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的博弈:过程、现状与趋势 ^*

姜少敏

[关键词]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不平等与不均衡

[摘 要]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贸易扩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全球化就开始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经济全球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也因为全球化而跨入中、高收入行列。但是，反全球化也一直伴随着全球化的过程。近年来，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即原本支持全球化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反对全球化，并采取了一些实质性的行动，出现所谓的“逆全球化”思潮。论文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的过程与结果，并从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发达国家内部分配的不平等加剧等方面分析了逆全球化出现的原因。虽然因为反全球化甚至逆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但全球化的大的趋势仍不可逆转，需要进行综合治理，使全球化成为包容性的、平衡的全球化，中国提出并正在实践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从而有效地推进全球化的进程。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需要进一步拓展市场，为更多的商品寻求出路，以国际贸易的扩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全球化就开始了。(1) 有的学者认为1500年以后全球化就开始了，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序言，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阐述可以说是较早论述了全球化的本质。(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此后全球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之后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更加自由的流动，全球化过程中，推动的力量主要是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体系的世界性规则也主要是发达国家或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组织制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国际规则被动的接受者。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主要受益者。随着全球化不断的深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均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国际分工大大增强，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区)也因此受益，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地区)仍无法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少数国家(地区)被不断边缘化，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比独立前有更大的改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变得更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利益阶层之间。正因为如此，反全球化几乎一直伴随着全球化，但是一直以来或在大部分时间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的博弈中，反对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尤其是部分反对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要么没有实际的行动，要么行动过于微弱，无法与全球化的力量相抗衡。因此在以往的博弈中，虽然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反全球化的浪潮有所高涨，但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趋势并没有被扭转。

比如说，在《社戏》的教学后，由于这篇课文本身就充满着较强的生活气息，其主要表达的是作者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其中充满着童真童趣也能够带动起学生们对刚刚逝去童年的回忆。这就为学生抒发自身情感打下了基础。教师再留下作文练习，学生就会“笔下生花”。再比如说《本命年的回想》，是一篇有关作者小时候过年的情景。教师可以借此向学生讲解将生活融入写作中的关键点，同时也可以有效的让学生以生活的角度去寻找写作的素材，继而丰富其创作灵感。

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一直相伴而生，每当世界经济繁荣时，自由贸易会占上风，经济全球化会加速。而世界经济萧条时期，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会抬头。经济呈周期性变化，即使保护主义在一些时期占据上风，但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扭转。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软，发达国家内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表现在很多方面，特别是2016年以来，以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及随后宣布退出TPP谈判等事件为标志，其他发达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抬头，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成为反对全球化的力量。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缓慢。这种情形，被一些学者称为逆全球化，逆全球化本质上也是反全球化，但逆全球化与以往反全球化不同的是，过去倡导全球化的力量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因为经济强大，需要拓展海外市场，为其产品寻找出路，也需要海外资源来支持大规模的工业化，它们成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在贸易扩张的同时海外投资也大幅度增加。例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相对低下和薄弱的国家因为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冲击而反对全球化，这些国家主要是二战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但是反对的力量相对薄弱，因此不足以撼动全球化。

但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反全球化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倡导全球化并推动全球化的力量。例如美国开始反对现有的贸易体制和规则，英国脱欧等，出现所谓的“逆全球化”。佟家栋等人就“逆全球化”思潮进行了综合评价，它们分析了全球化的趋势以及逆全球化的原因及对中国的影响。(3) 佟家栋、谢丹阳、包群等：《“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 柴明辉从不同的角度对逆全球化的概念进行了分类总结和述评。(4) 柴明辉：《国内关于“逆全球化”概念文献述评》，《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1期。 逆全球化的力量超过以往的情形，这将对世界经济格局和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传统的小学数学教学中，都是教师先教，然后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方法和结论模仿例题做一些类似的题目。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有模仿，照搬，谈不上什么创新。学生只有发现问题，才能产生求知欲望，才能质疑，才能有创新。

