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智力、情节编排与身份认同——论保罗#183;利科的叙述动力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罗论文,动力学论文,智力论文,情节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3)01-0093-05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反思解释学”的创始人，其思想与方法不仅在当代哲学史中占据重要位置，更广泛涉及文艺理论、美学、伦理学、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并在这些领域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其中他对于“叙述”这一人类行为的思考在“叙述理论”中独树一帜，在三卷本巨著《时间与叙述》(1983-1985)中，利科将叙述作为一种语义创新活动如何给时间塑形这一问题作为核心论题。他复活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编排”概念，试图弥合奥古斯丁的时间思辨带来的裂缝，发展出一套关于“叙述智力”、“情节编排”、“叙述身份”的叙述动力学。然而叙述学界对此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而是将目光集中在利科对历史叙述与虚构叙述的区分上，如杰拉德·普林斯在《重返叙述学》一文中将利科对叙述学的贡献概述为这种叙述形态的二分法[1]13。本文试图指出利科在深度阐释“叙述智力”、“情节编排”、“叙述身份”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如何建立起一种开放的叙述动力学，以恢复叙述活动背后“人”的主体性。
叙述动力的缺席：经典叙述学之过
叙述学最初诞生于对叙述中情节单元的结构分析，归纳庞杂的情节结构的一般规律(如叙述功能、叙述逻辑、叙述语法)是经典叙述学的伟大贡献之一。
索绪尔对语言、言语的区分，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对叙述学的产生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与他们的研究思路类似，结构主义叙述学家注重的是分析一个系统内部如何从某一深层结构转化生成出众多的表层结构，以及用什么方式解释这种转化过程，这体现为对叙述中故事的语法及普遍结构的探索。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1928)向我们显示，角色的功能是故事构成的基本要素，故事的功能由角色和角色的行动构成。这样在叙述研究中，就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层面和抽象结构层面，后者即叙述结构，它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叙述功能是叙述结构的基本要素，叙述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罗兰·巴特将叙述作品分为三个描写层次，第一层即功能层，旨在研究基本的叙述单位及其相互关系。此后叙述学家试图探索叙述作品的深层结构，克洛德·布雷蒙、A.J.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把握叙述的“逻辑”和“语法”。布雷蒙从逻辑学角度入手，在《叙述可能之逻辑》一文中，他指出对叙述起支配作用的规律本身分属两个组织层次，一是逻辑层次，“任何事件系列构成故事形式都必须服从一定的逻辑制约”[2]153，二是指各类特殊事件系列受一定文化、时代、体裁、风格甚或作品本身所规定的特征。他将功能与功能间的逻辑关系称为叙述序列，基本序列遵循情况形成——采取行动——达到目的的逻辑，每一功能项下，又都存在改善或恶化，成功或失败两种可能，基本序列相互结合产生复合序列。布雷蒙认为支撑其叙述逻辑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普遍形式，叙述作品的符号学分析只有植根于人类学中才是可能的。格雷马斯则以语言学为模式力求首先找出故事内部的二元对立关系，再以此推演出整个叙述模式。在普罗普的基础上，他区分了角色和行动元，将角色视为故事行动的一个要素，根据叙述中主要事件的不同功能关系，归纳出叙述作品的六种角色：主角和对象，支使者与承受者，助手与对头。在《结构语义学》中，他又提出“语义方阵”研究叙述作品意义的产生方式，在他看来故事的展开是从一特定因素向其相反或矛盾的方向转化，叙述功能被简化为三种组合形态：契约型组合、完成型组合、离合型组合。托多罗夫认为语言是文学的模式，语言与文学异质同构，在他看来一篇叙述文本的结构不过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句子结构，他的叙述结构研究即叙述句法研究。专有名词代表人物的身份地位，动词代表人物行动，形容词显示名词的属性(状态、品质、身份等)，动词谓语的转化即“叙述转化”，“转化”和“连续”是叙述的两个基本原则。托多罗夫承认叙述结构的逻辑一般体现为因果关系原则，但他指出：“今天，文学正在向着时间和空间结构的叙述文发展，而因果关系则越来越不被重视了。”[2]81
