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型农业企业成长过程中社会资本属性的演变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属性论文,特征论文,资本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3-0075-06
一、引言
企业社会资本的演变与企业成长具有相辅相生性(乐国林等，2006)，[1]家族企业成长的实质就是不断而有效地与各种社会资本融合的过程：无论是资本规模的扩大、组织结构的扩展，还是市场盈利能力的提高，都意味着要突破家族金融和人力资本的封闭性，建立广泛的网络联盟。企业成长的障碍就是不能有效地融合社会资本，其衰落或夭折就是融合社会资本过程的中断(储小平，2003a)。[2]
原生型农业企业大多萌发于家族，中国家文化和伦理本位背景下，受制于农业生产高风险而且启动资本相对不足，农业企业拥有的组织社会资本在农业企业创立和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对于非农企业更为显著。本文着重探讨农业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下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和结构特征演变的规律性和普遍性，揭示社会资本演变对农业企业成长的启示性意义。
二、研究回顾：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与结构特征
关于信任的资源属性。社会资本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是信任(张其仔，1997；福山，1998；高闯，2008)，[3]其反映了社会资本的存量水平，并决定着社会资本的未来积累程度。由此，信任被大多数学者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核心变量要素(Knack，1997；La Porta，1997)。[4]原生型农业企业一般都具有乡村背景这一共同的环境特征，相对封闭的空间，经常性博弈的声誉，使得村民乡亲间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社会群体。高水平信任下的丰富的乡村社会资本成了金融和人力资本缺乏的原生型农业企业可以利用的不可或缺的存续性资源。承袭家族信任的农业企业的组织内信任随着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分别呈现出家族信任、泛家族信任与制度信任依次置换特性。家族成员之间的家族信任水平最高；家族成员和泛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属于泛家族信任，信任度也较高，但次于家族信任；而家族成员、泛家族成员与通过普通的雇佣关系进入家族企业的人员之间的信任则属于制度信任，其信任度较低(储小平，2003b)。[5]
关于网络的结构特征。农业企业的社会资本天然呈现独特的结构属性——双重关系网络(杨玉秀，2010)：[6]既具有家族关系的特征，同时又具有企业科层组织结构关系的特征。不同于典型的科层制组织的视人为原子化(atomized)的机械式关系网络，以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乡村社会网络空间相对封闭，村民农户交互行为频率较高，形成的人际网络紧密度高、稳定度好、同质性强，社会资本存量大(成良斌，2006)。[7]高密度网络关系和高强度交互模式下的强关系型社会资本，缩短了社会网络有效路径，网内成员相互之间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经济收益(杨亚丽，2007)，[8]而无需要付出更多的额外成本。
关于交互行为的逻辑。林南从资源分析角度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Lin，1986、1990、1992)，[9]认为工具性行动意在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而情感性行动则是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工具性行动由于可能获得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回报而成为行为人的刻意追求，以便从中求得资本的增加。经济回报是直接的；政治回报也类似于直接，表现为一个组织中的等级地位；而作为社会回报来自于不对称社会交换，不对称社会交换产生社会债务，债务越多，自我和他人维持关系的需要越强烈，在网络中传播信用的倾向越明显，所获得的声望越高。社会回报是工具性行动的基础。对情感性行动来说，社会资本是巩固资源和防止可能的资源损失的一种工具(Lin，1986、1990)。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的回报经常彼此增强，导致工具性和情感性回报呈现不同的模式。开放的网络和关系更可能接近和运用“桥梁”去获得稀缺资源，增强其获取资源和工具性回报的机会。而一个具有更亲密的互惠关系的紧密型网络，会增加动员新的共享利益和资源以保护现存资源的可能性。