一、 全球财富的分配是不平衡的：过程与结果

在规划未来时，照料者对专业人士或机构的不信任是影响其选择的又一重要因素。Hatfield和Lefley发现，服务系统所提供服务的协调程度低或助益不大，以及服务人员缺乏兴趣或欠缺有素的训练等，都会影响未来安置规划的制定。一些照料者表示不相信这些机构，担心钱被骗，认为机构或许只是表面宣传做得好，他们去世后心智障碍人员无法得到安全保障。这些潜在风险令照料者不愿做出确切的安排或计划。Bibby也发现，对现行政策和未来服务缺乏信心、与专业人士关系差是影响未来安置规划制定的主要阻碍因素之一。

低收入国家的财富由1995年的36 16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1 610亿美元，几乎增加了一倍，但此期间低收入国家财富在世界财富中所占的份额没变，一直是1%。虽然低收入国家组别总起来看是停滞落后的，但内部也呈现了一定的分化，一些低收入国家例如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塞拉利昂财富大幅度增加，相反一些大的经济体如刚果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和坦桑尼亚的财富增长是停滞不前的。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变化最为明显，由1995年的14%上升至2014年的22%，并且1995—2005年期间增幅远远小于2005—2014年的增幅。前十年只增加了1个百分点，后十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同期，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财富由1995年的51 142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12 798美元，增长了121%，年均增长率为6%，低收入国家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87%，高收入的OECD国家年均增长率为1.47%。

表1 1995—2014年按收入组别分类的财富(及人均值)、人口及财富的份额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变化中的国民财富2018》，表2.1，第45页，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9001/9781464810466.pdf?sequence=4&isAllowed=y.

虽然高收入的OECD国家在全球财富分配中无论是绝对额还是相对额都处于优势，但是相对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财富份额上升的趋势，发达国家在总财富中的份额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由1995年的75%下降到2014年的65%，1995—2005年的前十年减少了2个百分点， 2005—2014年后10年降幅尤其大，减少了8个百分点。

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的确发生了变化。1947—1973年美国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是趋于缩小的，最富有的 20%家庭占有全国总收入的比重由 1947年的43.0%下降到 1973 年的 41.0%;同期, 最贫穷的20%家庭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由 5%上升到 6%。(20) 董全瑞：《美国50年来收入分配变化探析》，《财经科学》2003年第5期。 库茨涅兹也观察到同样的变化，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1913—1948年期间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为45%～50%，在20世纪40年代末，这个数字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大约为30%～35%。(21)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贫富差距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这种情形维持了一段时期，美国总体基尼系数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持平。

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中的发展中国家：数据与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经过战后重建，资本主义国家迎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二战后纷纷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些国家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不同，资源禀赋、政治体制、宗教文化习俗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经济体,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地，走向现代化之路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心愿。出于冷战的需要，发达国家希望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结合“马歇尔计划”的成功经验对这些贫穷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工业化和寻求发展之路。

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一些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是分化也非常严重。据世界银行数据(2012)，1960年到2012年期间101个中低收入国家(地区)，只有13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国家(地区)行列。这13个经济体还不完全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50多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其中有8个国家(或地区)变得更加贫穷。(8) Pierre-Richard Agénor，Otaviano Canuto,“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The World Bank，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210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12004/wps66210.pdf?sequence=1&isAllowed=y.麦迪森用数据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描述了不同国家收入变化的过程及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之间收入的差距是在不断扩大的。1500年，西欧的人均GDP最高，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是十分大，最大地区间收入差距是2∶1，1950年，不包含日本的亚洲人均收入最低，最大地区间收入差距为15∶1。此时，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登上历史舞台不久。1973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为13∶1，1950—1973年期间，正是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工业增长率甚至达到10%以上，拉美地区的人均收入也从1950年的2 554美元增加到1973年的4 531美元，增加了近一倍。但是1998年，最大地区间收入差距升至19∶1，非洲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只有0.01%，收入增长处于停滞状态。

表2 不同地区人均GDP水平和地区间差距 1000—1998年(1990年国际元)

注释a：西方衍生国指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表3-1a，第1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这种差异既有内因，即发展中国家内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原因，例如，制度的落后与不健全，市场的缺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匮乏；也有外因，即外在环境和条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独立前，这些发展中国家大都为落后的农业国，生产结构单一，为发达国家提供农产品及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以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发达国家主要出口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制成品，资本和技术使这些产品附加值高，价格远远高于初级产品。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初级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使发达国家在贸易中一直处于有利地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可以说正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交换，全球化的利益特别是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明显不利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一些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国际依附理论、中心-外围理论等纷纷出现。这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中心，发展中国家是外围。或者从更广泛意义上讲，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是“农村”，发达国家是“城市”。阿明、埃曼纽尔、普雷维什等学者均对此问题有过论述。例如，普雷维什就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 “中心—外围”理论。普雷维什指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9) 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7,No.1,February 1962, p.1.因此，一时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理论界出现反对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和剥削的声音。普雷维什认为，传统的国际分工，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在这种“中心—外围”的关系中,“ 工业品”与“ 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不像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对此，普雷维什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说，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10) Raúl Prebisch,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XLIX, May 1959,p.251.

