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庆璧山县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取得积极进展(论文文献综述)
曾思燕[1](2020)在《中国休耕的主控因素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重速度、轻均衡”的发展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不仅大量的优质耕地资源被城市或工矿占用,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还进一步污染了水土资源,严重威胁着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持续性。2014年国家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公告》显示中国有19.4%的土壤点位数据超过国家发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全国9个主要稻米产区大米中镉超标占10.3%,这说明正视食品安全问题已刻不容缓。为践行“青山绿水即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逐步解决耕地污染问题,国家倡导实施休耕战略。先前学者已对休耕的内涵及其自然-经济-社会效益、农民休耕的意愿与补偿标准、耕地休耕具体的实施模式与对策等政策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但对“休哪里?”、“休多少?”、“怎么休?”这三个最根本的问题未作明确回答,这不仅涉及到我国人口增长、膳食结构和经济发展等社会经济问题,还涉及到耕地质量、生态脆弱性、土壤污染程度等自然条件。此外,休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如何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为此,本文从土壤污染状况、耕地质量等级、地下水超采区空间分布和生态保护红线等影响休耕的主控因素入手,采用空间统计与分析方法,依据不同农区休耕的主控因素的差异对中国休耕区域进行划分,定量化评估不同的休耕情景(食品安全优先、耕地质量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对粮食安全潜在的影响,最终探索在粮食安全约束下,综合考虑耕地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的基于粮食安全优先的中国最优休耕方案。本文通过识别休耕主控因素、确定休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为实现“藏粮于地”、农业发展可持续转型和国家粮食安全服务,可为国家层面上的休耕规划提供依据,对保障国家食品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平衡新时代耕地利用矛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取得的主要结论如下:(1)影响中国休耕的四个主控因素在空间上呈不同的等级分布。中国耕地土壤总体复合污染占比为22.10%,以轻度污染为主,其中重度污染占比1.23%;中国耕地质量总体不高,以中等地为主,低等地和劣等地共占总面积的17.69%;中国地下超采区主要集中于华北、东北地区,轻度、中度和重度区分别为3.66%、3.83%、0.68%;中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范围内尚有耕地1961.61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14.52%,其中,一级生态保护红线内占3.57%。(2)不同情景概念模型评估了中国休耕的优先组合。基于食品安全优先的低、中、高三种休耕目标组合的休耕面积比例分别为4.94%、9.64%和15.30%;基于耕地质量优先的低、中、高三种休耕目标组合的休耕面积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6.65%、9.83%和19.52%;基于生态保护优先的低、中、高三种休耕目标组合的休耕面积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5.70%、10.01%和20.58%。(3)在不考虑国家粮食安全与财政压力的情况下,中国休耕总面积为4434.69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2.87%。依据不同区域休耕的主控因素差异,制定清洁去污型、地力提升型、节水保水型和生态保护型等休耕类别,并建议对不同等级、不同区域的耕地资源采取差异化的休耕治理措施。(4)不同休耕目标组合对粮食产能损失有着显着的差异。基于生态安全优先情景下高休耕目标组合造成我国粮食减产量为[17165.35,25386.62]万吨,远高于食品安全优先组合和耕地质量优先组合对粮食产能的影响。为保障国家粮食高度自给,中国最大可休耕规模为1818.27万hm2,并置于自然-社会-经济系统下综合制定了考虑粮食安全低、中、高三种休耕方案,分别休耕992.98、1732.32和2964.10万hm2。为切实保障农民生计,确保休耕补贴金额处于国家和地方财政可接受范围内,且不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大的负面影响,建议将低、中、高三种休耕方案分别按1.7:5.1:3.2、3.9:2.4:3.7和2.3:3.6:4.5确定近期(2021-2025年)、中期(2026-2030年)、远期(2031-2035年)的休耕规模。在中国不同地区实施休耕应因地制宜,科学分类、分时期实施推进休耕方案,以期实现国家农业转型发展,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该论文有图40幅,表25个,参考文献231篇。
杨文婷[2](2020)在《基于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理论的海绵城市建设体系研究 ——以深圳市坪山区为例》文中提出我国水土保持研究已近百年,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从黄河流域向全国逐步推广至今,具有丰富的治理模式及经验。在小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发现实施小流域蓄、排、引等水土保持工程也能达到海绵效果。通过对比分析,海绵城市建设和小流域综合治理有差异、有侧重、有交叠,本质均以节水、蓄水、净水为前提,进而改善生态环境。因此,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为海绵城市拓展流域治理提供应用视角及思路。根据Meta-analysis法定性分析,海绵城市建设与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在基本概念、核心理论、建设体系、技术支撑等方面存在较多相似性。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具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以作为海绵城市技术落地的基础支撑,因此,参考其区划、运行管理机制及技术措施体系等初步构建我国海绵城市建设体系。研究过程中,首次利用水土保持区划的方式方法,结合现有海绵城市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海绵城市区划进行优化,并创新性地将部分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纳入海绵城市流域治理技术体系。海绵城市建设以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为参照,以流域为单元进行基础划分,既保证流域范围内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可避免海绵城市空间尺度的重复,对海绵城市建设范围的边界界定有一定的启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海绵城市建设体系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陈展图[3](2020)在《生态安全和粮食保障双约束的休耕空间分区研究 ——以石漠化区砚山县为例》文中指出休耕是保护和修复耕地生态环境、维持和提升耕地地力、调整农业结构的一种耕作方式。长期以来,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粮食安全的“双重高压”下,我国耕地资源开发利用强度过大,严重制约着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尽管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一套用地养地相结合的耕作制度,但现代休耕制度的建设起步较晚,休耕的许多问题亟待深入研究。近年来,我国农业资源环境透支严重、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对耕地利用与保护提出了新要求。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在部分地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既有利于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平衡粮食供求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减轻财政压力”,同时指出“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2016年6月,农业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中国正式开启耕地休耕制度的探索和建设,并于当年在全国开展休耕试点7.73×104 hm2(116万亩)。石漠化区的云南省砚山县是国家首批休耕制度试点县,2016年休耕试点面积666.67hm2(1万亩),2017年增至1333.33 hm2(2万亩),云南省则增至13333.33 hm2(20万亩)。随着石漠化区休耕试点工作走向深入,对于选择哪些耕地进行休耕、如何确定休耕规模、如何分区分类实施休耕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变得日益迫切。石漠化区是我国典型的生态脆弱区,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该区生态保护和粮食保障矛盾突出,耕地长期处于高强度、超负荷利用状态,得不到休养生息,且已有的石漠化治理措施并未有效降低耕地利用强度,因此,石漠化区传统的耕地利用方式和治理方式未能从根本上实现耕地保护转型。休耕使耕地暂时退出生产领域,进行积极的休养生息,休耕结束后重新投入生产,是实现“藏粮于地”战略的重要手段,是维持石漠化区生态安全和粮食保障的平衡点。当前,我国休耕实行的是“中央统筹、省级负责、县级实施”的工作机制。但由于县级尺度研究的不足,给“县级实施”的休耕机制造成很多障碍,石漠化区在“县级实施”的过程中就暴露出休耕耕地选择的科学性、休耕规模的确定性、休耕政策的精准性不足等问题。同时,国家明确实行休耕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因此,休耕既要以生态安全、保护和修复耕地生态为前提,又不能威胁区域粮食保障。本研究以石漠化区国家休耕制度试点县——砚山县为研究区域,以生态安全为视角,对砚山县25°以下的耕地地块进行休耕迫切度评价,以明确每块耕地休耕迫切情况;进而构建休耕规模预测模型,预测粮食保障约束下研究区2020年的休耕规模;最后将基于生态安全的休耕迫切度和基于粮食保障的休耕规模进行统一,从乡镇和村两个层面进行休耕空间分区,实现对砚山县休耕区域空间的优化,为石漠化区休耕试点和制定休耕规划计划提供决策参考。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结论如下:(1)以生态安全为视角,基于脆弱性域图(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VSD)和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评价模型,从生态脆弱性和人地协调性两个维度,从暴露度(E)、敏感度(S)、耕地压力(P)和休耕响应(R)四个方面构建砚山县耕地休耕迫切度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综合评价模型,依托ArcGIS平台,对砚山县25°以下的36806个耕地图斑进行休耕迫切度测算,并根据测算结果按照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为5个等级。其中,综合得分在0.19660.2905为“不迫切”等级,面积9188.77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6.96%,图斑5818个,占图斑总个数的15.81%;综合得分在0.29050.3375为“一般迫切”等级,面积28725.13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1.76%,图斑9713个,占图斑总个数的26.39%;综合得分在0.33750.3830为“比较迫切”等级,面积48786.89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6.95%,图斑10406个,占图斑总个数的28.27%;综合得分在0.38300.4333为“非常迫切”等级,面积36456.37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7.61%,图斑7763个,占图斑总个数的21.09%;综合得分在0.43330.6214为“极度迫切”等级,面积8862.34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6.71%,图斑3106个,占图斑总个数的8.44%。结果表明,比较迫切、非常迫切和极度迫切三个等级共计94105.60 hm2,占全县耕地面积比重达71.28%。因此,砚山县耕地生态状况相对而言较为严峻,休耕迫切性较强,且应首先休耕生态脆弱、耕地本底条件差的耕地,同时兼顾农户休耕响应等社会经济因素。耕地休耕迫切度评价能有效提高休耕地选择的客观性。(2)以县域粮食保障为约束,综合考虑人口数量、粮食单产、复种指数、粮播比、粮食自给率、人均粮食需求量等因素,构建研究区目标年耕地保有量预测模型和休耕规模预测模型。根据时间序列数据,运用GM(1,1)灰色模型和5种线性回归模型(指数回归、一次线性回归、对数回归、二次多项式回归和幂回归)分别对研究区目标年人口数量、粮食单产、复种指数和粮播比进行预测,结果分别为514882人、3988.20kg/hm2、234.83%和43.00%;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对粮食自给率设置低自给率(80%)、中自给率(90%)和高自给率(100%)3档,对人均粮食需求量设置低需求(500 kg/人)、中需求(550 kg/人)和高需求(600 kg/人)3档,得到9种情景下研究区目标年的耕地保有量和可休耕规模,其中,低自给率、低人均粮食需求情景下可休耕规模为80878.57 hm2,占全县耕地面积的61.26%;高自给率、高人均粮食需求情景下可休耕规模为55308.09 hm2,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1.89%。综合来看,研究区可休耕规模为55308.09 hm280878.57 hm2,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41.89%61.26%。因此,休耕试点不会对砚山县粮食保障造成大的冲击,在当前的国家试点规模外,砚山县亦可安排较大规模的自主休耕。此外,结合耕地休耕迫切度,可得到各乡镇(村)的可休耕规模。休耕规模研究打破了休耕指标自上而下单向传递的局限性。(3)考虑在高粮食自给率、高人均粮食需求情景下,将基于生态安全的休耕迫切度和基于粮食保障的休耕规模进行统一,以乡镇和村为单元进行休耕区域空间分区,实现休耕区域空间优化。发展出综合休耕指数(Comprehensive fallow index,CFI)概念,建立综合休耕指数计算模型,通过乡镇(村)休耕迫切度总和、乡镇(村)可休耕面积、乡镇(村)可休耕面积占辖区耕地面积比重3个指标,根据综合休耕指数将研究区划分为优先休耕区、重点休耕区、有条件休耕区、后备休耕区和不休耕区5种类型,针对不同的类型提出差异化的休耕策略。(1)在乡镇尺度,优先休耕区只有维摩乡,重点休耕区包括平远镇、阿猛镇和阿舍乡,有条件休耕区包括八嘎乡、蚌峨乡和稼依镇,后备休耕区包括者腊乡、干河乡、盘龙乡和江那镇。(2)在村级尺度,优先休耕区包括2个村,重点休耕区包括12个村,有条件休耕区包括41个村(社区),后备休耕区包括35个村(社区),不休耕区包括8个村(社区)。通过将砚山县2016、2017年休耕试点区域与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检验,两者有较好的一致性,研究结果可为砚山县休耕规划计划的制订提供决策参考,可为县域实施分区分类休耕、实现精准管理提供方案和策略,提高休耕的空间效率。综合上述研究,休耕迫切度评价、休耕规模预测、休耕区域空间分区是一个逻辑渐进的技术体系。论文的创新点:(1)基于生态安全视角评价了石漠化区地块尺度的耕地休耕迫切度,发展了石漠化区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方法,为石漠化区选择哪些耕地休耕、如何确定地块休耕次序提供了可行方法,有效避免了休耕耕地选择的主观性;(2)预测了不同粮食保障情景下的县域可休耕规模,结合休耕迫切度评价结果,反演出各乡镇和村的可休耕规模及其可休耕耕地的空间分布,实现了休耕规模“定量”与休耕耕地“定位”的统一,为进一步修正休耕空间布局提供了思路,为各乡镇和村进行休耕提供了规模依据和空间依据;(3)基于生态安全和粮食保障的双重约束,建立休耕区域空间分区规则,从乡镇和村两级尺度划分不同类型的休耕区域,提出了不同类型休耕区域的休耕策略,解决了休耕地块空间分布与休耕规模相脱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县域范围内休耕区域的空间优化,为休耕空间分区,以及分区分类施策、实现精准管理提供了方法指引。总的来说,本研究在县域范围内为休耕耕地选择(在哪休耕及其次序)、休耕规模调控(休耕多少)、休耕分区布局(如何分区休耕)提供了可行的方法论,发展了休耕区域空间分区方法,丰富了土地利用分区理论,亦可为县域休耕规划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决策参考。
