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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12)04-0010-10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上任以后，不止一次地宣称自己是“美国的第一个太平洋总统”。虽然美国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亚洲，但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东盟地区论坛上也一再表示，“我们回来了”。2011年11月，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演讲。她开宗明义地说：“随着伊拉克战争偃旗息鼓和美军开始从阿富汗撤出，美国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在下一个十年，美国要锁定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持续不断地增加在亚太地区的投入，并把它当做是美国治国理政的最重要任务之一。”①2012年1月5日，奥巴马和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宣布了美国实行新的国防战略，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随之，美国国防部发布了题为《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防卫的优先选项》的国防战略报告。[1]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和帕内塔的讲话与这个新的战略报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造成了不少的混乱，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战略转移？这种转移对于亚太的安全形势意味着什么？对于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这种转移的前景如何？中国如何应对？近几个月来，美国学术界、中国学术界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真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论证。
一、为什么要出台新战略？
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给美国战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在40多年的冷战中，美国的全球战略一向是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突然消失了，在后冷战时期，谁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或者对手？这个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于是美国学术界提出了种种观点，大家熟悉的“文明冲突论”是其中之一，但这个理论主要不是说当时的形势，而是探讨将来的可能性。也有人——如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保守派——一直认为萨达姆在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都在鼓吹“倒萨”。②但这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认识。总之，由于美国国内对美国的主要敌人或对手没有达成共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战略飘忽不定。
这种局面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改变了。美国找了那么久的敌人，原来敌人在那儿：基地组织、本·拉登。③美国社会迅速达成起一个共识：国际恐怖主义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现实的紧迫的威胁，布什总统和美国高官一再说，美国处在全球反恐战争之中。在2002年9月中旬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再次肯定地说：“美国正在进行全球反恐战争。”[2]美国战略进入了一个反恐时代。在反恐的名义下，美国在取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后，于2001年11月发起了阿富汗战争；然后又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于2003年3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无疑是小布什总统的两个任期之内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美国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丧失了6000多名年轻人的性命。随着战争旷日持久下去，美国人民开始反思这两场战争的必要性，民意调查显示对这两场战争的支持率越来越低。④在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就做出了结束伊拉克战争的承诺。到2010年，美国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军。2011年5月1日，美军击毙了本·拉登。⑤这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接着，奥巴马宣布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到2014年底，美军和北约部队将把维护阿富汗安全的责任完全交给阿富汗安全部队。这样，十年反恐战争作为美国战略的一页被正式地翻过去了，[3]美国需要提出一个新的战略。
美国现在的国内状况又如何呢？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最坏的时候虽然仅仅延续了一年，但美国经济走出谷底后却复苏乏力，增长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在过去十年间，美国的国防预算飙升，尤其是两场战争耗费了美国大量的资源，2001年美国的国防预算是3400亿美元，2011年是6890亿美元，翻了一番多。战争、军费，再加上过去多年的减税政策以及国内支出的增加，使得美国的债务一再攀升。美国联邦债务如今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到奥巴马这个任期结束可能达到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谓是重债缠身。现在美国政府每花费1美元，就有43美分是借来的。奥巴马还在遮遮掩掩地说，应该是战略决定军事结构和国防预算，而不是相反，⑥帕内塔则更坦率地说，严重的赤字和债务问题“本身就是国家安全危险，它使国防和国内的预算都受到挤压”，“财政危机迫使我们面对现在的战略转变”。[4]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的军事机器太庞大了，超过了美国经济可以承受的程度，于是要削减军费，在今后十年中，美国将削减4870亿美元的国防费用，美国军队尤其是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要“瘦身”，美国要建设一支规模小些、但更精干、更灵活、适应性更强的军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战略转变是财政危机逼出来的。“瘦身”的结果就是，美国原先的战略是要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新战略规定打赢一场主要的战争，同时有能力扰乱第二个攻击者的行动。
