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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11)03-0004-4
2002年6月，斯图亚特·霍尔无比悲伤地在他80多岁高龄时亲眼目睹了文化研究的麦加——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被校方关闭。后者的理由是该专业在学校的综合排名靠后，为了学校的健康发展要被末位淘汰。文化研究真是反思当代传播学科建制的一个绝好窗口，它与美国施拉姆以来的传播学科建制恰好代表着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传播研究的学术化，后者则强调传播研究的世俗合法性；前者力图消解专业意识形态，而后者则强调专业意识形态；前者在学科建制的型构上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但后者在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和辉煌后止步不前。从表面上看，两者完全不同，但似乎最后都陷入了困局。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确实令人挠头。传播学是否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一门同时在建制意义上和学术意义上都能成立的学科？
一、美国传播学科建制的得失
到了20世纪80年代，施拉姆似乎仍然为传播学科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①步入生命中最后时光的他，可能已经意识到美国传播学科经过30年的发展，仍然远没有达到他预期的设想，而且正因为缺乏理论创新而步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说明，一个学科是否成立或成熟，不能仅仅取决于是否有人为其制定了一个精巧的框架，是否有人愿意资助这个学科的项目研究。尽管各种资源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理论创新的枯竭和学术水平的低下同样会危及整个学科生存的合法性。
在包括施拉姆在内的许多人看来，学科大致就是指有着大体相似的研究兴趣的一群学者在各种研究机构发展出一套体系性的研究成果，通过高等教育的专门化训练手段，不断进行知识的再生产。然而，学科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似乎是一种两重性的构造：
在社会的层面，它是一种专业意识形态的构造，核心的游戏规则是权力。学科一词就其字面含义来说，就不单是知识论层面的问题，它还有一重社会层面的权力规训的含义。“跟其他过去的知识生产方式比较，学科规训制度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形式。在这种层级界限森严的运作前提下，学科制度其实是社会控制和轨调方式的一部分。”②通过围绕权力的运作，学科与资源、社会结构和各种意识形态发生关系，也因之可以确定和封闭学科的边界，确保本知识共同体的利益不受挑战。这种划界主要体现为确定哪些是本学科主要的方法与理论而哪些则不是。
另一方面，学科也是一种认识论层面的构造，“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③由于学科的生长必须基于知识的再生产，所以核心的游戏规则是学术创新。只有在基础理论上的不断突破，本知识共同体才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并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和学科地位。
所谓二重性，不同于相对的二元对立。因此，学科结构中的两个方面势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不可分割，也常常充满矛盾。正如伍静所说的那样：“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知识，二是外在的制度。前者更多地属于认知层面，后者更多地属于社会层面。当然则倾向于知识本身，因此有一点知与行关系的味道。另一方面，学科的社会层面更倾向于保护现状，更具保守的气质，而其认知层面则更具革新的气质。如果设计得合理，兼顾二者的平衡关系，那么两者可能是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学科发展的，但如果在设计上有所偏差，两者就可能是相互矛盾的。”④
学科二重性结构最明显的冲突体现在学科边界是否应当关闭这一问题上。学科边界如果不能关闭，就会影响本学术共同体的利益。“当建立界限是保护某学科时，边界就标志着所有者的领土，外人不得擅入，以便跟其他学科划清界线。”⑤比如，如果传播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个学科，那么传播领域中的资源完全可以被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甚至文学研究者瓜分，传播的专门研究者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新闻传播成为一级学科等问题上的努力争取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只要学科的边界被关闭，学科的知识基础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如果用割裂和专门化的手段来研究社会，就势必会出现认识论上的偏差，影响知识的积累与创新。正如曼海姆所说：“社会科学中普遍化积累的核心的先决条件是一种不断发展的通行的知识总体，这种知识总体在各种研究领域有其意义，也能应用于随后出现的新参考框架。