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中国经济深层矛盾——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研讨会发言摘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研讨会论文,经济问题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第一，中国经济正从计划型周期转变为市场型周期。应当承认，我们对解决周期，或者说反周期的措施没有跟上周期形态的变化，往往有一些反周期的措施还具有计划经济的烙印；第二，中国经济正在从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而在这种全新的转变之中，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及时从解决短缺经济问题转向解决过剩经济问题；第三，对付通货膨胀世界上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运用抑制通货膨胀的方式也比较得心应手。但是对付通货紧缩问题，全世界都面临着经验不足的问题；第四，中国经济已经从由公有制垄断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态势。但是，我们对所有制岐视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第五，社会经济市场化的速度在加快，但是国有企业计划化、行政化、实物化体制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体制改革的进展还比较缓慢，并由此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第六，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原来的经济过热已经转变到经济比较低速增长和徘徊。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调整我们的政策？比如货币政策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提，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提法；第七，中国经济是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经济，对技术进步投资比较少，还没有以外延性的扩大再生产转变为以内涵型的扩大再生产；第八，对外开放度的加大，和国内企业的体制效率不相适应。不少部门和企业还没有做好加入世贸组织的准备。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是有待于我们逐步解决。 主持人：萧灼基（北京大学教授）
通货紧缩究竟怎么治
董辅礽（经济学家）：近几个月来，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在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的影响下，被通货紧缩所困的中国经济出现了某些积极的变化，如产成品库存增长放慢、工业品销售率上升、出口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的增长略有提高、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的降幅缩小、居民消费价格在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上升、国有企业的盈利增长等等。但总体来说继续下滑的态势尚未扭转。目前出现的这些积极变化能否继续下去，是否会发生逆转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因为有些变化（如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居民消费价格上升）有着季节性的因素，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方面需求情况看，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或不确定性因素：
1、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的拉动， 其拉动的作用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的大幅下降而迅速衰减，民间投资没有明显启动，外商投资下降甚多，更新改造的投资增长很慢，最近更出现负增长，货币供应增速下降。
2、居民消费仍然不旺，居民对收入的预期尚未出现明显的变化。
3、出口增长能否继续保持，还要看国外市场的情况。
为从根本上扭转通货紧缩、经济下滑的局面，还需要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使各项调节政策彼此支持，而不致彼此抵消。最近，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如增发国债、增加工资、提高出口退税率、减免部分商品房的税收。只要政策具有足够的力度，就可能逐渐阻止通货紧缩的继续。我估计2000年中国经济有可能止跌回稳。
陈东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宏观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通货紧缩，反映这个问题的指标有两个：一是物价上涨指数。从1997年开始，这个指标一直比较低，到今年8月份已经连续22个月持续下滑； 另外一个指标是生产资料价格指数，1997年是－1.1了，今年一季度是－5.9，而且走低迹象还在发展。对这种迹象我们应该作出一个判断，这种现象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比较长期的问题。我的看法今后可能会出现由通货膨胀单边趋势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循环替换的趋势变化。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高速成长期，在通货膨胀情况下，政府政策操作的重点是控制通货膨胀；在经济低潮，尤其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低潮时期，治理通货紧缩是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如果上述判断是正确的，政策操作的导向在周期繁荣时期，就应当是压低通货膨胀；在低潮时期则要通过综合的政策，推动经济走向正常的发展。
如何控制通货紧缩，我想，可以有三个办法：一是出口、二是投资、三是消费。投资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投资主体多元化的问题。靠政府财政资金放宽增加投资的路子要保持，更要增加民间投资、非政府投资。应当看到，如果投资增加而需求不增加将会产生什么情况。目前的办法是政府直接投资、发债。在今年5月份以前，投资情况是不错的， 但最近的投资增长数字开始下降，而且幅度很大，为什么？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政府投资本身对需求拉动不是很大；二是现在有一部分投资是投向国有企业的，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库存品增加。投资增长的确抑制了下岗和经济下降的趋势，但是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企业就不能再投资了。企业现在的效益是一个大问题，单纯增加投资，只能增加供给，并不解决需求问题。