从“再平衡”的角度来加以分析，奥巴马政府的新战略是要取得三个再平衡：第一，再平衡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制约国防，军事机器、战略目标选择等都要受到国内财政状况的束缚。第二，再平衡美国的全球存在，确定新的战略重点。美国现在把亚太地区作为重点，至于欧洲，美国将回到所谓“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e)的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借助地区盟友来维持力量的平衡，不是让它们来搭乘美国的便车，而是要尽可能地免费搭乘它们的便车，就如在军事干涉利比亚中所做的那样。在欧洲，北约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拉美和非洲，美国将“用创新的方法来保持存在，寻求新的伙伴关系”。第三，再平衡美国的国际负担。小布什政府提倡单边主义，也就是说，只要美国想做的，不论国际社会同意与否，美国都要去做，或者单枪匹马去做，或者组织“志愿者同盟”。奥巴马政府强调了同盟和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新战略继续强调，“美国将继续加强与关键的盟友的关系来建设伙伴关系，并发展出创造性的方式来保持美国在全球的存在”。[5]2012年5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北约峰会就是这样的事例。美国希望盟国和伙伴们都来分担义务和责任，来帮助维护阿富汗在美军撤出后的稳定。实际上，这十年的情况表明，美国即便可以去推翻、颠覆一个小国的政权，但美国没有能力在政权更迭以后去建立稳定有效的政治和安全秩序；美国军队可以在战争中发挥自己的力量，但不能去进行旷日持久的“国家建设”；美国越来越需要其盟友来分担责任。总之，新战略是在全球进行收缩，而在重点地区，即亚太地区进行扩张的战略。
二、为什么把亚太地区作为美国战略重点？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有诸多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促使美国实现战略转变。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有一种看法，亚太地区的安全状况不如欧洲。在欧洲有北约、有欧安会，在亚洲没有这样的地区性的安全组织。美国在这里有五个盟国，但这些盟国相互间的关系未必很好，如韩国与日本。在亚洲又一直存在着可能导致冲突的因素，如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过去这些年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但南中国海地区又因为领土争端出现了新的紧张态势，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长期存在，尤其在2010年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第二，美国希望从亚太经济中获得将来发展的动力。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就超过了对欧洲的贸易。美国国内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亚太地区是最生气勃勃、最有经济潜力的地区，这里有世界前三大经济体，这里有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这里有20世纪崛起、至今活力犹存的“四小龙”，还有更富发展潜力的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个地区在世界人口中占的比例最大。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要实现这个计划主要也有赖于这个地区的国家对美国敞开大门。所以美国要特别关注亚太地区，加大在这一地区的投入，希望从这里获得美国将来发展的动力。
第三，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平衡中国的崛起。在美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在两场战争中投入过多，而忽视了别的地区，尤其是忽视了亚洲。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在下降，中国的影响在上升。小布什政府对亚太地区的关注主要也在反恐方面，美国把东南亚当成反恐的第二战场，除了反恐，美国对东南亚似乎不再有多少兴趣。美国长期拒绝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任期的副国务卿阿米蒂杰曾称东盟地区论坛(ARF)是“一盘散沙的异类，是一事无成的”；[6]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担任国务卿后曾两度缺席东盟地区论坛，美国对东南亚的投资和贸易整体呈现下降趋势。[7]在小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就有美国学者批评政府忽视了东南亚。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十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中国实行“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成效显著，中国国力的增长也使其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获得了有力的支撑。2001年中国与东盟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识，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全面启动，当年中国就成了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东北亚也是这样。中国取代美国成了韩国和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成了韩国最主要的投资对象国，由于韩国的民族主义、韩美对朝鲜看法的分歧(在金大中、卢武铉任内)等原因，韩美同盟关系削弱了。中日关系在2006年10月以后不断改善，而日美之间却因为冲绳基地搬迁问题争吵不休，尤其在民主党首相鸠山任内，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中也没有美国的地位。总之，在美国的盟国中出现了“中立化”的倾向，韩国、日本与中国走得越来越近，而对美国却出现了疏离的倾向。这当然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奥巴马政府上任后对于亚太形势进行了检讨，认为这里的力量对比“失衡”了。⑦也就是说，美国在这里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崛起的中国的挑战。现在美国要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来重建这种主导地位。
