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_苏联解体论文

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_苏联解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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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解体,改变了世界格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巨大挫折,社会主义陷入低潮。要回答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必须弄清苏联解体的原因以及应汲取的历史教训。我国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热忱的关注。广大理论工作者多视角和全方位地探讨和研究了这一问题。据统计,从1992年至1996年,发表在国内各报刊探讨苏联解体原因的文章共有300多篇。

由于苏联剧变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诱发根本原因起作用往往是具体因素,因此,最初一部分人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浅层次上,只看到具体的诱因而忽略了背后更主要的东西,更多地关注导致剧变的外部因素和直接原因。一部分人认为,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的新思维,及以此为指导而推行的各种政策及由此引发的政治、经济、民族危机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只触及了剧变的直接诱因。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和导因。在导至苏联解体的各种原因中,长期积聚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是根本原因。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本文拟就几年来发表的有关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分别从经济、政治、民族、个人等方面加以概述。

一、经济原因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带头在不发达国家里高速度实现了社会主义,但并未探索在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失误,导致苏联经济建设一直没有搞好,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落后于西方,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未得到令人满意的提高,这是苏联解体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因。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时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反映到经济发展模式(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产生了以下特点和矛盾。备战型和准战时型特点:经济发展的粗放性,经济结构的超重性,经济体制的集中计划性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性。这种模式产生的两对矛盾是指令性计划与人们的消费行为不能用指令来规定的矛盾,对社会资源(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商品)的国家垄断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特点和矛盾造成以下弊端:(1)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机制;(2)人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不能充分解放;(3)抑制科技发展进步;(4)经济规模大,浪费大,高消耗,低效益;(5)与世界脱节。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这一模式的长处和优点转变为短处和弱点,最终为时代所抛弃。

第二种观点认为:苏联称雄和争霸世界的战略对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影响。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造成国民经济的农轻重比例、军用与民用、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严重失衡;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使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使苏联耗费大量人、财、物力;这种发展战略要求国民经济管理权力高度集中,阻碍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苏联到处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第三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前俄国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入口’”。革命后的俄国仍是农业国,工业水平不高,虽经多年的快速发展,但并未使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工业落后;经营管理体制僵化,束缚科技推广应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违背了生产力运行规律,不能与新技术革命紧密结合,造成失败。

第四种观点认为:在农民问题上的失误是苏联解体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内聚力很弱,农民问题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对农业管得太死,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最终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发。

第五种观点认为:经济体制僵化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失去活力和生机。国家管得太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未能正确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就是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第六种观点认为:战后苏联经济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特征,长期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坐视世界市场发展的利益落入西方之手,导致苏联在当代经济和科技的激烈竞争中落伍和败北。

第七种观点认为:传统经济发展战略是苏联传统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支柱,又是走向反面的根源。苏联在本世纪20—30年代,以斯大林为首的传统派主张的“部门目标法”战胜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综合平衡法”,造成经济发展战略步入歧途。

第八种观点认为:苏联经济是为“生产而生产”的自我消耗型经济,导致消费品长期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差距愈益增大,削弱了国家的向心力,加重了人民的信任危机。

随着对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的逐步深化,我国理论界对经济因素在苏东解体中的作用予以了高度重视。

二、政治原因

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就是政治原因。对苏联在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模式反映到政治体制上的主要弊端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国家权力几乎成了形式和摆设;权力过度集中,个人专制,从斯大林开始主要领导人都实行终身制,或者是指定接班人,削弱了社会主义民主,挫伤了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精神,也授人以攻击社会主义不民主的把柄。

第二种观点认为:苏共之所以垮台,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作为一个政治机体实际上早已解体。依据是:(1)领导人对党失去信心,另起炉灶的想法早已在酝酿;(2)党内思想混乱,纪律涣散,思想上的分歧导致组织上的松散;(3)苏共早已变成一个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党,但长期未能自觉。