应该承认，这些经济学家对于事实的描述是比较准确的，也成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反对全球化的理论指导。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一个领域就是关于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的问题，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参与国际贸易及参加国际生产与分工，会实现双赢，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探讨利益分配的不平衡问题。拉美的经济学家对此问题的阐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他们由此提出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地位的办法是割裂与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市场之间的联系，这种主张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只有一个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不能与世界市场分离，完全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只会使发展中国家更加落后。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才能有更多的发展机遇，从而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地。事实也充分证明积极参与全球化，利用国际贸易与分工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区)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因此，研究资本市场中CPA审计寻租的产生条件，寻求有效的治理策略，对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均因为它们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搭上全球化的快车，才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它们自然而然成为推动全球化的新力量。它们能够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机遇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具备了工业化的条件，它们要么成功进行了土地改革，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要么通过农业发展为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要么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为融入国际社会奠定了扎实的国内基础。同时，国际经济环境的发展与变化为它们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使经济增速变缓，二是促使发达国家开始转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依赖石油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一些耗费能源、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出去。但这些产业的产品又大多是民生用品或者与民众生活相关的产品，因此发达国家对这些产品有相当大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上述的发展中经济体接过发达国家转移出的产业，推进其工业化进程，在实施一段时间“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后，及时实现转型，实行以 “出口导向为主”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将满足发达国家需求的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因此，内因和外因的有效结合，推动东亚、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它们的成功被认为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结果，其发展模式也被一些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所推崇，试图向更多的发展中经济体推广它们的发展模式和所谓的“成功经验”。

全球化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一些国家和地区进入到中等收入行列，但是仍有一些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停滞不前，并没有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统计，最不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人均国民收入在995美元及以下的低收入经济体共计34个，其中29个为非洲国家。(11) 参见世界银行官网，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非洲国家虽然总体经济表现较差，但它们在资本主义时期也曾经历过经济增长，1820—1980年，非洲人均收入增长了约2.5倍。1980年以来，非洲的人均收入水平一直下降。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76—1979年，最不发达的30多个国家中(34～38不等)，半数以上为非洲国家，这其中又有相当数量为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1960—1979年期间，少数北非国家、南非等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略快于非洲其他地区之外，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十分缓慢，有一些国家增长停滞不前、甚至负增长。非洲国家内部也呈现明显的分化，总体来讲，北非国家经济增长率较高，发展相对较好，例如埃及、阿尔及利亚。

较早进行工业化的拉美国家则大都为中等收入国家，有些国家例如巴西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4.8%。1960—1979年，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特别是1960—1970年的头十年，很多国家制造业的增长率超过10%，1970—1979年的后十年，增速有所下降。然而拉美的工业增长并没有再持续下去，忽视农业发展的工业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收入分配不公、过度城市化带来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特别是为了推动工业化，拉美国家大量举借外债，债务负担日益沉重，随之而来的债务危机使拉美经济举步维艰， 20世纪80年代成为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虽然基础好，工业化成果显著，但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没有突破1万美元(12) 由于物价和美元的走势，世界银行关于收入组别的划分每年都会调整和变化，并且在每年的7月1日实施新标准，例如，2019财年公布的最新分类标准为：人均GNI在99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经济体，996～3 895美元的为下中等收入经济体，3 896～12 05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12 05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经济体。按照最新的标准，拉美国家中阿根廷、乌拉圭、巴拿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属于高收入经济体，大多数属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 大关，徘徊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跨国公司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拉美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在政治上也具有相当大的操控权。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一些国家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例如普雷维什、桑多斯等。在学术界和民众反对全球化的同时，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采取措施，例如限制跨国公司的作用，极端的做法是将跨国公司收归国有，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