转向解构主义的罗兰·巴尔特在《S/Z》中不无讥讽地将经典叙述学的上述工作比作在芥子中见须弥：“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引导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述结构，(为了检核)，再反转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述”[3]55，这种“科学”的方法使文本失去了其自身内部的差异。与传统小说理论的情节观相比，经典叙述学还忽视了人物性格和读者反应[4]51。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部分经典叙述学家还是作出了有益的探索①。
在经典叙述学那里，情节结构作为抽象法则在封闭的叙述文本中获得一种本体性的存在，叙述似乎自我生成、自我推动，整个叙述活动缺乏一种动力学的支持，这实际上是一种玄学式文本观的体现。情节结构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在利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求助于亚里士多德，复活并开放古老的“情节编排”概念，试图以“叙述智力”主导下的情节编排来克服奥古斯丁时间思辨中的不协调感，情节编排作为一种模仿活动，成为时间与叙述的中介。
追寻动力：叙述智力与情节编排
经典叙述学作为科学有其自己的需求，即试图重建统摄叙述作品的逻辑、符号限制及转换法则。对于利科来说，经典叙述学的症结并非认识论上的阐释循环，也不在于试图整合一切叙述现象的野心，而在于忽视了“叙述智力”之于叙述分析的优先性：“我无意冒犯叙述学，只是认为叙述学是一种二级话语，源于创造性想象的叙述智力总是具有优先性。”[5]24可见利科的思路是将叙述视为一种创造性活动，并将其纳入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中进行考察。
叙述理论的目的在利科看来即理解叙述，而对叙述的理解不能仅仅是一种理论的理解，叙述活动是一种人类实践，是实践智慧的体现。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phronesis，汉语界一般译为“明智”)视为一种以实践为目的的，能够指导实践行动的理性能力。实践智慧是理智德性的核心，它面向生活实践，在生活的具体境遇中为我们的伦理判断做出指导：“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格。”[6]173利科跟随亚里士多德，将叙述作品界定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智慧即叙述智力[7]33的结果。
情节编排则是叙述智力这一实践智慧的具体化。利科的叙述研究是其解释学的一种应用。解释学即释义学，“意义”是其主要论题。伽达默尔受海德格尔启发，从“存在”的解读看待“意义”，“意义”的真理性就是“意义”的“存在”。从“存在”看“意义”，“意义”就不是虚悬的理念，“意义”体现于“事件”之中。这是伽达默尔、利科解释学的共通之处，但伽达默尔强调事件的直接性，从活生生的事件本身看意义，利科却在事件与意义中加入了一个中间项：语言，事件通过语言获得意义。这样利科的解释学就和结构主义思潮联系了起来，结构主义者正是以“结构”使对意义的理解成为可能。但利科指出，结构主义虽然讲“意义”，但局限于语言本身，是经验科学，并非真正的语义学或哲学。事件与意义的关系应该是交互的：事件使意义有一个现实的、存在的基础，意义使事件拥有结构，具有可理解性，于是“文本”成为可理解的，开放的，为不同的解释留下空间。对于利科来说，理解叙述活动及其后果的关键就在于理解情节编排，因为情节编排作为主体弥合事件与意义的方法使叙述文本成为具备可理解性的客体。