李泊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当前出现的究竟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我认为其中有周期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结构性的因素。按规律1996年软着陆后经济已经达到谷底，应该进入一个新经济增长周期。但当时，中国经济中结构性的矛盾因为过剩经济的出现而表现得很突出，使市场经济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竞争更加加剧，供给的状况带有明显的竞争特征。所以，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的问题，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结构性的因素，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政策时就应当考虑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协调的问题。我认为，要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既有结构性的因素，又有周期性的因素；既有供给不力的问题，又有需求不力的问题，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解决的难度相当大。如果单纯考虑当前，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不利。关于投资、消费的问题，应当有综合性的考虑，而且应作为长期的战略性的方针。
赵海宽（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我们到底应该实行怎样的货币、财政政策？关于财政政策的问题似乎要少些，一直在提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货币政策似乎有些搞不懂，先是“适度的货币政策”，意思很含混，大家提意见以后，又改成“稳健的货币政策”，但“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是带有偏紧的意思。由于没有明确提出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对银行的贷款业务还是有影响。最近对金融风险强调得很厉害，这是很必要的，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但恐怕也有一个度的问题。要正确处理控制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既要防范风险，同时也不能对风险太害怕，否则就无法开展业务。
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现在理论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既有需求方面的问题，也有结构方面的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理论界和经济实际操作部门实际实行的是一种反危机的政策，或者叫做反向调节——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抑制需求；在经济偏冷的时候放开银根。这种方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卓有成效的，但就目前情况看效果不太明显，这要引起理论界的反思。中国和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有三个方面不尽相同，第一是微观基础不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是多元的，由市场主体根据各种信息，自主判断。在我国，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不明确，所有者地位不确定，市场主体不能根据市场信息引导它的经营行为。第二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需完善。尽管目前政府在鼓励消费，但是人们预期收入减少、预期支出增加的心理预期很难使人们形成消费需求。第三点是中国的法制环境有待改善。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企业负担太重，税费较高。
贺阳（北京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解决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困难，需要宏观、微观措施双管齐下。当前的经济形势不是很乐观，经济增长日渐乏力，通货紧缩不见转机，隐性失业居高不下，人们议论多时的需求不足问题迟迟看不到缓解的迹象。应当说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力度不算小，但为什么总也不能奏效呢？在我看来，中国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归根到底源于微观，源于国有企业，源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源于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这些年来，社会上最稀缺的资源——银行贷款、股票发行额度、特许经营权绝大部分分配给了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中相当一批根本就不创造增加值，另外一些虽然有少许增加值但是投入甚多，有效产出甚少，浪费了大量可贵的资源。这种效率低下的资源配置，如不彻底加以解决，其结果就不仅仅是造成今天的困难，更是为明天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不景气，必然殃及作为收入函数的居民消费。其次，企业生产的产品品种不适应国内外市场的要求，质量次、价格高，没有竞争力，在国内就刺激不起消费需求，在国外也不会形成出口需求。再次，许多国有企业处在负债累累不可自拔的状态下，维持生计给工人发放工资、奖金、报销医疗费都成问题，哪还有钱投资？在银行的信贷约束逐步趋于硬化的情况下，让它们去哪里借钱投资呢？从长远看如不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单靠宏观经济政策很难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
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困难，需要宏观、微观政策双管齐下。从短期的宏观政策看，除继续发行一部分国债，用于政府投资；征收利息税促进消费和投资以外，有必要在减税上做文章。前不久，财政部长明确表示，目前不具备大规模减税的条件。其实，如果大规模减税不行，中规模行不行，小规模行不行？总之，减税作为一项的重要的行之有效的财政手段，无论如何不能弃之不用。当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解决体制和结构较深层次的问题。
路明（农业部副部长）：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向着一个很理性的目标前进。今年7月初，我和陈俊生同志到俄罗斯考察了20多天， 俄罗斯人说他们太相信资本主义了，企图用100天来实现转变， 结果把国家和人民搞穷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办法是给每个人发私有化债券。但事实上这种简单的办法不解决问题。在乌克兰，我们听当地官员说，乌克兰独立以后，换了七届政府，什么政策都实行不了。你刚想干一点事，就投你不信任票。我们去乌克兰时，适逢当地议会弹劾政府。政府负责接待我们的官员很灰心，说“幸亏没有通过，不然都没人接待你们。”对比来看，维护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确定正确的改革方向有多么重要。