综上所述，在初中音乐教学中进行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需要加强对音乐课程的重视，积极进行对教学方式的改革创新，结合音乐教学要求，应用多种现代化的工具，实施对学生民族文化的教育，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

表3的数据是部分发展中经济体1960—1979年工业化时期的人均收入及农业、工业和制造业的增长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的分析和判断。融入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亚洲“四小龙”经济表现最好，拉美次之，非洲除个别国家之外，总体表现不佳。(13) 因为篇幅限制，在表3中，非洲和拉美只选择了代表性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北非的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因此选择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不佳，无法一一列出。

表3 部分发展中经济体1960—1979年的人均收入及三个产业的增长率

注释：a.中国台湾的数据为1960—1978年的；b.北非的国家增长状况相对于非洲其他国家较好些，1960—1979年期间埃及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最高，而阿尔及利亚人均收入水平最高，因此选择这两个国家为代表。

资料来源：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78—1981), table 1,2.

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中的发达国家：发展与变化

其次，局部冲突和纷争不断，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兴起，世界政治格局动荡不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没有发生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但是局部冲突和纷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争的伤害还历历在目，人类社会希望通过建立一些区域合作组织及国际组织来协调矛盾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经济取得空前的繁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可能慢慢忘记或刻意忽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后果，当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之间发生冲突时，试图通过强权、武力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替代协商和谈判。这种变化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严峻的挑战，例如联合国的权威、WTO规则的执行等。

另一大经济体欧盟发展波折和起伏更大些。欧洲联盟是当今世界上经济一体化程度最深、发展最顺利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14) 佟家栋：《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道路论析》，《南开学报》2000年第2期。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安排，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1958年欧洲共同体成立以来，从最初的关税同盟到共同市场，再到经济联盟，进而发展成经济与货币联盟。欧共体的前身是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签署成立的煤钢共同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均处于从属于美国的地位。美苏为了争霸世界，在欧洲对峙，德国一分为二，欧洲也分为东西欧，欧洲局势十分紧张。为了制衡苏联与约束德国，一方面，美国希望加强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以便与苏联抗衡，因此鼓励西欧国家联合，希望建立一个在美国控制下的“经济上发展、军事上强大、政治上统一的欧洲”；另一方面，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欧洲，并且都是由德国发起，因此，出于对战争的恐惧，以及既希望与德国和解、又对德国保持警惕的心理，西欧国家的领导人也感到联合的必要。煤钢共同体的计划是把煤钢生产部门置于超国家部门的监督下，可以使共同体内的每一个国家能尽早察觉哪个国家有重整军备的迹象。(15) 杜厚文、夏庆杰等：《世界经济一体化集团化研究——及关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例分析》，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1958年经济共同体成立，1965年六国签署协议，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合并统称为欧洲共同体。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欧共体不断扩大，1993年11月1日，“马约”正式生效，欧共体发展为欧洲联盟，1995年1月1日，成员国扩大到15个，其国内生产总值已与美国接近。

通水，不是简单的引水下山、接水入户，必须思虑周远，质效兼顾。在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安全饮水问题上，我省以管理制度改革为重点，不断探索。

欧盟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推动欧洲经济发展及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欧盟一体化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潜在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货币联盟建成以来，各国让渡了货币政策，统一的货币和独立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使各国在面临危机时其财政政策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欧盟各国的福利制度也日益成为沉重的负担，欧盟东扩后，问题和矛盾进一步激化，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使欧盟面临巨大的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不景气，世界经济的复苏缓慢，一直缺乏强有力的增长引擎。虽然美国欧盟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美国的情况好于欧洲。在各项刺激经济的措施推动下，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失业率由危机时最高的近10%下降到4%左右。而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危机以来一直居高不下，除德国、奥地利的失业率在4%左右，大多数国家无法有效地降低失业率。美国虽然失业率降到充分就业水平，但是经济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例如，贸易逆差、财政赤字、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战后重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快速经济增长时期，国际贸易和投资也大幅增长，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原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因而也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然而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的力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力量逐渐累积。2008年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发达国家的内部分化日益明显，矛盾进一步加剧，反全球化的力量由民间变成了政府。主要体现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宣布退出TPP谈判及对一系列现行国际规则的反对和挑战的行为，英国脱欧，法国、意大利国内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等。全球化进程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甚至可能出现所谓的逆转。