杨晶晶[4](2018)在《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长江流域作为中国人口集聚多、经济体量大、发展潜力足的经济地带,在协调区域发展、培育增长动能、优化空间结构中发挥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沿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面临严峻挑战,长江经济带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列为新时期中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支撑带战略”。随后,习近平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五大关系”,明确“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赋予了长江经济带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的历史重任。因此,探索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发展的可能路径,进而为中国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提供成功经验,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本文是基于重大现实问题而开展的经济史研究,综合运用历史学、生态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方法,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环境政策演变轨迹为背景,以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互动关系为主线,分阶段考察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衡的原因,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路。第一章,主要是考察历史上的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情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梳理长江流域历史环境演变及流域开发进程。在具有数千年历史的长江流域开发与保护进程中,秦汉时期尽管华夏文明以黄河流域发展为主,但对长江流域有意识的开发活动逐渐增多。到宋代中后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最终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明清时期,奉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长江流域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人地矛盾突出。在古代农业文明时期,长江流域始终以农耕文明为主,农业发展是流域开发的基础形态和主要经济活动。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比较协调。近代以来,随着手工业的兴起,长江流域内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且没有大规模、持久性的工业生产,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尚好,但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显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受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大跃进”运动、“文革”等影响或冲击,经济发展形势严峻,出现产业发展极度不平衡的问题,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重数量增长,轻质量提升”的局面。在中国工业大发展背景下,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污染特征表现为从农业污染向农业、工业污染源并存转变,流域全域性、系统性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凸显。第二章,主要是研究1979-1991年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借助改革开放政策,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取得显着经济社会效益。各省市经济增长均取得明显提升,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整体上向第二、三产业倾斜,但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规模较小。与此同时,来自长江流域城市和工矿企业的点源、农业面源及航运流动源的污染迅速增加。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农业生产中化肥使用数量的增加,及流域工矿企业排污时未经处理的三废(废水、废气和废渣)污染物排放影响的加剧。其间,尽管治理污染的投资不断加大,但仍无法有效遏制水环境污染趋势恶化。同时,水土流失亦不断加重,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在爆发次数和破坏程度上位于中国七大水系之首。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上看,尽管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整体进入了快车道,探索出了一条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新路子,但未能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此前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思维,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经济表现。于是,在工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化学化的快速推进和掠夺性资源开发的多重压力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进入快速恶化期。第三章,主要研究1992-2001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加剧的情况。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方向的确立和开放区域由沿海地区向广大内陆地区的推进,极大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长江流域各种污染源及其污染强度随之快速增加。受国际环境形势及国内生态环境状况的快速恶化的影响,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制定并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受到更多重视。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加大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但实践中,长江流域地区各级政府仍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仍显不足。而且,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和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大,流域生态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第四章,主要考察2002-2015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行推进与互动。中国加入WTO以后,长江沿江区域的区域开发、人口集聚、工业化、城市化和港口建设高速推进,下游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传统产业开始向中上游转移。长江流域水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生态压力。这一时期,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均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环保政策,显着提高了环保投入水平。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在总体上呈加速恶化趋势,极大地制约了流域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在长江流域已难以为继,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尽快完善可持续发展实现机制,彻底扭转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真正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五章,主要分析导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本文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态环境容量与特性认识不足,虽然存在自然因素的天然属性差异,但是人类对环境不合理地开发和干扰,才是加剧失衡趋势的主要因素。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具有推动和制约的双重效用。长江流域经过多年开发后,可利用资源已日趋减少,有限的资源与快速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原因是未能有效建立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实现机制。即使中国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二十余年,长江经济带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依然是“两张皮”,“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仍未从概念落实为行动。深层原因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所采取的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从根本上制约了环保认知水平、环保投入水平和环保制度体系建设水平的提升。不从根本上彻底扭转这种发展方式,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原则,将难以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第六章,主要提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与环境绿色协调发展的思路。本章首先简要梳理了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进程,回顾了长江经济带战略演变的过程,总结其演变特征。其后,考察了国外大河流域发展经验和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阐明长江经济带从过去的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体现了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有其重要的内涵意义,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采取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即以着力构建保护优先、全面保护的大保护体制和中央与流域区域共抓、共管的大保护机制,实施以重大项目为依托、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大保护工程。通过观念、制度、机制上的彻底转变,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重心从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骆畅[5](2018)在《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及规划策略研究 ——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的过程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城市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绿地提供的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因此,对城市绿地生态服务系统进行价值评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有利于人们进一步客观认识城市绿地的价值,同时还能为城市管理者进行决策时提供参考依据。对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和提高城市绿地的规划方法和管理措施。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其更综合更复杂的空间和环境特征。