文化精神。社会的发展对作家来说，几乎总是意味着痛苦，哈代是一个感受到这种痛苦的典型。“如果世界静止不动，那么悲哀就不会产生了。”（注：The Pastoral Mode,Ball & Hyman,London,p.128.）这是他的心声。但是，更令他感到痛苦的却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消亡。“用《圣经》和钥匙占卜，把情人节礼物看成一片真心的寄托，剪羊毛时的晚餐，长罩衫，收获结束时的欢庆，也差不多随着那些古老的房子一起消失了……这其中最根本的变化是，那些继续保持当地传统和幽默的定居此地的村民，最近已经被多少带有流动性的劳动者大军所代替了，这破坏了当地历史的连续性，对于保持传奇、民间传说、社会阶层间的紧密联系以及特殊的个性，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致命。”（注： T.Hardy, Preface to Far from the MaddingCrowd,Bantam Books,1982.）哈代作品中描叙的虽然大多是表层的东西，但是他的落脚点却是在深层的文化层面上。哈代是一个入世的作家，他的乡土精神从审美的层面上看，凝结着长期以来人们对乡村传统的宗法氛围的认同，而从文化的层面上看，它又不可能仅仅是那种传统、单向、纯情的乡恋，而是在进行文化层面的剖析。这是哈代的作品深刻而富有历史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哈代将他的读者置入了一种浓重的乡土氛围之中。这种乡土文化并非出自他的虚构，而是对他的童年生活经历的重构。这种文化即使对哈代的同时代人也像遥远的往事。但是，苔丝和一群白衣少女在五朔节翩跹起舞的场面，德北太太的各种迷信想法、传说故事、方言俚语、口传歌谣（《苔丝》），天气先知（《卡斯特桥市长》），将仇人的蜡像放在火里烧融来表示仇恨和诅咒，用针刺破皮肤看流的是红血还是黑血来判断是不是巫婆（《还乡》），等等，这些都是从哈代耳闻目睹的经历而来的。当有人问他这些东西是实有其事还是虚构的时候，哈代作了肯定的回答，说他一点也没有篡改当地村民的信仰与习俗。（注： F.B.Pinion,A Hardy Companion,Macmillan,London,1984,p.131.）他虚构的威塞克斯之所以能永垂文学史，也与他注入的这种乡土文化密不可分。
哈代出生在一个在经济上走向没落的家庭，对他所在的家庭和所在的社会阶层来说，这种乡土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只要读一读他的《绿荫树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部小说的副标题就是“麦尔斯托克合唱队”，没有音乐的生活对这些村民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他这个饱读诗书的农家孩子就会对他沐浴其中的乡土文化的变化有特殊的敏感。而他后来对多塞特地方文化进行的苦心孤诣的研究获得了任何读者和批评家都不敢提出质疑的权威性（注：
IrvingHowe,Thomas Hardy,Macmillan,New York,1985,p.2; F.B.Pinion, AHardy Companion,p.130.），则说明他对多塞特乡土文化的认识是上升到了理性的层次的，而不是像他创作《绿荫树下》时一样，仅仅因为那种乡村生活和乡土文化给他带来“一种绝对的清新之感”。所以《绿荫树下》的热情赞美在后来的小说中变成了深刻的反思。但这种乡土文化像他深刻眷恋着的乡村生活一样毕竟是江河日下，“口头流传下来的有了几百年的小调被从伦敦传过来的滑稽歌曲只一击就扼杀了。”（注： F. E.Hardy,The Life of Thomas Hardy,Macmillan,London,1972,pp.20.）这样哈代要唤醒这种传统的、古老的文化，就只得依据他童年的经历和从地方志中得来的知识进行重构。在他的心目中，多塞特或者说威塞克斯文化比现代文化更富有人情味，更有机统一，在这种文化中，工作和娱乐、理性和情感、灵与肉等，都是合二为一的，而不像在现代是分离的、异化的。这是伊格登荒原与基督寺的大学的最根本区别，也是克莱姆放弃在巴黎颇有前途的珠宝生意而回伊格登荒原砍荆棘藤的原因。
乡土文化被现代文化蚕食、扼杀，这是哈代小说的深层主题。哈代本人既是这种乡土文化的产儿，也是这种传统的杰出的、也许是最后的代表。而他小说中的许多主要人物，如迪克（《绿荫树下》）、盖布利尔（《远离尘嚣》）、克莱姆（《还乡》）、苔丝等等，都是这种文化传统的血肉化身，尤其是苔丝，更被评论家称为“英国文学中一个作家能把握一种文化原型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注：Irving
Howe,Thomas Hardy,Macmillan,New York,1985,p.2; F.B.Pinion, AHardy Companion,p.110.）。这种文化决定着这些人物性格的形成，也支撑着小说中情节的发展，因为它是构成小说背景的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这一主题也强化了小说的悲剧意义。
