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社会分裂风险与报纸功能重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纸论文,风险论文,功能论文,数字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重大冲击的情形下，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传统媒体，报纸该如何应对以求更好的生存及发展引发众多思考。过去对于数字时代背景下的报纸生存路径的思考，更多地着墨于互联网等数字媒体相较于报纸等传统媒体在传播技术与模式上的优越性，并以此为出发点考察报纸的应对策略。而本文希望能转换思考方式，以传播学与社会学的相关概念与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分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所可能产生的消极层面的社会意义与影响，并出于克服这些消极影响的目的，结合报纸的传播特点对报纸功能的可能转型方向予以探讨。
一 理论背景：“时间取代”与“功能性取代”
报纸是否会在数字时代终结，并非一个新鲜话题。每当一个新的媒体出现时，人们都会流露出对旧媒体的担忧。这种新旧媒体间的“取代”与“被取代”关系早有不少学者给予关注。约翰·迪弥克提出的“满足——效用生态位”(gratification-utility niche)理论不仅对传媒之间的竞争、互补与取代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与假设，也可为新旧媒体间的取代与竞合关系提供一个分析的视角与框架。
该理论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假设。第一个是“时间取代”(time displacement)，即在时间总量有限的前提下，人们遵循“零-和”逻辑分配在各类媒体间所花费的时间，即增加一个媒体的使用时间，对应的是减少使用其他媒体的时间。对此，Weiss在1968年的研究就已发现，电视的出现减少了人们使用其他媒体的时间。[1]James，Wotring，Forrest也发现，人们使用电子公告板后，使用电视、书籍、电话的时间有所下降。[2]罗文辉等人对互联网对北京、台北、香港三地民众的大众媒体使用行为影响的比较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假设。[3]
迪弥克理论的第二个假设是“功能性取代”(functional displacement)，即媒体使用时间分配上的“零-和”逻辑落实于可满足相同需求(即具有对等功能)的不同媒体之间，而满足不同需求(即具有非对等功能)的媒体之间则存在互补的关系。Robinson、Barth和Kohut也曾指出在时间取代上，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那些和新媒体功能相似的“旧媒体”，这也可以作为“功能性取代”假说的一个有力注脚。[4]Himmelweit，Oppenheim与Vince的研究就发现，电视对广播、电影和漫画具有取代效果，即是源于电视与这些媒体都具有相同的逃避功能(escape function)。[5]于是，除了时间取代之外，新媒体对旧媒体的巨大影响还体现于可能促使“旧媒体”功能重组(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6]即体现于为避免被新媒体所取代，旧媒体拓展不同于新媒体的功能。
于是，对于经受互联网等数字媒体巨大冲击的报纸而言，一个可行的应对策略即是摸索出数字媒体的“软肋”，并以此为突破口，结合自身特点重理新的发展方向。
二 现实隐忧：数字时代的社会分裂风险
今天，作为数字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媒体——互联网凭借其独特的数字技术特性，深刻地改变了之前报纸等传统传媒的信息传播方式，广泛地渗入并影响着现代人类的媒体行为与社会生活。我们往往认为互联网等数字媒体有别于传统的单向传播媒体，具有双向、及时、跨时空的特点，因此经常给予这一变革与转型以积极正面的评价，而忽略了由其技术特性所引发的种种弊端与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关于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传播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亦有不少研究呈现出并不乐观的结论，即是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可能会给社会带来趋向分裂的风险。
在受众个体层面，互联网等数字媒体的交互性特点使受众主动性选择得以进一步增强。我们甚至可以将互联网看作是一种完全的个人化媒体，个人可以超越传统媒体有限信息资源的束缚并跳脱出旧有的社会形式，个人可以主观且积极地选择自己感兴趣及有用的信息并加以创造。从这一层面来讲，互联网推崇“个人主义”，个体之间少有关键性的共同意识或认知，因此，社会呈现出更加多元化、个人化和异质化的特征，即体现得更多的是“分”和“离”的特质，整体性社会将日渐式微。(见图1、图2)
信息制造者：政府、企业、娱乐业等 一般传播媒体 信息接受者：读者、观众
图1 一般传播媒体的讯息沟通模式
资料参考自张宏荣：《网际网路沟通之干扰因素探索》，台湾中正大学企业硕士论文，2002年，第9页。
使用者 信息制造 互联网等数字媒体 信息制造 使用者
图2 网络沟通模式
资料参考自Hoffman & Nowak(1996)：转引自张宏荣：《网际网路沟通之干扰因素探索》，台湾中正大学企业硕士论文，2002年，第9页。
在群体层面，数字技术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破，使得人们不再受地域的阻隔以及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束缚，依据个人的意愿与偏好，通过符号的交流形成聚合从而形成各种社群。但是网络的从众性、匿名性、弱社会临场感以及自由的进出机制，都使得虚拟群体在讨论中的群体极化现象更为明显，据相关数据显示为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时的两倍多。[7]所谓“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即走向当一个团体在讨论某项议题时，团体中的人似乎比原先自己一个人时更会去支持较极端的立场。[8]
桑斯坦(Sunstein)和卫斯乐(Wexler)在2000年6月通过对美国60多个政治网站的随机研究发现，网民的讨论圈子更倾向于在志同道合者之间，很少链接不同意见的网站。(见表1)由此，他认为互联网的发展所带来的信息量的激增与过滤方式的便捷，使得人们更倾向选择他们所认同的看法与更容易找到同好。
而这种群体极化恰恰又会成为社会冲突与社会隔离的重要诱因，正如桑斯坦所认为的那样，“毫无疑问，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讲到这里，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各种原来无既定想法的人，因为他们所见不同，最后会各自走向极端，造成分裂的结果。或者铸成大错并带来混乱”。[9]
在更为宏观的社会层面，“数字鸿沟”现象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日显突出，相当多的研究结果也反映出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样以数字化的形式得以复制，并借互联网予以强化。而且，众多研究者达成的共识即是，“数字鸿沟”表面上是接入问题或者说是不同的群体在掌握和运用电脑、网络等数字化技术水平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各群体在信息时代所面临的机遇差别，是网络经济社会中个人、群体获取知识、掌握创新思想的能力以至创造财富的能力差距的表现。