而近年来,山地城市的外延式扩张导致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地质灾害的频发,缺乏相应的生态规划和严格监管。目前,对于山地城市的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相对匮乏。山地城市绿地的生态系统具有其不同于平原城市的独有特征,因此,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研究的必要性。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与分类,山地城市绿地的时空演化,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以及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山地城市绿地规划策略。首先,研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概念、分类和评估方法进行整理总结。同时,研究总结了山地城市绿地的自然生态系统特征,总结出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和评估方法。并系统地总结和综述了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其次,研究以重庆主城区城市绿地作为研究案例,以重庆市主城区范围内的绿地空间为研究对象,以多源数据资料为基础,对重庆市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进行价值评估。本文选取了 12项具体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并通过利用2009年和2015年两期城市绿地数据,对比分析了两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的动态变化情况。最后,研究通过对重庆市这一典型山地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总结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山地城市绿地规划提升和优化的策略。分别从山地城市绿地的生态价值提升、生态规划与设计策略、山地城市绿地景观结构优化、和绿地规划的调控与管理等方面提出优化策略和建议。研究从重庆市主城区绿地的绿地价值的应用出发,讨论了山地城市绿地生态规划的框架和方法;同时,提出山地城市绿地景观结构优化的策略,以及绿地生态规划与设计策略;最后,针对山地城市绿地的调控与管理提出优化方法。总的来说,在山地城市中,自然山水生态环境是山地城市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也是山地城市的重要资产,具有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一方面,山水格局构成了限制山地城市发展的自然屏障,加剧了城市热岛效应、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山水环境改善和维护了山地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在山地城市中,山脉、丘陵、河流、溪沟等城市绿地区域通常具有更高的生态服务价值,值得获得更高的关注。因此,可以说城市绿地规划的重点不在于绿地覆盖率和绿地面积有多少,而在于绿地在空间上如何分布,应用生态的观点探讨山地地区的城市绿地规划问题才是尊重自然演进过程的可持续绿地规划方式。
洪惠坤[6](2016)在《“三生”功能协调下的重庆市乡村空间优化研究》文中指出重庆市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城市用地急剧膨胀,乡村空间面临转型重构发展。由于重庆区域和城乡之间的自然资源禀赋、区域发展条件和潜力等差异较大,导致乡村空间内部用地结构、乡村功能性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受土地资源稀缺性的约束以及区域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乡村空间系统土地利用效率也表现出时空异质性。如果单一的按重庆市现有的五大功能区功能要求来确定各区域乡村空间的发展,不能充分地体现地域特色,不利于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研究为指导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对于引导乡村空间健康发展及促进乡村有序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有助于拓宽丰富我国区域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理论,为其他地区的乡村功能培育与乡村建设提供范例。当前,乡村多功能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与城市功能研究相比仍然较为薄弱,多功能乡村的科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一是乡村多功能理论研究还不够成熟,没有形成一整套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指导研究。二是已有研究大多以定性描述乡村功能现状空间分异和乡村功能地域类型的概念划分为主,区划也停留在主导功能的基础上,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区域乡村空间的形态结构表象研究,缺乏系统、深入探究乡村空间多功能性差异的源头与成因,对乡村功能的空间分异研究较多,却忽略了时间阶段的演变研究,较少对区域乡村空间的地区差异程度进行测度,没有对相同地域功能在不同区域的表现进行总结分析,难以揭示乡村空间功能差距的来源。三是国内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区域,针对西部乡村地区的研究较少。就土地利用效率研究方面来看,目前国外学者普遍重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分析,乡村土地利用效率的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均较薄弱,不同于城市系统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入性,乡村系统及其诸多子系统的问题,尚未被学者们关注并加以系统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大多数研究只停留在投入和期望产出的相对效率研究上,对我国乡村区域空间土地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效率研究较少,许多研究只考虑经济产出,而忽视了乡村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研究结果与实际不相符,已有研究对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分异研究较多,却忽略了时间阶段的演变,难以揭示研究区域土地利用效率差距的来源,难以提出正确的政策建议,进而影响了结论的实践意义。此外,以往研究过于注重对土地系统中自然环境要素的研究而忽视了微观主体行为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从剖析重庆市土地空间格局存在的问题入手,以“重庆市乡村空间“三生”功能时空演变特征、“三生”空间土地利用效率演变和“三生”空间优化的微观主体需求意愿”三方面内容展开研究,探讨“三生”功能协调下的重庆市乡村空间优化方向,并提出乡村“三生”空间优化策略。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1)在分析诊断重庆市土地空间规划格局现状及重庆市土地空间内部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利用复杂性科学理论方法系统分析土地利用系统的非线性特征,构建基于psr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和采用改进topsis方法的研究重庆市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状况;2)构建乡村空间“三生”功能的理论框架,采用熵权法对重庆市乡村空间功能值进行测度,并运用gis技术和dagum基尼系数估计方法,对重庆市不同地区乡村空间功能值的空间非均衡及分布动态进行实证研究;3)在分析乡村生态空间子系统土地利用状况的同时,采用r软件,基于投入冗余的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luenberger(ml)生产率指数和kernel密度函数来测度和分解研究重庆市不同功能区乡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子系统的土地利用效率;4)通过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pra)获取农户调研数据,运用tobit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微观个体的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微观个体参与乡村“三生”空间优化的需求意愿;5)在划分乡村空间“三生”功能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研究区山区乡村空间的脆弱性和生态敏感性,构建乡村空间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探索山区乡村空间多功能的格局分异,结合乡村空间子系统的土地利用效率研究结果,探讨重庆市“三生”空间功能定位、优化发展方向以及乡村“三生”空间优化策略。研究结论如下:(1)三生”功能协调下的“功能-效率-微观主体”乡村空间优化研究范式能更好的引导美丽乡村的建设发展。本文从地理学、经济等跨科研究视角,借鉴国土空间“三生”功能理论和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尝试从重庆市乡村空间“三生”功能演变、“三生”空间土地利用效率评价研究和“三生”空间优化的微观主体需求意愿三方面,构建了“三生”功能协调下的“功能-效率-微观主体”乡村空间优化研究范式。该研究范式,对于有针对性地实施空间管制,引导乡村空间健康发展及促进乡村有序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可为其他区域作参考范例。(2)重庆市乡村空间总功能和“三生”功能的强度呈现上升趋势,乡村空间功能值的空间分布呈现总功能较均衡,子功能非均衡性较明显的特征,乡村空间功能有待优化调整。受区域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乡村空间子功能的地区间差距较大,尤其是渝东北和渝东南区域与都市功能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之间的差异较明显,乡村空间功能有待优化调整。重庆市不同地区乡村空间功能值地区差异及演化规律特征,为乡村空间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提供科学依据。(3)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土地利用效率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乡村生产空间土地利用效率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比乡村生活空间更为显着,土地利用效率整体水平亟待提高。重庆市土地空间内部主要矛盾是建设用地空间与生态保护空间和农业发展空间之间的矛盾,重庆市乡村生态空间子系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都市功能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和生态用地的配置不合理降低了该部分区域的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生态服务功能虽然较强,但是水土流失问题仍然较为严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乡村空间生态子系统稳定性较差,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研究结果也显示了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土地生态系统呈现病态和不健康状态,属于高风险-高压力区域。重庆市不同功能区乡村发展问题具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如何优化乡村空间,重塑乡村多元价值,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障能力显得尤为紧迫。(4)重庆市乡村空间可优化为以居住家园功能、农业生产功能、水源涵养生态保育功能和土壤保持生态保护功能为主导的8种乡村空间功能类型,能较好地体现地域特色,有利于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重庆市乡村空间功能变化具有显着的地域差异性和复杂性,重庆市不同功能区乡村空间应综合“三生”空间土地利用效率评价结果,釆取差别化优化发展模式,乡村空间优化策略应充分体现微观主体需求意愿,促进人地协调发展。重庆市不同功能区的乡村空间功能定位为以居住家园功能为主导,辅以经济发展功能优化的都市功能区乡村空间;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导,辅以经济发展功能和居住家园功能优化的城市发展新区乡村空间;以水源涵养生态保育功能为主导,辅以经济发展功能优化的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乡村空间;以土壤保持生态保护功能为主,辅以农业生产功能优化的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乡村空间。研究进一步将重庆市乡村空间划分为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型,农业生产-人居生活型,人居生活-社会保障型,人居生活-经济发展型,水源涵养生态保育型,生态保育-经济发展型,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型,土壤保持生态保护型8种功能类型,能较好地体现地域特色,为科学健康的开发利用山地乡村空间土地资源提供有益借鉴,有利于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今后,重庆市乡村空间优化发展应以实现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重塑乡村价值为目标,可从以下几方面实现乡村空间的优化建设:一是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修复与提升生态功能,重构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建设山清水秀的乡村生态空间。二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乡村空间土地利用效率,优化重构集约高效的乡村生产空间。三是通过合理规划村庄建设,提升乡村基础服务设施,提升乡村生活质量与品质,创建“以人为本”、宜居适度的乡村幸福美好生活家园。本文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主要有:(1)研究思路的创新:本文通过探讨重庆市乡村空间“三生”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分析重庆市不同功能区乡村“三生”空间子系统的土地利用效率和“三生”空间优化的微观主体需求意愿,构建“三生”功能协调下的“功能-效率-微观主体”乡村空间优化的研究范式,为乡村空间优化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2)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以西部山区重庆乡村空间为研究对象,在“三生”功能协调下的“功能-效率-微观主体”乡村空间优化的研究范式下,将重庆市乡村空间优化为以居住家园功能、农业生产功能、水源涵养生态保育功能和土壤保持生态保护为主导的8种乡村空间功能类型,能较好地体现重庆的地域特色,可为开发利用山地乡村空间土地资源和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依据,对定量化开展乡村功能,推进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3)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数理模型与地理学空间思想结合起来,揭示了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功能和乡村“三生”空间土地利用效率时空动态演进特征以及地区差异程度,这是已有研究鲜有涉及的,研究具有一定拓展性和新意。