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小额信贷理论与实践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额论文,信贷论文,国外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额信贷是为贫困人口以及小型企业创业者提供的信贷服务，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它开辟了以市场经济方式减轻贫困的新渠道，促进了规范化金融体系的均衡发展。小额信贷在国际上经过了大约30年的实践，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和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金融与经济发展理论、反贫困理论提出了挑战，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发展尚不令人满意，学术界对国外小额信贷理论研究的关注不够。因此，本文就小额信贷近年来国外有关理论动态和实践进展进行评析，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金融改革及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带来有益的启示。
一、小额信贷的发展及其理论背景
(一)小额信贷的兴起及其商业化趋势
长期以来，低收入阶层被正规金融系统排斥的现象在全世界各地极为普遍，尤其在广阔的乡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缺乏成为农村发展的障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量资金以补贴的形式，由政府经营的发展银行进行运作，以向穷人提供廉价的贷款。但是，这类政府项目收效并不理想，产生了诸多问题，如经营不善、贷款偿还率低下、资金严重流失、财政负担加重、覆盖范围狭小等等，许多项目无法持续经营。
为了克服这种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困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和南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以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NGO)为主导的试验，设计和实施专门为穷人和小型经营活动提供贷款和储蓄服务的项目。小额信贷在一些国家试点的成功(如孟加拉国的Grameen银行、玻利维亚的Banco Sol银行和印度尼西亚的Unit Desa项目等)带给人们一种希望：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和有效管理，以合理的利率向穷人贷款，小额信贷机构能够扩大目标客户的覆盖范围，帮助更多穷人建立自己的微型企业，增加收入；同时还可以克服小额信贷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抵押品缺乏等固有劣势，保持较高的贷款偿还率，并进而实现盈利、财务自立和稳定发展。因此，小额信贷观念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遍及非洲、亚洲和东欧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挪威等，也出现了大量小额信贷服务机构。
世界各地的小额信贷项目在规模、服务范围、经营目标、客户特征、资金来源以及正式化程度上千差万别。一部分非政府组织专注于向最贫穷的人们提供极小的贷款，它们不能或者不愿根据成本来为其服务定价，只能靠源源不断的外部资金注入来维持营运，对它们而言，小额信贷是一种慈善事业。但是，小额信贷的主流正朝着商业化的方向发展，一些非政府组织通过改造变成了获准经营和受监管的正规金融机构；而新建的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只在刚起步的几年中接受补贴，在其后的运营中，随着经营时间和规模的扩大，逐渐减少补贴，通过对客户收取利息和费用来弥补其所有的成本(运营成本、资金成本和贷款损失等)，成为独立的、商业化盈利机构。与此相应，国际捐赠组织和各国政府也以新的思路来发展小额信贷，强调通过财务可持续使小额信贷延伸范围最大化，成为声势浩大的国际发展行动。
过去，许多国家的政府出于对社会优先目标的考虑，强迫商业银行向微型企业或农业经营提供信贷，但是，道义的或法律的强制并没有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有意思的是，随着正规金融系统中的传统零售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边际收益收缩，一些富于远见的金融机构开始从小额信贷中看到了持续盈利和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包括主要银行)、财务公司和保险公司作为批发或零售商成功进入小额信贷市场，在世界各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Global Resource Centre for Microfinance200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已探明从事小额信贷的商业银行和其他正规金融机构有225家(包括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其中有些已经获得较高回报，甚至超出本国银行业的平均水平(Isern，2005)。