今天大家讲的较多的是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我同意凡是市场起作用的，都应让给市场的观点。事实上，政府想管的就是法律、政策、监督和检查。但今天大家都没有谈到企业的监管，我看搞好国有企业，监管是很重要的一环，监督不到位，还会出问题。我以为搞好国有企业主要有三条：一条是搞活，采取各种所有制的形式，哪种适合你，你就用哪种；第二是选好班子；第三则是监督到位。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搞股份制改造，就是改变产权关系；以为产权关系明晰了，所有问题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这种观点实际上值得商榷。我觉得，即使产权都变成个人的了，班子不好、监督不到位，照样不行。产权完全是私人的私营企业不是也有破产的吗？
政府职能面临挑战
成思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们国家的特点是政府在改革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我认为政府职能改变是国企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政府转变职能，把经营权还给企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展市场中介机构，为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这几句话大家都比较熟悉，但真正操作起来，恐怕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我认为，政府应该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比如说，今年以来，国有企业有好转迹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两个政策：一是减息，国有企业的利息负担大大降低了；二是提高出口退税率。如果没有这两条，今年的情况可能不会有比较大的好转。
最近，我们在研究住房改革问题时有一种感觉，住房改革如果把经济适用房完全定位在政府保障体系的话，那住房市场就很难发挥它的基础配置作用。因为经济适用房占70%，都实行政府指导价，住房市场怎么发展？我的观点是，经济适用房本质上是中档商品房，政府应有一定的政策支持，但不应该全部成为政府指导价。否则就不利于住房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政府要真心诚意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就要体现在一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真正让市场发挥它的作用。
搞活国有经济的关键是搞活国有资产，目前国有资产的问题是流动性差，因为上市企业的股份不能流通，非上市的企业国有股难以转化，还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国有资产和企业合二为一，只能调拨，没有市场配置条件，这也是国有经济难以与市场相融合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建议由偏重经营转为重视资产经营，由偏重管企业，转为重视管资产，并且加快试点，制定政策，推进国有股的货币化和市场化。
李泊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应该清楚，在市场经济中到底谁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弄清这个问题对解决当前宏观经济的问题至关重要。最近这几年，政府作用问题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人们担心，在过去经济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政府，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是适应。我以为，政府一定要从经济的主体中退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将无所作为了。政府要作为经济规则的制定者、投资环境的改善者、经济的监管者，这事实上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近的一些文献表明，世界各国都在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过去很多政府做的事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状况下，都已让位于市场。在这样一个转换的环境中，哪个国家做得早，哪个国家就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冒天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府实行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是继续由国家垄断、直接管理经济，还是主要由市场配制资源，其实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调整。因此，对国有资产存量的结构进行调整，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倒不如直截了当说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如果不下大力气对国有企业相联系的各项制度进行改革，不下大决心对与国家所有权相联系的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国有企业就很难摆脱艰难局面。从实践中可以看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是逐步深化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这种改革决不是企业管理的一般改善、企业技术的一般改造、企业工作的一般改进，而是要改革那种由传统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所体现出来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生产关系。放权让利使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承包经营使企业确立了利益主体和经济地位，但是这些改革都是在国家不放弃所有权的基本框架下进行的，政府实际上仍然或明或暗地参与着，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
韩志国（富源证券咨询公司董事长）：市场经济是千百万人的经济，每个人都在想怎么赚钱，不用你告诉他；计划经济是几个人的事，只有几个人关心怎样挣钱。我一直认为，在资源配置上计划不比市场更有效，在经济决策上政府不比企业更高明。我觉得这是市场经济核心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一方面在搞市场经济，一方面却在有意无意地排斥市场经济的功能，这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竞争力问题是关键