如果在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传播、艺术和文学等领域中的主题被视为独立的和相互隔绝的，那么它们的连续性和进展就不能得到保证。”⑥学科的实践是一种封闭边界的专门化过程，它导致了学术领域的形态向纵深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它却有意无意地割断了理论之间和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出于分析问题的需要，专业化框架将现实的各个方面割裂开来。”⑦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其理论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如果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想不断创新，它就必须不断突破自身的边界或重新定义本学科的边界。当传播学试图封闭自己的边界，成为一门向纵深发展的专门性学科时，它的理论积累与发展其实也就停滞了。而如果传播学在理论上的积累与发展停滞了，又势必会拖累学科的长远发展，甚至剥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
美国传播学学科框架的发展方向自芝加哥学派之后就似乎一直偏重于社会层面的建构，多少有些忽视打通学科边界，在学科交叉地带增长本学科的理论。放弃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以及来自欧洲的其他学术资源意味着美国传播研究关闭自身边界，并将自身变成一门专门性的社会科学的开始。为了做到这一点，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研究为“传播”这一概念设计了围绕大众传媒进行社会控制的精确含义，并几乎将其等同于传播的效果。此举表面上看使传播学的研究变得有针对性，对于学科边界的划定和专门人才的培养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学科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也有助益，但与此同时，也割断了传播研究的理论之根。所以，哥伦比亚学派纵有精致的中层理论设想作为指导，也无法在传播理论上取得更多突破。
法兰克福学派因二战对哥伦比亚大学的造访，本来是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开放边界的最佳时机。法兰克福学派在理论上的建树对哥伦比亚学派而言，是一个打开边界、互通有无的好机会。然而，方兴未艾的实证主义传播学非但没有真正重视异质理论的价值，反而在战争的实用主义环境下，在耶鲁学派的极力推动下，向着进一步缩小学科边界的方向迈进。而耶鲁学派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指引下，则非但没有在理论上更进一步，反而更多地强调个体主义琐碎的定量研究，将传播学的主导范式推向了实验社会心理学的范式，彻底关闭了本应完全开放的传播研究的边界。
施拉姆将这一进程推向极致。作为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施拉姆感觉到如果要让传播学成为一门现实的学科，就需要进一步强化传播研究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联。在他看来，以控制为核心内涵，以效果研究为主要领域，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以个体主义(形式主义)为主要框架，以服务于主流利益团体为价值立场的传播研究范式显然更符合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传播学科的利益导向，也更容易在此基础上形成传播学。只有这样的传播学，可以生产出被主流权力所消费的知识。
从某些方面讲，施拉姆在当时的选择毫无疑问是聪明的，他关于传播学科的设计从立竿见影的效果来看也是成功的。他为设计学科所选取的这些材料，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传播学在美国被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新学科，对当权者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并因此获得大量资助，也能够很快获准建立起步入研究型大学的传播学高等教育专业，在短时间内使大量的人才通过体制性的教育平台进入到这个研究领域，追随前人的研究，以确保传播学知识或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过度追求利益导向或过分的工具理性会使学科的发展走向一种极度不平衡的状况。知识生产的实用主义追求会使学术领域的思想创新渐渐枯萎，而这种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则可能导致学科不自知地沦为统治集团的政治工具。如上所述，任何强调利益导向和工具理性的学科设想都会因为自身利益试图紧紧关闭学科的边界，营造学科的壁垒，这样一来，就会丧失理论的繁殖力。但更可怕的是学科的价值中立也必然受到社会权力的干涉。因为工具性取向的学科建制，统治集团更容易利用控制学科的边界引导和指挥学科领域的专家。“政策制定者、党派领导和工业经营者……知道如何为一个既定的目标去任用和引导专门人员。”⑧学科发展的首要方向当然不是政治，但当学科的专业人士受到政治权力的引导，那么学科发展就会迷失自己的主要方向。一旦当以服务于意识形态为首要目标的学科所依赖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转型，传播学不得不面对其理论创新日渐调蔽的现实，这个学科也因此遭遇严重的危机。