四、逆全球化发生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然而，即使在全球化发展顺利的时期，反全球化也一直伴随着全球化，两种力量博弈中全球化占上风。如前文分析，与以往不同的是反全球化的主体发生变化。一直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英美等国开始出现反对经济全球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世界经济格局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反全球化甚至逆全球化的这种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是有多重原因的。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有发达国家内部原因。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些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世界经济增长乏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虽然个别国家和地区经济有所复苏，但世界经济增长总体动力不足，世界经济前景不容乐观。据世界银行(16) 世界银行：2019年1月《全球经济展望》，http://www.shihang.org/zh/news/immersive-story/2019/01/08/storm-clouds-are-brewing-for-the-global-econom. 的报告称，经济增长低于预期的风险正在增大。全球经济增长率由2010年的4.3%下降到2016年的2.4%，2017年升至3.1%，但2018年估计为3.0%，世界银行预测2019—2021年增长率会进一步降到2.9%、2.8%和2.8%。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2010年为2.9%，2011年降到1.6%，2012年更是降到的1.2%，2013年虽然有所上升，但增幅不大，一直在1.7%～2.3%之间徘徊。世界银行预测2020—2021年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为1.6%～1.5%。美国经济增长好于欧元区和日本，但是由于贸易冲突可能提高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对投资和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并且随着货币政策的空间有限，以及财政政策刺激作用减弱，预计美国经济增长将从2019年的2.5%进一步下降到2020年的1.7%。近年来世界经济主要拉动力量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2010年的增长率为7.3%，2012年下降到5%以下，2015年则降到4%以下，2017年升至4.3%。贸易冲突给未来增长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使未来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降低。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依然疲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投资也大幅增加，由1970年的101.72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461万亿美元，在2007年达到3.111万亿美元，2008年之后开始震荡下降，2009年下降了近56%，2010年虽然恢复增长，但一直没有达到2007年的水平，2017年为1.95万亿美元。(17)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KLT.DINV.CD.WD?end=2017&start=1970&view=chart. 第二，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美国与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中美贸易冲突，一时保护主义抬头，尽管中美之间举行了多轮贸易谈判，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中美的贸易摩擦有可能长期化，使世界贸易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这不仅影响世界贸易，也会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第三，国际债务负担加重，经济增长的风险和隐患进一步加大。据世界银行(18) 世界银行：《2019世界债务统计》，该统计是世界银行关于121个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和资金流量的数据。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debt/pdf/ids-2019.pdf. (2019)的统计，2017年，中等和低收入国家中的三分之一外债与GNI的比率超过60%，是2008年的两倍；45%的中低收入国家外债与出口的比率超过150%，29个国家这一比率超过200%。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的外债存量增长了10%，达到17.1万亿美元，2016年只增长了4%，其中短期外债增幅达到19%，长期外债增长了7%。中国占了整个中低收入国家外债存量的四分之一。中低收入国家及地区外债负担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率的大幅增加，使其经济更加脆弱，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经济的不稳定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期被拉低的主要因素之一。

195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及其人均水平都有大幅度增加。1960—1970年，日本的GDP增长率高达10.5%，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的经济增长率均在5%以上，美国为4.3%，英国最低，只有2.9%，总体上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持续20多年的繁荣，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增长时期。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新一轮的衰退时期，生产过剩严重，面对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战后20多年间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无法解释，也没法提出消除滞胀的政策。自由主义思潮出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纷纷提出减少国家干预甚至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思潮及相应的经济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期间，美国里根政府上台及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摆脱危机，特别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实现了低通胀和低失业率并存的局面。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降，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欧洲一体化程度加深，与美国抗衡的能力在不断增强等诸多因素促使美国1992年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了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成为当时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美国因为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领先，以及没有欧盟相对沉重的福利负担等原因，经济更具有竞争力和活力，因此总体增长和发展较好。

从总体分类正确性看，高分四号卫星图像的总体精度达92.19%，高于HJ-1B卫星图像的89.84%.其中，基于多时相高分四号卫星图像的非积雪提取精度高达99.22%，高于基于HJ-1B卫星图像的85.16%.结果表明利用多时相的高分四号卫星数据能够有效减少单时相图像上因云层污染对信息提取精度的影响.如图5所示，HJ-1B卫星图像上连片云层覆盖的C区被误分为积雪覆盖区，而在相同区域利用多时相的高分四号卫星图像能很好地剔除运动云层的干扰.