(1)运用dagum基尼系数深入研究刻画重庆市不同地区乡村空间功能值地区差异及演化特征,而以往研究较少对区域乡村空间的地区差异程度进行测度,难以揭示乡村空间功能差距的来源。(2)研究将乡村生产过程产生的面源污染因子纳入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中,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ml)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研究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重庆市不同功能区乡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子系统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避免了以往相关研究因忽视非期望产出条件,导致高估了土地利用效率,使得研究结论与实际不相符,难以提出正确的政策建议,进而影响了结论的实践意义。(3)使用kernel密度函数来测度和分解重庆市乡村空间土地利用效率的动态演变,有助于掌握研究区域乡村空间土地利用效率的分层与极化现象;弥补了已有研究样本时期跨度较短的局限,能较好地揭示重庆市乡村空间土地利用效率的动态演变趋势,能够为重庆市乡村空间发展方向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依据,为乡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此外,本研究未对乡村多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乡村空间功能非均衡形成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研究,这是今后将继续研究的内容。本文因数据可获性原因,以区(县)为研究单元,研究的空间指向存在一定不足,结果仅能反映宏观层面的状况,在数据可获取情况下,以乡镇为研究单位,从微观层面甄别乡村空间功能强弱和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如何通过乡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优化重构乡村“三生”空间,是今后研究的方向。为政府有关乡村空间发展规划调控管理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段秀举[7](2015)在《基于生态理念的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研究 ——以重庆市水资源规划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中国把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作为一大战略部署,提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美丽中国”。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和战略目标。然而,伴随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的无序扩张造成了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失调,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生态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何以新型城镇化为发展契机,提高城市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质量是我们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生态文明建设包含内容和领域很广,具体落实到规划领域,水资源规划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不可替代的基础性自然资源,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承载和支撑能力的定性指标。水资源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社会系统中最活跃、影响最广泛的控制性要素之一。作为城市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水资源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生活、生产功能。制定和实施合理的水资源规划可以有效改善和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下的城市人居环境、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但是,目前诸多城市的水资源规划不仅在理论研究和方法应用方面缺乏特色,而且缺乏各区域、各部门有效统筹,尤为重要的是不能充分体现生态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意图。同时,城市水资源规划大多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子项,虽然也会影响总体规划,但多数情况下只是针对城市总体规划被动的提出局部解决办法,难以科学指导水资源优化利用和有效保护,达到真正解决城市水资源瓶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切实维护区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其局限性显而易见。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新要求和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生态环境方面的巨大压力,延用现有的规划体制和方式进行水资源规划显然不能满足城市生态健康协调发展的新需要,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突破,构建出一条新路径。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城市规划、城市生态及环境保护规划等方面成果的基础上,将生态理念和生态学理论融合于水资源规划理论中,建立宏观生态规划与水资源规划之间的桥梁,探讨以生态理念指导水资源规划。即将生态理念向下延伸,更多地关注城市生态和水资源规划问题;而城市水资源规划向上拓展,与生态保护结合,更多地融入全域整体,在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前提下,指导城市水资源规划,确保城市生态环境优良。以此充分发挥生态规划的主动功能,从生态优先角度保护城市生态资源本底,在宏观生态安全格局控制下进行水资源规划,改变水资源规划被动应对城市总体规划的局面。中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很多城市建立在山脚盆地或者依山而建。山地城市气候类型、地形特征、生态环境、水资源禀赋及利用情况均较为特殊。一般,水资源分布时空不均,高山、深丘人少水多幅员面积大,丘陵、平坝人多水少幅员面积小;旱汛时期降雨量差别极大;水资源利用难度大、取水成本高,局部地区工程型缺水问题突出。同时,山地城市往往是区域生态涵养和保育的重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任务十分艰巨,加之山地区域因峰高谷深、地势陡峭,多存在地质灾害多发、持水保水能力差等问题,生态环境普遍较为脆弱。在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利用中,必须合理运用生态理念,构建区域安全的生态保护格局。基于以上理论框架构建和要求,本文深入分析了山地城市水资源禀赋特征,统筹考虑山地城市特殊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需求,依据生态理念,建立了适用于山地城市的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和用水需求预测方法;提出山地特色的水资源可利用潜力和供需平衡分析方法;对山地城市水资源集约配置、高效利用和节约保护的规划理论进行提升,并将新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西南部典型山地城市重庆市加以合理运用。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进行生态理论与水资源规划理论的学科融合,用生态规划指导水资源规划,为山地城市水资源可持续规划提供方法论指导和经验借鉴:一是基于生态理念对现有水资源规划理论进行提升和完善;二是结合山地城市实际,对山地城市自然生态属性、水资源禀赋与功能效用及其利用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形成生态理念指导下的具有山地特色的水资源规划方法;三是结合典型山地城市重庆市实现了本研究成果的首个实践与探索,达到理论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验证理论的目的。通过以上水资源规划的理论深化、完善和实践认为,基于生态理念的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理论是可行的,且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同时,本文除了完善以往水资源规划的步骤和方法,还扩展了水资源规划的外延,使水资源规划和生态规划联系更加紧密,通过划定生态安全底线,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充实了水资源规划的生态功能。综上所述,本文在生态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学科融合理论是对以往水资源规划从理论到实践的提升。水资源规划本身涉及学科较广,而多学科理论对水资源规划的指导是延续的,需要成熟的多学科理论成果不断充实完善,后续研究将随时追踪最新的生态学、环境科学、城市学、气候气象学等学科成果,在成熟的条件下进一步优化、深化;并利用G1S或相关先进技术建成区域性水资源系统规划数据库,为不断优化水资源规划理论和方法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龙拥军[8](2013)在《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各省陆续开展并完成了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并构建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的区域开发格局,成为各省“十二五”发展规划期间的重要任务。重庆市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关系、区域关系、民族关系具有特殊性,统筹区域发展既是重庆市协调城乡、区域、民族三个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提供示范的需要,是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发开放新格局、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重庆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于2013年付诸实施,如何以统筹发展的政策框架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实现重庆市区域发展空间结构优化成为当前的紧迫问题。国外尽管没有采用“主体功能区”、“统筹发展”概念,但区域发展、区域分工与协作、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等相关的研究较为成熟,并有区位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众多区域研究成果,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参照素材。国内关于主体功能区研究,重点讨论了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形成机制、实施政策配套等关键问题;对统筹发展的研究则是在国家建设需求下重点探讨城乡间的土地、财政、劳动力等产业资源,以及产业结构的统筹管理,并研究如何实现城乡统筹的政策措施,如何统筹区域各项要素以确保区域发展目标实现、保证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还不多;对采用区域统筹的发展理念促进主体功能区形成,如何统筹区域资源以保证各主体功能区之间、主体功能区内部各构成部分的协调这一领域,目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运用区域地理学及区域科学的区位、地域分异、空间结构优化、空间相互作用等分析方法,研究重庆市主体功能区的区域特征,构建了重庆市区域空间结构的核心边缘-点轴复合结构模型,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研究了重庆市这一巨型核心城市的区域影响力,用区位商法和基尼系数法研究重庆市区域发展的总体差异,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度量区县间发展综合差距,并进行聚类分析,用生态足迹模型测算区县间的生态承载力差异,在主体功能区均衡模型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主体功能区划分指标及其分类标准。最后运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和空间聚类分析模型将重庆市各区县划分为不同类型区。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国家层面发展战略将重庆定位为西部发展增长极核、长江上游枢纽、五大都市化地区之一城乡统筹发展改革试验区;西部地区层面则着力打造成渝经济区、重视库区建设和少数民族山区建设,开展跨省协作;重庆市域层面则充分依托各区县发展基础和潜力,正视区县间的差异,提出都市核心区、都市拓展区、都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和生态保护区等发展目标要求。(2)重庆城市空间经济影响力可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是市域内强影响区,重庆市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所有城市影响力的总和,包括梁平、万州、石柱、酉阳及其以西的共计24个区县;第二级是市域内中度影响区,重庆市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所有城市影响力平均值,包括秀山、奉节、开县等7县;第三级为市域外强影响区,重庆市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所有城市影响力最大值,包括四川及贵州、湖北的38个区县市:第四级为市域外重庆市影响力超过其他城市影响力平均值的范围,包括四川、云南、贵州、湖南与湖北的57个区县市。(3)重庆市内部区域差异。将经济发展、人口与劳动力、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利用、生态承载力等角度的区域发展空间格局进行空间叠合,得到“都市-现代农村-生态两翼”三层级区域开发格局:第一层级是以主城区强势发展构成的都市核心区域:第二层级上近郊四区构成的卫星城、江北特色农业、江南矿业旅游业区、万州次中心及黔江次中心;第三层级是东北部三峡库区及东南部特色产业区。