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双重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是实现其特色道路的基本构想。围绕着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展开的诸种矛盾，以及本世纪中叶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使毛泽东陷入理论上的误区。于是，经济建设与政权建设在矛盾的交汇中，困扰毛泽东走过了矛盾纵横交错的二十年。
经济建设和巩固政权建设是《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核心问题，也为日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调
1956年，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后，中国社会即将迈进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党的“八大”会议及时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从此，毛泽东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极为艰难的探索历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对我党来说是实践中的新课题，由于缺乏成功的经验，在仿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便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发现了照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模式中的种种弊端，决心另辟蹊径，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路。从实事求是出发，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毛泽东对经济建设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在1956年3、4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听取了34个部委及一些省、市的汇报，并主持政治局会议对调查情况进行了讨论和总结，从而产生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十大矛盾。正如毛泽东所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①]实现这个基本方针，关键之点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建设；二是政权建设。十大关系的前五个问题，就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第7至9个问题，主要是围绕政权建设，其它两个问题，既围绕经济建设问题又涉及政权建设问题。
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问题，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总结和分析国际、国内情况的基础上，反映到《论十大关系》中的正确认识。从当时“一穷二白”的国情出发，国际上为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及其经济上、政治上的禁锢封锁政策，客观上要求我们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也鉴于国内曾经出现高、饶反党事件，国际上出现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的问题，以及稍后出现的波、匈事件等等。毛泽东在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的同时，也就不能不认真考虑如何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问题。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到我们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
毛泽东无法回避的现实困惑：经济建设与政权建设在矛盾的交汇中，孰轻？孰重？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是毛泽东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为此，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在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正确方针。但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党内整风之机，开始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急速变化的形势，冲击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经济建设与政权建设在矛盾的交汇中，孰轻？孰重，困扰着探索中的毛泽东。
随着“大鸣大放”的逐日升温，毛泽东愈来愈感到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进攻的危险性，愈来愈感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想对共产党取而代之的严重威胁。随即，毛泽东在五月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②]七月在上海干部会上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指出：“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③]由于有了定性的结论，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定性，导致错误决定应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双重建设的现实困惑中，认为巩固新生无产阶级政权是首要的任务。因而，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蕴含在必然趋势之中。尔后，毛泽东逐渐偏离了党的“八大”路线和由他本人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左”倾思想在党内逐渐形成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1958年的“大跃进”，“是被作为1957年整风运动之后必然要出现的‘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④]这是因为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情况下，全党工作的重心实际上并没有放在经济建设上，国民经济的“跃进”是从政治的需要提出来的。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巩固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就要赶超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就必须提出高速前进的计划。”[⑤]过热的“大跃进”运动，由于背离了客观经济规律，在现实中产生的恶果很快就暴露出来了，使得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又一次受到严重的冲击。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不能不重新认识和探讨出现的新问题。为解决在经济战线上开展的公社化运动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党中央于1958年底召开了郑州会议。会上纠正了在公社化中所发生的“左”倾错误。随后，在武汉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讨论了人民公社化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会后，从中央到地方许多负责同志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也在视察河北、山东、河南、天津等地后，决心从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入手，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时隔半年之后召开的“庐山会议”、主要是继续纠正“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但不幸的是，会议后期却针对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意见进行批判。“庐山会议”为什么从纠“左”又急转反右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在经济建设与政权建设双重任务的困惑中，毛泽东难以摆正其位置。当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的意见涉及到最高领导层时，毛泽东难以接受，他便从巩固政权的角度来审视其“意见”。于是在8月16日的讲话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使得中苏论战以来，毛泽东“一直思虑着革命的变质问题，不断使他直接或间接地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来。”[⑥]从巩固政权、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引伸到党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扭转了纠“左”方向，致使“左”倾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大跃进”造成的恶果使得经济极度衰退，百姓缺衣少食。严重的经济失调已造成经济建设的步履维艰之势。面对如此严峻的困境，毛泽东在痛苦之余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在1960年6月18日写下了《十年总结》一文。毛泽东解释他写《十年总结》的动机时说：这是从历史说明问题。使我们认识事物，主动性多一点。要主动，就要对客观实际认识准确。应该说，在经济建设与政权建设的矛盾困惑中，此刻，毛泽东已预感背离了客观经济规律。所以他进入了更深一层的思索：这两年为什么会犯这么多严重的错误？对问题的深层思索又使他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在1961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原则。为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他提议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在经过调查的基础上，党中央制定了对国民经济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指出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于是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基本扭转了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困难局面。