第三种观点认为:党纲党章集中反映建党路线。苏共党章党纲性质变化造成苏共衰变,导致苏联解体。具体表现在:(1)最终目标由建设共产主义滑向追求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2)苏共性质由工人党演变为全民党;(3)指导思想多元化,在组织原则上否定民主集中制。

第四种观点认为: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受不白之冤,积累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既削弱了自己,扩大了对立面,也授人以柄,遭受攻击时处于被动地位。

第五种观点认为:(1)苏共推出的改革方案缺乏可操作性和实效性,使党和政府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这是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2)苏共片面强调公开性和民主化,是苏联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3)党的领导人在理论和实践上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4)苏共忽视自身建设,致使在改革过程中党内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危机不断加深,最终退出执政地位。

第六种观点认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苏共深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戈氏推行“改革”,抽象地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丑化党的形象,使党自我否定,改变了党的性质和地位,放弃党的领导,将苏联推向绝境。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改革失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1985年4月,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推出了经济改革的主张,经济改革受阻后,又把改革的方向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决策的失误和指导思想的本质变化,引起苏联经济、政治、社会出现全面危机,导致苏联解体。我国理论界深入探讨了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盲目冒进,欲速则不达;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将苏联改革引向死胡同;苏联经济、政治改革脱离国情。

第二种观点认为:苏联领导人在改革方针的拟定上脱离实际,凭主观愿望行事,同时又把改革看作轻而易举,忽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具有其本身的规定性,苏联不依据经济关系盲目变革上层建筑,使正常的经济联系中断,导致经济状况恶化,商品短缺,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第三种观点认为:苏联对旧体制的基本矛盾缺乏深刻的总体认识,改革长期停留在运行机制的浅层次上,始终未能触及所有制产权关系,领导者思想中的产品经济观点难以从根本上突破,因而造成经济改革失败。

第四种观点认为:苏联经济改革滞后,政治体制改革超前,并认为,农业革命滞后是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基本原因。苏联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宏观与微观改革关系失调,所有制改革、价格改革滞后,市场体制不健全,致使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失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戈氏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放弃苏共领导地位是造成苏联危机的直接原因。

三、民族原因

民族问题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最后一锤定音决定苏联存亡的是各加盟共和国的背向,而这直接源于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时代民族平等和友好原则遭践踏,大俄罗斯主义盛行,甚至只承认苏联有60个少数民族;没有科学合理地划分和确定中央政权和民族共和国的权力、利益关系,一切大权集中于联盟中央,各共和国服从中央,权利极少;不尊重少数民族,推行“一体化”、“民族融合”;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共和国无任何主权可行;在语言文化方面,推行俄罗斯化;实行领土扩张,强制大规模民族迁移。错误的民族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激化的祸根。

第二种观点认为:列宁之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都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都犯了把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看作同步的理论错误。没有系统地建立和健全民族法律体系,没有大胆提拔使用民族干部,没有依照民族特征科学合理地划分民族边界,没有全面准确地理解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之间的关系,没有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斯大林用阶级斗争手段处理民族问题,而戈尔巴乔夫认为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二者正好走向两个极端。

第三种观点认为:(1)苏联严重的民族问题是联盟解体的催化剂。民族冲突和国家分裂是国内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弊端深刻化的必然反映。(2)忽视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历史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民族本身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3)在物质和精神条件不成熟情况下进行民族融合,强迫民族同化。

第四种观点认为:经济矛盾加剧了民族问题,从而造成苏联解体:(1)片面强调“区域分工”、“经济专业化”,民族地区经济单一化,各民族经济畸形发展;(2)人为地拉平地区差别,加重了发达地区经济负担,损害了民族利益。

第五种观点认为:苏联在宗教问题上犯了一些重大错误。(1)长期用行政手段开展反宗教运动;(2)对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采取过火的政策。进入80年代,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危机的发展,被长期压抑的宗教感情和宗教信仰像火山般地爆发了,并与民族感情相结合,“宗教热”泛滥苏联大地。宗教组织把“宗教热”推向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使思想信仰危机深化,宗教组织成为反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国家统一及民族团结活动最有影响的一支社会力量,是导致苏联解体重要的社会条件。

