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研究：作为一种方法的中国现代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3)01－0129－09
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幕，中国历史和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历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时段。作为这一全新时代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在场者、创造者，在经历了三十几年的历史过程后，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历史眼光和态度来回顾反思这段历史，从中梳理总结出面向未来的经验与教训，这无疑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基本共识，即认定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转型期，因此，在社会转型或文化转型的背景下研究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也就自然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约定或惯例，以至于，各种各样在“转型研究”名目下研究改革开放史的著述大量出现，由此形成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热点题域。但是，由于诸多研究缺少“转型研究”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导致新时期转型研究出现浅表化倾向。似乎，只要把时间维度上的新时期历史事件加以罗列和分类，再加上富有当代色彩的“转型”修辞，“新时期转型研究”便大功告成了。也正是由于缺少“转型研究”的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关于新时期的转型研究，大多成为单纯歌颂新时期辉煌的历史赞歌或充满怀旧情结的叙述策略，从而遗忘了“转型研究”作为一种考察历史的方法所内蕴的历史深度及其当代价值。总之，由于缺少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所谓的“转型研究”不仅经常流于学术研究上的失范，其方法论意义也势必会蜕变成一种丧失掉实质性历史内容的叙事话语或时髦标签。
一、转型研究：理论的自觉与方法的自觉
显然，这里所说的“新时期的划时代”历史意义，在意味着一种崭新时代来临的同时，也意味着历史在此发生着重大的转型变革。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可以概括为历史的重大转型期。在康德看来，历史总会“遇到一个转折点”，而这种历史性的转折必将历史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社会在这一震荡转型中，走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它拥有过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也经历了徘徊与困顿，它所带来的重大社会转型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社会转型给中国文化思想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与危机。历史的进程曲折复杂，不可能一帆风顺直达彼岸，尤其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旧与新、古与今、左与右、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反动与进步、中国与西方等等矛盾冲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直接，或隐蔽，或迂回，或变通，各种矛盾冲突构成了历史进程中的紧张关系。历史仿佛被某种巨大的力量所激活，风云际会、震荡冲突、断裂剧变，由此形成除旧布新、拨乱反正的历史情势。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阐释历史转型剧变时期各种矛盾冲突所产生的复杂局面，寻求这一时期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以从中揭示其现实意义和未来启示。
应该明确的是，“转型研究”作为一种理论视域与方法，有其特定的理论内涵与方法论意义，并成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转型”(Transformation)一词是一个来自于生物学的概念，特指生物物种间的演化变异。后来，西方社会学领域借用这一生物学概念，形成“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范畴，用以描述具有方向性、根本性、实质性的社会结构变革。较早使用“社会转型”一词的是西方社会学者D·哈利生。在汉语语境中，台湾社会学家范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一书中，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直接译为“社会转型”，并同样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1]。一般来说，“社会转型”隶属于西方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的范式之中，特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但是，与我们的“转型研究”紧密相关的是，当代社会转型研究之所以成为国际性的显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末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重大社会历史变革。这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成为20世纪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并成为国际学术界密切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和社会转型的研究。”[2]显然，中国“转型研究”的兴起与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所发生的重大社会转型紧密相关，并成为描述和阐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工具和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李培林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是中国较早运用“转型研究”视角研究阐释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重大变迁的代表性文章。李培林后来回忆说，“在90年代以前，用社会转型一词的人不多，那时社会转型还是个有争议的概念，正式的报导中忌讳用这个词。后来，随着对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系列巨大变化的观察和理论解释的需要，社会转型概念在学术界和新闻界开始被普遍使用，并逐渐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3]之后，中国学界兴起了“转型研究”的热潮，以“转型研究”作为理论视域与理论方法，来描述和阐释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发生在中国的“划时代”社会历史变迁。
就理论层面来说，“转型研究”为我们描述和理解改革开放新时期重大社会历史转型，提供了具有规范性意义的理论视域、理论范型和理论方法。大致看来，“转型研究”框架内基本规定了如下的理论视域、范型和方法：社会转型的结构性质研究；社会转型的发生学研究；社会转型的动态过程研究；社会转型的动力学研究；社会转型的类型学研究；社会转型的价值目标研究等。就当代中国语境来说，“转型研究”作为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以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历程为宏观历史背景，以西方现代化为历史参照，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重大历史转折点，在描述和分析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确定其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质、历史特征及其历史目标。