到了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几乎可以说是全面停滞，许多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概念被认为是伪命题和非学术命题。传播基础理论方面的停滞姑且不提，就连施拉姆力主倡导的发展传播学——这一受到政府大量资助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没落。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当时的人们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对发展传播学充满了信心。然而，10年以后，在同一地点举行的同类会议上，人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了一倍，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无地的人民，并没有像预期的那两个方面不可截然分开，彼此有割不断的联系。”④一方面，学科的社会层面具有很强的实践色彩，而学科的认知层面，而只有很少的经济上的改善。尤有甚者，欠发达国家的急剧增加的人口，吸收了收入平均增长中的大部分。有文化的人的百分比上升了，但由于人口的增加，发展中地区的文盲实际上比十年前还多。”⑨在对发展问题失望之余，人们对于发展传播学研究的有效性产生了真正的怀疑，相关的研究投入大量减少，以至于这一研究领域在当前几乎难以维系。甚至标志着美国传播学形象的重要机构——东西方文化中心也在施拉姆去世后江河日下，其战略意义与学术意义不断被削减，最终失去了它曾经一度拥有的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力。
一方面，施拉姆的学科危机来自于传播学理论建构的苍白无力。早在1956年，贝雷尔森就掀起了一场关于传播学科危机的大讨论。贝氏认为，有限效果论的提出使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既然传播的效果是有限的，那么这一领域可以进一步做的文章显然不是太多，有关方面也没有必要过于重视传播学研究。对此他想要宣布传播学即将终结。今天看来，尽管贝氏的逻辑没有什么说不通的，但他坚信有限效果论是科学的结论这一起点是值得商榷的。不过与之论争，为传播学存在价值进行辩护的施拉姆，似乎完全没有在理论是否有繁殖力这个层面接招，而只是强调传播学在当时的发展已经如何如火如荼，传播学这一学科是怎样受到重视并可能成为显学，传播的人才培养已经走上正轨并成为热门专业等。这些避重就轻的回答体现了施拉姆的角色：他主要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学科的规划者；他不讲学术，讲的是政治。然而讲政治的施拉姆没有办法用传播理论发展得如何欣欣向荣这样的话语来说服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所以，在此后的半个世界中，每过10年左右(现在更是有周期不断缩短的迹象)，传播学者们就开始在期刊上撰文讨论传播学如何摆脱理论危机，以至于这已经成为美国传播学的一道独特景观。笔者倾向于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美国传播学的“间歇性精神病”。
另一方面，施拉姆的学科危机来自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舆论一律”战略的失败。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战后受到一致认同的推行霸权主义国际战略的“舆论共识”开始动摇，而后更是因为越战、新左派运动和“水门事件”等一系列社会冲突而崩盘。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在这一思潮中作为保守的势力被彻底的批判，许多社会科学家诸如罗斯托在越战中声名狼藉。许多美国本土社会科学理论，如发展社会学与发展传播学，其意识形态立场被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社会科学普遍地陷入了意识形态的危机中，而施拉姆的传播学便是最典型的代表。以学科的社会层面作为主导的学科建制被证明是有问题的，不仅是因为这样的学科理论繁殖力有限，也是因为它的理论进展比较容易受到意识形态转型的影响。
二、批判学派介入传播学的得失
在学术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双重危机，使传播学走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于是，继施拉姆之后，为美国传播学寻找出路的尝试在不断的进行中。这种对施拉姆的扬弃首先是从思想史开始的。彼德斯认为：“传播学有着漫长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这一名言本身就说明了学科建制史与知识史的差别。他认为美国传播为了建制上的独立自主，牺牲了知识上的生机与活力，传播学成为一个行政概念，而学科的认知层面历史地消失了。⑩
20世纪70年代，面对传播学的这种止步不前，美国激进的批判学者们早已按捺不住对传播学的失望而重新寻找新的理论来源。学者们翻出了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那段公案，开始重新审视批判学派的历史意义。以吉特林和詹姆斯·凯瑞为代表的批判学者，一个以攻击拉扎斯菲尔德为起点，为批判学派摇旗呐喊；一个以回到杜威的方式重构芝加哥学派。施拉姆传播学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本来已经在学界取得一定影响力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文化研究思想一道，对施拉姆的传播学科形成了思想上的合围之势。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随着留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一代成员洛文塔尔的《传播哲学论稿》(1984)的问世而达到高潮。