第四，让美国战略家忧心忡忡的问题是中国军力的发展。中国国防费用的增长，中国的反卫星武器、反舰导弹、潜艇等新型武器系统的发展，中国在航天航空某些高科技领域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都让美国战略界感受到压力。他们把中国看做是愈来愈大的潜在“威胁”。在奥巴马政府的这个新战略中有着浓重的牵制和平衡中国的因素。⑧
总之，奥巴马政府认为，要维护美国在21世纪全球的领导地位，就要把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这里既有严重的安全挑战，又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这里有崛起的中国，而“今天，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所曾经处理过的最具挑战性和最具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8]
三、美国采取了哪些措施？
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是全面的，安全、经济、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同时出击。
第一，安全方面。美国将加大在亚太地区的投入，奥巴马在不同场合一再表示，“预算削减不会影响到在这个紧要地区的花费”。[9]2012年6月初，帕内塔在新加坡亚太安全会议上更详细地阐述了军力调整的内容。美国将加强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在未来8年内把10％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转移到这里，包括6个航母编队，多数水面作战舰艇和潜艇，到2020年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军力量分配达到6∶4。美国还需要在“隐身”战斗机、远程轰炸机、电子战和导弹防御体系方面追加更多投入，以提升“在亚太地区部署力量并执行任务”的能力，美国将以“稳定、从容、可持续的方式”实现重心转移。[10]美国计划花费128亿美元，把关岛打造成超级军事基地，强化第二岛屿链。美国加强了与亚太地区盟国的关系，2010年借“天安舰”事件在朝鲜半岛周围与韩国持续不断地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11年又在南海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举行联合军演。这些军演加剧了地区紧张形势，对于和平解决南海的领土争端显然没有好处。
第二，经济方面。美国试图通过《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来主导地区一体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美国非常瞩目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希望通过它来实现地区一体化。但由于APEC并非正式的组织，而仅仅是一个论坛，它所通过的决议、文件，如要求发达国家在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对于APEC成员来说没有法律约束力，过了20年，美国对它失望了。而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却在实实在在地推进。继中国之后，日本与韩国也决定建立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也就是说，三个“10＋1”已经或正在实现。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又建立了总理会晤机制，并决定从2012年起进行关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这里没有美国的地位，这当然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虽然中国方面一再表示，我们对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态度是“开放的、包容的”，[11]中国并不寻求排除美国，但美国还是不放心。正在这时，新加坡、新西兰、文莱、智利等国发起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美国觉得这是可以利用的机制，就把它拿了过来，并制订了很高的标准，包括环境保护、劳工等。现在已经有9个国家正在进行谈判。笔者曾经与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官员讨论过TPP。笔者质疑，美国订了那么高的标准，有多少国家能够达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这位官员说，美国人办事情的逻辑与中国人不同。中国人的做法是循序渐进，能做的先做起来，然后提高、扩大、深化。美国人的办法是把这件事情要达到的标准先定在那里，谁认为这个标准对自己合适，就加入进来。TPP也是开放的、包容的，不必有人邀请，如果有一天中国认可了这些标准，也欢迎中国加入。笔者认为，美国推动TPP主要是要以此来规范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以此来制约中国。近来奥巴马不止一次地对中国领导人说，“中国必须遵守规则”。⑨这话说得似是而非。关键是什么规则，谁制订的规则。美国要牢牢掌握规则的制定权，现在美国订好了亚太地区一体化的规则，中国如果要参加进来，就要遵守这个规则。
第三，推进价值观外交。希拉里·克林顿称，“比我们的军力和经济规模更强大的东西，我们最强有力的资产是我们的价值观的力量”。[12]可见其对价值观外交的重视。在本地区美国的价值观外交最主要体现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印尼对美国是很重要的国家，首先，印尼是东盟中最大的国家，实际上是东盟的主导国，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兴经济体。其次，印尼是最大的伊斯兰国家，2亿多人口中有89％是穆斯林。最后，印尼是一个从集权体制向西方的民主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都非常重视印尼，一再表示，“印尼的例子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这样拥抱民主和多元化”，[13]“伊斯兰、民主与现代化不仅可以共存，而且可以一起繁荣”。[14]这些年来奥巴马政府对印尼的经济发展、军力提高、教育改善等给予了许多实际援助。