主要通过各项呼吸功能相关指标的改善情况和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来进行患者康复情况的统计分析,其中,呼吸功能相关指标有以下几点:肺活量(VC)、潮气量(VT)最高呼吸流速(PEF)肺总量(TLC)水平。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优良率=(优+良)/总例数*100%。

英国脱欧公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脱欧公投问题，而是经济不景气及失业问题、移民和难民问题等交织在一起的结果。从英国各地区公投的调查结果看，受益于全球化的伦敦地区反对脱欧的票数最高，遭受进口竞争压力的地区是脱欧的主力军。(19) 佟家栋、谢丹阳、包群等：《“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 英国脱欧公投不仅对英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一些无法预估的影响，可能使其经济的波动性增强，对欧盟一体化进程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可能负面的冲击远远大于正面的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变化和调整时期，不确定性也进一步增强，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可能被削弱。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最终体现到财富分配上。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在日益加剧。根据世界银行(2018)(5) 世界银行：《变化中的国民财富2018》，世界银行官网，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9001/9781464810466.pdf?sequence=4&isAllowed=y. 统计，全球财富(6) 世界银行在其出版的《变化中的国民财富2018》中将财富分成四类：生产出的资本和城市土地；自然资本(包括能源和矿产品、农业用地等)、人力资本和净外国资产。 增长了66%，从1995年的689.9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 1 143万亿美元。相应地，人均财富由128 929美元增加到168 580美元，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3%。从不同收入组别的总财富情况可以看出：1995—2014年期间，每个组别的总财富都是增加的，但是总财富和人均财富的增长是不平衡的。每组在总财富中份额变化的幅度也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战争和冲突的另一个后果是移民和难民问题。欧洲多年来对移民和难民的政策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一方面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欧洲国家接受了大量的难民，但并没有使移民尤其是难民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经济中。当经济发生困难特别是失业增加时，本地居民的排外情绪增加。在失业比较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本国居民认为外来移民和难民对其就业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民粹主义盛行。民众通常不考虑长远的利益特别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盛行时，排外的倾向就会大大增加。

再次，部分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使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具有一定的民众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必然会涉及收入及财富如何分配问题。收入分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议题之一，经济学家更是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特别是收入差距的变化。关于收入分配问题讨论中最有名的是库茨涅兹的“倒U型假说”，即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先是扩大的，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

全球化发展和收益的不平衡，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另一个结果是贫困人口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财富增长停滞或缓慢的国家和地区。经过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极端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按照世界银行(7) 参见世界银行官网，http://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ch/number-extremely-poor-people-continues-rise-sub-saharan-africa. 最新关于贫困人口的估计表明：极端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1.90美元的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19亿减少到2015年的7亿。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却在上升，占2015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一半以上。预测还显示，到2030年，近90%的极端贫困人口将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开始加剧，1980年以来，美国最高收入10%的人群的收入占比不断增加，到21世纪初期，升至45%～50%。1990—2005年间持续攀升至0.47，这不仅将美国置于OECD国家中事前收入分配(收入再分配之前)的更加不平等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事后(经过收入再分配调整后)也是分配最不平等的，根据杰苏维特和马赫勒(2004)(22) David Jesuit and Vincent Mahler,“State Redistribu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Luxembourg Income Study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92，http://www.lisdatacenter.org/wps/liswps/392.pdf.的研究表明，经过收入再分配调整后，大多数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降到0.30以下，只有美国和英国在0.3以上，分别为0.345和0.323。

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直接表现为在财富和收入中资本份额的增大，以及劳动份额的相对下降，皮凯蒂的研究表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资本存量与收入之比已经升至为5～6年的国民收入，随着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会导致资本的回归，即资本收入比会进一步提高，为7～8年的国民收入，资本占全球财富的比重会达到30%～40%，接近18—19世纪的水平。(23) 董全瑞：《美国50年来收入分配变化探析》，《财经科学》2003年第5期。 资本的力量过于强大，劳动在分配中的份额下降就成为了事实。当然，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三个产业的比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也是传统产业的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原因之一。