综合性的研究来自于Nahapiet & Ghoshal(1998)，[10]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分为结构性、关系性和认知性三个维度。结构维度指关系网络及其结构特性，如网络存在与否、联系强弱及网络结构状况等；关系维度指网络中成员间的信任、规范与惩罚等；认知维度指网络中的认知范式，如语言、符号、文化习惯以及组织内的默认知识，包括是否拥有共同经历、共同的立场和观点、共同的语言文化等。组织内部关系网络越紧密、组织成员间信任度越强、组织内共同的语言、文化习惯和共同的价值信仰越多，组织内的社会资本就越多，也就越有利于组织的发展。
乡村背景下的原生型农业企业更加倾向于家族高度信任水平、组织内部联系紧密的强关系社会网络，具有显著的情感倾向的交互行为的历史延续和普遍接受认可的价值取向，使得社会资本对农业企业诞生和成长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组织更加显著。
三、农业企业成长不同阶段下社会资本演变特征
现有组织理论对企业成长阶段划分，农业企业的发育成长也历经新创、成长和成熟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会面临着突然死亡的威胁，为规避风险，不同成长阶段企业需要进行目标和资源配置的调整，由此导致农业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拥有的社会资本存在明显的差异。演进视角下，农业企业组织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和结构特征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显著的规律变化(见图1)。创业阶段的农业企业的组织社会资本明显承继于家族社会资本；扩张阶段的企业在保持原有社会资本的前提下，进一步吸纳乡村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和结构特征开始发生变化；而农业企业的成熟稳定则伴随着组织社会资本向科层制下的制度社会资本的顺利转变。农业企业的成长是集聚吸纳并丰富原有承继的家族和乡村社会资本、不断吸纳科层社会资本、有效整合组织内外社会资源、克服组织成长障碍的过程。
(一)新创农业企业的初始社会资本大多承继于家族社会资本
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过程难以细分。风险和高监督成本下，不可能采用资本密集的生产组织方式。受启动资源匮乏的强烈约束，为克服新创负债，原生型农业企业将创始者的家族社会资本自然而然地移植到组织，以便顺势利用社会资本的经济功能。由此，原生型农业企业的初始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和网络结构特征明显带有家族特性。组织内成员基于亲缘，世代交往，交互行为大多尊崇浓厚的亲缘情感。家族成员间较高信任水平和较小网络半径，以及极为相似的认知维度，使得组织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其较高的边际贡献大大降低了组织运行成本。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自觉自愿合作模式，使得企业创业成员能够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社会资本成为组织顺利规避农业企业创业生存面临的风险，进入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图1的路径L1)。如果社会资本的边际贡献不足以抵补新创负债，企业可能会在初创期夭折。
(二)农业企业成长阶段社会资本属性特征的演变
跨越生存期进入阶段2的成长期的企业，开始“青春期”般成长，经历快速成长带来的“成长的烦恼”。无论是资本规模的扩大、组织结构的扩展，还是市场盈利能力的提高(储小平，2003a)，每一种成长标志都意味着随着非家(宗)族成员的吸纳，企业的社会资本属性特征将逐渐发生变化。资源属性由原有的家族信任向泛家族扩展，信任水平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原先“闭合”(closure)的社会网络将打开，企业关系网络沿着家族网络向外扩展至泛家族——村民乡亲，组织成员的情感性遵从意愿开始下降，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凸显；组织成员个体目标开始偏离组织目标。在利益和目标冲突下，曾经在企业新创期起到核心作用的亲缘型社会资本的边际收益将逐步降低，潜在的消极作用将逐渐显露。企业在吸纳来自于乡村的金融和人力资源的同时，如果不能适时将原有的家族社会资本与乡村社会资本进行有效的协调整合，结构逐步变化了的组织社会资本可能不足以抵补企业迅速扩张带来的交易成本提高，那么组织将可能从A点开始下滑，最终蜕化(图1之阶段1的虚线部分)，组织在社会资本的冲突中消失。而成功的企业将突破A点，顺势进入阶段2，实现规模突破，进入企业成长阶段的平台期(图1之L2路径)。
(三)农业企业成熟期科层型社会资本的建立
农业企业通过有效吸收外部资源，将乡村社会资本有效整合，企业实现成长，组织边界将向着更加动荡复杂的竞争环境(图1阶段3)延伸扩展。处于阶段3的规模迅速扩张的企业在正规化管理和制度压力下，其社会资本属性特征将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企业的科层特征基本具备，企业原先主流的“亲缘+乡村”式社会资本将被科层型(制度)社会资本逐渐覆盖，家族和乡村信任将被科层网络关系下的制度信任置换；企业成员开始由情感性遵从，转化为科层制下的对上级和各种正式契约服从。成员的交互行为也逐渐从基于利他性感情交往，逐渐呈现工具性行为，以获取各种可能的回报。如果这种转变不能顺利实现，科层制的制度优势不能够有效发挥，而其产生的组织成本不能被组织社会资本有效抵补。同时，前期成功经历产生的路径依赖效应，锁定于“家+乡亲”的圈子而导致组织步入低效率困境，企业很有可能会从B点下滑，组织步入蜕变的路径。反之，如果能够有效整合隶属主体不同、主体交互关系复杂、信任程度差别极大、组织社会人际网络结构交错、功能性质各异的各类社会资本，农业企业就具备向符合现代性大企业的科层型社会结构顺利转化的前提条件，组织发展就可能顺利跨过图1中的B点，沿着路径L3实现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管理的飞跃。