另外，应该强调的是，“转型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理论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转型研究”中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化理论、文学理论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进行全方位、整体性的描述和分析。当前，中国学术界受制于森严的学科壁垒限制，其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局限于狭小的专业领域，大批量的专业知识被生产出来，知识分子变成了只有知识而没有思想的专家型学者，学术研究的当代意识和问题意识日渐消失。“转型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它要求我们深入到当代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维度之中，要求我们以宏观的历史视野、富有使命感的历史责任和面向未来的历史目标，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变革的历史、现状及目标方向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与反思。
“新时期”作为划时代的重大历史时段，与其说它是一个可以用机械时间来计算度量的特定年代，不如说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节点。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上，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由此生成一种崭新的历史发展向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然而，应该从何种意义上认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划时代”历史意义，应该如何描述和定位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性质及特征，以真正彰显其“划时代”的重大历史意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无疑，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需要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展开宏大的历史视野，描述和定位“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历史性质及其历史特征。
二、步入现代性：“新时期”划时代的历史定位
毫无疑问，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方向性和整体性的转型变革，即划时代的历史性转折。
首先，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判断或定位，应基于“现代性”视域而展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问题，并从发展理论的角度将其定位于现代化的转型与发展，强调将中国社会转型理解为一个总体的、全面的和根本性的变迁过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不仅是整体性、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同时也必然是多方位的转型变革，这就要求我们在复杂的多方位转型变革中，把握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变革及其总体趋势。因此，问题的实质在于，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转型变革的历史性质，也就是说，应该从何种层面和意义上定位这一转型变革的历史地位？衣俊卿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一文中指出：“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这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存而亲身感受到的、不容置疑的现实。这表明，缠绕我们民族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终于开始从理论层面切入现实层面。中国社会正在以市场经济的建构为中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中国民众正从传统深处走出来，与新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会面，从而由传统的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向现代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转型。……尽管不同研究者的视角和切入点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发展理论的宗旨是使中国社会真正获得现代性或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科学和民主为内涵的理性化与以自由和平等为内涵的个体化。”[4]现代性问题尤其是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进一步展开，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提供了更为有效的解释视域。在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的理论规定性问题上，我们倾向于从现代性的层面出发，将转型问题理解为一个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整体转换的问题。也就是说，“转型”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应该从现代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视域来看待和理解当今时代的历史性“转型”问题。
虽然，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可以将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变革时期都理解为“转型”时代，但这种理解会导致将“转型”问题泛化为一个去“历史语境化”的形而上学命题，而一旦将“转型”问题做“去历史语境化”的处理，就必将导致对这一问题的当代现实性的遮蔽，从而丧失了“转型”研究的当代问题意识及现实意义。因此，我们更强调基于“现代性理论”的路向，来理解和定位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问题。
从现代性的层面看，以中国走向现代化为转型变革的总体战略发展目标，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构性翻转为时代变革的风向标，以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历史演进脉络，深入地理解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社会转型具有理论定向的方法论意义。由此，我们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划时代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进入“现代性”的历史阶段，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
作为一种历史观念，“现代”、“现代化”、“现代性”已经成为描述和理解人类社会现代历史的一种方法与视域；走向现代，进入现代，实现现代化，已经构成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现代性工程”。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何为现代性？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5]吉登斯侧重于在社会组织建构的层面来指认现代性组织化、社会化、世界化的历史过程。在他看来，现代性起源于欧洲，并伴随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时空分延)而扩张到整个世界。吉登斯的观点虽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嫌疑，但基本符合现代化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从西方的历史看，现代性是内部生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内生型的现代性”；而从非西方的历史看，现代性是外部植入的产物，我们将其称之为外部植入型的现代性。与西方内生型现代性不同，中国现代性是一种“外植型现代性”①[6]。两种现代性虽同属现代性历史的范畴，但其历史效果却呈现十分不同的形态。对于现代性进程所必然经历的艰难历程来说，外在植入型现代性较之于内在生成的现代性，所经历的震荡、曲折、苦痛、磨难的强度要大得多，其前行的道路上布满曲折的复杂性。但无论是内生型现代性，还是外植型现代性，步入现代性已经成为难以抗拒的世界历史进程。