与现代派作品相比，哈代的作品无疑是相当传统的，但是这种传统性主要并非来自简·奥斯汀、狄更斯、乔治·艾略特等英国现实主义作家，而是更古老的从埃斯库罗斯到莎士比亚的传统与未入经典文学之流的民间文学的结合。这种结合反过来又成了反叛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所以现在有许多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都不把哈代看作是传统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人。劳伦斯对哈代情有独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托马斯·哈代研究》一书中可以看出，前者喜爱后者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从哈代的作品中，尤其是他的那些女主人公身上，感悟到了一种叛逆的野性。这种野性正是哈代乡土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种乡土精神并非游离在作品之外，而是编织进了作品的肌理之中。哈代的作品从语言文体、人物塑造到整体情节结构，都与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也与他的乡土精神有着重要的关系。
1.从语言文体方面看：哈代要表现威塞克斯的地域和文化特色，就必定要有特定的语汇，所以使用方言俚语成了哈代文体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是也成了许多批评家甚至T.S.艾略特这样的批评大家指责哈代的文体笨拙、粗糙、怪僻、不协调的理由。人们之所以这样批评哈代，是因为他们仍然是以传统的所谓“优美”作为文体标准。当然，这样的指责并没有妨碍哈代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方言俚语在他的作品中是得体的，是“最自然最贴切而且常常是某一想法的唯一表达法”。（注：T.Hardy,Preface to Wessex Poems.）I.P.瓦特将哈代与巴尔扎克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相并列，作为不使用优美文字而使用粗糙语言的典型例子，说明作品的文体特色是受制于作家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的。（注：I.P.瓦特《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第26页。）这也说明，哈代的文体特色是由他所要表现的乡土精神决定的。
2.从人物塑造方面看：在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主要人物大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或几个人物为原型而提炼出来的，而且往往是E.M.福斯特所谓的“浑圆人物”，而哈代的人物却往往不具备这两个特征。无论从他的自传中，还是从研究者所著的传记和评论中，我们都找不到这种对现实的“摹仿”；他的人物除了极个别以外，都是“扁平”的，他们倒挺像传奇和民谣中的人物。《远离尘嚣》中的农夫奥克，就像许多民谣里忠实的情人一样，具备多种男性美德，经受太太小姐们多番考验之后，终于美德得报。而那个神出鬼没、相貌古怪的红土贩子，更像大人用来吓唬儿童的故事中的人物。甚至苔丝，尽管她已具备了现代小说中人物的许多特点，但是这个被诱奸、遭遗弃最后手刃诱奸她的恶棍的挤奶姑娘，仍然和民歌民间故事中的挤奶姑娘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注：D.戴维森《哈代小说的传统基础》，《哈代创作论集》，陈焘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28—129页。）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哈代在塑造人物时，在许多方面是效法传统的民谣和传奇故事的，甚至他的小说的情节结构也有这种倾向。
3.从情节结构方面看：哈代在童年时代经常听他祖母和母亲讲述民谣和传奇故事，可以断定，他最先接触到的文学是民间文学而不是经典作品。从他的自传中可以看出，他对民间文学的热情从未衰减过，他常常把听到、读到的各种带传奇色彩的故事记在笔记本上，然后再用到作品中。哈代的这种热情最后上升为一种美学思想，他认为，文学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来给人以乐趣，因而，作家的任务是在不平常和平常之间取得平衡，以便一方面给人以乐趣，另一方面给人以真实感。要做到这一点，就绝不能把人性写得古怪，那样会导致不可信，不平常只能存在于事件之中。（注： F. E.Hardy,The
Life
ofThomas Hardy,Macmillan,London,1972,pp.154.）这样， 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哈代的小说中充满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巧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哈代对他的作品与民间文学的渊源关系一点也不讳言，他在《苔丝》首版序言中写道：“有几章，本是特别为成年读者写的，也都是用随笔轶闻的形式……发表的。”他又在《一双蓝蓝的眼睛》1912年版序言中指出：“就情节而言，它表现的是一个尚处于传奇阶段的构思，这一构思在后来的一部分书中得到进一步展开。”对这一点评论界也有较一致的观点，骚塞灵顿在评论哈代的专著中认为，《苔丝》是由这样两个独特因素构成的：以处女被花哨的年轻绅士诱奸这样一个民谣故事为全书的基础，再加上一层严肃的道德批评。（注：
F.R.Southerington,Hardy's Vision of Man,London,1971,p.123.）而戴维森更是认为：“具有哈代特色的长篇小说是根据口述（或吟唱）的故事那样构思的，至少不是根据文学故事的要求构思，它是传统的民谣或口头故事，以现代散文小说的形式扩大而成的。”（注：D.戴维森《哈代小说的传统基础》，《哈代创作论集》，陈焘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