这是法兰克福学派唯一的一本传播学著作，它的问世使法兰克福学派第一次在传播研究领域与主流传播学直接交锋。洛文塔尔对主流传播学的批判终结了法兰克福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其实相安无事的共处关系，他指责“由于传播研究退化为媒介探讨，它‘严重危害了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富有成果的对话’”；他说“传播‘几乎完全被剥夺了人的内容’”；他预计“媒介文化中会产生传播的非人性化，媒介文化依靠‘个人独立意识形态的庇护，同时它又剥削个人并使人服务于大众文化’”。(11)1937年的法兰克福与哥伦比亚的那一场遭遇，终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演化为一种观点上的对立与冲突。要求重新理解传播的内涵(詹姆斯·W.凯利，2005)，检讨实证主义和效果研究(Todd Gitlin，1978)，重新认识批判学派的积极意义(汉诺·哈特，2009)等各项主张几乎全面萌芽。
几乎与此同时，远在联邦德国，作为法兰克福第二代学术领袖的哈贝马斯正在完善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他的巨著《交往行动理论》(1984)试图从主体间性入手，就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用交流哲学的研究替代第一代人物激进的意识哲学批判。随着二战的阴霾渐渐退去，世界秩序渐渐重新恢复，作为建构性的理论，哈贝马斯成功扫除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传统”尽是否定、毁灭且以哲学思辨为主的负面印象，为新世界的秩序的“合法建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思想中，似乎流动着以杜威、米德为代表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智慧，而后者恰恰是施拉姆在建立学科时几乎不假思索弃之一边的美国思想。
在英国，雷蒙·威廉斯关于文化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论断，更是打开了传播学与鲜活日常经验隔离已久的边界，自此，文化研究开始大行其道，并成为席卷世界、打破学科壁垒的重要理论思潮。文化研究所要破除的，恰恰就是施拉姆一直以来维护的。前者不仅要破除学科间的边界，还要将文化与媒介融为一体，这种想法将传播学做了彻底的解构，使其重新回到芝加哥学派时期人们对传播的理解——传播就是生活，传播只是一个研究的领域而非一个成熟的学科。
然而，过度追求学术价值中立或学术价值理性，其结果不仅会使学术研究因缺乏必要的资源而难以为继，而且还可能导致反建制与建制的解构。由此，当法兰克福学派涉足传播研究时，它又必然因为其纯理论与非功利的特性而受到打压与剥夺。因此，当批判理论被少数学者一厢情愿地拿来作为传播学科复兴的理论力量，在一开始就是不现实的。这种反对学科边界和学科建制的理论如何能够用以拯救一个想要依靠更多资源以及专业意识形态认同、继续维护本学科边界的垂危的学科。直到目前为止，美国主流传播学仍然不愿意完全接受批判理论。“总体上看，美国传播学走的路子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路子，在媒介与社会问题上，它拒不接受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此，汉诺·哈特的解释是：“美国传播学的困境在于，它未能理解并克服自身思想史的局限，不仅未能解决已然站稳脚跟的学科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而且未能认识到激进思想的潜力。”(12)然而笔者觉得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原因可能并不仅仅因为美国传播学没有意识到激进思想的理论价值，而是这种思想无法与现有所有正统的学科取向相一致。曼海姆认为，学科与专门化是不可规避的一种社会现实：“我们不应避开社会科学的最基本阶段，即基本的分析和专门的研究……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仍将继续无益的实践。”(13)
任何一位学术研究主体也同时面临这样的两难境地：像施拉姆那样成为统治阶级体制内的专家，确实可以获得许多资源与学科的话语权，但其学术创新的可能性也就因此被挤压殆尽，且被人读解为御用文人或需要解构的神话；任何一位不愿意投靠统治阶级的自由知识分子，其学术创造固然有一定的自由，但其学术空间同样会因为缺乏话语权和最基本的学术资源而被压缩或剥夺。然而更可悲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当他成为御用文人时，他总还想保持一点知识分子的气节，哪怕这种动机来自于社会期待的逼迫；而当他被剥夺话语权和资源，成为社会的放逐者和流浪者时，他又常常不甘心所处景况和际遇。萨义德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甚至还要“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14)但这种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不能存活的，即使像阿多诺这样强调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最终还是将灵与肉幻灭于学生运动的大潮中。多数情况下，批判学派在现实面前也不能免俗。比如，信奉进步主义的芝加哥学派不仅在早期从社会文化融合入手为政府的社会管理出谋划策，而且理斯曼、路易斯·沃斯之流在二战后也没少为美国舆论共识的形成与维护操心。他们与拉扎斯菲尔德之流的研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又比如，哈贝马斯所展望的在真空状态下的交往协商过程，被德国政府看作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石，终于成为德国的“国师”，而他本人也如霍克海默20世纪50年代所预言的那样，背叛了法兰克福学派引以为傲的独立精神。