董辅礽（经济学家）：我估计，2000年中国经济可能止跌回稳，但届时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将更加突出。2000年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应该在经济结构调整上下更大的力气。去年，为尽快拉动经济曾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这是必要的。但今后应更多地在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以及技术更新方面增加投资，加快淘汰落后的技术。只有这样，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后，才会有坚实的基础，才能适应加入 WTO后面临的新的形势，适应新的产业革命的挑战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中国经济应当未雨绸缪，应当在继续解决通货紧缩、经济下滑问题的同时，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作准备。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对200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不应超过今年，更不应提出更高的要求。我认为，以往20年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接近10%的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将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
韩志国（富源证券咨询公司董事长）：大家知道，美国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万美元，而中国的这项指标是800—1000美元，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美国经济突出的一点是它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欧洲经济现在不景气，为什么呢？因为欧洲没有像美国那样的高科技产品，你想想，美国的高科技企业赚了全世界多少钱！现在看来，如果我们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提到日程上来，中国的矛盾还要深化。我们面临的竞争越来越厉害，而我们的教育，却在重复着过去书本上的东西。说得极端一点现在从小学学到的东西到大学学到的东西基本上没有用。这样一种教育结构，这样一种人才结构，如果不改变，对中国的经济在未来是非常不利的。
四川一家著名的上市公司说要在5年之内进入世界五百强， 我说你千万别提这个口号，你进入世界五百强之日就是你的破产之时。中国的企业是特殊的企业，许多企业的经营规模建立在大量贷款的基础上，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非常高。在这样的基础上，就算你进入了排行榜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应当考虑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中国企业的产品很多是为别人做的，中国企业在某种意义上将是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加工厂。中国现在正在抓紧加入WTO的谈判，这个过程中国经历了13年， 但到现在为止，有多少人，能说明加入WTO以后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经济、 对中国企业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能有几个人说清楚？13年来中国究竟在准备什么？
邓荣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企业的现状是强大的企业规模小；规模大的企业又缺乏竞争力。这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企业状态，不能把大和强结合起来。而企业并购就是解决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问题。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并购成功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并购来发展企业的核心能力，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我们前一段也搞了不少的并购，现在看来成功的不太多。
我们必须明确，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法律的主体，也是竞争的主体。通过企业的发展来求得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思路。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既大又强的企业，当前从中国企业并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不尊重并购企业的法律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地位，由政府用行政性手段把劣势企业硬塞给优势企业，后果不仅是损害了优势企业的利益，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制，对我国产权市场，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可能会造成障碍。当前的问题是一方面要扭亏，另一方面要保护效益好的企业。要警惕借并购的名义，把好企业搞垮，这是最重要的应该防止的倾向。政府在企业并购中也不是无所作为的，问题是政府在企业并购中不要直接去干预，特别不能用行政手段去捏合、凑合，实践证明，大量的政府出面拼凑、捏合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依据相关的法律来规范并购过程中的企业行为，使它为企业并购提供必要的完善的游戏规则，良好的外部环境，另外现阶段和今后的中国企业并购，不仅涉及到企业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改革和体制改革相关，不仅是经济体制，而且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进一步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加强产权制度的建设，为企业并购创造有利的条件。
产权不清是大敌
成思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根据现行的体制，政府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但是政府这个所有者统一完整的责权利，实际上是被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分割了。虽然，政府是所有者，但由于责权利分离了，所以出资人不到位，政企难以分开，国企的经营机制难以转变。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应该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公司，把管资产和管人结合起来，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否则，国有资产整体所有者的地位就不容易体现。
韩志国（富源证券咨询公司董事长）：市场经济要求有明晰的企业产权，这与我们现在的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有着很大的矛盾。一个社会有两种基本的关系，一个叫财产关系，另一个叫利益关系。有了可理的财产，才有明确的财产规则、才能产生利益关系和利益规则。可是在实践中，我们却把最根本的东西忘掉了。