国民经济的调整在“反修防修”巩固政权中，毛泽东最终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切实贯彻以调整为中心。党中央抓着开好头、起好步的契机，于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大会报告，指出：“一九六二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最关紧要的一年”，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2月，又召开了“西楼会议”，制定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一部分省区的生产队试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北京举行了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并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合实际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
正当国民经济处在相对稳定发展之时，国际形势又起波澜。赫鲁晓夫执政的苏共一方面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对我国施加种种压力，另一方面又大搞策动诱骗；印度政府也指使其军队数次越过“麦克马洪线”，侵犯我国领土。这一年，蒋介石集团又乘机叫嚣“反攻大陆”，并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大陆进行颠覆破坏活动。不利的国际环境，加之我国在经济调整过程中由于物资供应紧张，一些基层干部多吃多占，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又为毛泽东的探索增添了新的忧虑和困惑。反映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全会着重讨论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一方面作出了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的决定，另一方面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虽然全党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方面，但是，随着“四清运动”的开展，阶级斗争又一次升级，毛泽东进而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来，阶级斗争的对象就由抽象到具体，由社会到党内；阶级斗争的范围就从局部到各条战线，从地方到中央。从而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不少文章已经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党内“左”倾路线的产物。这是毫无疑问的。而问题是，对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形成，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我们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的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他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又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胜利，由此毛泽东的威望在全国人民中达到了高峰，然而，崇高威望在“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弊端的政治体制下，民主与法制就难以健全，个人崇拜之风就会愈演愈烈，党的决定就不能不体现在个人意志中。实践中，毛泽东在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双重矛盾困扰中，在缺少建设社会主义成功经验的情况下，面临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环境，主观断定修正主义就在身边。他要利用个人集权，紧紧捍卫为之创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在纠正反右扩大化问题时，党中央领导进行的甄别平反工作，对纠正“左”的错误，调动干部的积极性起了极大的作用，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毛泽东却指责这是“翻案风”。所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的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并指明其具体表现就是“单干风”和“翻案风”。因此，在他修改审定的、被认为是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最后部分，特意点出了文章的要害是清算两股风。
党内一伙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们又在毛泽东晚年投毛泽东之好，兴风作浪，利用他的错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和康生就推波助浪，利用毛泽东指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的话，大加发挥，诬蔑彭德怀是野心家，“和党从来就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制造分裂、企图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害。”在京剧《海瑞罢官》上演后，康生和江青又谗言毛泽东，说此剧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罢官有关，其后，以此证明，中央不仅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还有发生政变的危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完全背离实际的分析，由此，“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成为必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就不能不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
困扰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质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他把马列主义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接着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气魄，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条件下，为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伟大而艰辛的探索。
回顾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尽管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对经济规律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什么叫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因此，认为高度统一集中的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从而一味追求“一大二公”，只强调调整生产关系、扩展公有制成份来促进社会发展，这就在客观上，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上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失误，超越客观实际的“左”倾思想就有了滋生的条件。伴随着党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民主法制的不健全，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已逐渐升级。党的正确决议不能得到实施。即使在实践中发现了问题，也曾对“左”倾错误有过多次纠正，但由于偏离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根本问题，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试图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并借以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样一来，为经济建设和巩固政权建设所困扰的毛泽东，最终走向了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正确轨道，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实践证明，经济建设与政权建设，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它们不仅仅具有排斥性、非一致性，而且具有相联性、统一性，同处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只能依据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以此作为衡量我们是否偏离社会主义轨道的试金石。遗憾的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重新回到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
注释：
①(2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424—425、445页。
④1982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回答一个问题》一文。
⑤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评论》第87页。
⑥[英]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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