(二)小额信贷发展的理论背景
小额信贷的发展将现代经济改革引入偏僻的农村，反映了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转型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效率、私有化和个人进取精神等观念对主流发展观的影响(Dale & Von Pischke，1992)。其核心内容是，只要提供正确的工具或社会资本，尤其是教育、信贷等，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创业和艰苦的劳动来消除贫穷，这种思想从美国对外援助的削减上明显表现出来。
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性债务危机，使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反贫困中出现的大部分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因此，他们提出通过鼓励小型经营活动来激发穷人的工作动机。到了90年代，小额信贷越来越成为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发展战略强调自我雇用，将市场经济扩张到非正规部门，使非正规部门通过投资创造就业，在加速原理的作用下，增加资本积累，提高就业、收入和消费，这种作用可以用标准的储蓄贷款模型来加以阐释(Lucarelli，2005)。
从理论上看，小额信贷战略以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为基础，将小额信贷视为从微观层面解决发展战略失效的对策。人们对大量规模和耗资巨大的发展项目进行了反思，在80年代早期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政府导向和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被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代替，“参与型”发展模式广泛传播。反应在小额信贷领域，NGO取代政府成为小额信贷的主要提供者。这对于以福利经济学为主要依据的政策分析框架提出了挑战。在传统分析框架中，成本收益分析是以能否实现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的。而商业化小额信贷强调消除贫困要依靠提供工作机会、加强NGO领导力和市场力量的运用来实现，反对长期依赖补贴(Morduch，2000)。
在这一背景下，市场就是答案，小额信贷是市场化的模式，财务自立是理想的目标。J．Yaron(1994)提出了评价小额信贷机构的双重标准，兼顾小额信贷的延伸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延伸性以贷款的深度和广度来衡量，其中广度是指有多少穷人接受小额信贷服务，深度是指接受服务客户的贫困程度，以平均贷款金额和性别比例等指标衡量，贷款数额越小、女性客户越多，越说明贷款提供给了较贫穷的客户。另一方面，财务可持续性是指小额信贷机构的权益资本收益和补贴净值应等于或大于该资金的机会成本，以补贴依赖指数(subsidy dependent index，SDI)来衡量，SDI是指在一个给定年份，在权益资本收益大体上等于非特许的借款成本的前提下，减少一定补贴与所需增加的小额贷款平均利率的比率，SDI越小，说明对补贴的依赖越低。双重评价标准主张得到广泛的接受，被许多研究者用来评价各种小额信贷项目的成效。
值得一提的是，标准的新古典模型对发展过程中社会和制度的复杂性解释力不足，因此，许多研究者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特征，强调信息、交易成本和激励因素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这对于研究小额信贷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如何将这些原理和方法运用到小额信贷领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二、小额信贷的成本和风险控制
传统观点认为，向穷人和小型经营活动发放贷款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较高的违约率和较低的贷款利率，这使得小额信贷机构很难实现盈亏平衡，更不用说谋取利润，这是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意为低收入阶层服务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小额信贷机构必须克服这些障碍，其中成本和风险控制问题至关重要。