其次，对这一历史时期判断或定位，应基于“中国现代性”历史语境而展开。
现代性具有全球化蔓延扩张的本性，产生所谓外在植入型的现代性问题，就中国语境而言，也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难题。虽然，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时段及演进过程有着不同的见解，甚至有观点认为，自宋代以来，中国即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言外之意，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殖民入侵，中国完全有可能自行走出一条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遗憾的是，这种推论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假设，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无法假设的。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扩张的殖民化过程中，古老的中国被强行拖入其中，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嵌入性特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7]现代性的植入使传统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李鸿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慨叹世界时局时说：“时至今日，地球诸国通行无阻，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8]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结构，同时也动摇了沿袭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众所周知，近现代中国历史已经见证了这一充满血与火的艰难历史进程。从此意义上说，百年来历经磨难的中国近现代史，也就是外在植入型现代性所带来的一部充满苦难的历史。由此，形成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对此历史事实，我们无需以妄自尊大的心态，保守封闭，拒绝进入现代性历史进程；也无需妄自菲薄，以现代性西方模式为绝对标准，丧失自身选择探索的历史主体地位。
外在植入型现代性构成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而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则直接导致中国近百年来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异常艰难曲折。《中国现代化历程》一书认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复杂曲折性在于，在20世纪不同阶段中以不同的形式一再启动，具有启动/中断、再启动/再中断，最后实现转型的特殊历史性。“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这三次政治变革运动，都具有一定的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客观意义和资源积累，它们的启动意义都是不完整的，实现方法都是软弱无力的，最终结果都是不成功的，而只有辛亥革命才实现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尽管辛亥革命对早期现代化的启动程度是有限的，但却是有效的，它使中国现代化形成了进入启动阶段的基本条件。”[9]无论是洋务运动、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民国政府，还是新中国建立、文化大革命，无不与现代性问题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关联。在这里，有渴望，也有悲观；有艳羡，也有怨恨；有追求，也有拒斥；有建设，也有破坏；有保守，也有激进。令人艳羡的现代化，同时也是令人痛恨的现代化；令人憧憬的现代化，同时也是令人恐惧的现代化；令人追求的现代化，同时也是令人仇视的现代化。所有的一切混杂、交织、冲撞在一起，造成历史的错乱。这种艰难曲折性表现为中国现代性在生成发展中，经历了启动、中断，再启动、再中断，最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转型的复杂历史过程。据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即中国在近百年来步入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中始终未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现代化”的转型。
再次，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判断或定位，应基于“中国现代性”的当代语境而展开。
无论历史多么曲折复杂，中国如何面对现代性？中国如何步入现代性？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概言之，在无法逃脱的现代性历史背景下，中国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始终构成近百年来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巨大历史难题。进一步说，正是由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正是由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矛盾纠结、悖论错位，近百年来虽历经磨难但始终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转型。
历史事实是，这种充满矛盾悖论的现代性纠葛，经由曲折复杂的历史嬗变，逐渐被推向极端，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几次中途夭折，其最为典型的症状表现在新中国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段。为此，有学者将中国现代性的悖论指称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10]，虽然这一命题的内涵及其阐释尚有待进一步细查与商榷，但这一悖论式命题确实鲜明地传达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这一命题提出了一个耐人寻思的现象，在极端反西方资本主义的同时，新中国却又反复提出“超英赶美”和“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回看新中国发展的历史，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问题，建国后，他又多次提及现代化问题。1954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1957年，毛泽东又提出中国“十五年超英赶美”的激进目标，于是有了“大跃进”这种有违历史规律的现象出现。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为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久，毛泽东又特别强调国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最后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涵。1975年，周恩来再次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和奋斗目标，并成为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口号之一。返回历史现场我们看到，“超英赶美”与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之间构成了某种复杂的内在的关联，这似乎可以理解为较早出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所表达的现代性诉求。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奇异的历史现象更为典型地表征了中国现代性的悖论症候：既敌视英美，又要赶超英美；既反对现代性，又追求现代性。显然，把英美作为赶超的对象，暗含着承认自己的差距与落后。但是，这无异于“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明知自己落后于敌人，但又必须藐视敌人，不愿承认自己的落后。由此造成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悖论错位：软弱与强硬、自卑与自傲、落后与激进、敌视与赶超、拒斥与追求、艳羡与仇视，形成所谓“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奇异历史怪相。