图1 社会资本边际贡献与农业企业成长阶段的耦合
四、案例分析
（一）个案背景：温氏集团的发展历程是诸多原生型农业企业典型之一
1983年，由温北英牵头，集资8000元，创办勒竹畜牧联营公司，开始了温氏集团的创业历程。公司创立时共有“7户8股”，其社会关系见图2。北英和鹏程是父子，算是一户两股，金长、木桓、温湛都是来自石头冲村的同宗兄弟。严百草是车岗相塘人(同属新兴县)，又与鹏程是同班同桌的学友，高中毕业后就跟鹏程在一起办养猪场，一直共事到现在。梁洪初是北英的至交好友，当时在县食品公司东成食品站当站长，温泽星时任簕竹公社党委书记。尽管后面的两位股东不参与现场工作，只是出资表示支持。①然而，与8000元的启动资金相比，温氏集团前身的组织社会资本用“丰富”形容不甚为过。目前，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以养鸡业和养猪业为主导、兼营生物制药和食品加工的多元化、跨行业、跨地区发展的现代大型畜牧企业集团，在广东及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建成110多家一体化公司。2007年，温氏集团成为广东省首家百亿元级规模的农业龙头企业；2008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58亿元，上交税金2.8亿元。温氏集团实行农业生产的信息化管理，实现生产、销售和财务管理信息实时共享，其管理水平处于国内农业企业领先位置。
（二）案例分析：社会资本视角
(1)家族社会资本是温氏集团诞生的土壤。初创企业生存瓶颈在于机会识别的困难和启动资本的限制，而组织的经济活动更是着床于更广的社会习惯与道德之中(福山，1998)。[11]尽管温氏集团的开元创始人温北英具有对机会的敏锐识别能力，但是，农业的生产高风险、高监督成本下投入资源严重匮乏，成为很多原生型农业企业夭折的重要原因。温氏集团审时度势，凭借对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动员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物质资本的整合能力，克服了启动资金的限制。
浓厚的社会资本不仅是资源困境下维系组织初始存续的重要资本，而且是组织成立初期应对农业生产高风险、低投入下孱弱生产组织的补偿机制。温氏集团创业阶段组织运作从人员管理到市场开拓，都印刻着社会资本的烙印。作为社会资本资源属性的组织内成员间深度个体信任，以及由此导致的感情型管理是温氏(也是大多数原生型农业企业)创业初期最显著的特征。温氏集团高层不仅凭借亲缘、宗缘和乡缘的高水平持续信任和基于个体情感对组织有效协调，与此同时，密集的互惠性家族网络的导向、规制和协调作用，同样起到制度规范的管理效果，降低了组织合作、监督和控制成本，化解了集体生产的困境，家族社会资本直接经济功能得以实现。家族社会资本像肥沃的土壤，支持企业沿着图1路径L1顺利发展，跨越阶段1，步入成长期的发展阶段。
图2 温氏集团初始社会资本结构
(2)乡村社会资本是“公司+农户”有效运行的保障。高速成长的企业不仅面临资源困境，而且应对制度压力。温氏进入规模迅速扩张的成长期后，尽管旧有的家族社会资本仍然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却很难能满足企业高速成长下倍增的物质和人力资本需求。此时，温氏创立了“公司+农户”生产组织方式，这种后来被称为温氏模式的企业成长模式，选择沿着以宗族为核心的乡缘关系延伸和扩展(黄珺，2009)，[12]而“公司+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大规模组织畜产品生产的监督考核成本。然而，企业要面临社会资本从家庭信任到乡村信任的资源属性特征、家族网络到乡村网络的结构特征的转化的压力(图1的拐点A点)。这种转化如果不能够顺利进行，迅速下滑的信任水平将会稀释组织的社会资本，契约约束的脆弱性、协调上的困难和合同的执行成本高等内在制度性缺陷，使得“公司+农户”组织形态稳定性欠佳，严重抵消其初始优势。几近80%的违约率，使得精心设计的“公司+农户”这一组织制度毁于一旦，此类现象在我国比比皆是。[13]
现有社会资本理论关于“制度安排效能的发挥取决于社会资本，特别是信任的支撑”的观点，被温氏集团恰如其分地再现。坐拥其他群体、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乡村社会资本成为“公司+农户”契约能够实施的保障。“公司+农户”的一箭双雕作用，使得企业顺利度过了扩张过程中社会资本属性特征转变对组织的冲击，丰富的乡村社会资本对家(宗)族社会资本的弥补使得组织总社会资本的边际贡献上升，组织沿L2向上运行，规模顺利扩张。温氏实施“公司+农户”组织方式的合作农户从1986年5户，3年之后的1989年上升到180户，1992年上升到1500户(2007年36500户)。