利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编排”(emplotment)概念对理解叙述活动及其后果来说仍然具有活力。《时间与叙述》第二卷的任务即检验以模仿的第一阶段(“塑形”，以情节综合思想和人物，把零星的事件整合为有意义的故事)为标记的叙述模式，该书的四篇分别是对“情节编排”概念的扩展、深化、充实和开放。他首先拓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编排”概念，认为行动模仿的概念可以扩大到狭义的“行为小说”之外，因为“叙述通过孕育一个个能产生‘特有乐趣’的总体的叙述策略，通过读者的推论、期待和情感回应等手法‘描绘’其对象的能力有多大，被行动模仿概念限定的范围就有多大。”[8]7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情节编排”概念远未过时，同样适用于现代叙述。在“深化”的部分“叙述学的符号学约束”中，利科旨在比照“因不断熟悉历史上的情节编排形式而产生的叙述理解与叙述符号学所要求的合理性”[8]46，重新评价普罗普、布雷蒙和格雷马斯的对情节结构的共时性或无时性研究。在他看来，普罗普的功能形态学无法取代叙述理解，因为任何把功能组成系列的操作都依赖于对后者的把握；布雷蒙的角色逻辑适用于行为理论而非叙述理论，“叙述可能之逻辑”是一种行为逻辑，“要变成叙述的逻辑，它必须转向文化上公认的塑形，转向在承袭于传统情节中使用的叙述模式。只有通过该模式，行动才有被讲述的可能。让有实践可能的逻辑转向有叙述可能的逻辑，这正是情节的功能。”[8]72也就是说，情节隶属于讲述的实践，是一种话语活动，它不能为语法、句法所统摄，所以叙述智力及对情节的理解先于叙述在句法逻辑基础上的重构。利科进而开放了情节编排概念，把情节编排视为一种“超越运动”，任何虚构叙述都通过这一运动将一个文本世界投向文本之外，与读者世界相遇，从而进入模仿的第三阶段(“再塑形”，文本与其读者相互作用时成为作品，此时读者与作品展开对话，主动地参与构筑情节)，文本世界于是同读者世界发生融合。在利科看来，叙述正是通过情节编排给时间塑形，而支配情节编排的塑形行为本身是一个综合判断行为，它是一种康德式的反思判断：情节编排本身作为带有目的论性质的、经过选择的判断，是对所叙述事件的“反思”，是对生活中叙述的模仿。
利科的情节观与经典叙述学大异其趣：在利科眼中，情节编排是叙述智力的集中体现，它先于叙述学的合理性，是一定价值观念的体现，情节本身建构出叙述文本的价值世界，在阅读中它与读者世界发生融合，又产生出一个可供参照的价值空间。由此，情节编排成为叙述作品的动力来源，它是一种实践智慧即叙述智力的具体化，是主体的一种意向性活动。利科的探索提醒我们，催动情节序列的动力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共时性或无时性语法、句法，情节不论作为一个名词(文本内部的具体故事)还是一个动词(情节编排)，都是主体的叙述智力的体现，是其综合判断和选择的结果。
开放动力：叙述与生活世界
利科强调叙述智力引导下的情节编排不仅是单纯的整合行为。情节编排作为一种主体行为，是实践智慧的体现，是文本与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读者进行身份认同，理解自我及世界的重要方式。《生活追寻叙述》(1991)一文认为，过去几十年间的叙述理论(主要指经典叙述学)总是人为地割裂叙述与生活经验的联系，并将叙述限制在虚构的领域。利科拈出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编排”正是为了克服叙述与生活世界之间的人为屏障，而关键就在于读者之维。
情节编排在利科看来并非作者、文本的专利，读者通过阅读使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发生“视域融合”，同样在进行情节编排：“作品创构、塑形的进程不是在文本中，而是在读者那里才得到完成。由此，叙述对生活世界的重塑成为可能。说得更精确些：叙述的意义源于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的交互影响，阅读行为于是成为全部分析的核心，其中承载着的是叙述作品重塑读者经验的能力。”[5]26这就是说，文本无法禁锢叙述的张力，情节编排并不止于文本内部，只有在阅读行为中情节编排才能最终完成并实现其意义，即重塑读者经验及价值体系。具体的阅读行为包含着大量不确定的领域和潜在的阐释，以及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被不同方法重新阐释的可能，所以说阅读及叙述活动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从作者到文本再到读者，情节编排贯穿其中并使叙述中意义的传递成为可能，读者的生活世界在与文本世界的融合中得以不断重塑。
这样，整个叙述活动将不同位置的主体联系起来，在接触、交流中产生或隐或显的相互影响，模仿活动进入第三部分即塑形读者的生活世界，叙述同其他人类实践活动一起，将确立或改变读者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于是叙述向生活世界全面开放。同时利科的“情节编排”作为叙述活动的动力来源没有受到文本的禁锢，而是通过阅读行为进入读者的生活世界，使读者直面文本，重新对文本中的事件、细节等进行编排。对此，纽顿在《叙述伦理》中指出：“叙述虚构作品将其读者推入被告席，要求他们重塑作品中业已成型的一切：去亲身证实，用利科的话来说，让文本‘当场产生’。”[9]55-56阅读中的情节编排同样也是主体的一种实践智慧及叙述智力的具体化。利科由此首次系统地建立起一套开放的叙述动力学，完整描述了叙述活动发生、中断又在阅读中开花结果的过程。然而利科的探索仍未终结，他继而转向叙述活动的后果，即主体参与叙述活动带来的切身影响，提出“叙述身份”概念。