在提高收入和降低成本方面，早期人们寄希望于提高利率，认为只要借款人愿意接受较高的利率，比如年利率50％，小额信贷的利润就会迅速增长，而借款人的利益也不会受到很大损害，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对穷人而言，毕竟小额贷款的利率比非正规金融部门(如高利贷)收取的利率要低，因此，较高的利率与小额信贷的延伸性可以并行不悖。但利率过高也会导致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的增大，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Woller & Woodworth，2001)。后来，小额信贷机构认识到，降低成本与增加收益同样重要。小额信贷项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人力投入，信贷员频繁下乡调查、上门送款收款等工作，节省了借款者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有利于小额信贷的延伸、贷款信用评估及贷款使用的监控，但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机构自身的运营成本；人力成本居高的另一原因是因为处理小额贷款难于达到规模经济。根据《微型金融公报》(Microfinance Bulletin，2003年7月号)的一项调查，在向最穷的人发放贷款的49家小额信贷机构中，平均运营成本为其发放贷款数额的59％，而人力成本接近50％。61家机构着眼于更宽泛的客户群，其平均贷款规模是上述集中于低端客户机构的4倍，调查显示，后者的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可以减少一半。可见，集中于低端客户的小额信贷机构必须更注重成本控制。
在控制贷款风险、提高偿还率方面，小额信贷机构独树一帜，创造了不少为人熟知并广为复制的技术，如整贷零还、小组连保贷款、动态激励、灵活的抵押方式等，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障碍，提高偿还率。一般认为，高偿还率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基本特征和成功标志之一，小额信贷的偿还率普遍都在95％以上(Stallings，1999)。
这些技术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他们尝试用标准的经济和金融学原理来解释小额信贷独特有效的机制，有关小额信贷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集中在这一领域。
1．小组贷款(group lending)。即发放无抵押的小额贷款实行小组互助联保。在一个信贷小组中(在孟加拉的Grameen银行实行5人一组)，一人违约会导致对其他成员的贷款同时中止，虽然小组成员并无义务替违约的成员偿还债务，但为了继续获得资金他们会这样做。Ghatak(2000)认为，允许借款人自愿组织信贷小组，有助于贷款机构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因为村民们通常对自己邻里的风险状况比较了解，这类地方的隐性信息能够为贷款机构服务。在一个村民们互相了解的区域中，小组贷款协议会导致“类聚效应”(assortative matching)：安全型的借款人将组成信贷小组，而高风险的借款人别无他法，只有与其他同样高风险的借款人组合。由于所有借款人都面临同样的贷款利率，“类聚效应”就意味着，安全型借款人实际付出的利率比较低，因为他们的期望成本(包括为违约的小组成员偿还债务的成本)相对较低，这会刺激他们进行借贷。从小额信贷机构的角度看，将安全型借款人吸引到市场上来，降低了违约概率，从而可以降低成本，这又为进一步降低小额贷款利率提供了可能。
此外，小组贷款也能有效解决道德风险问题。Stiglitz(1990)解释了小组贷款的这一功能，由于小组成员要承担一定的连带付款责任，因此，他们有动机去监督小组其他成员，对高风险者施加社会压力。由于地理上的便利和交易的关联性，邻里之间的互相监督比银行更有效，小额信贷机构因此将监管职能转移给借款人自身，提高了监管效率。可见，乡村经济体中的亲密关系和社会约束性，可以成为解决借款人向贷款方转嫁风险问题的法宝。小组贷款吸引的研究者比其他领域都要多(Morduch，2000；Ghatak，1999，2000)。
2．渐进式贷款(progressive lending)。在人烟稀少和信息不灵的地区，小组贷款适应性不强，小额信贷依然会采取传统的双边合同方式，但仍包含某些创新的措施。比如渐进式贷款，即每一借款人在开始时只能获取很小金额的贷款(如50美元)，要求在一年内还清，每周偿还一次。但如果借款人能一步步证明自己还款能力和意愿，贷款数额可以逐年增加，期限可以延长。这种动态激励机制具有很多优点：贷款方可以由此检验借款人的资信；此外，渐进的贷款数额增大了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因为随着可获资金数额的增大，借款人越来越担心失去可能获得的资金(Ghosh & D．Ray，1997)。
3．选择更可靠的客户，尤其是女性客户。根据Mody(2002)的研究报告，在全世界34个最大的小额信贷机构中，女性客户占80％以上。为什么小额信贷偏重女性?Hulme(1991)发现，在马拉威，按时还款的妇女比例为92％，而男性为83％。Gibbons & Kasim(1991)发现，马来西亚还款的妇女比例为95％，而男性只有72％。相似的结果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女性为什么有更高的偿还率，其原因很复杂，有人认为女性在投资方面比男性较为保守，或者女性更容易对违约感觉羞愧，因此偿还率更高。但是，这类说法并不是建立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之下，其解释带有主观性，一旦控制收入水平、资产、教育和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这些女性优势可能就会减弱(Armendariz & Morduch，2000)。
虽然小额信贷偏重于妇女，但一些重要的研究表明，妇女借款人经常会失去对借款的控制权，在Geot and Gupta(1996)的一个研究中，63%的妇女对贷款只有部分、极有限的权力或根本没有控制权，贷款通常由男性亲属管理和控制，而女性却承担偿还义务，这与小额信贷所宣传的增强妇女参与性相去甚远。有证据表明，许多女性从职业放贷者手中借钱来偿还债务，这使得她们的经济状况更趋恶化，Rahman(1999)的调查表明，57％的分期偿还贷款金额不是来自投资利润，而是从亲戚和放贷人处筹借的。