(3)制度型社会资本成为温氏“工业革命”的推进器。成长中的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增加、竞争更加剧烈。企业不仅需要面对外部环境的较大不确定性，同时，还要应对自身资金、技术、人才的短缺和管理的制度正规化压力。仅仅依靠传统的乡村网络难以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标准的人才。温氏高层高瞻远瞩，早在家族社会资本对企业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之前，温氏集团就从技术和制度设计上对企业进行先行变革，使得企业顺利突破了成长内部制度瓶颈——家族企业内部科层制度的欠缺。1985年“36条”养鸡规则从技术上对生产实施保障，1986年簕竹鸡场由部分股东制改为全员股份制则提升了员工物质激励水平，1989年以红海战术换取销售网络短缺，1990年职工内部股票发行、销售部成立以及MIS系统，1993年9月，温氏食品集团在1990年基础上再次进行工资改革。所有这些措施有效弥补了企业规模扩张过程中制度的缺陷。
随着温氏“工业革命”的实施，外部资源被大量吸纳。从1986年首批技术人员的进入，到2007年759位主任一级以上管理人员中，来源于外省的职工占职工总人数达到了44%。“圈外人”的大规模进入，使得组织的社会资本属性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有的感情型信任，更多被对技术人员的权威型信任、对管理人员的科层型制度信任所取代，信任的资源属性再次发生变化，信任水平较家族信任显著降低；同时，社会资本结构特征也发生变化，原有的宗族乡民人际网络拓展到非家族领域，人际网络强度下降，组织关系复杂程度增加，原先的家族乡民型社会资本对组织的边际贡献进一步降低，基于科层的组织社会资本边际贡献开始上升。内容和结构变化了的社会资本如果不足以抵补企业扩张带来的交易成本提高，那么，企业将面临图1的B点下滑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诸如爱多、巨人、三株等大量广东家族企业纷纷倒闭，大多数处于这个阶段，其共同的特征是随着非家族成员的加入，家族信任的正面作用迅速降低，阻滞作用凸显，组织赖以生存的亲缘型信任没有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普遍信任，与企业组织结构相适应的信任结构缺失，严重威胁到组织的发展。
(4)主动培育科层组织的“文化型”社会资本。成熟阶段的农业企业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管理规范化，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企业战略目标设定的问题。按照组织理论的一般逻辑，大规模企业面对复杂的环境应该采取的有效管理方法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强制度、高规制下的组织成员服从命令、步调一致！这恰恰成为一般农业企业成长的瓶颈，乡村文化背景下，村民农户更多习惯于依循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习惯于服从人治——忠诚家庭、依赖亲友。
作为农业企业，如果一味照搬北美经验，把人看作原子，严格采用科层管理的方式，可能会使企业成员表面服从，实则背心离德，组织每一个层次的委托代理机制因为没有丰富的社会资本的支撑难以发挥高效作用。最终，组织步入大企业老化的阶段。管理实践多次证明，大多成功的管理模式因外部效度不足不能广泛推广的原因，不在技术层面，而在管理的社会人文层面——社会资本这个企业植根的土壤。温氏模式如果移植到广东郊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淳朴民风和社会资本几乎消失殆尽的环境下，那结果只有一种——失败。与温氏经营范围几乎完全重叠的江丰实业公司，就选择采用“公司+基地”的一体化生产组织方式，以规避社会资本不足致使爽约屡屡发生，给企业经营带来的毁灭性风险！
五、结论与启示
组织社会资本内容属性和结构特征随着企业成长不同阶段发生规律性变化。原生型农业企业大多萌发于家族，中国家文化和伦理本位背景下，受制于农业生产高风险而资本相对不足的农业企业，其拥有的组织社会资本在农业企业创立和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对于非农业企业更为显著。
原生型农业企业在创业期的组织社会资本大多承继于家族。资源匮乏背景下，组织内成员较高信任水平和较小网络半径，以及相似的认知度，使得组织的社会资本边际贡献足以抵补组织新创负债。
步入成长期后，非家族成员的大量吸纳，原有的家族信任向泛家族扩展，信任水平下降；曾经起到核心作用的亲缘型社会资本的边际收益将逐步降低。企业如果不能及时将原有的家族社会资本与乡村社会资本进行有效的协调整合，组织将面临蜕化，甚至消失。
成熟期农业企业的社会资本属性特征将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科层制下“亲缘+乡村”型社会资本将被科层型社会资本逐渐覆盖，家族和乡村信任将被科层网络关系下的制度信任置换；企业成员开始由情感性遵从转化为对上级和正式契约服从。成员的交互行为也逐渐呈现工具性行为。社会资本的转化、整合如果能够顺利进行，企业就有可能实现向现代企业顺利转型，实现现代制度规范管理的飞跃。否则，科层制的制度优势很难有效发挥，组织必然步入老化直至消失的路径。
社会资本不仅具有直接降低组织运行成本的功能，同时也是其他正式制度有效运行的保障。对“公司+农户”的支持如此，对科层制的支持亦然。以科层型社会结构为主，感情型社会资本为辅的新型资本结构的现代企业，可能不仅是农业企业的选择，也是典型的工业企业的选择。
注释：
①温氏集团内部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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