(4)重庆市经济-人口-生态系统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其中经济与人口空间分布耦合方程检验指数高达0.99以上;人口、经济的空间分布同渝中区的距离拟合方程,其检验指数也高达0.9:同时,生态承载力与经济开发程度呈相反的变化关系,主城九区拥有全市67.96%的城市建设用地,外围10县则拥有全市60%以上的林草地。全市由强势发展的核心区、生态优良的外围区和活跃的发展轴三个部分构成。(5)重庆市统筹发展综合分区为城市化核心区、城市化扩展区、现代农业开发区、生态与农业区及禁止开发区五类区域,并配有区间发展轴。各主体功能区又按照优化区、强化区和培育区三个层次进行分级管理,按此方法将重庆市各区县分为十一种主体功能类型。(6)从市场、人口、土地、投资、生态儿个方面提出区域统筹发展空间结构优化政策建议。通过对上述内容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主体功能区是具有明确功能目标的复杂要素构成的区域。主体功能区是由经济、人口、生态的各类要素及其之间复杂关联构成的区域,这种复杂关联是引起重庆市各主体功能区之间、主体功能区内部各区县之间的功能状态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同主体功能区目标差异对区域资源的需求不同,功能不同,因而有不同的区域管理政策需求;同一主体功能区无差异功能目标对区内各区县的资源管理与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统筹主体功能区资源,促进各区县共同实现主体功能目标成为新的区域管理任务。统筹区域发展应当充分考虑主体功能区功能目标与区域发展现状的差异,统筹区域资源,引导人口合理流动,形成区域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人均生态发展水平、人均社会发展水平总和的各功能区接近均等状态。(2)以统筹区域发展贯穿主体功能区管理,是当前区域发展战略部署的新转变。其一是主体功能区内部各区县之间发展差异的客观存在,需统筹区域资源促使各区县协调发展,共同达成主体功能区的功能目标;其二是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功能目标差异,需要统筹区域资源促使各主体功能区相互支持、协调共存,保障全市社会经济在良好生态环境基础上持续发展;其三是重点开发区超级发展极核具有超越省界的社会经济影响力,需要将区域服务空间和资源获取空间拓展到相邻省份甚至更远,区域统筹的空间范围也相应拓展。(3)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发展模式是重庆市现阶段区域发展的主要特征。首先是重庆市主城核心区的超常发展,其服务空间范围已显着超出省界,服务人口数倍于市域总人口,从而主城区成为全市超级发展极核,与市域次级中心地增长的差距成倍拉大。其次,主城核心区的战略合作空间超越省界,到达邻省中心城市,甚至更远的经济极核,与市域非核心区的差异显着。市域交通干线网络上的次中心是边缘区高效率国土开发的首选地,也是主城核心区辐射整个市域空间的中转地,因此市域各等级城镇沿着交通干线成长,集成为市域发展空间结构的轴带。核心区的超常规模和发展轴带的存在,成为各类主体功能区内部发展空间差异的主导因素。论文的创新点如下:(1)从多层面的区域分析论证了以区域统筹发展贯穿主体功能区空间格局形成的必然逻辑,是区域研究的新探索。论文运用这一思路对重庆市主体功能区空间结构优化提出统筹发展方案,阐明了重庆市三类主体功能区各区县为实现功能目标所需的政策措施,为重庆市区域管理提供了参考依据。(2)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下构建了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的核心-边缘模型,进一步明晰了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空间结构形势,以及在主体功能目标总体要求下,各区县对区域统筹发展的响应,丰富了区域研究理论的实践内涵。
廖兴勇[9](2012)在《重庆丘陵山区土地整理模式及其关键技术研究》文中提出目前,土地整理正在运用自然环境格局、经济态势以及资金、技术、管理水平等创新驱动力,形成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模式。西南丘陵山区是我国特殊的生态脆弱区,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农村土地整理实现项目选址判别、资源环境效应诊断、产业发展培育、生态景观再造等方面的创新,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农村土地整治理论与技术的基础上,创新适合西南丘陵山区农村土地整治需求的新模式,是目前西南丘陵山区土地整理问题研究的主要方向。本研究以重庆丘陵山区柑橘园建设土地整理、蔬菜基地建设土地整理、粮油基地建设土地整理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实例,针对丘陵山区土地整理的规划布局和工程设计面临的制约因素及困境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提出适宜于丘陵山区的土地整理模式及其关键技术,为实现丘陵山区可持续土地利用、提高土地生产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以及相关建设规范和标准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如下:(1)柑橘园建设土地整理模式:以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永胜等(2)个村土地整理项目(柑橘园建设)为例,研究了柑橘园建设的改土工程、灌排工程以及道路工程,并提出了柑橘园建设土地整理的关键技术。(1)海拔低于500m,坡度控制在25°以内适宜种植柑橘的水田采用垄畦改土法;而旱地中土层较深的坡耕地采用定植穴改土法,土层较浅的坡瘠地采用壕沟改土法。(2)研究区水资源供大于需,根据各地块实际情况,设计排灌沟渠,布设一定量的周转池等,形成一个完善的综合排灌体系,以调节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造成季节性缺水现象的情况。(3)整修原有田间道,连通横跨研究区的主要对外交通道,进而与县城主干道连为一体;考虑到水田、旱地集中成片改建为果园,整修部分骨干生产便道,使其将田块与每条支田间道、主要对外交通相连接,使各级道路均与农田水利系统、田块、居民点、对外交通干道结合,构建完善田间道路网系统。(4)柑橘园建设土地整理关键技术:①采用定植穴改土(坡地)和垄畦型改土(水稻土),回填有机物料,达到土层深厚,有机质高,质地疏松,通透性、排水性良好;②采取修建壕沟、背沟及箱沟等多种沟渠构成排水系统,以一级主管道与蓄水池、天然河沟以及灌溉渠等水源相连接,并配套一定数量的阀门与二级管道连接,将水输送至田块实现灌溉;③生产作业道和生活便道宜采用平直式,当道路纵坡大于10°时宜采用凹槽防滑处理的平直与台阶结合式,以便于柑橘园内小型机械车、摩托车通行。通过土地整理建设柑橘园,坡耕地土层变深厚,耕作层结构改善,肥力水平提高,生态服务功能提升,并且,柑橘园能提供与耕地同等重要的产品,因此,柑橘园应作为耕地的一部分。(2)蔬菜基地建设土地整理模式:以重庆市璧山县璧北蔬菜基地建设土地整理项目为例,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区域优势品种,立足蔬菜生长特性,因地制宜进行宏观规划与微观土壤改良,并提出了蔬菜基地建设土地整理的关键技术。(1)大气、灌溉水质、土壤单项污染指数Pi均≤1,未受污染。大气质量综合污染指数为0.56,污染水平属清洁;灌溉水质综合污染指数为0.69,污染水平属尚清洁;土壤综合污染指数为0.74,污染水平属尚清洁。可见,大气、灌溉水质、土壤所有指标均合格,符合蔬菜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中无公害食品蔬菜产地环境条件,质量标准要求适合蔬菜基地的建立和选择。(2)依据地形、地貌、土壤和水系分布及产业发展定位,宏观上布局为“一心两基地四区一点”八个功能区,即种苗培育中心、设施蔬菜生产示范基地、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蔬菜良种试验示范区、农耕体验区、观光休闲区、综合配套服务区和农民新村点。(3)在农田规划上,首先,将研究区耕作田块设计为条田,条田可以改善农田生产环境,消除农田利用中对作物生长发育的限制因素,促进农田利用的有序化和集约化;其次,进行了水利管网系统以及配套管网建设,使灌排系统配套,使规划的田块具有保水、保肥的目的;最后,还设计了保障蔬菜销售运输和田间作业的完善快捷道路网体系。以此实现种植规模化、生产标准化、销售品牌化和经营产业化。(4)蔬菜基地建设土地整理的关键技术:①通过对环境空气质量、灌溉水质量与土壤环境质量进行监测与评价,以此检验是否适合建设蔬菜基地;②耕作田块修筑工程,以此消除农田利用中对作物生长发育的限制因素;③通过设计排除地面水和控制地下水结合使用的排水农沟,以实现田块保水保肥。④通过重点建设环状机耕道和板车道,完善道路交通网络,以解决运输问题。(3)粮油基地建设土地整理模式:以重庆合川区大石镇高川村等四村粮油基地土地整理项目为例,从制约因素,工程措施和效益分析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粮油基地建设土地整理的关键技术。(1)从基础设施条件、土地利用限制、士地适应性、水资源供需等四方面分析了研究区建设粮油基地的制约因素。研究区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且遭受一定程度的干旱、水土流失和洪涝灾害;研究区水资源总量上可实现供给平衡,但可能出现季节性和区域性干旱问题。为此,需要通过粮油基地土地整理来实现研究区田、水、路、林的改造,以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节水高效。(2)通过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及其他工程等工程建设,以提高基础设施配套程度,改善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生产条件,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改善生态景观,提高粮食生产保障能力,促进粮油基地持续利用。(3)通过对田、水、路的综合治理,可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基本实现稳产高产,优质高效,符合粮油基地要求。(4)粮油基地建设土地整理的关键技术:①丘陵山区耕作田块以修建梯田为主,田(地)面坡度水平(水田)或<6°(旱地),耕作层厚度>25cm,有效土层厚度>50cm;②充分利用水资源,完善灌溉体系,灌溉设计保证率不低于70%;水源受空间和时间限制不稳定区域的耕地,每亩耕地可用于补充灌溉的设施蓄水量宜在4m3以上。③田间道路面宽3.0m~4.0m,设置必要的错车道和回车道,同时应配套桥、涵和农机下田(地)设施,便于农机进出田间作业和农产品运输;主干田间道宜硬化;生产路采用横向、纵向交叉布置,路面宽宜为0.8m~2.0m。生产路可沿沟渠或田埂灵活设置,并形成网状。(4)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模式:以重庆市合川区钱塘镇大柱村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为例,对研究区的土地利用、产业发展、新居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规划,并提出了农村综合整治的关键技术。(1)结合当地实际进行产业规划,把研究区建设成以有机农业、现代设施农业和高新农业为核心的产业,并打造出了产业的休闲观光的多重功能,形成了蔬菜种植区、粮油种植区、林木种植区(包括果园、苗园)、养殖中心(包括家畜养殖中心、水产养殖中心)、中药种植区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2)通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建成“钱塘人家”新型社区。通过农村居民点复垦,可补充耕地25.50hm2,有利于维持耕地占补平衡;农田土地整治实现田块规整,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完善田间道路系统和农田灌溉系统,满足规模化经营、机械化作业,农业新技术能得到有效推广。(3)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模式的目标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二者之间是互相促进、互为基础的关系;研究区通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土地质量将提高39.5%;生态环境水平将呈上升趋势,且年均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进步显着;景观破碎度指数由综合整治前的0.0021降低为0.0013,聚集度指数由0.67增加为0.71。通过田块合并,渠、沟、路的重新布设,使原来破碎杂乱的斑块镶嵌格局进行了规整,总体格局趋于简单,斑块的团聚性得到增强。(4)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关键技术:①针对不同类型区的资源禀赋和农业产业规划,提出与产业协同的农村土地利用配置模式,编制符合“四生”(生态、生产、生活、生财)理念的农村土地整治规划;②针对山地耕地组织利用方式和耕地规模经营水平,实施耕作田块整治及耕地质量保育;③从自然、经济、社会、生态多角度,设计促进村镇建设用地潜力挖掘与释放。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重庆丘陵山区四种土地整理模式:柑橘园建设土地整理模式、蔬菜基地建设土地整理模式、粮油基地建设土地整理模式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模式及其关键技术,丰富和完善了丘陵山区土地整理实践研究。但以项目为载体的土地整理模式,缺乏对新形势下相关政策工具的运用。因此,将来应以项目、工程为载体结合政策工具的运用转变,特别是将农用地整理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相结合进行丘陵山区土地整理模式研究。并且本研究提出的土地整理关键技术,还需在实践中验证,反映其适用性,推导其广适性。
兰明娟,魏虹,朱韦,熊春妮[10](2009)在《璧山县土壤侵蚀特征及影响因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ArcG IS平台下,利用璧山县2001年DEM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土壤侵蚀等级图等数据源,对研究区土壤侵蚀在不同坡度、不同海拔和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6°—15°坡度是各级侵蚀发生最多的地带;200—400 m海拔梯度是各级侵蚀发生的主要地带;耕地是导致土壤侵蚀的主要土地利用方式。针对璧山县实际,提出了加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建议。
二、重庆璧山县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取得积极进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庆璧山县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取得积极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休耕的主控因素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变量注释表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2 基本概念与逻辑框架 |
2.1 基本概念 |
2.2 逻辑框架 |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3 中国休耕的主控因素研究 |
3.1 中国耕地土壤污染状况 |
3.2 中国耕地质量特征 |
3.3 中国地下水超采对休耕的影响 |
3.4 生态保护红线对休耕的影响 |
3.5 本章小结 |