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既反对现代性，又追求现代性，这种逻辑上的悖论不仅构成难以理解的错置，而且造成了民族心理结构的变形，最终导致现实历史的荒谬，如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历史时期，西方资本主义无疑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大天敌，这种敌对意识极端化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口号，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浩劫。以“文化大革命”为结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现代性诉求与追求，在充满悖谬与荒诞之中，悲剧性地收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步履，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倒退。同时，我们看到，也正是在中国现代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历史谷底时，历史出现了反弹，方向发生了倒转，情势发生了逆转。正如美国一位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所说：“‘四人帮’垮台以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已在许多方面发展成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加以净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大革命’转向‘四个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战略发生了深刻的方向性变化。”[11]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否定“两个凡是”，批判极“左”思潮，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历经周折，中国再度回到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道路上来。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导致近百年来中国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曲折坎坷。纵观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历程，徘徊犹豫、进退两难、反复无常、始终徘徊于进退之间。其中，或者只停留于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改良而最后以失败告终，如洋务运动时期；或者只局限于文化层面的改造而无力回天，如五四运动时期；或者因体制性腐败而崩溃瓦解，如国民政府时期；或者因战争救亡而放弃启蒙，如抗日战争时期；或者因激进的乌托邦思想而走向反面，如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总之，现代化在中国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难坎坷，但始终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地做出一个历史判断，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其理由在于：一方面，此判断基于复杂的中国现代性历史语境，如前述中国现代化百年历程的曲折坎坷，各种残缺不全的现代化转型方案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另一方面，从现代性自身的规定性来看，现代性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社会模式、组织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建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实现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化的社会转型过程，因此，仅仅从某个单一层面实施现代化的引进或改造，难以真正完成现代化的转型。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战略目标，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主义路线，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体制，融入全球化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并在以经济层面改革为基础的前提下，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文化思想的现代转换，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虽然，由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复杂性，全方位的现代化尚在进一步推进。但市场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已经奠定了现代化转型的生产方式基底，伴随经济模式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势必发生巨大的改变。步入现代性，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划时代历史意义正在于，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其伟大的实践，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真正解决了困扰中国百年之久的现代性难题。
三、激变的年代：“新时期”社会转型的历史特征
在锚定改革开放新时期划时代的历史地位与意义时，我们已经触摸到这一重大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纷纭繁复的时代特征及历史面貌。历史的意义规定和价值定位并不能在抽象的理解中生成，历史总是一部鲜活的历史，历史总是一部具有丰富现场感的历史，历史的意义由此而呈现。换言之，也正是这些转型期的历史特征，不仅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轴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也将历史的真实意义透露呈现出来。任何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历史时代，都注定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非凡时代，同时，它也必然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激荡年代。正如所有重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时期，势必要经受新时代来临的历史阵痛，于是，剧烈的震荡裂变、矛盾冲突构成这一历史“转型期”的时代特征。何谓历史转型？显然，历史转型意味着历史进入到一个发生重大转折变迁的特殊阶段，其显著的特征是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思想、价值信仰、情感心性与日常生活)发生了总体性、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变革。因此，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描述为重大的历史转型期，将是我们理解和回顾这段历史的一个基本判断。