另一个国家是缅甸。从1988年缅甸军人接管政权以来，美国一直对缅甸实行制裁。近20年来，美国与缅甸之间没有互派大使，而是由较低级别的官员维持两国关系。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放弃缅甸。缅甸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拥有6000多万人口，不是一个小国；缅甸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因此美国对缅甸下了不少工夫。近年来，美国不断派遣官员对缅甸进行访问，包括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四次访问，对缅甸政府施加压力，希望在缅甸发生“民主化”变革。2010年11月，缅甸举行了大选；2011年3月，军政府让位给文官政府，缅甸也开始实行了一些变革，包括修订了选举法，释放了一些“不同政见者”，解除了对昂山素季的软禁，并允许其参加选举，开放党禁报禁等。美国显然认为这是推广美国式价值观的成功。希拉里·克林顿于2011年11月访问缅甸时发出的信息很明确：首先，美国肯定缅甸最近发生的变化，肯定缅甸社会开始向民主化的转型，访问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其次，按照西方标准，缅甸的“民主体检”远远没有达标，她的访问是要求缅甸继续朝“民主化”的道路走下去。最后，鼓励缅甸外交的多元化，改变过去过分依赖中国的做法。希拉里·克林顿在与缅甸总统吴登盛的会晤中洋洋洒洒地列出了五项条件，但美国以什么作为回报呢？希拉里·克林顿仅仅表示同意缅甸作为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的观察员，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派评估组去那里调查当地的需要，尤其是在农村和脱贫方面。关于制裁，她说，“我们刚刚处在讨论的初级阶段”，以后美国会根据缅甸政府的行动来采取“相匹配的措施”。[15]可见美国还是两手：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之后，美国开始解除对缅甸的制裁。但两国关系会怎样发展还有许多变数。
第四，鼓励其他新兴大国(主要是印度)与中国竞争以制衡中国。由于印度的领土、人口规模，由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尤其是美国认为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是可以制衡中国的旗鼓相当的力量。其实在小布什时期，美国就十分重视发展与印度的关系。2007年11月，美国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就曾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一个民主的、越来越强大的印度是推进我们全球利益的独一无二的正面机会……构建紧密的美印伙伴关系应当是美国面对未来的最高优先选项之一。这是有实际可能实现全球均势的唯一的机遇”。[16]他在这里使用的都是排他性的说法，“独一无二，唯一”，可见印度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地位。2009年11月，奥巴马访问中国以后，立即邀请了印度总理辛格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显示了美国在中印两国间的平衡姿态。在2010年6月美国与印度战略对话期间，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次重要讲话中，鼓励和敦促印度“不仅要向东看，还要继续与东面进行接触，并在东面发挥作用”；“现在是(印度)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了”。她还呼吁印度“开辟一条”通往中亚的“新丝绸之路”等。[17]2010年10月，奥巴马访问了印度，美国第一次公开表示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印建立了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表示要完全实行2008年签署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2011年7月，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了印度，“全力支持印度作为地区领袖和全球领袖的崛起”。[18]当然，印度的外交政策要服务于印度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不会轻易被美国忽悠的。
第五，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从中渔利。这几年主要的问题是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发出了模糊的、混乱的甚至自相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一再表示，在南海争端中不选边，“对于涉及南中国海……的各种领土争端，采取不偏向任何一方的立场”。[19]另一方面，美国又积极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国际化。2010年7月23日，希拉里·克林顿在河内东盟地区论坛上的突然袭击式的发言；奥巴马在东亚峰会上不顾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反对强行提及南海问题。实际上，这几年来一些东南亚国家与美国重返亚太互相利用。南海问题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抓手，⑩促进了美国重返亚太。美国重返亚太的势头又使有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挑衅中国的行为有恃无恐，美国及别的盟国在南海的军事演习都给菲律宾壮了胆。
四、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会受到哪些制约？
奥巴马政府的新战略是否能如美国决策者预想的那样实现，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学者认为，这种转移中有相当多“忽悠”的成分，就是因为制约的因素太多。最大的制约前面已经提及，那就是美国现在的经济和财政状况。美国能否在几年中把债务降下来，这既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收支状况，更取决于经济的表现。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状况下，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更增强了。帕内塔在2012年6月初举行的新加坡亚太安全会议上刚刚讲完，也参加此次会议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资深成员麦凯恩就表示，“实际情况是，我们在让一些军舰退役。我们正在把我们舰队的规模缩小到二次大战以来最小……我们的承诺与我们对承诺的财政预算是不匹配的”。[20]著名学者李侃如对战略重心转移评论说：“最主要的是，美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完全达到总统所宣布的承诺，除非美国能比现在更有效地处理国内的财政和相关的政治问题。把美国的国内事务整理好是美国新的亚洲战略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美国的TPP门槛定得很高，规则写得很堂皇，“但现实状况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是本地区各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并不根据这些标准办事。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愿意在这种时候损害与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关系，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复苏仍很艰难，欧洲的经济前景又难以确定的时候。”[21]