4 中国差别化休耕区的评判与区划研究 |
4.1 休耕空间综合评判 |
4.2 不同休耕区的划分 |
4.3 本章小结 |
5 中国休耕多情景模拟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 |
5.1 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空间特征分析 |
5.2 不同休耕情景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
5.3 粮食安全约束下的最优休耕方案探索 |
5.4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创新点 |
6.3 展望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基于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理论的海绵城市建设体系研究 ——以深圳市坪山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技术路线 |
1.5 研究内容 |
第二章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体系及海绵城市概述 |
2.1 水土保持相关概念及发展历程 |
2.1.1 水土保持概念 |
2.1.2 水土保持发展历程 |
2.2 小流域综合治理基础理论 |
2.2.1 小流域综合治理概念 |
2.2.2 小流域综合治理发展历程 |
2.2.3 小流域综合治理理论体系 |
2.2.4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经验及总结 |
2.2.5 国外小流域综合治理案例 |
2.3 海绵城市相关概念及发展历程 |
2.3.1 海绵城市相关概念 |
2.3.2 海绵城市国外发展及其主要研究 |
2.3.3 海绵城市国内发展及现状 |
2.4 海绵城市建设核心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海绵城市与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关系 |
3.1 基本概念及核心理论相关性 |
3.1.1 基本概念相关性 |
3.1.2 核心理论相关性 |
3.2 建设内容(实施方法/途径)相关性 |
3.3 措施体系及技术支撑相关性 |
3.3.1 措施体系相关性 |
3.3.2 技术支撑相关性 |
3.4 运行管理及效益机制相关性 |
3.5 案例调查相关性分析 |
3.6 海绵城市与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关系小结 |
3.7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的海绵城市体系构建 |
4.1 以流域为单元建设海绵城市的优势及必要性 |
4.1.1 以流域为单元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的优势 |
4.1.2 我国海绵城市建设采取流域治理的必要性 |
4.2 海绵城市流域治理规划原则及范围划分 |
4.2.1 治理规划原则 |
4.2.2 海绵城市流域治理范围划分 |
4.3 海绵城市流域治理管理 |
4.3.1 理念及目标 |
4.3.2 管理主体和对象 |
4.3.3 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
4.3.4 管理运行 |
4.3.5 绩效考核制度 |
4.3.6 监测评价体系及数据库构建 |
4.3.7 宣传推广、民众参与及监督 |
4.4 海绵城市流域治理技术及方法 |
4.4.1 流域治理基本思路 |
4.4.2 以流域为单位基本规划、保护原有生态系统 |
4.4.3 生态自然修复 |
4.4.4 以流域为单位布控设计,形成综合治理体系 |
4.4.5 海绵城市流域治理技术体系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海绵城市流域治理实例——深圳市坪山区海绵城市建设 |
5.1 项目概况 |
5.1.1 项目背景 |
5.1.2 项目基本情况 |
5.1.3 项目现状与问题识别分析 |
5.2 以流域为单元的坪山区海绵城市水系(片区)划分 |
5.3 以流域为单元的坪山区海绵城市建设管控划分 |
5.4 以流域为单元构建坪山区海绵城市建设内容及成效 |
5.4.1 建设总体目标及建设策略 |
5.4.2 主要建设内容及成本效益分析 |
5.4.3 主要技术措施 |
5.4.4 管理运行及实施保障措施 |
5.4.5 分析与展望 |
5.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表1 我国部分水土流失类型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 |
附录2 |
问卷调查一(新泉井小流域) |
问卷调查二(永安堡小流域) |
问卷调查三(长坑水库小流域) |
问卷调查四(坪山区海绵城市建设)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3)生态安全和粮食保障双约束的休耕空间分区研究 ——以石漠化区砚山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2.1 研究目标 |
1.2.2 主要研究内容 |
1.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述评 |
2.1 休耕耕地选择与准入 |
2.1.1 生态环境敏感土地休耕 |
2.1.2 边际土地与休耕 |
2.1.3 地块面积与休耕 |
2.1.4 耕地无差别式休耕 |
2.2 休耕规模测算与调控 |
2.2.1 政府宏观政策调控休耕规模 |
2.2.2 粮食需求变动影响休耕规模 |
2.2.3 休耕规模预测研究 |
2.3 休耕区域空间分布与优化 |
2.3.1 耕地资源与休耕区域分布 |
2.3.2 休耕区域空间布局研究 |
2.4 石漠化区耕地治理和休耕研究 |
2.4.1 石漠化区耕地治理模式研究 |
2.4.2 石漠化区耕地休耕研究 |
2.5 研究述评 |
第3章 理论支撑及研究框架 |
3.1 核心概念解析 |
3.1.1 历史文献对休耕的阐释 |
3.1.2 中国现代休耕制度的源起 |
3.1.3 本研究对休耕的界定 |
3.1.4 休耕类型划分 |
3.1.5 与休耕相近的其他概念 |
3.2 理论基础 |
3.2.1 土地生态安全理论 |
3.2.2 土地保护理论 |
3.2.3 土地可持续利用理论 |
3.2.4 土地伦理理论 |
3.3 研究框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对象与数据处理 |
4.1 研究区选择及其概况 |
4.1.1 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
4.1.2 自然条件与土地利用 |
4.1.3 经济与社会发展 |
4.2 研究区休耕试点进展 |
4.2.1 休耕面积与补助标准 |
4.2.2 休耕组织方式 |
4.2.3 休耕技术路径 |
4.2.4 休耕地培肥模式 |
4.2.5 休耕社会经济效应 |
4.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4.3.1 数据库建设 |
4.3.2 经济社会统计数据 |
4.3.3 其他数据资料 |
第5章 生态安全视角下砚山县休耕迫切度及其空间分布 |
5.1 评价思路与方法 |
5.1.1 评价思路 |
5.1.2 评价方法 |
5.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5.2.1 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 |
5.2.2 评价指标选取与释义 |
5.2.3 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
5.2.4 评价指标标准化 |
5.3 评价对象与评价单元的确定 |
5.3.1 评价对象 |
5.3.2 评价单元 |
5.4 休耕迫切度等级划分及空间分布 |
5.4.1 评价结果等级划分 |
5.4.2 不同等级休耕迫切度分析 |
5.4.3 各乡镇休耕迫切度分析 |
5.5 讨论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粮食保障约束下砚山县可休耕规模预测及空间分布 |
6.1 粮食保障与研究设定 |
6.1.1 粮食保障内涵 |
6.1.2 休耕的粮食保障前提 |
6.1.3 研究设定 |
6.2 粮食保障约束下休耕规模预测 |
6.2.1 粮食保障约束下休耕规模预测模型 |
6.2.2 影响因素预测模型与方法 |
6.3 耕地保有量单因素预测 |
6.3.1 人口数量预测 |
6.3.2 粮食单产预测 |
6.3.3 复种指数预测 |
6.3.4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预测 |
6.3.5 粮食自给率测定 |
6.3.6 人均粮食需求量测定 |
6.4 可休耕规模及空间分布 |
6.4.1 粮食保障约束下耕地保有量规模 |
6.4.2 粮食保障约束下砚山县可休耕规模 |
6.4.3 可休耕耕地空间分布 |
6.5 讨论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生态安全和粮食保障双约束下休耕空间分区 |
7.1 研究思路及方法 |
7.1.1 县级土地分区与空间优化 |
7.1.2 休耕空间分区思路 |
7.1.3 休耕空间分区单元 |
7.1.4 休耕空间分区方法 |
7.2 分区结果与分析 |
7.2.1 分区结果 |
7.2.2 分区结果分析 |
7.3 分区结果检验 |
7.4 分区休耕方案与策略 |
7.5 讨论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研究展望 |
8.4 石漠化区休耕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件 |
附件一:关于使用yaahp辅助决策软件计算休耕迫切度指标权重的说明 |
附件二:附图 |
附件三:附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4)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二、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三、相关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
四、研究的断限与分期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长江流域历史环境演变概况 |
第一节 1949年以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演变 |
一、第一阶段:秦汉时期 |
二、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时期 |
三、第三阶段:明清时期至1949年 |
第二节 1949-1978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
一、长江流域水利开发与治理情况 |
二、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
三、长江流域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环保体系初步构建时期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1979—1991)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长江经济带发展概况 |
一、长江流域开发与保护的情况 |
二、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 |
三、环保理念与政策的发展变化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的初步发展 |
一、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
二、区域空间产业布局的变动 |
第三节 区域环境污染与环保治理 |
一、区域内环境污染情况及成因分析 |
二、环保政策的出台及治理 |
第四节 水环境的逐步恶化 |
一、水土流失的加重与治理 |
二、水体污染程度与变化特征 |
三、洪涝灾害的发生频次提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环保区域分治体系下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变化(1992—2001) |
第一节 转轨时期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状况 |
一、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 |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 |
三、环保政策体系的完善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的加速发展 |
一、经济加速发展概况 |
二、区域经济差异明显 |
三、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
第三节 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
一、农业生产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
二、乡镇企业生产环境问题突出 |
三、经济开发加剧生态环境破坏 |
四、水环境的污染与治理投入 |
第四节 水环境持续恶化的表现 |
一、水土流失的持续加重 |
二、水污染局部特征明显 |
三、洪涝灾害频发及成因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环保多元共治体系下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生态演变(2002—2015) |
第一节 转型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概况 |
一、规模化区域规划与环境保护 |
二、经济发展方式内涵的转变 |
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推进 |
第二节 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 |
一、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
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扩大 |
三、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 |
四、环境问题全面凸显 |
第三节 水环境快速恶化的表现 |
一、水土流失情况严峻 |
二、水污染流域恶化明显 |
三、洪涝干旱灾害加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 |
一、生态环境变化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二、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修复带来的现实阻碍 |
三、对长江经济带地域生态环境的评价分析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体制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
一、区域管理缺乏统一制度安排 |
二、区域协调管理机制不健全 |
三、区域管理中环保投入不足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博弈 |
一、宏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治理 |
三、区域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考 |
第一节 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特征 |
一、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反思 |
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演变历程 |