我以为，近十年的改革在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面进展不快。在我看来，目前改革中最深层的问题就是企业制度的问题，没有竞争力，没有动力机制。根本问题在哪里？就是没有形成和市场相适应的企业产权制度。
晓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对员工持股是采取批判态度的，认为是为了麻痹工人阶级、缓和矛盾的做法。但这种判断问题的标准不是从生产力的标准出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对这种改革措施十分慎重。9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才在一些股份制企业里面出现了员工持股，但是，还是没有作为一项制度看待，很多做法是当做给职工的福利。所以，这种做法也不能认为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员工持股。
技术入股的办法今天只在个别地方出现，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我认为落实知识产权或者技术投入的产权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到企业制度的创新，也关系到技术创新的长远目标，这是不能回避的。从根本上来说，员工持股的好处是可以把职工手里的一部分货币由消费转为生产基金，这对宏观经济的改善将大有好处。第二，这种做法有助于改造原来产权不明晰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产权从来都是不清楚的。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第三，有利于调动职工作为企业所有者的积极性，把企业建设成为利益共同体，连股连心办好企业。在我国传统的那种公有制企业里，严格来说就是全体公民成了国家的雇员。只有实行员工持股，才能使他们的身份发生变化，成为既是劳动者，同时又是企业的所有者。去年，财政部、经贸委、工商局、税务局搞了一个清产核资的调查，发现企业由于产权不明晰，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萎缩。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已迫在眉睫。
国有经济如何重组
成思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但是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控制力上，所以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这个方针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针是搞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关键。我认为，对于退和有所不为的行业中，国有经济可以从独资转为股份，从控股转为参股，甚至完全退出，否则，没有办法真正集中力量加强控制力。
冒天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重组改革。这段话用另外的方式表述，可以这么说，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还必须由国有经济占支配地位，除此以外的其他行业逐步采取非国有化的改革措施，那些不适宜国家继续经营的行业，国有成份将逐步退出。这个思路最关键的环节是冲破了国家所有权的基本框架，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出了对国有资产的存量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的要求，同时也提出了处理好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平等竞争关系的基本原则。应该说，无论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经济转型国家，国有经济的改革，首先体现的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国家所有制作为一种财产的组织形式，所追求的不应该是利润，而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应该按照中共十五大精神，划定国有企业存在的范围，实现国家政治体制的要求和政府对社会的功能。在这些问题确定以后，采取三种措施。第一，我认为在一些竞争性的行业中，让国有经济有序退出，民间资本大胆进入，国家放松对某些部门的控制，允许民营企业控制，向民营企业出售国营公司，把党中央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这是扭转国民经济继续疲软的重要措施。第二，跨越所有制的界限，进行资产重组，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让民间资本大量进入，过去是体制外进入，现在应该是体制内进入，三要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李泊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政府应该更多的鼓励民间投资，因为民间投资的效率要比政府投资高得多。在财政和金融政策方面也应该做必要的调整。我个人觉得，财政应该兼顾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在信贷投向上，应该向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提供平等的信贷机会，在基础设施贷款、制造业贷款、服务业贷款上要给予协调和平等的机会。
高尚全（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定位要弄清。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并不是越多越好。国有企业的责任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和控制国民经济的一种手段和存在。国有经济改革应当通过战略性调整，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与国有经济功能相适应的经济布局和结构。在这方面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得失的根本标志。按照比较优劣的原则，国有经济应该本着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国有经济要占主导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适当退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国有经济应当集中于关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以及非国有经济不能进入的领域和行业，目前，国有企业广泛地分布于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导致了国家财政在做了许多不必要的事情的同时，该做的事情反而因缺乏财力而做不了。因此，应当收缩过长的国有经济战线，将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退出来。
（根据会议录音编辑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原载《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刘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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