4．采取灵活的抵押方式。一般而言，小额信贷并不要求抵押品，即便要求提供抵押品，贷款方也并不太在意抵押品的抵偿价值，即银行出售该资产并不能补偿借款人违约的损失。贷款方关注的往往是物品的主观价值，尽管某些抵押品(如牲畜、农具、缝纫机、自行车等)的价值可能微不足道，但失去该项资产的威胁就足以让借款人采取更为谨慎的行为(Armendariz & Morduch，2000)。
三、小额信贷机构的公司治理
随着传统的商业性资金逐步进入小额信贷领域，小额信贷机构通过主流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的前景看好。但是，由于经营管理水平低下，市场对它们的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缺乏信心，小额信贷机构目前仍很难成为金融市场上合格的参与者。因此，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开始强调应用公司治理的原则来改革小额信贷机构，提高公司内部控制机制，以此来吸引机构和私人投资者，促进小额信贷机构从政策性补贴的机构转变为真正的金融中介。因其在经营目标、服务对象、正式化程度、利益相关者等方面的特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公司治理问题十分复杂，目前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大致涉及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小额信贷机构产权及其与公司治理类型的关系。小额信贷机构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有些差异与所有者的特征相关。对于因战略考虑而进行小额信贷业务的传统商业银行而言，其股东通常是“古典”类型的，即本质上追求利润。而从NGO转变而来的获准经营机构，股东组成则比较复杂，有原来的老股东，也有机构转化之后新加入的股东，新老股东关注的优先目标不一定相同，除了利益动机之外，老股东可能比新股东更关注组织的社会影响和未来发展。因此，在这类组织中，不同类型的股东组合会使机构在确定优先目标时出现困难(Moore & Stewart，1998)。
第二，股东对经理层的控制。一般而言，股东在企业拥有的利益越大，对经理人员行为的控制就越严格，因此，许多作者认为，单纯追求利润的股东能提高控制效率。但是在小额信贷中，有几个问题比较特殊，一是很少有纯粹追求利润的股东；二是利润驱动型股东对财务收益指标的过分关注，可能会使机构逐渐偏离小额信贷的方向；三是具有多面性的股东很难控制机构平衡完成社会和财务目标的程度(Labie，2001)。
第三，公司治理对小额信贷机构延伸性和可持续性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Hartarska(2005)的研究提供了有关中、东欧小额信贷机构公司治理影响的一些证据，结果显示，是否以业绩决定经理人员的薪酬，与小额信贷机构经营业绩的高低无关，而经理人员的经验则有助于机构业绩的提高。他还发现，小额信贷机构对延伸性和可持续性的目标权衡，取决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在董事会中的地位，此外，结论强烈支持建立有限雇员参加的独立董事会。
四、对小额信贷发展目标的争议
在小额信贷领域中，尽管商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研究者之间对小额信贷商业化目标和前途一直存在众多争议。一些批评者认为机构的持续性和小额信贷的延伸性具有内在的矛盾，将追求盈利的商业化小额信贷视为对社会目标的偏离，Dichter(1996)认为，大多数以储蓄-贷款为导向的项目既不能增进社会福利，也不能提高小型经营活动的经济效率。也有人担心盈利动机会导致小额信贷机构放弃居住在偏远和自然条件恶劣的农村地区的人群，而转向接近商业活动和制造业中心的城市居民(Chao-Beroff，1997)。
Morduch(1999，2000)指出，小额信贷的领军人物们提出的双赢命题，即业绩良好的小额信贷机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贫困，这一命题在世界小额信贷实践中被广泛传播，但并未得到逻辑上的以及现有的经验证据的充分证实。最重要的是，在同等的条件下，向许多人提供数额微小的贷款比向少数人提供大额贷款的成本要高得多，小额信贷的倡导者过于偏重金融发展目标，而忽略了其社会功效。
对此，商业化小额信贷的一些倡导者(如Bhatt等，2001)认为，在对小额信贷的争议中，人们倾向于将穷人贴上同一种标签，试图发现一种最好的模式来进行推广。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模式能解决全世界不同穷人的发展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小额信贷本身并不是适当的解决方案，应该寻求其他的发展战略，为穷人提供包括健康、医疗、扫盲、商业培训和咨询等在内的宽泛支持。小额信贷不必一定以最贫困的人作为目标群体，而可以为整个中下收入阶层服务。小额信贷机构不是慈善机构，实现财务自立是必需的。
没有任何一种现存小额信贷模式可以同时适应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人群的需要，对于政府而言，重要的是营造一种多样化的市场环境，为个人提供宽泛的金融选择。对于研究者而言，面对小额信贷领域中的诸多新问题和观点分歧，在理论、实证和国际比较方面，都可以发现广阔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