第二节 国外大河流域发展模式的借鉴与启示 |
一、国外大河流域的开发模式 |
二、国外大河流域的发展模式 |
三、长江流域发展模式的借鉴与选择 |
第三节 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思考 |
一、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对策 |
二、内涵的转变—从大开发到大保护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5)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及规划策略研究 ——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快速城市化的挑战 |
1.1.2. 城市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1.1.3. 山地城市生态系统的特征与问题 |
1.1.4.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山地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支持 |
1.2.2.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1.2.3. 山地城市绿地系统有效经营管理的需要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综述 |
1.4.2. 案例研究 |
1.4.3. 综合统计分析 |
1.5. 论文创新点 |
1.5.1. 重构了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观 |
1.5.2. 基于多源大数据改进了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 |
1.5.3 凝练了山地城市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特征 |
1.5.4. 系统构建了山地城市绿地生态规划设计的优化策略 |
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概念与分类 |
2.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概述 |
2.1.1. 生态系统服务概念 |
2.1.2. 生态系统服务内涵 |
2.1.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
2.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意义 |
2.2.1. 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 |
2.2.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必要性 |
2.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类 |
2.3.1. 生态系统服务分类方法 |
2.3.2. 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体系比较 |
2.3.3. 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
2.4.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 |
2.4.1. 功能价值法 |
2.4.2. 当量因子法 |
2.4.3. 模型评估法 |
2.5. 小结 |
3.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3.1. 山地城市绿地的概念与发展 |
3.1.1. 相关概念辨析 |
3.1.2. 城市绿地的发展历程 |
3.2. 山地城市生态环境特征 |
3.2.1. 山地城市生态系统特征 |
3.2.2. 山地城市空间分布特征 |
3.2.3. 山地城市文化结构特征 |
3.3. 山地城市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 |
3.3.1.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
3.3.2.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基本特征 |
3.3.3.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服务功能主要内容 |
3.4.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
3.4.1.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类 |
3.4.2.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计量方法 |
3.5.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国内外研究进展 |
3.5.1. 国外研究进展 |
3.5.2. 国内研究进展 |
3.6. 小结 |
4. 研究区域概况 |
4.1. 研究背景 |
4.1.1. 基本概况 |
4.1.2. 区域位置 |
4.2. 社会经济与人口 |
4.2.1. 经济发展 |
4.2.2. 人口状况 |
4.2.3. 行政区划 |
4.3. 自然地理 |
4.3.1. 气候特征 |
4.3.2. 地形地貌 |
4.4. 环境资源特征 |
4.4.1. 自然资源 |
4.4.2. 植被条件 |
4.5. 生态系统特征 |
4.5.1. 山地城市生态系统特征 |
4.5.2. 山地城市景观结构特征 |
4.6. 研究范围 |
4.7. 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
4.7.1. 数据来源 |
4.7.2. 数据初步处理 |
4.8. 城市绿地类型分类 |
4.8.1. 遥感影像的分类 |
4.8.2. 城市绿地类型分布 |
5. 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绿地的时空演化 |
5.1. 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绿地现状分析 |
5.1.1. 城市绿地地形地貌 |
5.1.2. 城市绿地空间布局现状 |
5.1.3. 城市绿地空间植被特征 |
5.1.4. 城市绿地景观生态指数 |
5.2. 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绿地变化情况 |
5.2.1. 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绿地类型变化 |
5.2.2. 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变迁 |
5.3. 小结 |
6. 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
6.1. 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化 |
6.1.1. 绿地的供给服务价值 |
6.1.2. 绿地的调节与支持服务价值 |
6.1.3. 绿地的文化服务价值 |
6.2. 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分析 |
6.2.1. 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分析 |
6.2.2. 各类型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 |
6.2.3. 主城各区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 |
6.2.4. 单位面积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 |
6.3. 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 |
6.3.1. 不同类型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 |
6.3.2. 不同区域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 |
6.3.3. 绿地面积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关系 |
6.4. 小结 |
7.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山地城市绿地规划策略 |
7.1. 山地城市城市绿地问题分析 |
7.1.1. 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 |
7.1.2. 绿地景观格局尚待完善 |
7.1.3. 城市绿地价值缺乏准确体现 |
7.1.4. 绿地景观特征欠缺有效保护 |
7.2.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价值的提升 |
7.2.1.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价值的认识 |
7.2.2.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价值的分析 |
7.2.3.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价值的应用 |
7.3. 山地城市绿地景观结构的优化 |
7.3.1. 构建城市整体山水格局 |
7.3.2. 完善山地城市系统绿化 |
7.3.3. 整合开放空间体系 |
7.4. 山地城市绿地生态规划与设计策略 |
7.4.1. 合理利用山地地形地貌 |
7.4.2. 营造适宜城市小气候 |
7.4.3. 提高雨洪调节能力 |
7.4.4. 体现历史文化价值 |
7.5. 山地城市绿地的调控与管理 |
7.5.1. 山地城市绿地发展的调控机制 |
7.5.2. 山地城市绿地综合生态价值的提升 |
7.5.3. 山地城市绿地规划实施与管理策略 |
7.6. 小结 |
8. 结论与讨论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附录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致谢 |
(6)“三生”功能协调下的重庆市乡村空间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文献综述 |
1.1 乡村空间优化研究 |
1.1.1 乡村空间的研究 |
1.1.2 乡村多功能的研究 |
1.2 土地利用效率研究 |
1.3 研究述评 |
第2章 绪论 |
2.1 研究背景 |
2.2 研究意义 |
2.2.1 理论意义 |
2.2.2 现实意义 |
2.3 研究目标 |
2.4 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2.5 技术路线 |
第3章 重庆市土地空间格局的诊断与解析 |
3.1 重庆市概况 |
3.1.1 基本概况 |
3.1.2 重庆市乡村发展现状 |
3.2 重庆市土地空间格局的现状解析 |
3.2.1 土地与资源环境空间分异 |
3.2.2 重庆市土地空间规划格局现状 |
3.3 重庆市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状况诊断 |
3.3.1 数据来源 |
3.3.2 研究方法 |
3.3.3 结果与分析 |
3.4 讨论 |
第4章 重庆市乡村空间“三生”功能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
4.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4.2 研究方法 |
4.2.1 熵权法 |
4.2.2 Dagum基尼系数 |
4.3 乡村空间“三生”功能指标体系的构建 |
4.4 结果分析 |
4.4.1 乡村空间功能值空间差异及其演变 |
4.4.2 乡村空间功能值非均衡程度的测度 |
4.5 讨论 |
第5章 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土地利用效率评价研究 |
5.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5.2 研究方法 |
5.2.1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ML)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析法 |
5.2.2 Kernel密度估计 |
5.3 乡村空间土地利用效率理论评价体系 |
5.4 结果分析 |
5.4.1 乡村生态空间子系统土地利用状况分析 |
5.4.2 乡村生产空间子系统全要素土地利用效率测算及分析 |
5.4.3 乡村生活空间子系统全要素土地利用效率测算及分析 |
5.5 讨论 |
第6章 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优化的微观主体需求意愿研究 |
6.1 基于Tobit模型的农户对生态环境的认知与响应 |
6.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6.1.2 研究方法 |
6.1.3 结果分析 |
6.2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社区满意度分析 |
6.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6.2.2 研究方法 |
6.2.3 结果与分析 |
6.3 讨论 |
第7章 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优化研究 |
7.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7.2 乡村空间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7.3 结果分析 |
7.3.1 乡村空间多功能空间分异特征 |
7.3.2 乡村空间功能值基尼系数测算 |
7.3.3 乡村空间功能定位及优化 |
7.4 考虑微观主体意愿的乡村空间优化策略 |
7.5 讨论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8.2 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基于生态理念的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研究 ——以重庆市水资源规划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 |
1.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历程、进展 |
1.2.1 研究历程 |
1.2.2 研究进展 |
1.3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1.5 论文框架 |
2 基于生态理念的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理论基础构建 |
2.1 水资源规划理论 |
2.1.1 水资源规划基本概念 |
2.1.2 水资源规划理论 |
2.1.3 水资源规划理论及应用的局限性 |
2.2 生态规划理论 |
2.2.1 生态规划基本概念 |
2.2.2 生态规划理论 |
2.2.3 生态规划理论的局限性 |
2.3 基于生态理念的水资源规划理论构建 |
2.3.1 多学科理论对水资源规划的研究促进 |
2.3.2 基于生态理念的水资源规划与相关规划的关系 |
2.3.3 基于生态理念的水资源规划理论体系构架 |
2.3.4 基于生态理念的水资源规划的目标和重点 |
2.4 山地城市水资源特性分析 |
2.4.1 山地城市概念界定与内涵 |
2.4.2 山地城市水资源特性分析 |
2.5 基于生态理念的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方法 |
2.6 本章小结 |
3 基于生态理念的山地城市水资源承载力研究 |
3.1 山地城市水资源承载力 |
3.1.1 水资源承载力概念界定 |
3.1.2 水资源承载主客体 |
3.1.3 水资源承载力价值判断准则 |