除了国内的牵制，外交上的牵制也不少。奥巴马虽然宣布了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并在2012年5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动员非北约的国家都来支持美国的计划，但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形势变数太大。美国不少学者认为，塔利班的问题主要是巴基斯坦的问题。奥巴马上任以来一直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了阿—巴新战略。这两年来，美巴关系持续恶化。从2011年11月北约部队对巴基斯坦北部哨所进行轰炸以来，两国关系跌到了九一一事件以来的最低点。美巴交涉拖了七个多月之后，希拉里·克林顿对此正式道歉，巴基斯坦同意重开运输线，美国发放11.8亿美元“联盟支持基金”，以缓解巴当前的经济困难，两国关系得到暂时改善。但这是治标，不是治本。阿富汗的形势也不乐观。2012年以来，美军侮辱塔利班士兵的尸体、烧毁《古兰经》、杀害村民等事件在阿富汗民众中激起了强大的反美浪潮。美国与塔利班的接触也中断了。2012年春天，没有等美军和北约部队发起春季攻势，塔利班反而发起了春季攻势，可见其势力不容小看。美国于2014年撤军后，阿富汗能否维持起码过得去的安全形势(就像现在的伊拉克那样)是令人怀疑的。塔利班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有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与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美国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强大的民主政权，塔利班可以参加民族和解进程，但不能东山再起。巴基斯坦要的是一个虚弱的在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塔利班政权。(11)如果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塔利班真的又卷土重来，美国总统怎样向美国民众交代呢？
中东的事态对美国也是一个制约。从2011年年初发生动荡以来，中东地区至今尘埃尚未落定。但已经出现的一个普遍的趋势是温和的伊斯兰势力当政，在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都是这样。西方一些观察家担心，如果温和的伊斯兰势力解决不了经济和社会问题，那接下来的可能就是极端的伊斯兰势力执政。那就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图画。随着穆巴拉克的去职，美国在过去30年里最忠诚的盟友一去不返了。以色列与埃及、土耳其等周边国家的关系都恶化了，保卫以色列的安全变得更加困难。奥巴马曾经列为执政重点的巴以和平进程停滞不前。伊朗的核问题、海湾地区的局势更是美国决策者的心病。在美国，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认为伊朗是对美国提出了最严重挑战的国家。美国的战略调整没有减少中东事态对美国的挑战和应对这种事态的紧迫性。它需要左顾右盼，有时会捉襟见肘，因为需要调兵遣将去应对更为紧迫的挑战。(12)
由于上述和其他的牵制因素，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虽然来势汹汹，但底气先天不足。新战略是已经宣布了，但到底能实现到什么地步仍然是个大问题。有的美国学者也认为，奥巴马的战略转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1]
五、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对于美国的战略转向，笔者非常赞同参加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任海泉中将的说法：第一，不要看成不得了，这是美国基于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基于自己现在财政困难，也基于整个世界的安全形势做出的应对。第二，也不要看成“无所谓”。要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的复杂性，提高忧患意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严峻情况的准备。[22]
第一，中国可以淡定、冷静、从容地加以应对，既要密切关注，也不必自乱阵脚。不必你来一招，我接一招。美国可以打它的拳击，我们可以打我们的太极拳。也没有必要事事对号入座。我们自己的国防现代化、军事技术的发展是很自然的事情，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也不必受旁人的影响。
第二，继续努力与美国建设基于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胡锦涛主席2011年1月访问美国时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共识，在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时双方又加以重申，不会因为美国战略的调整而有所改变。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理应成为中美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良性互动并不表示双方看法完全一致、没有分歧，问题是如何处理分歧，管控分歧。在这个方面两国过去有经验，也有教训。在西太平洋确实还有一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对于这些因素，中美两国要谨慎对待，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的机制，加强协调和合作；要避免利用国际场合突然发难，使对方处于猝不及防的地步，导致矛盾升级；本地区国家间利益错综复杂，矛盾和分歧时有发生。对于地区争端，两国应该更多地当消防员，切忌火上浇油，不要发出错误的或混乱的或自相矛盾的信息；要避免隔空喊话，任由媒体夸大分歧，煽动民众情绪，甚至绑架了政策；两国在这一地区与第三国的联合行动，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和关切，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国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如果不是这样的作用，那我们也要把话说清楚，并采取适当的反制手段。美国在这一地区有许多盟国。人为突出军事与安全议程，过于频繁、密集、规模过大的军事演习显然不利于地区的稳定，只能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会给两国关系投下阴影。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在当今和未来十年甚至几十年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要多做研究，持续关注，不断努力。