利科对叙述身份的思考源于《时间与叙述》第三卷的结尾部分，他试图寻找一种基本经验来整合历史叙述与虚构叙述，答案是叙述身份，即人类通过叙述功能的中介取得的身份。叙述身份是由叙述作品提供的身份，同时也是经阅读被识别出的身份，它是主体间性的体现。利科指出：“自我认知是一种解释，在叙述这种较为特殊的中介中，人们寻得自我解释，这种中介依赖于历史和虚构，将生活的故事变为虚构故事或历史小说。”[10]188这就是说，人类的一切叙述活动都指向主体的身份认同：自我、群体的身份是叙述出的身份，借助叙述，主体才能形成自我理解，建构起个体身份及群体身份，身份认同问题才能免于陷入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泥潭。这也正是叙述作品的价值所在：“叙述作品是自我理解中不可化约的维度。如果说虚构在生活中才能完全，生活通过我们所讲述的故事才能理解，那么套用苏格拉底的名言，一种经过检验的生活即被叙述的生活。”[5]30-31
叙述身份是读者与文本对话的产物，是主体间性的凸显，它重塑读者经验及生活世界，更新其身份，同样可以视为一种实践智慧。然而利科叙述动力学所展现的这样一种文本、读者间的良性循环过程似乎带有乌托邦色彩，他指出只有在自我性认同②中使伦理责任成为决定性因素，叙述身份才能真正起到类似于自我性认同的作用。也就是说读者必须被唤起，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对叙述有所期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科将叙述划入了伦理的领域：“阅读理论提醒我们，叙述者展开劝说意在对读者的世界观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在伦理上绝不是中立的，而是或隐或显地引出一种对世界和读者的价值重估。在这种意义上，叙述以其对伦理判断的要求而从属于伦理领域。”[11]249这就是说，读者作为一个行动的主体，通过阅读面对关于伦理判断的多重建议，从而进行选择，叙述身份这一概念的极限正在于此：伦理判断的选择促成主体价值世界的重塑以及身份的更新，叙述身份在此与其他非叙述成分一起，形成生活世界中行动着的主体。
由此，利科打破了经典叙述学设置的叙述与生活世界的隔阂，将叙述智力确定为叙述领域中的实践智慧，它是一种创造性想象，是人类理智获得确定性的方式之一，不能与科学、技艺等量齐观。叙述智力作为叙述作品的动力来源，具体化为情节编排，是在叙述中将经验进行综合的过程，即将纷杂的事件、细节编织为一个故事，给时间塑形，这使得意义的传递和理解成为可能。叙述进而在阅读活动中向生活世界开放：读者在阅读中同样进行情节编排，并以这种方式获取叙述身份，更新个体身份，重塑自己的生活世界，在叙述的磨炼中学会承担伦理责任，不断修正伦理判断，恢复为伦理主体。利科的叙述动力学正是将整个叙述活动视为一种有内在驱动力的“行动”，叙述作品的来源、存在形态和接受方式都在利科的阐释中被赋予一种动力学支持。叙述智力是叙述活动的起因，它作为实践智慧是一种先于逻辑、符号分析能力的存在；叙述智力具体化为情节编排，构成叙述活动的核心动力，在创造和阅读中凸显行动主体的理智与德性；读者通过阅读打通叙述与生活世界的隔膜，在叙述提供的想象空间中磨炼自己的伦理判断，获取叙述身份，达到更新经验，重构身份及价值世界的理想状态。由此，叙述动力延伸至文本与生活世界的边界，推动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视域融合，生发出不同主体间的交互影响。总之，叙述在利科的解释中成为完整且连续的人类实践活动，体现着人类趋向理性与德性的品质。
利科建构的叙述动力学是对叙述这一人类特殊实践的描述和沉思，颇具存在主义气质，这与叙述学生产分析工具的理路大异其趣。在当前“伦理转向”的背景下，重新阅读利科将使我们认清叙述理论的功能与局限，深化对叙述的理解。
引用格式：刘欣.叙述智力、情节编排与身份认同——论保罗·利科的叙述动力学[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093-097.
注释：
①参见法国A.J.格雷马斯《论意义》(上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②利科在两个层面上使用“认同”概念，“同一性认同”(idem-identity)和“自我性认同”(ipse-identity)。同一性认同是一种对数量上的同一认定，强调对问题“What”(什么内容)的回应；自我性认同是一种对质的认同，其认同属性包括时间的恒常性与连续性等等，强调对问题“Who”(我是谁)的回应。见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ume 3.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