首先，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一个突破禁区的解放时代。历史时间绝非一种线性发展的机械时间，历史的动力源自于人类的创造，创造旨在更新，以开启崭新的未来。作为一个万象更新的变革时代，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内在历史要求是追求新变，因此，求新求变构成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强烈的历史诉求和鲜明的历史基调。这也正是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命名为“新时期”的内在根据。同时，它也正好应和了“流动的现代性”逐新求变的历史主题。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拖入万马齐喑的黑暗王国，具有前现代社会特征的封建集权式统治造成僵化封闭的落后局面，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产、文化思想以及日常生活都陷入极其不正常的状态。绝对的政治统治、高度的思想统一、计划的经济生产以及革命化的日常生活，一切都被纳入到全面控制的集权式统治之中，尤其在文化思想领域，设定了许多的理论禁区，人们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便难逃“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情惩罚，甚至提出“狠斗私心一闪念”的口号，思想的钳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极端程度。可以想见，在如此极端集权专制的年代，求新求变不仅是不可能的妄想，它随时会被认定为“反革命”的异端思想或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首先突破了思想上的禁区。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在长期以来极“左”思潮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钳制束缚下，要想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以突破禁区，批判极“左”思潮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运动的前导。因此，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在动用大量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本制定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方案的同时，也花费了同样多的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本来驱除过去遗留下来的‘左’的幽灵。……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作为毛泽东以后在中国发生的一起事件，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发展中国经济，即所谓四个现代化运动。”[12]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创造，大胆地突破禁区，大胆地实践探索，大胆地创新尝试。万物复苏、万象更新、日新月异，人们满怀希望和憧憬，创造着崭新的历史和未来，宣告一个崭新世界的来临，一个激变新变时代的来临，一种划时代的新历史由此诞生。突破禁区，求新求变，成为这个激变时代的历史要求。
其次，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一个突破创新的激变时代。历史从来都不是上下都很平坦的大道，历史的进程充满艰难曲折、冲突斗争、断裂碰撞，尤其是在革故鼎新的历史转折时代，死的拖住活的，旧的缠住新的，旧的历史绝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各种矛盾冲突摩擦对抗，由此产生转型期特有的震荡冲突的历史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型期是指历史在此时生成创造出一种新质，这种新质的力量将历史带入一个拐点，使之摆脱旧历史沿袭的惯性或惰性，历史轨迹在此发生转折或断裂。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每一个新事物的诞生，每一个新观念的探索，每一次创新的实验，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旧有势力、旧有观念的顽强抵抗。虽然，新的“历史必然要求”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崭新趋势，但旧历史的残存势力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思想上，改革开放迈出的每一步都会不同程度地遭遇各种各样的阻力，因此，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大胆试验，勇于探索，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新时期转型中的新旧斗争，最集中地反映在“两个凡是”和“实践真理”的论战上。“两个凡是”继续奉行偶像崇拜，其实质上是以死人拖住活人，以过去抑制现在，维护历史的轨道依然延续极“左”路线的惯性。而“实践真理”的提出，则意在倡导实践实验的探索。布新必须除旧，反正必须拨乱，正本必须清源，甚至于矫枉必须过正，时代的转型也就是新旧的更迭，其间的矛盾冲突构成历史转型的时代特征。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认识改革开放新时期新旧更迭、矛盾冲突的历史特征，对于我们回顾反思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返回历史的现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时期转型的艰难曲折性，这一点无疑成为我们回顾历史的巨大背景，尽管这一背景是以反衬的方式表现出来，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反衬的历史背景，才更加凸显出新时期转型的重大历史价值。今天，我们过于沉溺于新时期所取得的辉煌喜悦之中，因而往往容易忘却转型期历史的曲折复杂性。需要强调的是，历史在今天依然不会是一帆风顺，旧的思想、旧的观念、旧的势力依然可能会借尸还魂、死灰复燃，因为，这段历史并没有完结，这段历史依然正在进行时，或者说，我们依然处身于这段历史之中。
再次，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一个走向世界的开放时代。对外开放是中国新时期以来的重大战略方针之一。对外开放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封闭自守的状态，使中国开始了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现代化历程。对外开放无疑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进入现代即意味着进入世界，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指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使历史进入现代的世界历史阶段。众所周知，现代性具有全球扩张性，因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要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就必须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同样经历了百年来的艰难历程。鸦片战争以来，一向以天朝大国而自居的中国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性是外在植入的不得已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国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的历史异常复杂艰难。西方现代性的强行植入使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成为一段屈辱的历史，人们对开放，对西方，对世界，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心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看到西方的先进，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但接受这一事实的底线是，西方的进步只是技术上的进步，我们的落后也只是技术上落后，传统文明价值的本位本体依然不可动摇。在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下，在极“左”思潮的统治下，西方成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被视为敌对阵营，被视为反动势力，被视为洪水猛兽，被视为万恶之地，中国彻底关上了开放的国门，远离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如何对外开放，如何面对西方，如何面向世界，始终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艰难选择。改革开放新时期制订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打开国门，八面来风，学习西方，借鉴西方，面向世界，使中国开始了走向世界的现代化历程。学习、借鉴、引进西方现代化的经验，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成为新时期以来的坚定不移的发展策略。因此，探寻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西方文化冲突、碰撞、震荡、交融，同样是我们回顾与反思这段历史所必须参照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