事实证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化的阻力。例如美国和英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在发达国家中排在前列，因此，反对全球化的呼声最高，并有相应的行动。而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平均的北欧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呼声则弱一些。

五、结 语

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国际分工与合作大大增强，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但全球化又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后果，当不利的因素累积的越来越多，例如，当全球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平衡，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其内部不同阶层无法相对均衡地分享全球化的红利时，全球化就会遭遇阻力。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反对的力量不断壮大，由民间的力量开始转向政府，就会出现反全球化甚至逆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并不会发生根本的逆转。

虽然现有的规则和秩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是，全球化使各个国家和不同民族联系日益紧密，尤其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分工与合作使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逐步形成并不断深化，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之间的优势互补，生产要素在全球间的配置日益明显，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一般负责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及营销，而其数以千、万计的零部件由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来完成。例如，美国波音公司本身只负责全部生产的10%(尾翼及最后的组装)，生产和采购的全球化使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被其他的跨国公司仿效。全球分工合作所形成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联结在一起，彼此之间的依存度也大大增强，因此，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并不会被完全逆转的内在机制。

另一方面，世界面临着日益增长的一系列复杂而又相互联系的挑战：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持续不均等；不同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导致阶层冲突；债务负担远远超过了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25%，有些国家这一比率甚至超过250%；地缘政治经济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技术的脆弱性带来的安全问题等。当前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通力协作和创新。否则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各国人民的福祉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外部风险和压力需要全球合作是全球化不会被完全逆转的外在的原因。

对于印刷行业来说，转型升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通过现代化的智能设备，以及完善的数字化工作流程，把印刷各个环节流程联系在一起，从而提升印刷产能和效率，降低成本，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改革开放40年间，中华商务受益于在内地的发展比较顺利，在深圳、上海、北京均设有生产基地和办事处，印刷成品遍及内地很多地方。与此同时，在国际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也在不断扩大。当然，中华商务并未止步于此，还在不断引进人才和IT技术，提高其的国际化水平。

Reed-Muller(RM)逻辑是函数基于AND/XOR的逻辑表示，与基于AND/OR的逻辑表示相比，对于算术、校验以及通信等电路具有面积上的优势，并且能够实现具有通用测试集的可测试性电路设计[1].近几年来RM逻辑在信息安全领域的电路设计中的实际应用，如AES加密电路中的S盒电路[2]、基于FinFET的安全绝热电路[3]等，验证了对RM电路进行功耗、可靠性等优化的必要性.

但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需要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进行改革和调整，这要求人类社会和各国政府及人民发挥更大的智慧，通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应该推进多元的、包容的全球化，即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尽量照顾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解决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及各国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使全球化的参与方不仅能分享全球化的收益，还要照顾参与方中个体的利益，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从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看，特别是美国高举保护主义大旗，频频挑起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全球治理的过程将不会一帆风顺。完全改变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中不合理的地方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尊重各个国家和地区领土主权、文化及宗教自由的前提下，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提供了一种思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合理包容的解决方案。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有力的推动者，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9—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都在25%以上。(24) 张茉楠：《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及新一轮全球化走向》，《宏观经济管理》2017年第5期。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实施以来，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特别是在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方面进展显著。据统计201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仅2018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就达到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4%。中国与沿线国家服务贸易也稳步发展。世界银行研究组分析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71个潜在参与国的贸易影响,发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4.1%。(25)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http://dangjian.com/djw2016sy/djw2016syyw/201904/t20190423_5088371.shtml.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联结亚欧非，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提供更有效的平台。

The Gam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ti -Globalization and Counter -Globalization ：Process ,Status Quo and Trend

Jiang Shaomi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reverse globalization; inequality and imbalance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with trade expansion has begun. After the 1950s, developed countries beca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globaliza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ained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and some developing economies also entered the middle and high incomes because of globalization. However, anti-globalization has also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that originally supported globalization have begun to oppose globalization, and have taken some substantive actions, and the so-called “anti-globalization” trend of thought has emerg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reverse global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global inequality of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internal distribu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lthough the uncertain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have increased because of anti-globalization and even reverse globalization, the general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s still irreversibl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has provided new ideas for global governance, thus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本文得到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新动向与中欧经贸合作研究”(项目号：17 JJDGJW012)的资助。

[作者简介] 姜少敏，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 陈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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