四、其他原因

我国理论界在探讨个人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时,更多地集中到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身上。

关于斯大林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失误是苏联演变的潜在因素。理论失误:(1)不承认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相信自动适应原理;(2)阶级斗争扩大化;(3)教条主义。实践政策失误:经济上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政体和政权建设方面排斥民主原则,搞个人崇拜。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要从历史的角度作实事求是的评价。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它曾起过伟大的作用,但这种体制和模式随着苏联社会条件的变化依旧运转,其弊端引起苏联社会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和社会危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有着7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苏联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作用问题,我国理论界颇有争议。一部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就不会演变,戈尔巴乔夫亲手葬送了苏联,具体表现是:(1)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苏联演变的内在原因,它与和平演变相结合导致苏联解体。(2)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葬送了苏联,因为这个理论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否定党的指导思想,搞不分阶级、没有限度的公开性、民主化。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瓦解了苏维埃制度。(3)戈氏“新思维”使外交政策步入歧途,是苏联解休的原因之一。戈尔巴乔夫为了获取西方及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完全屈从西方,按西方指挥棒行事,丧失民族气节。(4)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本质原因,就在于戈尔巴乔夫背叛马克思主义,执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一部分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确负有责任,但不是他个人的过错,而是历史发展的显示。戈尔巴乔夫之为戈尔巴乔夫是历史造成的,苏联解体之为苏联解体也是历史造成的。戈尔巴乔夫的作用至多表现为是加速还是推迟演变,而不表现在是否演变方面。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戈尔巴乔夫,也会有一个别的什么“夫”或“斯基”出来充当这一历史角色。戈尔巴乔夫作为个人的出现是偶然的,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却是必然的,苏联解体作为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在苏联具有不可避免性,而作为演变的具体实施者之一,戈尔巴乔夫恰恰被历史选中。

另外,理论界普遍认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这种战略是通过政治、经济、思想的压力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东欧剧变作为外部条件也影响和加速了苏联解体。

有的学者把苏联解体原因概括为六对原因共十二点:(1)外因与内因,内因为主;(2)远因和近因,近因为主;(3)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主观为主;(4)微观原因与宏观原因,宏观为主;(5)下层原因与上层原因,上层为主;(6)浅层原因与深层原因,深层为主。而在具体分析第6对原因时,这位学者提出了“本质上是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害了社会主义”,封建主义表现为:经济上的大量自然经济,政治上是由封建专制影响造成的集权制,思想文化上是由封建专制主义影响造成的个人崇拜。封建主义残余和教条主义的顽固积习相结合,成为“左”的理论观念和路线政策及僵化体制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在分析“左”和“右”的错误在苏联解体中所起作用时,一部分学者认为:从本质上看,不是“右”葬送了社会主义,而是“左”葬送了社会主义。“右”是对“左”的反动,“右”只是充当了送葬人的角色。表面看来,苏联演变在国内是由于党的领导犯了“右”的错误,事实上,长期的“左”倾教条主义才是真正的祸首,它使人民群众受管受制还受穷,逐步把政府和人民置于对立的立场上。一句话,正是以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基础的长期“左”的错误,拖垮和葬送了社会主义。

也有一部分人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左”倾教条主义是引起苏联改革的原因,不是苏联剧变的原因,不能错把改革的原因视为剧变的原因。并通过分析中、苏两国都深受“左”倾教条主义的顽固积习和封建残余的影响,但由于两国领导人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态度和方法不同,结果亦不相同。所以不能一言蔽之,说本质上是“左”造成的,现象上是“右”造成的,戈尔巴乔夫的“右”倾和斯大林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有联系,但不完全是因果关系。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本质原因不是“左”的错误,而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一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苏联解体向全世界马列主义者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深入研究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是历史赋予每一个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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