第三，继续实行睦邻政策。过去30年来，中国实行睦邻政策，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对此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环顾全球，许多邻国之间都有边界问题，都有领土争端。但在有领土争端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发展两国的关系，包括贸易、投资与经济合作。这里要处理好宣示主权与发展双边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在需要宣示主权时要坚持原则，毫不犹豫；在发展双边关系时也不要畏首畏尾。自然，要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容易的事情。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问题远不是中国周边关系的全部，也不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全部，甚至不是中国与那些直接的声索国关系的全部。也就是说，领土争端要放在适当的地位。同时，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执法力度，保卫我们的正当权益，包括开采资源、渔民捕鱼等。
新战略是美国全面转型的一部分。自然，即使在美军“瘦身”以后，美国军队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美国的国防开支也仍然遥遥领先于别的国家，奥巴马说大概相当于美国之后十个国家国防开支的总和。美国仍然要维护世界“领导地位”，只是想以较小的代价、以更有效的方式来维持罢了。但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如何，现在都还难下断语，需要我们继续予以关注。
注释：
①参见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1/176999htm。希拉里·克林顿在这里的说法是“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at a pivot point.Pivot”，成为美国战略调整的典型说法，希拉里一再用“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的说法。奥巴马在2012年1月5日讲话中使用的是“a moment of transition”，帕内塔用的词是“strategic shift”，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用的词是“再平衡”(re－balance)，2012年6月2日，帕内塔在亚太安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多次使用了“re－balance”，但美国政要仍然在使用“pivot”。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12年6月7日奥巴马在与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说法：加强美菲关系“与我们所宣称的向亚洲的战略调整是完全吻合的”。他仍然用了“Pivot”这个词。参见“Obama,Aquino to sustain countries' bond”(http://www.upi.com/Top-news/US/2012/06/08/obama-aquino-to-sustain-countries-bond/UPI-87831339140600/)。所以在美国决策者那里这些说法基本是一个意思。在本文中，战略重心转移、战略转向、重返亚太等也是一个意思。
②1998年美国新保守派组织“新美国世纪”(New American Century)发表了致克林顿总统和国会的公开信，认为美国及其盟国不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的唯一办法是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他们的游说下，1998年10月，国会通过了《伊拉克解放法案》，鼓励伊拉克流亡分子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收效甚微。参见Ivo H.Daalder and James M.Lindsay,American Unbound.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6,p.40.
③这一点在九一一事件之前是不明确的。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小布什还嘲笑克林顿政府用上百万美元一枚的巡航导弹去打十美元一个的帐篷(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营地)。
④这几年来，美国民众对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越来越走低。即使在美军击毙本·拉登后，多数民众仍然认为阿富汗战争不值得打。到2012年4月，2/3的受访者认为阿富汗战争不值得打。更不要说伊拉克战争了。参见http//abcnews.go.com/blogs/politics/2012/04/new-tan-war-add-a-call-for-mental-health-monitoring.
⑤击毙本·拉登对于美国，尤其是对于奥巴马政府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冤有头债有主，击毙了本·拉登，奥巴马政府为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中殉难的3000名普通美国人报了仇。第二，奥巴马实现了竞选中的承诺，因为他的许多承诺没有兑现，所以兑现这个承诺显得尤其重要。第三，奥巴马可以说，布什政府这么多年没有做成的事情，他做成了。所以副总统拜登2012年4月在一次演说中用最概括的语言总结奥巴马政府的业绩时就说：“本·拉登死了，大众汽车活了”。参见“Bin Laden Is Dead,General Motors Is Alive".http://content.usatoday.com/communities/theoval/post/2012/04/biden-bin-laden-dead-gm-is-alive/1.
⑥"Bin Laden Is Dead,General Motors Is Alive".http://content.usatoday.com/communities/theoval/post/2012/04/biden-bin-laden-dead-gm-is-alive/1.
⑦2010年5月，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对笔者如是说。
⑧笔者多次与美国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看法当然也不一致。但多数学者坦率地承认其中有“平衡中国”的意图，有的使用“counter-balance”，有的用“rebalance”，有的则用“hedging”。
⑨奥巴马在2011年11月夏威夷的APEC首脑会议上对胡锦涛主席如是说，稍后在东亚峰会上对温家宝总理这么说，2012年2月又对来访的习近平副主席重复了这个说法。参见www.reuters.com/.../us-apec-obama-ceo-china-idUSTRE7AC。
⑩另一个抓手是朝鲜半岛的事态。一个在东北亚，一个在东南亚，似乎完美地为美国提供了重返亚太的理由。
(11)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S.Kaplan)在美国所的报告，2011年12月13日。
(12)在帕内塔2012年1月5日的讲话中强调了“太平洋和中东”，在更多的场合美国决策者强调“亚太”。亚洲应该包括西亚在内。美国的第五舰队常驻巴林。这里强调了海湾和中东的事态，是由于其紧迫性和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