最后，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一个整体转轨的转型时代。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现代化运动是一个系统化、整体化的历史过程，它势必牵涉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已经证明，单凭某一层面的现代化改造，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入现代世界历史，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以其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虽然，推动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强调物质生产方式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然而，这也同样意味着现代化过程并不仅仅停留在经济生产的单一层面上，它无疑是一个整体化的社会运动过程。因此，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政治体制、价值观念、文化思想以及人们的心理结构和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必将形成某种冲突、紧张、互动的复杂关系。“对技术、经济、法律、意识形态等等的变化进行孤立的考察不是件难事，难的是对社会变化进行整体上的考察”[13]。吉登斯之所以侧重于从整体历史运动的层面上来指认现代性组织化、技术化、社会化、世界化的历史过程，显然是为了强调现代性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认识和理解这一问题，对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一般来说，由于现代性的外在强行植入及其随之而带来的负面现代性的种种恶果，后发展国家或外植现代性国家，在面对不可抵挡的现代化浪潮时，都竭力缓解巨大变革所带来的历史阵痛，难以承受现代社会转型的震荡断裂，试图通过某一层面的现代化引进，如技术层面、经济层面、物质层面、生活层面的改变等，而往往拒绝在制度层面、思想层面、道德层面、文化层面、心理层面、宗教层面等实施根本性的变革，由此出现后发展国家的不完全现代化的现象，而这种不完全现代化必然更进一步地加剧了现代化进程的复杂矛盾性。一般来说，面对现代性发展的“历史必然要求”，面对现代化难以抵挡的巨大力量，不全面现代化或非整体性的现代化推进方案，不仅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往往会违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只有一种现代性可供人们选择。问题的关键似乎是，如何在推进整体现代化的过程中，选择某种多样现代性的可能。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已经表明，只有在实现现代化整体转型的前提下，多样现代性的选择才可能真正实现。我们看到，与中国以往的不完全现代化方案相比，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现代化方案为自己坚定地设立了一个整体推进的战略目标，推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整体化的改革方案，目前，如何真正实施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并在整体推进之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还面临着困难重重的巨大挑战。但是，历史是不会倒退的，坚持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坚持整体改革的现代化方案，是中国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获得的，它无疑将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留给我们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精神启示。
上述描述显明，如果我们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意义及其特征的定位与描述基本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那么，与之相关的问题以及看待这些问题的视域立场也就随之确定出来。从现代性层面上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划时代历史意义理解为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这也就带出了考察整个新时期转型的总问题域，即传统与现代的问题。面对这一总问题域所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告别传统，走向现代。另外，在描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特征时，我们将其表述为一个解放的时代、一个新变的时代、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转型的时代。同样，这些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历史特征，也都十分具体地带出时代的具体问题。其中，解放的时代所带出的具体问题是“左”与“右”的问题；新变的时代所带出的问题是“旧”与“新”的问题；开放的时代所带出的问题是“中”与“西”的问题；转型的时代所带出的问题是“局部”与“整体”的问题。应该看到，这些问题的展开都会不同程度地粘连起一连串的具体问题。如与“左与右”相连带的一系列问题有：革命与反革命、革命与启蒙、斗争与建设、阶级与个人、正统与自由、“两个凡是”与“实践真理”、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等等问题；如与“旧与新”相连带的一系列问题有：传统与现代、正统与叛逆、保守与创新、成规与先锋、国粹与新知等问题；如与“中与西”相连带的一系列问题有：中国与西方、中体与西用、民族与世界、闭守与开放、自主与殖民、原发与继发、地方性与全球性、本土化与西方化等问题；如与“局部”与“整体”相连带的一系列问题有：渐进与激进、改良与改革、迂回与前行、单向与多维、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物质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等问题。很明显，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设定具有强烈的二元对立的特征，但它无疑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二元对立结构冲突紧张的历史关系。
我们看到，面对这一系列矛盾冲突，历史转型的总体态势呈现为：反极左而偏右倾，求新变而化传统，援西方而据本土，转整体而变局部。诚然，社会转型的总体态势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但这一历史要求的实现过程，充满着冲突、矛盾、纠葛、论争，呈现出转型期的历史复杂性。因此，在我们回顾与反思新时期社会转型时，既要以“宏观历史”的视野与尺度把握历史转型的总体态势，又要充分注意到历史转型期的复杂矛盾性。
收稿日期：2012－08－05
注释：
①有学者将西方现代化视为“原生型”，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视为“诱发型”；也有人将其分为“原发型”与“后发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