以城乡互联网使用差距为典型，我们可通过对《农村互联网发展报告》的解读，对中国“数字鸿沟”现象形成更为真切的理解。这种“数字鸿沟”不仅体现于互联网在城乡普及率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见图3)，而且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城乡之间也呈现出明显差距，尤其在信息获取、商务交易和交流沟通方面，城镇网民使用率远高于农村网民。(见表2)
于是，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互联网的使用者与非使用者之间以及不同使用方式之间的区隔已成为社会分层的新维度，它对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形成势不可挡的冲击。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并因地域、阶级、教育等社会差异而带来使用上的差异，造成信息使用的不平等，从而在我们所处的信息社会中扩大为资源分配各方面的不平等，并造成更大的鸿沟。所以，“数字鸿沟”本身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因此，互联网等数字媒体与生俱来的技术特性，使得使用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 of use)与社会的片段化(fragmentation of society)成为其潜在后果，特别是当前整个社会也处于转型期，急剧的社会转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分层与社会解组，而这种状况通过互联网的促发，致使社会结构转型更易呈现出片段化分裂的“恶化”趋势。
三 报纸功能重塑：黏合与指引功能的再造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分裂的风险，使得我们去思考有没有可能通过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功能的重塑对这种风险予以降低，并同时为其寻找到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于是，在数字时代，出于对互联网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分裂风险的回应，理想中的报纸应该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凸显其社会整合功能，重建社会共同体，以实现新的社会整合。
一是报纸应提供非预设的新闻，增强社会黏性。著名IT人士邵亦波曾在他的博客中这样写道：“我看报纸时，会看很多我本来以为不会看看的文章。我觉得被动式的阅读是一个人吸收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形态。我需要别人对我说：这是你应该知道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不一定是你想看的，或不是外人和你的朋友想看的。”[10]因此，能提供非预设的新闻成为数字时代的报纸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非预设的新闻即受众事先所未想接触或不会主动接触的新闻。提供此类新闻，一方面，可以使受众个体从自身“窄化”的兴趣爱好中跳脱出来，不再拘囿于只经自己选择、过滤信息而营造的“拟态”情境之中，而能接触到社会中不同层面的信息，推进个人的社会化过程。
另一方面，这些涵盖不同领域内容的新闻及信息经由报纸提供给众多分属于不同阶层、群体的受众，在不同群体之间嵌入一种共同的经验，从而“能为几百万人提供一个共享的参考框架。这个参考框架不仅或者总是有益的：垄断不是民主的朋友，但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中，共同经验起着一些有价值的功能，它提供了一种社会黏性”。[11]而这种共同经验使得分散于异质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在保持各自不同的对社会的认知的同时，还能在共同的背景与语境下进行交流，这对于增强一个社会的凝聚力是重要且必要的。
二是报纸内容应呈现主流价值，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按照诺依曼的理论，舆论是社会的皮肤：它既是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环境适应行为的“皮肤”；又在维持社会整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就像作为“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解体。传统媒体多年来积累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特别是报纸在严肃性与思辨性上的优势，使得它们在舆论引导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报纸发挥舆论引导功能的一个重要方式即是通过“议程设置”来达成。“在某种意义上，‘媒体议程’开启了议程设置过程，这表明在社会宏观层面上，大众媒体或许在决定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具有强烈影响”。[12]但是议程设置功能并不仅仅表现于媒介议题的构建可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或意见(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它并不排除对态度和行动产生连动作用的可能。1993年，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麦考姆斯(McCombs)和肖(Shaw)宣称“媒介不仅告诉我们想什么，而且还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想”，他将其称为“议题设置”的第二个阶段。[13]2005年，麦考姆斯撰文展望“议题设置”理论研究的未来，其中“议题设置”的效果将从认知层面进入到态度和行为层面即位列其中。[14]因此，媒介议题的表达还可能影响受众的态度或行为。
基于此，报纸作为重要的舆论引导工具，一方面可以通过议程设置，使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体在通过对报纸内容的接触与阅读，能够进行对话，从而在某些议题上达成某种一致，建立共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将主流价值观融入“媒介议程”之中，通过“媒介议程”来影响“受众议程”，以形成主流价值观引导下的受众价值观的整合，从而维护社会的整体性。
行文之末，需要申明的是，本文对于数字技术的批判性角度，并非对数字技术价值与未来图景有所质疑。事实上，数字技术将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虽不会如乐观者期待的那般欢欣鼓舞，但也绝不如悲观者预期的那般令人沮丧。而唯有在初见曙光的数字时代背景下，对会给社会带来革命性影响的新技术持以警醒的态度，方能对其本质与益处形成深入思考与充分利用，从而真正对数字化未来有所预见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