所以，传播学科不管向哪个方向发展，都摆脱不了上述如影随形的两种悖论，无论它选择哪一条道路，其发展的前景都着实不容乐观。这是为什么处心积虑的总设计师施拉姆晚年对他亲手设计的学科无法满意的根本原因，也是霍尔晚年黯然神伤的根本原因。与美国传播学不同，文化研究主张用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式突破学科的界限，以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他们似乎不太在意学科的边界与专门化问题。文化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有目共睹，但这些学问一不致用，二不讨喜，等待它的结果必然是，由于其经济效益的欠缺，该学派的成员竟然落得个无处藏身。尽管文化研究的大师们在学术上的成就与施拉姆绝不能同日而语，但与施拉姆一样，他们不管如何挣扎，都摆脱不了各自的学术困境、学科的困境和他们自身的悖论。
与施拉姆和美国传播学相比，批判学派提出了有利于学科认知层面发展的诸多理论，但在学科的社会层面却很难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很难撼动和改良目前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如果想如美国传播学一样获得社会层面的支持，那么它的结局与美国传播学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曼海姆似乎想为学科的两难境地指出一条出路。当时他的解决办法是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他指出：“生活的相互依赖要求人类事务的研究者在看待其关系时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这并非是直观的产物，而是一种以研究主题为中心进行的劳动分工。主流的静止的专业化秩序被称为垂直的话，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分工类型可以被称为水平的。这种类型必须以具体的事物为中心，而不是许多松散聚集的信息的某个方面。”(15)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在强调让建制性的学科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领域共同存在下去，以克服学科两重性可能带来的矛盾。然而，当专家都来自于特定的学科场域的垂直秩序时，他们如何能够以问题为核心去创建一种水平秩序呢？如果学者都是以多学科的视角，以问题为核心去创建一种水平秩序，那么他们必须在垂直秩序才能产生的理论起点又从哪里来？所以，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曼海姆的观点把我们导向了发生学上的无解悖论——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也就是说，想为传播学找一个既能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和鼓励，又能不断进行学术创新的学科框架是根本做不到的事，甚至找到其平衡点都很困难。因为非要从丰富的认知层面去确立一个特定的建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不过这并不是说学者们就因此无所适从。对于美国传播学而言，如何突破其意识形态壁垒，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可能是当务之急。对于欧洲传播研究而言，他们需要寻找一个社会和市场的支点。尽管从形式逻辑上讲，建制与知识积累是相悖的，但从运动的观点来看，破与立是相互依存的。有建制的就应当破，没有建制的就应当立。而对于中国传播学者而言，一切的研究则可以先从批判旧有僵化的学科结构开始。
注释：
①宣伟伯、余也鲁：《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②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译：《学科·知识·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③同上注，第13页。
④伍静：《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⑤同注②，第22页。
⑥⑦⑧卡尔·曼海姆著，徐彬译：《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189页、191页。
⑨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页。
⑩Peters,John Durham: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6,Vol.13,No.4,October 1986,pp.527-599.
(11)汉诺·哈特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
(12)同上注，第236页，第237页。
(13)同注⑥，第191页。
(14)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页、第13页。
(15)同注⑥，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