3.1.4 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 |
3.2 生态理念指导下的山地城市水资源承载力定量评价 |
3.2.1 水资源承载力概念模型 |
3.2.2 水资源承载力的定量模型 |
3.2.3 水资源承载力关键因子评价 |
3.3 本章小结 |
4 山地城市需水量预测模型和供需平衡 |
4.1 需水量预测模型探讨 |
4.1.1 回归分析模型 |
4.1.2 分类预测模型 |
4.1.3 时间序列预测模型 |
4.1.4 灰色系统预测模型 |
4.1.5 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 |
4.2 山地城市需水量的组合预测模型 |
4.2.1 基于主要影响因子的回归分析模型预测法 |
4.2.2 基于多年用水量序列回归模型预测法 |
4.2.3 分部门指标预测法 |
4.3 生态理念指导下的山地城市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
4.3.1 水资源可利用潜力评价 |
4.3.2 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基于生态理念的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方法研究 |
5.1 水资源规划保障策略 |
5.1.1 法规制度保障 |
5.1.2 生态安全格局保障 |
5.2 山地城市水资源配置方法研究 |
5.2.1 水资源配置原则 |
5.2.2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水资源配置分区 |
5.2.3 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法 |
5.2.4 山地城市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 |
5.3 山地城市节水规划方法研究 |
5.3.1 节水潜力分析 |
5.3.2 节水方案拟定 |
5.3.3 山地城市节水措施研究 |
5.4 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修复规划方法研究 |
5.4.1 地表水资源保护 |
5.4.2 地下水资源保护 |
5.4.3 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
5.4.4 山地城市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修复策略研究 |
5.5 本章小结 |
6 重庆市水资源承载力预测和供需平衡分析 |
6.1 水资源及利用概况 |
6.1.1 市域概述 |
6.1.2 水资源概况 |
6.1.3 水资源利用情况 |
6.1.4 可利用水资源量计算与丰度分级 |
6.2 水资源综合评价 |
6.2.1 水资源禀赋 |
6.2.2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
6.2.3 水资源利用效率 |
6.2.4 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关性分析 |
6.2.5 相关城市水资源利用横向比较 |
6.2.6 水资源总体评价 |
6.3 水资源承载力预测 |
6.3.1 重庆市发展目标与规模 |
6.3.2 水资源承载力预测方法 |
6.3.3 主要部门用水量和相关指标 |
6.3.4 水资源承载力预测结果 |
6.3.5 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判 |
6.4 需水量预测 |
6.4.1 国家对重庆市用水的控制和要求 |
6.4.2 基于主要影响因子的回归分析模型预测 |
6.4.3 基于多年用水量序列回归分析预测 |
6.4.4 分部门指标法预测 |
6.4.5 需水量预测结果分析 |
6.5 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
6.5.1 水资源可利用潜力评价 |
6.5.2 供需平衡综合分析 |
6.6 本章小结 |
7 生态理念指导下的重庆市水资源规划研究 |
7.1 规划目标 |
7.2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水资源优化配置 |
7.2.1 配置分区 |
7.2.2 配置方法 |
7.2.3 配置措施 |
7.3 水资源节约利用 |
7.3.1 节水目标 |
7.3.2 节水潜力 |
7.3.3 节水措施 |
7.3.4 再生水回用 |
7.4 山地水资源保护与生态修复 |
7.4.1 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 |
7.4.2 河湖水体保护与生态修复 |
7.4.3 山地海绵城市规划建设 |
7.5 差异化发展和保护下的重大水源设施规划 |
7.5.1 大都市区 |
7.5.2 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 |
7.5.3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 |
7.6 主城区供水系统规划布局 |
7.6.1 水资源及利用概况 |
7.6.2 水资源利用与设施建设问题分析 |
7.6.3 需水量预测与供需平衡分析 |
7.6.4 水资源优化配置 |
7.6.5 水源设施规划布局 |
7.6.6 城市供水系统规划 |
7.7 本章小结 |
8 结论和展望 |
8.1 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8)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文献综述 |
1.1 综合区域发展研究 |
1.2 区域空间结构形成机制研究 |
1.3 区域空间结构模式 |
1.4 区域统筹发展研究 |
1.5 主体功能区研究 |
1.6 区域开发政策研究 |
1.7 研究评述 |
第2章 绪论 |
2.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2.2 研究目标及内容 |
2.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2.4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第3章 重庆市区域空间结构演变与主体功能区划 |
3.1 重庆市区域空间结构演变及主体功能区划分 |
3.2 重庆市主体功能区空间结构 |
3.3 重庆市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 |
3.4 重庆市主体功能区的功能构成要素评价 |
3.5 小结 |
第4章 重庆市区域发展战略地位对主体功能区形成的影响 |
4.1 重庆市区位条件对主体功能区形成的影响 |
4.2 重庆市区域经济特征对主体功能区形成的影响 |
4.3 国家发展战略对重庆主体功能区形成的影响 |
4.4 小结 |
第5章 重庆市城市空间经济影响力对主体功能区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 |
5.1 重庆市城市经济影响力计算方法及数据基础 |
5.2 重庆市城市经济影响力测算 |
5.3 重庆市城市经济影响力对主体功能区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 |
5.4 小结 |
第6章 重庆市经济发展空间差异与主体功能区划的关系分析 |
6.1 重庆市社会经济发展结构水平与主体功能区的关系 |
6.2 重庆市经济发展空间差异与主体功能区的关系 |
6.3 重庆市人口劳动力空间差异与主体功能区的关系 |
6.4 重庆市基础建设发展空间差异与主体功能区的关系 |
6.5 重庆市土地利用空间差异与主体功能区的关系 |
6.6 重庆市国土空间生态承载力空间差异与主体功能区的关系 |
6.7 区域发展要素综合空间差异与主体功能区划的关系评析 |
6.8 小结 |
第7章 重庆市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的空间经济-人口-生态系统 |
7.1 省域国土空间分异的主体功能区划内涵 |
7.2 省域经济-人口-生态系统与主体功能区耦合机制 |
7.3 重庆市经济-人口-生态空间系统结构及其空间分异规律 |
7.4 重庆市经济-人口-生态空间分异与主体功能区的耦合关系 |
7.5 小结 |
第8章 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空间结构优化目标及模式 |
8.1 主体功能区规划目标下的区域统筹发展空间结构优化基础 |
8.2 区域统筹发展的关键要素及其整合 |
8.3 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空间结构优化目标 |
8.4 主体功能区规划目标下的区域统筹发展规划的理念、原则与战略 |
8.5 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区域层次 |
8.6 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空间结构优化模式 |
8.7 小结 |
第9章 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空间优化方案 |
9.1 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空间优化分区 |
9.2 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政策架构 |
第10章 结论与特色 |
10.1 主要研究结论 |
10.2 研究特色与创新 |
10.3 不足之处 |
附表 |
致谢 |
参与课题与发表论文 |
参考文献 |
(9)重庆丘陵山区土地整理模式及其关键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文献综述 |
1.1 基本农田节地型农田模式 |
1.2 农业产业化生产整治模式 |
1.3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模式 |
1.4 农田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模式 |
1.5 农村综合景观生态再造模式 |
1.6 小结 |
第2章 绪论 |
2.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2.1.1 有利于实现丘陵山区土地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
2.1.2 有利于促进丘陵山区农业现代化发展与农民致富 |
2.1.3 有利于保护丘陵山区土地质量和农村生态安全 |
2.1.4 有利于推动丘陵山区城乡统筹进程和新农村建设 |
2.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2.2.1 研究目的 |
2.2.2 研究内容 |
2.3 技术路线 |
第3章 重庆丘陵山区柑橘园建设土地整理模式 |
3.1 材料与方法 |
3.1.1 研究区概况 |
3.1.2 研究思路 |
3.1.3 数据来源 |
3.2 结果与分析 |
3.2.1 柑橘园改土工程 |
3.2.2 柑橘园灌排工程 |
3.2.3 柑橘园道路工程 |
3.3 讨论 |
3.3.1 柑橘园建设后地类的界定 |
3.3.2 柑橘园新增耕地来源分析 |
3.3.3 工程措施对柑橘产业的影响 |
3.4 结语 |
第4章 重庆丘陵山区蔬菜基地建设土地整理模式 |
4.1 材料与方法 |
4.1.1 研究区概况 |
4.1.2 研究思路 |
4.1.3 研究方法 |
4.1.4 数据来源 |
4.2 结果与分析 |
4.2.1 蔬菜基地环境评价 |
4.2.2 蔬菜基地功能分区 |
4.2.3 蔬菜基地工程建设 |
4.3 讨论 |
4.3.1 蔬菜基地建设与生态服务价值 |
4.3.2 蔬菜基地建设与农业结构调整 |
4.3.3 蔬菜基地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 |
4.4 结语 |
第5章 重庆丘陵山区粮油基地建设土地整理模式 |
5.1 材料与方法 |
5.1.1 研究区概况 |
5.1.2 研究方法 |
5.1.3 研究思路 |
5.1.4 数据来源 |
5.2 结果与分析 |
5.2.1 粮油基地建设的制约因素 |
5.2.2 粮油基地建设的工程措施 |
5.2.3 粮油基地建设的效益分析 |
5.3 讨论 |
5.3.1 粮油基地建设多元投资主体利益分析 |
5.3.2 农户参与粮油基地基础设施管护研究 |
5.3.3 粮油基地建设科技推广创新模式探索 |
5.4 结语 |
第6章 重庆丘陵山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模式 |
6.1 材料与方法 |
6.1.1 研究区概况 |
6.1.2 研究思路 |
6.1.3 研究方法 |
6.1.4 数据来源 |
6.2 结果与分析 |
6.2.1 现状分析与评价 |
6.2.2 土地利用布局 |
6.2.3 产业发展布局 |
6.2.4 新型社区布局 |
6.2.5 基础设施布局 |
6.3 讨论 |
6.3.1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
6.3.2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对土地资源质量的影响 |
6.3.3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对区域生态景观的影响 |
6.4 结语 |
第7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7.1 结论 |
7.1.1 柑橘园建设土地整理模式 |
7.1.2 蔬菜基地建设土地整理模式 |
7.1.3 粮油基地建设土地整理模式 |
7.1.4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模式 |
7.2 研究特色与创新点 |
7.3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7.4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参与课题与发表文章 |
四、重庆璧山县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取得积极进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休耕的主控因素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D]. 曾思燕.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2]基于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理论的海绵城市建设体系研究 ——以深圳市坪山区为例[D]. 杨文婷.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生态安全和粮食保障双约束的休耕空间分区研究 ——以石漠化区砚山县为例[D]. 陈展图. 西南大学, 2020(01)
- [4]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D]. 杨晶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5]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及规划策略研究 ——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D]. 骆畅.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6]“三生”功能协调下的重庆市乡村空间优化研究[D]. 洪惠坤. 西南大学, 2016(01)
- [7]基于生态理念的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研究 ——以重庆市水资源规划为例[D]. 段秀举. 重庆大学, 2015(01)
- [8]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研究[D]. 龙拥军. 西南大学, 2013(06)
- [9]重庆丘陵山区土地整理模式及其关键技术研究[D]. 廖兴勇. 西南大学, 2012(03)
- [10]璧山县土壤侵蚀特征及影响因子研究[J]. 兰明娟,魏虹,朱韦,熊春妮. 中国水土保持, 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